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古代如何防控家族式权力腐败吗？

古代“反腐败”有哪些招数李志刚夏朝衰亡是因为太康骄奢贪逸，商纣亡国也是贪贿所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还是缘于其重用贪臣……历史上，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

于是，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仅举起“肃贪”大旗，而且“反腐败”的招数不断翻新——周公考察官吏“廉政”为重要“尺度”夏时，帝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旨在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

此后，周公姬旦深刻总结商亡教训，要求统治者“应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

”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

法家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厦也就岌岌可危。

也就是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朱元璋亲自编印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醒贪简要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其编写思路很吸引眼球，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书里先详细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唤醒官吏们的良心，可谓用心良苦！朱元璋曾语重心长地对官员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

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

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

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

”《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一些开国君王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

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

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他却住在隋朝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

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腐败家族化”的危害、成因及对策随着令计划落马，其家族腐败的一系列事实也不断被媒体披露。

令计划案并非孤例，梳理近两年来披露的一系列腐败要案可以看出，“腐败家族化”的表现非常明显。

“腐败家族化”是指官员家族成员中有多人在政府任职，他们相互勾结，把岗位所赋予的权力用于侵吞国家、社会财富，以谋取家族私利。

“腐败家族化”实质上与“权力家族化”紧密相关，家族化的权力通过家族成员的血缘或亲属关系形成联盟，并互相保护、共同影响，甚至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

“腐败家族化”与“权力家族化”相伴而生，腐败者既获得了实际的好处，又建立了腐败的家族关系网，其危害应当高度警惕。

“腐败家族化”危害严重中国古代“权力家族”是非常多的，典型案例有外戚专权、门阀政治等。

中国古代的大贪官，无一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乎每个贪官的背后都围绕着一个家族。

贾似道是宋理宗贾妃的弟弟，不是科第出身，因姐姐飞黄腾达，掌文武大权二十年，成为宋朝第一巨贪。

明朝的严嵩父子等官员腐败和“权力家族化”，不仅仅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同时也侵犯了封建君主的利益。

按道理，君主对这种现象是极其痛恨的，但是他们往往出于种种考虑，对官场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历史上，“权力家族化”的情形各国均有。

即使到了近代，一些西方国家也曾实行过“恩赐官职制”或“政党分赃制”，这些都可看作是“权力家族化”的新变种，例如19 世纪美国的“强盗式贵族”，日本的三井家族等。

有研究者将“权力家族化”分为三个类型：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商，合作共谋利益，为合作型；多人当官，共同谋取利益，为参与型；家族成员从中协助，为协助型。

其中最常见的是官商勾结的合作型，这种勾结敛财非常疯狂。

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利用公司上市、房地产开发疯狂敛财。

李启红的丈夫、弟弟等家人齐上阵，编织巨大关系网，形成巨大家族势力，很多家族成员几乎是一夜暴富，这是合作型的典型案例。

山西运城“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 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这是参与型的典型案例。

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它的许多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

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举措（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

西汉文帝时曾欲建露台，后得知需费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财产，便主动取消此项计划。

他在建陵时又下诏，要“因其山，不起坟”，“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终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深刻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

”（《贞观政要·君道》）他即位伊始，便把后宫美女释放3000人，任其择偶出嫁。

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出巡山西，浦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接迎，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

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只求安全牢固，不可追求华丽奇巧。

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

（二）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

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

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

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他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

《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

中国古代官员回避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回避制度是指古代中国官员在特定情况下被要求回避参与某些事务的制度。

这一制度旨在防止官员滥用职权、利益冲突和不公正行为的发生。

古代中国的回避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规定官员不得管辖自己的家族地区：古代中国官员在分配官职时，通常会被规定不得被派往管辖自己的家族地区，以避免官员在处理家族事务时滥用职权。

2. 禁止官员参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古代中国官员在担任某个职务时，常常被规定不得参与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以避免利益冲突和不公正行为的发生。

3. 排斥家族成员在同一地区任职：古代中国官员在担任某个职务的同时，往往会被要求排斥自己的家族成员在同一地区任职，以避免一个家族过多地集中权力。

4. 避免官员受贿：古代中国对于官员接受贿赂的行为非常重视，常常采取回避制度来防止官员受贿。

例如，官员在担任特定职务时，往往被规定不得接受别人的财物、礼品等。

官员回避制度在古代中国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它限制了官员的权力，并强调公正、廉洁和诚实的行为准则。

这一制度为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廉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是如何对付贪官污吏的？看古人的态度“民不容贪，法不护腐”引言：从古至今，贪污腐败一直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它就像一颗毒瘤一般，不断地吞噬着人类的文明成果。

纵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李悝、商鞅、海瑞等一批有思想的政治家们，不断尝试采取各种措施反腐倡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反腐败斗争经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社会是如何对付贪官污吏的呢？一、奴隶社会：帝王君主口头训诫，给贪官污吏敲响警钟早在奴隶社会的夏朝，统治者就认识到惩治贪污腐败的重要性，但主要以口头警告为主。

《夏书》中说：“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

”其中的“墨”指的就是“贪污不廉洁”，触法者将受到严厉的刑罚。

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为了劝诫百官，制定《官刑》，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官场腐败的成文法典。

《官刑》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风十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条是“不有功于民”。

可见在商朝做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懒政作风是行不通的，为官一方就要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否则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盘庚掌权期间，也曾屡次训诫臣下，不要总想着敛聚金银财宝，应当忠于职守、为民着想。

夏商周时期君主“口衔天宪”，天子的遗志即是法律，所以盘庚说的这些话，必然会给文武百官敲响警钟。

西周时也有一套惩恶锄奸的官场宝典《吕刑》，将官员的腐败乱象归总为五个方面，是谓“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惟官”是指官员之间相互偏袒包庇、官官相护；“惟反”是指施政断案不顾公平公正，全看个人好恶，甚至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惟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裙带关系，自己做了官，就要把一大家子全都提上官场；“惟货”是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惟来”则是纵容包庇和自己有交情的人，合称为“五过”。

《吕刑》认为，“五过”的根源在于法官畏惧权势，不敢公正断案，才会酿成官场的诸多弊端。

所以，一旦发现有法官量刑不当者，即与罪犯同罪。

这种用惩治司法腐败遏制贪污现象的手段，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王朝，实在令人赞叹。

浅析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对策贪污腐败是有政府以来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人类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

这个阶段在我国大约出现于“五帝”时代后期，随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贪污腐败现象更为盛行。

所以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

”过于泛滥的腐败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而危害统治阶级统治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在惩治贪污腐败方面进行了不懈地努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有些做法对我们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廉政教育，树立廉政风范，积极倡导廉政。

古代统治者在管理官吏和预防官吏腐败方面，非常重视廉政教育的预防作用,并且大力倡导廉政。

（一）进行思想教化，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

历代明君贤相，都十分重视官吏的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以此营造廉洁的社会风气。

被赞誉为“春秋第一人”的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子产说过“德者，国家之基”；“敬德必胜，失德必败。

”[2]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五德”之一”[3]并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予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韩非视“贪愎喜利”为官吏“十过”之一；唐太宗强调“廉洁兴国，贪奢丧邦”；包拯声称“廉著，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于谦诗言“两袖青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而康熙更明确指出：“治国莫要于惩贪。

”。

又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

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元朝大德五年徐元瑞纂集的《史学指南》，是吏员启蒙教育的优秀教材，其中《吏员三尚》提出了“尚廉、尚勤、尚能”的“三尚”，其中“尚廉”解释为“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清谒。

兰台世界２０１４·１月下旬腐败现象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古代，由于政治制度高度集权，致使封建社会腐败泛滥，而官员的腐败行为直接损害国家的利益，影响社稷的安定。

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均采取各种措施与腐败行为作斗争，从而遏制腐败的蔓延，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提倡为政清廉，注重选廉任贤廉政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早在先秦时代就为人们所认识，如《老子》第五十八章中提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即是表达了为人要廉正宽厚的思想。

《管子·牧民》中，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特别提出“廉不蔽恶”的原则。

春秋时晏婴也认为“廉者，政之本也”，把“廉”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

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也都认识到了反贪的重要，如《汉书·宣帝纪》中“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意指官吏们若不能廉洁自律，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清代的康熙皇帝也对腐败深恶痛绝，指出“治国莫要于惩贪”。

为防止吏治腐败，历代封建王朝在任官标准上都强调选廉任贤，将才德、人品作为选官的重要因素，以保证官吏的清正廉洁。

如秦朝规定“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正直”，“严刚毋暴，廉而毋刖”。

《汉书·贡禹传》记载：“禹又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

”秦汉以后，中央特别加强对官吏的管理，采取各种考核制度。

如唐代考核官吏的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简单理解，“四善”即“德”、“慎”、“公”、“勤”，“二十七最”乃是根据各部门分别制定的工作要求，可见唐代将“德”作为任官的首要标准。

宋代考核官吏以“公勤廉恪”为主，清代则以“四格八法”为准，亦将官员的为政操守放在首位。

二、防止任人唯亲，实行回避制度我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萌芽，到了汉代，统治者正式提出了回避的主张，最早见于东汉的《三互法》：“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周人士不得对相监临”，《三互法》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据《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其县级长吏１３０人，无一东海郡出身。

古代是如何阻止官员贪污的？从拓跋宏的政策入手，厘清防贪污体制不管是哪朝哪代，贪污腐败都是逃不开的灰色秘密。

眼观现在，近几年来，国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逐步加大，“老虎苍蝇一起打”也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回望过去，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的故事，就连北魏这个历时并不长久的朝代，也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反贪污历史。

北魏的贪污却与其它朝代的贪污有着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就是北魏官员的贪污呈现出“全员皆贪”的现象，廉洁的官员身处在那个朝廷里似乎就是一个异类，会受到众人的排挤。

出现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北魏建立初期，统治者采用的是“百官无禄”的政策，给朝廷白干活，这得有多爱国啊？很显然，北魏的官员们并没有统治者想象中的那么热爱北魏；二则是因为在高祖拓跋宏之前，北魏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防贪污体制。

拓跋宏统治时期，北魏才开始多方面，多角度的完善其官僚体系。

一、班禄筹廉制，让廉洁可存北魏前期，贪污之人众多的原因就是“百官无禄”，毕竟如果连温饱都难以解决，谁还会一门心思的去治理国家呢？于是官员们便通过收受贿赂来维持生计，而受到部落制度的影响，北魏前期的统治者们对这一现象大都采用不予理睬的方式，这就为心思不纯者提供了欲望肆略的土壤，让为官廉洁的人难以生存。

拓跋宏为了缓解北魏朝廷中的腐败现象，第一件事就是颁布了班禄制度，国家发放工资改善官员的生活条件，又颁布了三长制和均田令，整治税收，从制度上斩断了官员们贪污的路子。

这一系列的方案制定颁布之后，虽然没有完全消除贪污腐败的现象，但使清廉者无饥寒之忧，让他们不需与他人同流合污来维持生计，这对防止贪污腐败还是起了极其良好的作用。

二、完善用人考课制度，提高官员综合素质拓跋宏之前的统治者在用人方面，虽然一直提倡汉胡统一，不分彼此，但这一政令一直都是一句空话、套话，汉人和胡人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这使得汉胡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

也因此，汉人中出色的官员很难出任等级比较高的职位，而胡人中品行不太好的官员却能担任重要的职位，管理北魏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中国古代反腐机制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

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刘鋹选官“阉然后用”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

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

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

“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

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

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

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

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

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

且看古人如何反腐作者：高峰来源：《检察风云》2015年第19期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痼疾，也是历朝历代极力想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尽管由于腐败治理的难度与复杂性，以及古代反腐制度机制本身存在的深刻内在矛盾，这个问题从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反腐经验，其中成败得失，至今仍具有借鉴与警示意义。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由于从小在民间长大，汉宣帝深知民事艰难、闾里奸邪以及吏治得失，深知百姓对于政治清明的期盼。

他在位期间大力整饬吏治，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不少史论者认为，宣帝时期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

那么，汉宣帝是如何治吏的呢？出人意料，汉宣帝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基层官吏“加薪”。

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20多级，越在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

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低级官吏，如果仅靠薪水养家，难免有衣食温饱之忧，因此，若是有什么“侵渔百姓”的现象，怕是也不足为奇了。

汉宣帝在民间的成长过程中，恐怕没少见到百姓受基层官吏盘剥勒索的情景。

与此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小吏，拿着微薄薪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光靠道德说教，或者靠汉武帝时期那种严刑重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要让这些基层官吏安于职守，廉洁奉公，除了严厉惩治腐败外，还必须给予他们宽裕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从百姓身上捞油水、找回报。

以怀着对百姓的感情为出发点，最后却落在了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而驰，却深刻体现了汉宣帝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

特别是将加薪对象限定在基层官吏上，说明汉宣帝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而非滥用国家财力。

当然，汉宣帝治吏，除了加薪还有许多手段，而加薪也并不必然促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还需要系统的配套措施，不是简单一个“加薪”所能解决。

若仅有高薪而没有其他监督制约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着高薪的官员们早已忘记国家当初推行高薪的初衷，而将其视为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