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鉴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研讨材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鉴定和研讨。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持了久经考验的执政经验和领导能力。
这种领导力使中国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和有效。
2. 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注重人民民主的实现。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中国政府能够更好地代表和服务人民利益。
这种民主机制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使中国政治制度更具可持续性。
3. 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
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中国政府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法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可靠的政治环境。
4.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中国政府能够适应和应对国内外的挑战和变化。
这种制度的活力和韧性使中国政治制度更加自信和可靠。
5. 以德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调以德治国。
通过提倡诚信和道德规范，中国政府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廉洁的政治环境。
这种德治理念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凝聚
力。
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进行鉴定和研讨，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为其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多维自信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中国所采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这种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却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这种制度的存在，源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多维自信。
第一，政治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采用的是中国特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政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等几种重要职位外，其他政治职务都是由民选代表担任，这种制度保证了人民选择出的政治代表切实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而且，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和行使职权都受到了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从而提高了政治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这种民主制度的存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自信和增强了国民的参与感。
第二，经济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仅具有政治上的优势，也在经济发展方面体现出了其优越性。
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政府干预市场比较少，而在中国，政府经常采取经济政策干预市场。
这种干预市场的方式，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都适应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例如，在中国境内，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利益分配、政策支持等问题，需要政府通过经济制度来进行调整和协调。
这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互动和引导，使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充分依托政府的力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为中国国内的民众和国际上的各方提供了充分的信心。
第三，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特别注重优先保护民众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建设，并提出了“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理念。
这种文化自信的存在，得益于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历史和哲学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民众的参与和文化的传承紧密结合起来，它体现了中国民众对于自己文化、价值观念的自信，并表现为一种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践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
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
通过实践的检验，政治制度在逐步发展中凸显出对国家治理有效的特点。
2. 符合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等因素，更好地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种政治制度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 人民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这些成就为政治制度的成功提供了坚实基础。
4. 灵活机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它不仅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层次的制度创新，还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5. 制度优势：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制度优势。
通过政治稳定、决策效率高、资源配置灵活等方面的优势，中国
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中，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凝聚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具备灵活性、适应性和制度优势，因而自信能够成功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浅谈思政课堂中的“四个自信”作者：吴文兵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33期摘要：“四个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的基本要求和方向，也是思政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
本文力图在全面完成基本内容教学的基础上，探索用案例方法、对比教学及综合分析模式实现教学效果的全面增强。
关键词：四个自信思政教学教学方法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已经成为新时代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构建的特征与表现，也是高校思政教育中极为重要的教学内容。
如何更加全面、准确、高效地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我们进行了一些在教学第一线的尝试和方法探索。
思政教学最重要的是让接受教学的大学生真正领悟基本理论，接受并自觉运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中，因此，教学的科学性、客观性、情感的共鸣性和思维的辩证性需要高度契合才能实现。
我们在教学“四个自信”时，紧紧围绕内容的真实可靠性、方法的易接受性和自主思维的导向性实现这一教学目标。
一、用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案例进行“四个自信”内容教学。
道路自信的核心含义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坚持道路自信，就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的信念。
最具说服力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巨大历史性进步。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不需要多么繁重的工作，只要全面宏观地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以来，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方面的显著进步，就可以具备强大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与学生在感受中的共鸣。
可以运用具体的详尽案例进行个别展开，从而加深宏观感觉和微观视觉的综合效应，也可以在课堂展开互动环节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真实体验的交流部和感悟。
2012.03 下张维为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古巴采用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
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
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稳健的改革模式最适合中国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
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
但是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失望的。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
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时，他们认为，造成古巴现今的状况，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
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的以计划经济为主。
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问题，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
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财税收入大涨，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在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
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四个自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其形成与发展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又以深厚的政党理论为立论基石；既发扬了制度设计的独特优势，又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精神底蕴，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
标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这种自信并非無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源于以历史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做出的理性评判。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面对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社情，更需要我们学会凝神辨音，坚守“四个自信”。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中国政党政治的运作进行了根本规定，是中国为世界多样化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的一份“中国方案”。
尤其是在全球化已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格局的今天，在思考和辨明全球化是否等于西方化、经济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全球政治一体化这样一个深刻而又严峻的课题时，树立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对中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笃定与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这份笃定与自信正是源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
一、从历史选择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道路自信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述了这样一段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政治文化自信知识点总结一、政治文化自信的内涵和意义政治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理念以及政治发展方向和道路具有自信、自豪和坚定的信念和信心。
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和交流日益加剧，政治文化的比较和交流成为国与国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传递文明的桥梁。
而政治文化自信则是国家和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
政治文化自信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自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自信首先体现在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自信。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其独特之处，而政治文化自信需要在这种独特性中找到自信和自豪感。
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都需要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有所自信，相信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优势和合理性。
2. 自信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自信还需要对自己的政治文化有自信。
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这些都是形成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
政治文化自信需要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所了解和肯定，同时也需要面向世界，进行政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3. 自信的政治理念政治文化自信还体现在对自己的政治理念有所自信和坚定。
政治理念是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政治文化自信需要在这种理念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政治文化自信的意义在于：首先，政治文化自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具有自信，会给外界展现出一种自信、坚定和有力的形象，从而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政治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有自信，能够在国民心中树立起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凝聚国民力量，助力国家的发展。
再次，政治文化自信是国家对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础。
在国际交往中，政治文化自信可以让国家更加自信和坚定地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一、引言自信是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它是塑造个性和人格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常常缺乏自信，这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因素有关。
如何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力，是当前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之一。
政治教育是提高中国人自信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从政治教育的角度分析如何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力。
二、中国人自信力的现状分析中国人的自信力在历史上一直存在问题。
在传统文化中，道德为尊，强调服从和谦虚。
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普遍缺乏个人独立自主的意识，不敢直面问题，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困境时的自信度显然不如西方国家。
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增加了中国人的自信度的压力。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人的自信力不断受到挑战，很多人被迫去适应大环境的规则，从而产生了对自我认知和自我印象的疑虑。
都市化和社会分化也促进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不稳定，很多人身处极其不利环境，养成了消极被动的生活方式，还有很多人表现出缺乏自信、焦虑、抑郁和人际交往问题等。
三、政治教育的作用政治教育是提高中国人自信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可以加强对历史、文化、制度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教育，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政治教育应该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对个人和社会建设有益的价值观念，如仁爱、孝道、礼仪、廉洁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启发人的思想，还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教育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介绍国外的成功经验，让中国人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发展，从而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更加努力发展自身实力，提高自信力。
同时，也可以通过政治教育来传达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增强中国人的全球化意识和自信度。
四、政治教育的实施政治教育一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公民课、媒体宣传、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渠道来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日/第010版
政治学
中国比较政治学需要自信与自觉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杨光斌
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改造他国，有“使命感”而无责任感。
相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则是借鉴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建设自己，中国学者既有使命感也有责任感。
学术争论乃至批评有助于学科发展和繁荣。
但在关于中国缺乏“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的批评声中，贴标签式的评论对于学科发展并无裨益。
就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而言，量化方法固然值得重视，但定性方法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主导性方法。
更重要的是，比较政治学学者不能无视美国比较政治学量化方法盛行背后的价值导向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本国中心主义追求。
认识不到这一点，再多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
第一，关于价值取向。
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不需要特定的价值取向？就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很多比较政治学大家都怀着宗教情怀、以研究比较政治为名而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从阿尔蒙德、杜鲁门再到提出“转型学”的菲利普・施密特莫不如此。
但在中国政治学界却出现了反常。
一篇题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却招致莫名的批评甚至嘲讽，认为是在搞中西方对立，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
事实上，如果认识不到或不愿承认比较政治学的政治性质，就没有对话前提。
再者，且不说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即便在知识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始终值得重视。
亨廷顿就无比推崇列宁和毛泽东——能提出把一个失败国家（沙皇俄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并制度化的理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学大师。
对于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而言，施特劳斯重要，卡尔・施密特也重要，但如果能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出名堂来，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
研究国外的政治哲学家永远只能是学习者、诠释者。
第二，关于学科状况和学术方向。
以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标准看，中国比较政治学刚起步。
但是，眼界开阔一点，就知道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罗荣渠教授在20世纪所作《现代化新论》，是一本真正的比较历史方法意义上的现代化研究，堪与当时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媲美。
而徐湘林教授的国家治理研究、王绍光教授的比较民主化研究，比哪个美国同行差？无视既有的学术成果，把中国比较政治学视为零，自然就要搞“拿来主义”，步美国后尘。
遗憾的是，量化泛滥的方法论已经把美国政治学引入死胡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貌似繁荣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只不过方法论更多，形式主义更精美而已，其实是“丰裕中的贫困”，即思想的贫困。
然而，社会科学的本质意味着，越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越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越缺乏洞见。
但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仍有学者以美国比较政治学为模板筹划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即使认为中国比较政治学需要学习美国，到底学习什么仍然值得深究。
社会科学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走在前沿，但社会科学很多时候是循环式演进，并非越新越好。
正如《政治学说史》作者萨拜因所说，今天的比较政治学家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过程分析更精致、更科学。
以美国比较政治学新生代代表詹姆斯・马赫里而言，其定性方法论的研究引人关注，但也只是针对形式主义方法论猖獗而呼唤回归定性方法而已，而定性方法一直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不得不说，全世界的经济学都美国化了，离开量化模型就没法开展。
但是，欧洲的政治学不同于美国，欧洲有自己的人文历史基础。
同样，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一百年以后也不会美国化。
方法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一直走在国际学术前沿、在国内量化研究中领先的北京大学沈明明教授，总是告诫学生要慎用而不能滥用量化方法。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
这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周全的说法是既要定性也要定量。
但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前提性问题是，定性研究提出命题，定量研究验证命题。
很多我们熟悉的概念，比如政体与政治制度、封建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传统与现代，甚至统合主义、发展型国家，都是定性研究的产物。
如果没有定性研究的命题，或者说定性研究的命题错了，再多的定量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正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围绕“历史的终结”来搞量化研究，到头来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发表无用的东西也可以当上教授，用来养家糊口，但很多人当了教授之后就不再玩量化模型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研究不能让他们青史留名。
即使在美国，定量研究对于不同的领域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美国政治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数学化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治或政体已经是“历史的终点”。
比较政治研究则很少数学化，一直就是以定性方法为主，这是因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国家层面、政体层面，多是小样本的案例研究，不像国内选举研究可以搞大样本分析。
政治思想研究则是纯粹的文字表达。
因此，虽然量化方法很重要，比如研究中国的村民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群体性事件，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则没有国内政治研究那么重要。
所以切不可因为别人不像自己一样就不是在研究“真正的比较政治学”。
在此，还是介绍一下量化方法高手、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对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过早地量化，量化研究泛滥，根源是盲目学习美国。
因此，参考美国是重要的，但到底是学习其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是学习人家如何为了国家利益而建构的本国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学，这值得认真思考。
第四，关于中国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地位。
我给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定义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而比较研究世界政治所得出的一般化理论。
也就是说，看上去是比较研究世界政治或者他国，但立足点则是本国。
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改造他国，有“使命感”而无责任感，把其他国家搞乱之后想负责也没有这个能力。
相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则是借鉴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建设自己，中国学者既有使命感也有责任感。
尽管出发点不同，但都是本国中心主义。
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看上去是各种范式和比较的方法，但背后的本国价值中心、意识形态则是有目共睹的。
曾主导美国比较政治学20年的结构功能主义，其实就是把美国制度直接推广到其他国家的学术化路径而已；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导民主化研究的“转型学”范式，不过也是让其他国家变成美国而已。
因此，在上述前提下，说比较政治研究就是意识形态，才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既然如此，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怎么能“超越中国”呢？然而，在形式主义的比较政治学那里，其实是“去中国化”的。
社会科学是关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经验的研究成果，是要面对国情，要回答现实问题的，而不是搞模型游戏的。
可以自信地说，如果不是以本国为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果，最终只能是“叫好不叫座”。
那些看起来很美，但不管用的社会科学研究，终究是留不下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是值得学习的。
亨廷顿没有获得名目繁多的学术奖项，也不像同时代的很多政治学学者那样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他直面现实，洞见深远，不拘泥于形式主义方法论，能解决大时代的大问题，因此才被公认为二战之后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