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及其启示

古代中国判例法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长期以来，人们，包括很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

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

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以前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

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

中国古代判例集从秦、汉到宋、元、明、清，民国，有关婚姻、家庭、吏制、土地、产业、作奸犯科等案例，既有御览钦定，又有明吏断语，个别的还有当时鸿儒的批语。

是了解中华法律制度演变的一个窗口。

战国时期1.邓析被杀案此案发生于公元前509年。

邓析，郑国大夫，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

当时，郑国执政产产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但为了维护贵族特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周礼”；邓析则反对礼治，要求“事断于法”。

邓析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刻在竹简上，故而叫“竹刑”。

他对法律很有研究，曾聚众讲学。

并充当“诉讼代理人”，《吕氏春秋·离谓》载：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衣，小狱襦ru音。

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在诉讼中，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持之有故。

合之成理”，打破旧专统，不以“周礼”为准．“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在邓析的倡导和鼓吹下，当时郑国曾兴起—股革新浪潮，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严重成胁．以至“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公元前501年，“驷喘（去口加吹右）(chuan 喘)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驷喘就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的郑国执政，他杀了邓析却不得不用邓析的竹刑。

2.孙膑刖足案此案发生于战国中期。

据《史记》载，孙膑，齐人，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

曾与魏将庞涓一起学兵法。

庞涓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便暗中让人召孙膑到魏国。

“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孙膑被断足后方察觉庞涓的阴谋，遂设计逃出魏国，后计杀庞涓。

3.门扇不紧失粮案这是战国时秦国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案成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rRJ》载：“实官户扇下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赀一甲。

”即凡粮食仓房的门扇不紧密，导致谷物从里面漏出者。

按成例，罚有关人员相当—副铠甲的钱。

4.五人共盗案此案发生在战国时的秦国。

《陋虎地秦基竹简·法律答问》载：“夫、妻、子五人共盗．皆当刑城旦，今甲尽径告之，问甲当购几何?人购二两。

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研究一、中国古代“判例”的概念界定在中国古代，《抱朴子》记载：判例是一个经学概念而非法学概念，因此其显然不同于司法上可以适用的判例。

据考证：中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判例一词，法律意义上的判例来自西方。

在西方判例法国家, 判例的定义:基于法院的判决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这种判定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效力，能够作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不存在法律意义的判例。

但目前为止学者并不赞成这一结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着法律意义上的判例。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载：判例指法院可以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和裁定。

由于这一定义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基本上已成通说。

二、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发展历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 (先秦时期 )、发展阶段（汉唐时期）、完善阶段（宋元时期）、成熟阶段（明清时期）。

（一）先秦时期，乃判例制度产生的萌芽时期据考证夏商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判例法的记载，但是商代在审判中出现了“有咎比于罚”,即对于犯罪,要按照以前对同类犯罪进行处罚的先例来进行处理。

西周时则继续沿用商朝的一些判例或习惯。

战国时期,随着中国古代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的问世，成文法的主导地位也逐渐确立。

但是判例法并未消失, 它对当时的成文法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秦代，司法实践中判案成例被广泛援用,廷行事或行事制度即是典型例证。

至此，中国古代的判例制度正式形成。

（二）汉唐时期，乃判例制度的不断丰富发展时期西汉时,出现了一种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被称为决事比。

西汉中期以后, 引经断狱之风盛行，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而成文法律没有规定时,便求教于儒家经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则进行裁判。

东汉和两晋时期，故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包括制书、诏诰，还包括先例和司法审判的案例。

此时，故事成为了一种与律令并行的成例。

隋唐时期, 成文法比较完备, 对例的限制较多。

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的民法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中国的法律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的民法传统到现代法治精神的崭新发展，这一过程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沉淀和现代社会的需求。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法律发展，从古代的法治传统到当代的法治理念，以及这些传统如何影响和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根植于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念。

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了诸多法律文化元素，如礼仪、家族观念、道德伦理等。

这些传统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和治理。

1. 儒家法治观念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强调了仁爱和道德的重要性，这在古代法律中体现为尊重家长、孝道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儒家强调君子行道，弘扬道德法治观念。

2. 家族观念与礼仪法律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多地与家庭和家族有关。

家族观念和家族责任在古代法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维护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秩序。

礼仪法律规范了社交行为和仪式，以确保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

3. 德治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强调道德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依循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法律规定。

这种德治思想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紧密关系，强调了社会和谐与规范的维护。

二、现代中国的法治精神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古代的法律传统逐渐融入了现代法治精神，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法律体系。

1. 民主法治原则现代中国法治体系以民主法治原则为基础，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法律对所有公民平等适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 法律体系的建设现代中国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平竞争。

3.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代中国法治精神体现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

法律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政府决策和行为受到法律的制约，依法行政成为基本原则。

试论中国古代法制在法律体系及立法技巧、法律内容、司法制度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教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征，在世界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征，了解其内容，理解其实质，进行比较借鉴，正是为了继承中华法系成文法传统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元素，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关键字：古代法制现代法律法律体系立法技巧法律内容司法制度借鉴正文：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征，在世界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也离不开借鉴我国历史上法制建设的经验，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已内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传统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法治资源,需要我们认真地挖掘、辨析和总结。

一、法律体系方面对现代法律的参考价值法顺人心,法随时变,是法律发展的一种规律。

社会发展无止境,法律发展和完善也没有止境。

古今中外的法制史告诉我们,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一般不太长,有可量化的年头,而法律体系完善的时间往往很长。

以我国的明朝为例,明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修成《大明集礼》,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大明律》,同时颁布的还有《大诰》三编。

之后又陆续颁发并修订各类《集要》、《录》、《律》、《诰》等法律文书典律，且定下“祖制”:“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故明代法律体系的完善只能在律诰之外寻求其他形式,这就是不断地修例。

后明朝各代不断完善修改法律法规，最终形成“以例辅律、律例并行”的法律体系。

可见,明代法律体系在洪武三十年基本形成,耗时不过三十年，然而完善的过程却历时近两百年,贯穿明朝全过程。

①完善法律体系的时期是攻坚克难型立法时期；法律体系的完善是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相一致、相始终的；法律体系的完善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改现行法律的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法律渊源、法律形式、法律编纂、法律解释、司法组织及审判制度方面。

我主要讲的是法律渊源方面的制定法方面。

（一）法律渊源。

1.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

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特殊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

主要表现：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

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

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

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

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

（4）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与旧社会的根本对立。

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

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与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

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草、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

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

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

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作者简介:杨思斌(1967-),男,汉族,安徽金寨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¹ 5尚书#盘庚6。

º 武树臣:5中国传统法律文化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 5尚书#康诰6。

¼ 5尚书#召诰6。

½ 5荀子#君道6。

¾ 沈国峰:5论判例法在我国古代法律渊源中的地位6,载5法学评论61986年第6期。

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演变与基本特征On Basic Characteristics&Exchanges O f Ancient Ch i n as 'Case Syste m s杨思斌(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 天津 30013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经历萌生、发展嬗变、成熟、完善四个阶段。

重视判例的整理与汇编,但与英美法系上的判例法有显著区别,是中国古代判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特色。

立足于传统判例的本土资源,坚持以成文法为主,判例为辅的发展路径,完善现行的判例制度是我们可以从传统判例制度历史演变中获得的启示。

关键词:判例制度 成文法 本土资源在中国古代社会,判例制度一直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例制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成文法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华法系的特色之一。

梳理古代判例制度的演变轨迹,总结其基本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借鉴古代判例法中的合理因素,对于当代中国判例制度的合理建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判例制度演变的基本轨迹(一)萌生阶段(夏至秦)夏商时代,没有明确的判例法的记载。

但是,随着法律实践的反复进行,神权法的权威开始发生动摇,商代司法官在审判中实行/有咎比于罚0¹的原则,即对于犯罪,要按照以前对同类犯罪进行处罚的先例来进行处理。

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判例和故事º。

虽然这些判例和故事仍带有很大的神明裁判的色彩,但它意味着判例这一新事物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开始萌生。

第1篇一、背景介绍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唐律疏议是唐代最重要的法律文献，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唐律疏议中的一则“杖责免死案”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

二、案件概述某年，河南省某县发生一起命案。

甲因与乙有仇，遂趁乙醉酒之际，用木棍将乙打死。

甲在被捕后，供认不讳。

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甲的行为构成谋杀，应判处死刑。

然而，在审理过程中，甲的家属提出甲年幼无知，且家境贫寒，请求皇帝免死。

皇帝考虑到甲的实际情况，决定免其死刑，但要求甲受到杖责。

三、案件分析1. 法律依据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谋杀罪属于死刑范畴，但法律也规定了免死制度。

唐律疏议中提到：“若谋杀已伤人，虽未杀，杖一百，徒三年；若未伤人，杖八十，徒三年。

”这表明，谋杀罪在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以杖责免死。

2. 免死制度唐律疏议中的免死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古代，由于法律观念的局限性，许多罪行都被判处死刑。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皇帝往往会根据罪犯的实际情况进行赦免。

这种免死制度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体现了对罪犯的关怀。

3. 杖责免死案的意义杖责免死案反映了唐代法律的人情味。

在唐代，法律制度日趋完善，但仍保留了一定的人情因素。

皇帝在审理案件时，会考虑到罪犯的实际情况，如年龄、家境等，给予一定的宽恕。

这种做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

四、结论唐律疏议中的“杖责免死案”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

一方面，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免死制度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罪犯的实际情况。

这一案例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杖责免死案是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反映了唐代法律的严谨与人情味。

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和演变过程。

第2篇一、背景介绍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其法律制度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1篇一、背景在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尚未完善，民间纠纷多依靠地方官府或家族长辈裁决。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买卖等经济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法律纠纷。

本文将通过对一则古代“字据风波”的解析，揭示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和民间纠纷解决方式。

二、案例简介公元9世纪，我国某地发生了一起因字据引起的纠纷。

甲乙两家相邻，甲家因盖房需要，向乙家借款五百两银子。

甲乙双方约定，甲家在盖房完成后，分三年还清借款。

为保障双方权益，甲乙两家共同立下一份字据，由甲家担保人丙家作保。

然而，甲家盖房后，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借款。

乙家遂向丙家追讨，丙家则以字据中未明确注明还款日期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乙家无奈，将甲、乙、丙三家告上官府。

三、案件审理官府受理此案后，对甲、乙、丙三家进行了审理。

以下是审理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1. 调查事实官府首先调查了甲、乙、丙三家之间的借贷关系，确认甲家确实向乙家借款，并立有字据。

2. 分析证据官府对字据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字据中确实未注明还款日期。

但官府认为，字据中已明确约定甲家分三年还清借款，且丙家作为担保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判决结果官府最终判决，甲家应在原借款的基础上，分三年还清乙家借款；丙家作为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与甲家共同偿还乙家借款。

四、案例分析1. 古代法律制度特点（1）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古代法律制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礼法并施，注重道德教化。

（2）地方官府审理为主。

古代法律制度中，地方官府是主要的司法机构，负责审理民间纠纷。

（3）注重证据。

古代法律制度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对案件审理过程中获取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

2. 案例启示（1）字据的重要性。

字据是古代民间借贷、买卖等经济活动中重要的法律依据，双方应认真履行字据中的约定。

（2）担保责任。

担保人在担保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3）官府的权威。

地方官府在审理民间纠纷时，应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维护社会稳定。

唐宋时期判例的适用及其历史意义唐代在中国判例发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例”来替代汉代以来作为判例的“比”。

唐之《法例》所载案例，是中央司法机关灵活运用法律原则，将之适用于疑难案例而予以裁定的判例。

进入宋代以后，判例的适用日益普及。

判例的适用通常发生在常法无合适条款可以引用的情况下。

唐代出现的例，以及入宋以后大量修纂和适用的例，都带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例被当作先例来引用，成为司法审判的法律依据。

判例的适用，对于弥补常法的不足，提高司法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宋判例的制定和适用，也影响了后来明清时期法律体系的架构。

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判例的广泛适用。

作为判例之“例”名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唐高宗时编撰的《法例》。

关于《法例》，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曾撰有《(令集解)所见唐代法律文书》，是较早研究唐代例的学者。

嗣后池田温又有续论，撰有《唐代(法例)小考》，为研究唐代的例做了开拓性工作。

唐宋时期是例发展的重要阶段。

本文试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例作进一步的梳理。

一、唐代的判例《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先是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为折衷。

后高宗览之，以为烦文不便，因谓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规，非朕庸虚所能创制。

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

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

计此因循，非适今日，速宜改辙，不得更然。

”自是，《法例》遂废不用。

详刑少卿，即大理寺少卿。

赵仁本所撰《法例》，与其后出现的张鷺《龙筋风髓判》、白居易百道判之类的判词不同。

据此段史料所言，赵仁本所撰《法例》，用于大理寺判案断狱。

通过断狱的实践，此《法例》在当时颇为人们所肯定。

然而，高宗从另一角度——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出发，反对使用《法例》。

当时正是唐朝律令体系日臻完备之际，司法效率较高，高宗自然不愿意变更高祖、太宗创立的法律体系。

赵仁本所撰《法例》究竟是部什么性质的法典，由于此典已亡佚，详情不清楚，所幸日本古文献《令集解》保留有两条《法例》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