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中国翻译思想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探讨论文马建忠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学者，他的“善译理论”备受翻译学界的关注。

本文将对马建忠的善译理论进行探讨。

首先，马建忠提出的“善译理论”是什么？在他的理论中，“善译”是指达到最高效、最准确、最忠实、最自然译文的目标。

他认为好的翻译应当达到如下四个标准：1.最高效：翻译的时间、成本、质量都要达到最佳平衡。

2.最准确：翻译要保证传递的信息与原文一致。

3.最忠实：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也要忠实于读者的语言文化背景。

4.最自然：翻译要符合目标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让读者不感到突兀。

从上述四个标准可以看出，马建忠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同时满足效率、准确性、忠实性和自然度等要求。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这些标准，并指出翻译应当如何去实现这些标准。

他认为要达到最高效，翻译需要全面掌握原文和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文化，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软件和工具。

要保证最准确，翻译需要精通原文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结构、隐喻、文化内涵等，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重各种细节的把握。

要保证最忠实，翻译需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形式和意义，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和读者所在的文化环境。

要保证最自然，翻译需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要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的缺点在于，他过于强调准确性和忠实性，而忽略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度。

他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尽可能接近原文，但往往会忽略到读者的感受和阅读体验。

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在准确性和忠实性的基础上，尽可能让译文简单易懂，让读者能够轻松地理解译文。

总之，马建忠的善译理论为翻译学界提供了一种全面性、准确性、忠实性、自然度的翻译标准。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翻译也需要更加注重读者的感受和阅读体验，注重使译文更加可读和易懂。

未来的翻译需要更加注重各种因素的把握，将准确性、忠实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翻译更加服务于读者和社会的需求，为促进各国交流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简述李玥摘要：本文以笔者阅读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为基础，依照各个历史时代的划分，对书中阐述的翻译理论、学说进行评述。

关键词：按照年代；主要学说；代表人物；主要特点一、书籍简介《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是由文军教授主持编写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系列图书中的一册。

书中共收录了1894年-2005年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理论论文相关信息两千五百余条，每条均按照：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刊期/起止页码；摘要；关键词的顺序编写。

特别适用于外语教师、研究生、翻译工作者以及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士使用。

本书有三大显著特点：第一，本书按照大的年代归纳论文信息，这对整理各个年代的翻译理论有清晰的分界；第二，收录的每一篇论文，都会提供摘要和关键词，便于理解论文的主旨，提高索引效率；第三，论文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编排序号，便于数据整理。

二、各时代翻译理论评述（一）十九世纪该书共收录19世纪翻译理论论文3篇：分别是1894年马建忠先生的论文《拟设翻译书院议》（下称《拟》）；1986年梁启超先生的论文《论译书》（下称《论》）；以及1898年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天演论》（下称《天》）。

三篇论文均是19世纪末出版的文章，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内忧外患，为谋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爱国先驱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将西洋先进文化技术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翻译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其中，马建忠的《拟》首次提出了翻译标准的思想，即“善译”，指出“善译”的条件是具备“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阐述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

梁启超的《论》强调译书应避免两种情况：一是过于忠实译入语，而丢失原文的意义；二是过于忠实原文，而造成译文生涩梗读。

也就是翻译的“度”的问题。

严复在《天》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相关问题。

严复的“信达雅”思想至今对翻译标准讨论起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摘要：我国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与之伴生的是翻译理论的同步发展。

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是由“质”而“信”再到“化”，也就是说，从单纯模仿原文句法的直译到允许句法自由的意译再到饱含创造神韵、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多种翻译手法相结合。

我国的翻译理论是在不断深化中加快发展，在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提高的。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的发展史，本质上其实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政治、文化、商贸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可以上溯至公元67 年，传至我国的佛经由于语言不通而出现了经文的讲解、翻译。

由此至今的近二千年间，翻译也随着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从四次影响较为深远的高峰期来对我国翻译理论发展史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高峰期———唐宋及以前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明帝派使者从天竺邀请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朝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先后在东汉、东晋、南北朝、唐朝、北宋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历时一千多年，译经1 690 多部、6 420 余卷，形成了我国外来文化的巨大宝藏。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这一时期可以归结为直译到意译的过程。

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开始，佛经翻译从零散翻译进入了大规模翻译时期。

安息人安世高及来自西域大月氏的支娄迦谶都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

尽管他们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翻译中问题也很多，但加速了佛教在社会普通群体中的传播。

后人对安世高译文的评价是“贵本不饰”，对支娄迦谶译文的评价是“审得本质，了不加饰”，表明他们的翻译提倡保持文学原意，属于初期的直译行为。

在前秦王朝的官方支持下，僧人道安主持了我国最早的大型佛经译场，他提出翻译佛经时要竭力符合原文原意，“惟惧失实”，对直译的要求更加明确。

由于这几个人的观点比较近似，后代的翻译家对他们的翻译原则给出了“重质朴，轻文饰”。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译经僧人鸠摩罗什，他一生译经74 部、384 卷，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和语趣的重要问题，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

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

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

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

名词解释1.郭沫若的“风韵译”在翻译时实现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做到“字句、意义、气韵”三者“不走转”，不走样。

其意是说我们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主观感觉而赋予翻译文本某种风韵，而应该根据原著的风格来确定译文的风格，译文应该以原著的风格为出发点和归宿。

2.(1)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何意？（2）“五失本”何意？（1）道安，东晋前秦高僧，佛经翻译评论家，致力于“般若学”，倡“本无”宗，“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要求要按原本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

他的翻译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

直译派代表人物。

（2）道安的“失本”指的是在译经过程中对原作内容或形式的流失。

这“五失本”，反映了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诸多特点上）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所作的变通（三、四、五项皆指译者为求译文简明易了所作的削繁删冗）“失本”，是为了使译文达到符合汉文规范。

这是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

此乃道安高明之举。

“失”正是为了“得”，“以得补失”，这是翻译的辩证法。

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

“不失本”便不成翻译。

3.徐光启的翻译思想徐光启是我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之先驱, 被称为“西学翻译之父”、“科学译祖”。

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意思是,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 ,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

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4.方梦志《医学词典》5.慧远的“厥中论”慧远主张厥中论，既反对“依实去本，务存其本”也反对“文过其意，理胜其辞”。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

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

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

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

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

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

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

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

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

19世纪末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

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然而马氏的翻译观点已涵盖等效翻译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与语用翻译有相通之处。

本文拟从语用语言等效、社交语用等效角度，探讨马建忠“善译”翻译观的实用性。

[关键词]：善译等效翻译语用翻译一、马建忠“善译”翻译观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1898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对中国语言学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的中国首批语言学家中的第一人。

他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的紧迫性。

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善译”翻译观：“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覆，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

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话的义蕴相当丰富全面，涉及语义学、语用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域。

他看来：翻译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呢?平时在翻译训练中就应该培养自己对两种语言的浓厚兴趣，用心思考，一定要先将所要翻译的语言和用来翻译的语言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比较，以考察两种语言文字产生的渊源，领悟两种语言相同或相异的缘由。

对两种语言相当的意义应加以反复推敲，务必探究其语调的高低，分析其字句的繁简，弄清其文体的变异，了解其内涵细微差异的由来。

从中国四次翻译高峰期看翻译理论的发展葛薇（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51）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Translation ClimaxesGe Wei(Air Force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College of Science,Xi’an, Shaanxi 710051)摘要：我国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与之伴生的是翻译理论的同步发展。

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是由“质”而“信”再到“化”，也就是说，从单纯模仿原文句法的直译到允许句法自由的意译再到饱含创造神韵、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多种翻译手法相结合。

我国的翻译理论是在不断深化中加快发展，在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更新与提高。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翻译史Abstract: There are four translation climaxes in Chinese history,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developed from word-to-word translation to free translation, and then to creative translation by which the translator would combine with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have been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Keywords: translation climax,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history收稿日期：2012-03-10作者简介：葛薇（1982-），女，陕西户县人，英语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硕士，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要名家翻译思想解读一、中国古代译论的特点：1.经验层面的总结；2.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哲学和文论的特点仅举几个中国文论中重要的学说神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

为清初王士□所倡导。

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

“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

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

”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

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

”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

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

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

他的《诗品·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

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

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

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

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

‘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

”（《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评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形式。

滥觞于南宋：这种批评方式的特点是:发表意见比较自由灵活,批评者可以在全书卷首的序言或总批及每回总批中，对全书或每一章回的思想艺术特点发表见解；也可以在眉批和行批中，对某一叙述、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具体描写，用三言五语发表看法、感想。

一些作品，常常由于评点者的评点而大大扩大了影响。

在明清的小说、戏曲、散文评点中，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也存在着繁琐为法、妄立名目的现象。

意境：中国古代文论术语。

马建忠（1894）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

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

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

夫彼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

然而其情伪虚实，非不予我可知也。

外洋各国，其政令之张弛，国势之强弱，民情之顺逆，与其上下一心，相维相系，有以成风俗而御外侮者，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

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

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者无论已。

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

欲其不受欺也得乎？虽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

然则，欲使吾士夫之在位者，尽通其情实，尽通其壅蔽，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独不然。

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辣丁、法、英文字。

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馆。

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赀，皆设有汉文馆。

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廪之。

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

不尽通其底蕴不止。

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

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如此。

今近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馆，罗致学生，以读诸国语言文字。

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专译书。

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将其政令治教之本源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

其律例公法之类，间有摘译，或文辞艰涩，于原书之面目尽失其本来，或挂一漏万，割裂重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

夫译之为事难矣。

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马建忠：《马氏文通》语法专著提出“善译”，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

严复：原京师大学堂校长，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翻译了《原富》、《法意》、《天演论》。

翻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纾：不会外语的奇人，却掀起了五四运动翻译的狂潮。

与王寿昌合译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贼史》《王子复仇记》《快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分别是《雾都孤儿》《哈姆莱特》《大卫科波菲尔》《汤姆叔叔的小屋》）。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3岁到英国读书精通11种语言，人称“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获文、哲、理、工、神等13个博士学位，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对外国作品过分意译，尊之者称其怪杰毁之者称其怪物。

此狂儒与托尔斯泰通信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马君武：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

《共产党宣言》的纲领部分，就是他在1906年夏译成中文登在《民报》上的。

他还第一个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即现在人们熟知的《物种起源》），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编译了《德华辞典》等书，翻译过席勒的《威廉退尔》还有《法兰西革命史》一书。

陈望道：翻译日文、英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问世。

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它的刊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成仿吾：翻译家、文学家，与郭沫若合译歌德、海涅等合著的《德国诗选》，与徐冰把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合译成中文。

马建忠“善译”论浅议马建忠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之际。

他提出的“善译”理论，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基础，不仅指出了如何培养翻译人才的具体标准和方法，而且超越了传统译论的理论水平，开启了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嬗变的序幕。

标签：善译；传统译论；现代译论引言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多以经验、感想为基调。

从道安至玄奘，其间的论述虽已涉及原作语言、句式与文体的处理、翻译原则、译者修养及译作的接受环境等问题，但始终停留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论述上。

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善译”的理论。

一、马建忠其人马建忠（1845-1900），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

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刺激了少年的马建忠，对那些“绝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满，“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

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

1870年马建忠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

1876年前往英、法，入法国政治学院，主修国际公法，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翻译。

郭嵩焘离任后，马建忠又充继任公使曾纪泽的翻译。

而后获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

1880年回国后，马建忠继续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直至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去北京，襄助李鸿章赴马关议和。

翌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

此后，马建忠一直埋首整理《马氏文通》一书，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是奠定中国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

“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

1900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襄理文案，七月，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55岁。

二、时代背景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