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发展脉络

词的发展脉络

一、词的出现和发展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首次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也体现出宋词发展之盛，以及词的地位。王国维将其与诗等并列作为一代之文学）

1.宋词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最初）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保留了词的最初样貌。

2.唐声词：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

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3.到晚唐五代时期，词分为西蜀和南唐两个中心。

一、西蜀词与南唐词的产生及繁荣

五代时期的西蜀词人与“花间词”、“花间派”多数相同。西蜀远离战火纷扰，又有特殊的地理环境的保障，依靠着经济繁荣以及歌舞宴游的需要，西蜀词得以快速发展。而蜀国国主纵情声色的奢糜生活助推了文人士子享受生活的盛行。西蜀词的繁荣，得力于王建下诏“乐营为教坊”沿用唐制，并依才能高低任用为躲避中原战乱而来的世族文人。《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南唐词的兴起比西蜀稍晚，以“二主一相”为代表词人，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一相：冯延巳。由于南唐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战略形势行极为危急，就使得南唐词人产生了鲜明的忧患意识和一腔哀愁的忧患情调，南唐词也因此扩大了词的意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文学，影响了宋初几十年词坛的基本风格。南唐词繁荣的政治因素：南唐建立政权后就颇为注重广纳四方的文人儒士，采取富民政策。史谓李昇“专尚文儒，延纳多士”“以富国阜民为务”。

二、西蜀词与南唐词的差异

（一）西蜀词多为“伶工词”，具有着应歌之具和佐欢酬宾的娱乐功能；而南唐词虽也是遣兴之具，但更为注重主观情绪流露和描写。

1.西蜀词的特色：西蜀词人欧阳炯为《花间集》做序，其序文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嵌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艳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由此可见，西蜀词风乃是齐、梁宫体与西蜀娼风结合的产物，同时受到西蜀宫廷享乐风气之影响及都市游乐生活之熏染。西蜀词的绮艳化，以温庭筠、牛峤词风开始。代表作有温庭筠《菩萨蛮》：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上阕写居处环境，借助景物烘托，委婉透露出人物的心理状态；下阕描述她的穿戴打扮，通过细节勾勒人物的形貌，合起来是一幅玲珑明丽的女子怀春图。温庭筠“侧艳”的风格形成西蜀词派的基本词格，反映了西蜀享乐文化的盛行。

2.南唐词的特色：南唐词初期多写宫廷豪贵的宴饮优游生活，但中主李璟执政后，在亡国危机紧围的环境中，南唐君臣虽仍以词为娱宾遣兴之具，但却始终怀有隐隐的危机感：无奈迷茫、感伤忧虑在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最能体现南唐词人不敢放肆欢愉，倍感忧虑的，应是李煜中期作品《谢新恩》：

庭空客散人归后，画堂半掩珠帘。林风淅淅夜厌厌。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

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金窗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

该词描写客散人去后庭院空寂和夜月冷清。每一种景物、每一个场面都蕴含无法言表的落寞和惆怅。春晨美景也难给作者愉悦，往时今日的新愁旧恨郁于心头，本想醉卧不起，但偏被羌笛惊醒，于是情绪愈发低沉郁闷。

（二）南唐词注重抒发创作主体的内在情感，表达词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西蜀词主要描绘了外在的客观场景，不是特别注重表达内在情绪。由于国事衰微，南唐中主李璟处境困难，而词作则是他发泄情绪的重要出口。比如《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李璟以自己为主人公作的词，充分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哀愁。南唐词人注重在叙事和描写中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性格，体现了主观抒情性特征。

（三）文学的风格总会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的影响，以致于在不同程度上会反映当地文化特色。南唐地处江淮，为吴方言区，南唐词也不免会吸收引用当地方言。而西蜀所在的四川则拥有灿烂的自然风光和繁荣的商业经济，不免会反映当地的社会生活和风俗风貌。

三、西蜀词与南唐词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当地传统文化影响以及地域审美差异。

风俗习惯不仅是社会教化的产物，与地理环境也有着密切联系。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不同，自然也就影响到为审美趣味所制约的艺术风格，山水情致的熏染会影响词人的创作风格。

1、巴蜀地域文化传统对西蜀词的影响。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涉及到文学传统时说蜀人“多斑彩文章”。如司马相如的赋《子虚》、《上林》，词采华美，浮化夸张。又如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同样也以浮华夸张的手法、华丽雕砌的辞藻取胜。而温庭筠的词亦吸取了汉赋特点，从精心雕镂中逐步暗示闺怨离愁，这种华丽的辞藻形成了以富贵和精美为标准的审美风尚。

2、南唐地处河流纵横、湖泊星罗密布的江淮地区，水乡温柔秀美导致了词人的创作风格偏向素雅清淡。李璟和李煜都曾描写过江南风光。如李璟《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

《雪浪齐日记》记载，荆公问山谷：“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由此可见江南水乡对南唐词的影响。

（二）宗教思想的差异也影响西蜀词人与南唐词人的创作观和人生态度。

1.五代时期，西蜀盛行道教，注重世俗现实快乐。花间词有不少以《天仙子》、《女冠子》等为词调的作品，它们或借用道教巫山神女意象表达男女欢会聚散，或借刘晨、阮肇天台遇仙故事表现女性对情人的思恋，或借牛郎织女意象表达佳期无凭的怅惘，或借翠苔、酷坛、霓族等意象暗指与女冠的风流情事，描绘出文人狎妓的放荡生活。也有用道教仙居仙踪表现士大夫文人及第或冶游的世俗生活，在西蜀词作中更是不胜枚举。可见西蜀词人也受到了道教享乐意识影响。

2.南唐崇佛之风向来盛行。南唐词人受佛教“苦空”观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李璟“还与韶光共憔悴”的沉郁，还是冯延巳的好景不再、人生易逝的慨叹，亦或是李煜的浮生如梦的哀痛，无不是佛教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观照自我来去因果及生存状态下产生的叹愁说苦。

这其中最让人感同身受的则是李煜，有词《谢新恩》一首：

秦楼不见吹箫女，空余上苑风光。粉英金蕊自低昂。东风恼我，才发一襟香。

琼窗敧梦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碧阑干外映垂杨。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这是描写相思之苦的词，在樱花满地、明月当空的景色下独守空房更是让人触景伤情。

由此可见，花间词比较轻巧、靡丽，注重现世的纵情声色，及时享乐；而南唐词则注重情感的表达：对人生的思索、对国家的忧虑。

（三）外部环境造成的差异。

西蜀和南唐都存在于晚唐五代这个时段，且都是在乱世中的割据政权，有着的相近背景。虽然他们都享受着奢华的生活，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词风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1、西蜀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天险屏障使得西蜀安全稳定，词人较少有忧患意识，沉湎享乐。且西蜀多唐朝世族，经历乱世流离后，身心皆疲的文人为逃避现实人生，多醉入花间以安定心灵。另外花间词人的活动空间较大，游踪广泛，人生经历丰富，这在他们的词作中也有所反映，不仅有女子闺怨题材等室内空间，还有许多以船上、溪边、堤岸、郊外甚至外乡作为叙述地点和空间的词作。

2、南唐君臣亦沉迷享乐，但无险可据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他们仍保有忧患意识。南唐国势渐衰，李璟和冯延巳的作品表露出莫名惆怅，一种深深的为国家的命运担忧的感伤，这种情绪在西蜀词中难以寻觅。李煜在位十五年，最后做了两年的亡国俘虏，在此期间写了不少抒发真实情感的词作。在做了亡国的囚徒后，他以真挚深沉的情感、清新自然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风格。

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温庭筠的《南歌子·其二》：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以及《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卷下)。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同样写“愁”，唐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宋词——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背道而驰。

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

苏轼应该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下坡路的开始，宋词开始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

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他望月思念胞弟苏辙，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