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_黄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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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巴利语在东亚佛教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如何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
而梵语和巴利语作为佛教经典的重要语言载体,在东亚佛教社会的变革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梵语是古印度的一种典雅语言,巴利语则是古代印度的一种俗语。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佛教经典以梵语和巴利语书写而成。
当佛教传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地时,这些语言也随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梵语巴利语对于佛教教义的传播和理解起到了关键作用。
佛教经典中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和修行方法,而准确理解这些经典的含义对于佛教的传承至关重要。
由于最初的经典大多以梵语和巴利语写成,对于这些语言的研究和掌握,使得东亚地区的佛教徒能够更直接地接触到原始的教义。
例如,在中国,许多高僧大德致力于对梵语经典的翻译和解读,通过他们的努力,佛教的核心教义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被理解。
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注入了新的元素。
其次,梵语巴利语促进了东亚地区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佛教在东亚各国的传播并非孤立进行,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通过对梵语巴利语的学习,各国的佛教徒能够跨越语言障碍,交流彼此的修行经验和对佛法的领悟。
这种交流不仅推动了佛教思想的发展,还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
比如,佛教的建筑风格、雕塑艺术、绘画等在东亚各国都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又都能追溯到共同的源头——梵语巴利语经典中的描述和象征。
再者,梵语巴利语对于东亚佛教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语言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佛教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
这种学术研究不仅有助于还原佛教的真实面貌,还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历史和文化借鉴。
同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为佛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佛教人才。
然而,梵语巴利语在东亚佛教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演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给其传播和应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关于消失的汉字的研究报告死亡已成定局,并且不可逆转,但是出于考古、宗教或是学术的需要,这些存在于古代的语言文字又被赋予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梵文、巴利文、西夏文、契丹文、回鹘文、吐火罗文……尽管都有辉煌的过去,但现在,它们与热闹的世界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古老的中国出现过很多种类型的语言文字,然后伴随历史的演进而消失,其承载的文化记忆尘封于流转的岁月,后人只能从碑文上或者史料中寻找先前的蛛丝马迹。
死亡已成定局,并且不可逆转,但是出于考古、宗教或是学术的需要,这些语言文字又被赋予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梵文、巴利文、西夏文、吐火罗文……使用的人口和圈子都很有限,往往被视为即将绝迹的学问。
梵文:真正的学者不超过20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荣获印度政府“莲花奖”,而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季羡林在2008年也曾被授予这项最高荣誉。
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梵巴专业后,黄宝生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前四年打下梵文基础,第五年再学巴利文。
“梵文属于印欧语系,西方人学习梵文相对容易,而汉语的语言形态与印欧语系完全不同,中国人学起梵文来会非常艰苦。
”他说。
学生时代的黄宝生就喜欢阅读国外的翻译作品,也一直向往从事译介工作,他深知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因此在未名湖畔学得不亦乐乎。
“能跟着两位高水平的先生做学问是人生的幸运。
”黄宝生感叹道。
近代中国遭遇内忧外患,一些学者是在国外学习梵文,陈寅恪、汤用彤留美,季羡林留德,金克木在印度,林藜光在法国。
“当时碰到二战,生活非常困难,季羡林忍饥挨饿,熬过来了,林藜光病倒了,没能挺过去,否则他也会在这个领域做出很大的贡献。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
在黄宝生看来,印度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梵文文献和古汉语文献一样,都是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佛教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经也随之流失。
中国人凭借独有的纸和印刷术,把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如何利用梵语巴利语文献研究佛教科学思想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
而梵语巴利语文献则是研究佛教科学思想的重要宝库。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佛教的科学思想。
梵语和巴利语是佛教经典中常用的两种语言。
梵语具有严谨的语法结构和丰富的词汇,巴利语则相对更为通俗和直接。
要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首先得掌握这两种语言。
学习梵语和巴利语并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只有熟练掌握了语言,才能读懂原汁原味的文献,避免因翻译带来的误解和偏差。
在具备了语言基础之后,我们需要对梵语巴利语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这些文献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寺院和研究机构中。
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源,为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
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数字化的文献数据库,方便研究者查阅和对比。
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文献的分类和比较。
不同的文献可能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和教派,它们所表达的佛教科学思想也会有所差异。
通过分类,可以将相似的文献归为一组,进行集中研究,找出其中的共性和个性。
比较不同文献之间的差异,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科学思想的演变和发展。
比如,有些文献可能侧重于探讨佛教中的宇宙观,描述宇宙的结构和运行规律;而另一些文献可能更关注人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如对人的意识、感知、情感等方面的分析。
通过对这些不同主题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佛教科学思想体系。
深入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哲学理念也是至关重要的。
佛教的核心教义如“四谛”“十二因缘”等,都蕴含着深刻的科学思想。
例如,“十二因缘”揭示了生命流转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因果的强调与现代科学中的因果律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通过对教义的深入剖析,我们能够更好地从文献中挖掘出与之相关的科学内容。
同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佛教科学思想,而要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与古代印度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梵语巴利语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当今医疗健康领域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时代,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层出不穷。
然而,梵语巴利语这两门古老的语言,似乎与现代医疗健康领域相距甚远。
但实际上,它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有着意想不到的应用前景。
梵语和巴利语是印度古代的语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虽然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日常交流中并不常见,但在学术研究和特定领域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梵语巴利语中的古代医学文献蕴含着丰富的智慧。
许多古代印度医学经典,如《遮罗迦本集》和《妙闻本集》,都是用梵语书写的。
这些文献记录了当时对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见解和方法。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研究和翻译,我们有可能挖掘出一些被遗忘或忽视的医疗知识和技术。
比如,古代文献中可能记载了一些天然草药的药用价值和使用方法。
在现代医学越来越重视天然药物和替代疗法的背景下,这些古老的知识或许能为新药研发提供灵感。
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如瑜伽和冥想,其原理和实践在梵语巴利语的文献中也有详细的阐述。
研究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理解和应用这些身心疗法,促进心理健康和慢性疾病的康复。
其次,梵语巴利语在心理治疗和精神健康方面也可能发挥作用。
佛教的经典大多以巴利语记录,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心灵修行和应对痛苦的智慧。
例如,正念的概念在佛教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通过学习巴利语经典,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正念的本质和实践方法。
现代心理治疗中,正念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
通过对巴利语经典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正念疗法的理论和实践,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此外,梵语巴利语中的哲学思考也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增强应对疾病和逆境的心理韧性。
再者,梵语巴利语的语言特点和结构对于医学术语的精确表达和理解可能具有一定的帮助。
梵语是一种高度精确和富有逻辑性的语言,其词汇和语法结构能够准确地描述复杂的概念。
在医学领域,准确的术语表达至关重要,因为任何的模糊和误解都可能导致诊断和治疗的错误。
作者: 长安[1]
作者机构: [1]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世界文学
页码: 319-319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期
主题词: 杰出成就奖;教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评奖委员会;师利;迦罗;外国人士
摘要:印度南印教育学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为表彰对印度国民做出终身奉献的杰出人士,特设以坎契普兰市的圣人师利旃陀罗塞迦罗因陀罗 娑罗私婆底大师冠名的国民杰出成就奖。
此奖自1998年起,已颁授给公众领导人、社团领导人、科技人士、社会思想家、哲学家、外国人士等共计79位获奖者。
2019年6月下旬,评奖委员会一致决定,将第22届师利旃陀罗塞迦罗因陀罗 娑罗私婆底国民杰出成就奖国际学者奖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梵文中心主任黄宝生先生。
钱⽂忠讲座中的梵⽂错误并及其他(转贴)学术界现在的批评很有意思,同门若有⽭盾,通常都是暗中较劲的,很少有同门媒体上争得脸红脖⼦粗的。
因此,同门如果公开相争,⼈们通常就会认为不外乎两种原因:⼀⽈争宠,⼆⽈争利。
⼀⼈暴得⼤名,另外⼀⼈的批评,往往会被认为是嫉妒⼼在作怪。
如果⼈们对于批评都作如是理解的话,那么就⽆所谓批评了。
今⽇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社科院葛维钧先⽣对于复旦⼤学钱⽂忠先⽣批评,虽然同属季羡林先⽣门下,但葛先⽣的批评,⽆论有⽆其他我等难以知晓的隐情,但这种有理有据的批评则是值得赞赏的。
不过,奇怪的是,此⽂不但已经发表了⼀段时间,⽽且在⽹络上⼴为传播,但作为师弟的钱⽂忠先⽣⾄今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是什么原因?按:葛维钧 ,1942年⽣,1979~1982年读研究⽣,导师为季羡林先⽣,后服务于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作。
著⽂所涉较杂,主要有:《阿育王法与佛教的法不应混同》、《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妨碍了历史学的建⽴》;《论(⼼经)的奘译》、《智颉解经⼆误》、《严译与什译》;《业报理论源流探索》、《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施舍观念及其异同》;另外还参与印度古代史诗《摩词婆罗多》的汉译⼯作,于《南亚⼤辞典》的编纂⼯作中任常务副主编。
以下为葛先⽣原⽂:(转贴⾃/v6/View.aspx?NewsID=37784)⽇前读《中华读书报》,偶见2007年10⽉31⽇第18版“热读”栏⽬有⼀篇⽂章《钱⽂忠:再现⽞奘的真实形象》,对“百家讲坛”《⽞奘西游记》所成同名图书进⾏了评价。
读后发现⽆论正⽂,还是简介,第⼀段都有问题,这就引发了我谈谈个⼈看法,并对若⼲问题就我所知提供情况的愿望,⽽引据所及,亦有“讲坛”本⾝和其他报刊。
我想先从正⽂说起。
⼀、关于梵⽂错误 1. 是“名称”,不是“匀称” 正⽂开始,作者即以赞许的⼝吻指出钱⽂忠教授所著《⽞奘西游记》⾥“有许多有趣的‘知识点’”,然后“随便举⼀例”,就举出了唐代诗⼈王维和“维摩诘”⼆者名号因缘这件事。
梵语巴利语在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如何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东亚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梵语和巴利语作为佛教经典的重要语言载体,在东亚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梵语,这一古老而神圣的语言,在佛教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许多最初的佛教教义和经典都是用梵语记录和传承的。
梵语的精确性和丰富性使其能够准确表达佛教中深奥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内涵。
对于东亚地区的佛教徒来说,学习和研究梵语有助于他们直接接触到最原汁原味的佛教教义,避免因翻译和解读的偏差而产生误解。
在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中,梵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经典的传播上。
大量的佛教经典,如《心经》《金刚经》等,最初都是用梵语书写的。
这些经典通过僧侣的传播和翻译,传入了东亚各国。
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但梵语原文的存在为翻译的准确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梵语还促进了东亚地区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由于梵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特点,它能够更准确地表达佛教中的概念和逻辑关系。
东亚的佛教学者通过对梵语经典的研读,能够更深入地探讨佛教的哲学思想,如“空”“无我”“涅槃”等核心概念。
这种深入的研究和交流,不仅丰富了东亚各国的佛教思想体系,也促进了不同地区佛教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巴利语,作为早期佛教使用的语言,同样在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巴利语经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原始风貌,为研究佛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于东亚地区的佛教修行者来说,巴利语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承载的修行方法和实践经验。
例如,巴利语经典中的禅修指导和戒律规定,对于东亚地区的佛教修行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过学习巴利语,他们能够直接获取这些古老而有效的修行方法,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
在文化交流方面,梵语和巴利语的学习和研究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
各国的佛教学者因为共同对这两种语言的兴趣和研究,相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见解和心得。
深圳商报/2011年/5月/26日/第C07版人物周刊印度知名梵文学家、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获得者夏斯特利来深做学术交流夏斯特利:中国梵文研究现状让我惊讶深圳商报记者王光明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Satya Vrat Shastri)先生,堪称当代印度最知名的梵文学家。
“他是印度的季羡林,在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的学术地位,值得采访”,5月20日,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经过11位评委一致通过,夏斯特利获得印度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
该奖项相当于印度的诺贝尔奖,印度总统亲自颁发证书、奖章及约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夏斯特利今年81岁,5月9日首次访问中国。
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10天的学术访问交流之后,5月19日、20日在深圳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中国梵学研究非常出色,同德国、英国等梵学研究大国相比毫不逊色”,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说。
夏斯特利为人非常谦和,笃实敦厚。
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已经是四代同堂,但潜心梵学研究七十余年未变。
郁龙余介绍说,夏斯特利先生博学精深,在印度乃至整个国际梵文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与影响。
研究印度国学“梵学”七十年给王子和公主授课梵文是古代印度通行的文化语言,意思是文雅的语言,和比较接近各地方口语的种种“俗语”相区别。
梵文中包括早期的吠陀语和后起的规范化的梵语。
从古至今印度有用梵文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但在12世纪以后梵文古典文学逐渐衰落,重要作品很少;到近几百年间,各种地方语言的新文学兴起,已经取代了梵语文学的地位。
但梵文作为印度的“古代汉语”对印度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等领域的影响非常大,梵学属于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印度的国学。
夏斯特利出生于德里一个书香人家。
他的父亲精通梵文。
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夏斯特利五岁开始学习梵语,到十一岁时,他已经陆续使用梵语创作了许多诗歌并出版成册。
夏斯特利告诉记者:“编辑刚收到一个孩子写的梵语诗歌时非常惊讶,但他们非常宽容,照样予以发表。
真理的洞见:吠檀多哲学的创世观念精神内核【摘要】吠檀多哲学是印度宗教哲学主流思想的一个传统,做为哲学与宗教所共同关注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在吠檀多哲学中通过理性与信仰在祭祀活动中的哲学解说而形成印度思想宗教与哲学交融一体的典型特质。
创世观描述是吠檀多思想的核心,包括宇宙观、世界观、人的本质、人与宇宙的关系几个关键的宗教哲学命题。
吠檀多哲学文献证明了以创世观为基点的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由原始的图腾崇拜、神崇拜、梵一元化及梵我同一这一系列具体思想变化过程,反映了古代印度人民对宇宙、世界、自我的存在观念的思辨哲学①产生过程。
文章从对吠檀多梵文名义的思考出发,进一步讨论吠檀多哲学的核心观念即是“存在”。
【关键词】吠檀多哲学;梵;存在;我做为“智慧的终极”或“智慧的最高境界”的吠檀多最早出现在《奥义书》上表示为一种“关于修行的知识”。
(到后来,吠檀多成为解释《奥义书》的专门思想体系。
)“有知吠檀多,于义善决定,遁世瑜伽修,心清遂精进;彼等长逝时,入乎大梵界,死生得解脱,一切无挂碍。
”(《蒙查羯奥义书》(Mundaka Up).III,2,6)②“吠檀多学中,劫初所宣说,无上秘密义,不可教躁人,不子,或不弟。
”(《白净识者奥义书》,VI,22)③根据黄宝生先生的研究,《蒙查羯奥义书》与《白净识者奥义书》产生年代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也就是说吠檀多的称谓产生应该不早于这个时期。
据研究,《奥义书》的种类很多,时间跨度也很大,思想的内容也是驳杂的,其中矛盾冲突之处极多。
不过根据目前通常的研究说法,《奥义书》中的核心内容还是探讨“世界的终极原因”和“人的本质问题”。
在奥义书中是通过对“梵”(Brahman)和“自我”(Atman)两个概念的讨论完成。
传统上,在印度,有关思想的内容被称为“诸见”(Darsanas)。
Darsanas字面的意思是“见解”,即指对事物的认知性“洞察”。
这种洞察不是简单的了解与学习,而是隐含着全面深入理解与体验实相(真理)的本质及过程,这反映了印度哲学所探索的目标与价值观:寻找终极的智慧并验证它,从而达到与宇宙真相的彻底结合,从业报轮回中得到解脱。
光明日报/2010年/7月/7日/第012版
专版
一批大型文化研究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推介
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宝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整合院内一些研究所中与梵文相关的学科研究人员,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实施这个项目。
我们之所以勇于承担这个项目,是基于对梵文研究的学术意义的认识。
梵文是印度古代通用语言。
印度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梵文文献和古汉语文献一样是留给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中国和印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译经活动随之开始,自东汉至宋代,历时千余年。
同样,佛教自7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译经活动持续至17世纪,也历时千余年。
佛教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消亡,大量的梵文佛经也随之流失。
而中国却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
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为“汉文大藏经”。
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形成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重视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
其文本采取影印的方法,并依据历代多种版本,列出“校勘记”,但没有同时进行标点工作。
这是因为佛经的标点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中的难点,不能匆忙地全面进行。
在汉文大藏经中,包含有大量汉译佛经,绝大多数译自梵文。
因此,为了提高佛教典籍的整理质量,应该培养一批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佛经的校勘、标点和注释工作。
利用梵文佛经与古代汉译佛经进行对勘研究,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
佛教义理体现印度古代思维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观和唯识,更是体现印度古代哲学思辨方式。
它们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形态。
而汉译佛经的语言对于现代读者,不仅有古今汉语的隔阂,还有汉译佛经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更增添一层读解难度。
然而,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则可以针对汉译佛经中义理和语言两方面的读解难点,用现代汉语予以疏通和阐释。
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也有助于读解梵文佛经本身。
对于印度和西方学者,梵文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而运用梵汉佛经对勘,则能为扫除梵文佛经中的一些文字障碍提供又一条有效途径。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梵藏佛经对勘。
这也是国际佛教学者在编订梵文佛经校刊本时,注重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的原因。
而在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果我们能在梵汉和梵藏佛经对勘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也注意到,近二三十年中,国内汉语学界出现了一个称之为“佛教汉语研究”的热点。
古代汉译佛经受梵文佛经影响,主要使用白话文体,较多采用口语用词,同时在构词、词义、语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响,在语言形态上出现一些变异,而有别于传统的汉语。
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汉语学者认真研究和诠释。
如果通晓梵文,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就方便得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无端臆测。
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学者能在大量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基础
上,编出佛教汉语语法和词典,那么,不仅拓展和充实了中国汉语史,也能为现代读者阅读和研究汉文佛经提供方便实用的工具书。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印度古代有三大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
除了这些宗教的文献外,梵文文献还包含史诗、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诗歌、小说、语言学、诗学、哲学、律法、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著作,浩如烟海。
总之,印度古代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宝库,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梵文人才投身其中。
唯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中印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的悠久传统。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正是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这方面的学术需求而设立的。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启动实施,主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紧培养梵文人才。
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开设一个梵文研修班,学制三年,教学目标是让学员达到能阅读梵文原典,直接利用梵文资料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为此我们编写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作为教材。
同时,我们组织现有的梵文研究人员从事课题研究。
近几年中的研究重点,一是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二是印度古代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
梵文研究这条学术道路是艰辛的。
《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项目的设立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也增强了我们的学术使命感。
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实施这个项目,中国的梵文研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