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政治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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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YAN SHI DIAN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简述曾鑫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市 541004)摘 要: 我国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经过理论的学习以及实践的论证,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与自身理论基础、与中国切实的情况融合起来,根据当时中国教育确实面对的问题,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1 追根溯源1.1 思想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构筑了陶行知早期的思想基础。
如儒家文化主张的仁爱、知行,以及孔子的教育思想;墨家文化主张的亲民、亲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等等。
随后陶行知留学美国师从杜威。
美国传统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与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不符;教育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
在此时代背景下,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
他认为,生活的延续、更新,都需要教育,教育应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培养适应社会变化的人,指出:“教育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教育在它最广的意义上就是这种生活的社会延续。
”[1]1.2 实践探索陶行知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董事部书记兼安徽省执行董事,投入普及平民教育工作中进行教育实践。
他指出中国教条地引用国外的教育理论无法改变中国教育的困难局面,教育理论必须因地适宜。
[2]并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传统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教育方式落后僵化、教育内容不仅脱离实际生活且不全面、教育受众面非常少等。
认为只有进行生活教育,致力于学生并非主动掌握知识的局面以及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局面的转变,中国教育的困局才能改善。
1.3 社会实际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近代工业的出现使得经济发展的势头如雨后春笋,旧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
而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却是“山穷水尽”的惨况:“全国的学校教育荒芜萧条,学校数量极少”平民及平民的子女生活贫困、无进校的途径,忽视了最大人口数量的农民的需要;考试考什么教育才教什么,为了考试而教育。
[3]这样的社会现实决定任何现成的西方理论都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内容摘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在进行教育的时候,需要将教学内容和学生生活、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这种教学理念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论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高中教学思想政治教学多彩的消费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将智育和德育结合起来的一种课程,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结合。
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就需要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引入进来。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强调在开展教育的时候,注重将教学和生活联系起来,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样才能够提升教学的质量。
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就需要对生活化的教育理念进行探究,这样才能够开展好课堂教学。
下面我们就以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多彩的消费》的教学为例,来说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是如何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应用的。
一、导入生活情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身就和学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开展生活化的教学才能够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
为了体现出教育的生活性,教师就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认真研读,找到学习内容和生活现象之间的切合点。
尤其是对于一些抽象的内容进行讲解的时候,教师更需要深度挖掘这些内容在生活中的体现,让学生改变对学习内容的印象,利用生活的联系来对知识点产生公平,然后对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才有利于接下来的学习。
比如在学习人教版高中英语《多彩的消费》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这部分内容涉及到消费、金融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和学生生活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教师为了提升教学氛围,在进行课堂引入的时候,就可以播放下面视频,“在视频中一个老人在超市进行购物的时候,超市没有对商品明码标价,因此造成老人错拿了商品,这样就造成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学生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会联系自己心爱消费过程中遇到的情景,就想要了解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解决,学生就会关注教师的教学,并且会配合老师进行仔细听讲,这样就提升了课堂效率,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浅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作者:莫婉婷叶中梅周睿聂鑫来源:《读天下》2018年第24期摘要: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它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生活教育是在批判传统教育中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摆脱传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由三个基本命题组成,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本文梳理了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并对生活教育理论进行一系列阐释。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影响一、陶行知陶行知在1917年回国之后,积极参加教育改革运动,综合中西方的教育差别,改革中国传统教育。
他一生都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抗日期间,陶行知主要从事国际抗日宣传工作和国内战争时期教育工作。
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为拯救国家而努力奋斗的爱国主义者。
他的一生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理想和热情,为贫苦人民和儿童教育,为中国教育改革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精力。
二、生活教育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学校,在这里确立了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
它包括三个基本命题“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一)生活即教育人的生命总是伴随着生活,同理,教育也不能脱离生活而存在。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就决定着我们要接受怎样的教育。
因此,生活具有教育的意义。
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革生活,他们两者之间有互操作性。
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方法,都需要根据生活实际需要来确定,在制定过程中不能脱离生活实际。
因此,我们得出教育应该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实际生活是教育的核心。
(二)社会即学校在教学中,我们不能人为地将生活与教育分开,在校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立足于社会,更好地与自然共处。
因此,教育的范围不能局限于学校,还应扩及到家庭和社会。
而且将教育社会化,不仅意味着将书本里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中,而且意味着让那些没有经济基础的劳苦大众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这样的教学理念拓宽了教育的范围。
这种思想将促进学校的社会化发展,而学校的发展又将促进社会的繁荣。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和分析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远影响。
陶行知,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和改革者,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将从生活教育的起源、核心理念、实践应用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全面揭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价值和贡献。
本文将回顾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产生背景,探讨其与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思想的关联与差异。
本文将深入剖析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其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实践策略。
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和实践经验,阐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影响,以期为中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他的教育思想和精神,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观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源于他对中国教育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西方教育理念的批判性吸收。
他坚信,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应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应与生活紧密相连,教育不应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知识传授,而应是在生活中进行、在生活中体现的过程。
人们应通过参与生活、体验生活来接受教育,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陶行知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观点。
他认为,学校不应仅仅是一个封闭的教育机构,而应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连的开放系统。
学生应走出校园,深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来增长知识、锻炼能力。
同时,社会也应成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广阔舞台。
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
他认为,教学不应仅仅是单向的知识传授,而应是一个师生互动、共同探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学生如何学习,更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如何生活。
学生也应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通过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罗双燕武汉商学院职业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 430058)【摘要】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是我国创造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创造教育实践的开拓者。
他以自身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经历,结合自己的教育活动经验,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先进教育理论。
思想博大精深,牢牢立足于我国国情,顺应了教育发展规律,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时至今天依然具有是股份重要的指导意义。
【主题词】生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启示一、“生活教育”理论概说“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陶行知先生毕生献身于教育,“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主线和重要基石。
1917年陶先生留学美国三年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校任职。
他积极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
1、“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之精华提出来的陶行知先生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清苦农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 1906年,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
童年时代就心忧天下,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191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
其间,美国教育家杜威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影响极大,作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1917年陶行知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他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
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浅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档(1)浅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黄运金、斯序波、黄秋勤(1,2.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3,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中学)摘要: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近代哲学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近年来研究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是对这一命题的诠释,不仅是教育理论的思想创新,也对今后教育的发展有着借鉴的价值。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当代价值引言: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解救当时社会教育弊病的一剂良药。
在批判吸收中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理论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生活与教育的紧密联系,理清生活与教育的关系,对我国现今的教育发展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探析(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生活教育理论产生的外因19世纪末,腐朽没落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侵略下不堪一击,被迫打开国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
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文化的侵略也在日益渗透。
在租借、通商口岸以及沿海各大城市兴办大量的洋学堂、洋教馆,通过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意识,掩盖侵略的罪恶行径。
随着文化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浮现出盲目追求西化倾向,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学堂思想、教育体制等,这种以效仿西方为时髦的现象层出不穷,陶行知深感痛心,针对这种洋化倾向,他尖锐的指出:“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洋车。
”①从这里可以看出,陶行知反对这样的“洋化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制度一味的照抄照搬西方的教育制度,没有考虑当时中国的国情,不符合具体的实际需要,这种照葫芦画瓢的“洋教育”只会阻碍儿童身心的发展。
对“洋教育”的批判促使陶行知更多地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他认为:办教育离不开生活这片土壤,教育脱离生活,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教育。
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政治学背景(上)发布时间: 2009年3月13日点击: 620 次责任编辑: wzd南京晓庄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峰摘要:对陶行知的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解读,关系到对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政治学背景的解读,是“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不能回避的问题。
剖析陶行知民主思想的实质内涵,应从他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入手,而不应从改良主义、教育救国论的政治定性入手。
陶行知是温和的国民性决定论者。
他的民主观是以进步的、进化的发展观为基础的。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也是他的民主主义方法论的一部分。
生活教育理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上人的“价值观”所造就的国民性不能适应民主生活的问题。
关键词:民主;教育救国论;国民性决定论;人上人(一)“陶行知与现代化”是陶行知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此课题意在跳出仅仅把陶行知看成是教育家、甚至仅仅看成是教育实践家的惯常视角,力求捕捉作为历史人物的陶行知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联。
这不仅开拓了陶行知研究的视野,也对重新认识和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把陶行知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去考察,就要假定在他的心目中不仅有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教育的蓝图,还有一个值得揣摩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且,他的理想教育的蓝图应该是以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为背景的。
但正如卢梭担心柏拉图的《理想国》会被仅凭书名判断内容的人误以为是一本纯粹讲政治的书籍,因而宣称“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1],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同意把陶行知仅仅看成是教育家,把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仅仅看成是单纯教育上的理论,那就应该能做出一个肯定的判断,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一种政治学理论,就像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阐述的那样,这个理论对“什么是理想教育”的阐释,是以它对“什么是理想社会”的看法为基础的。
目前“陶行知与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朝着能做出这种判断的方向努力。
例如在胡晓风的新作《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一书里,以及在中陶会“九·五”规则课题组的集体成果《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一书里,陶行知的政治思想都没有列为一个专题来讨论。
这当然与1951年对陶行知的政治批判有关。
但就“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的立意而言,陶行知的民主主义思想、教育救国思想,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
因为不澄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陶行知胸怀怎样的社会理想,也就无法解释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是基于对现代化的何种考虑。
从而,“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很可能只是“陶行知与教育现代化”这种课题的扩展版。
什么是陶行知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答案似乎不难找到。
1914《共和精义》中他断言:“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2];1916年《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致J?E?罗素》中他说:“余今生之惟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3]。
很明显,陶行知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民主,也有各种各样的民主观或民主主义主张,陶行知心目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一种民主?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并非显而易见。
陶行知不是理论家,他也不热衷于理论研究。
要从他生前发表的短文和演说辞中整理出他的民主和民主教育思想不难,难的是要把握其民主观的实质内涵,尤其是要把握他的民主思想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之间的关联,还必须深入分析构成他的民主主义主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这不是仅在陶行知的现代意识上大做文章就能解释清楚的问题。
尽管这类文章甚至可以做到把陶行知与全球化联系起来。
但“陶行知与现代化”这一课题的意义,并不在于能说明陶行知像什么,而在于能证明他是什么。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陶行知生逢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折的时代。
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成立、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等,无一不昭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在探索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的。
政治现代化的实质是民主化。
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专制统治及其所维护的旧价值体系与民主政治及其所依托的新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作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陶行知对由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冲突,当然会有他自己的预见和价值判断立场。
正如1996年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陶行知的价值取向“既不同于‘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折衷主义”[4]。
但是,陶行知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他如何在这个传统与现代激烈对抗的时代确立并保持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基于怎样的价值观背景?他从中西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分别选择了什么、不选择什么?什么因素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这些问题关系到能不能肯定陶行知确有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以及他的现代化方案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或当代价值的问题,是应当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其中,“陶行知与政治现代化”又是这一系列问题的突破口。
因为,只有把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才有可能看清楚陶行知民主思想的实质内涵是什么;也只有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陶行知的社会理想是什么的问题上,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
(二)讨论陶行知民主思想的实质内涵,不能不从他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入手。
这是因为,“自启蒙以来,西方最重视的价值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自由、平等和博爱。
其中博爱一般被视为具有个人性质的价值,而自由和平等则是政治价值。
”[5]20世纪初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追求,首先是从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开始的。
这从青年陶行知写于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也可以看出。
另外,由于自由和平等往往是冲突的,如何对待自由和平等这两种政治价值,是各种政治学理论的分水岭,因此从陶行知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入手,也便于了解他的民主观与同时代其他民主主义主张之间的不同。
陶行知论自由和平等问题,最早是在《共和精义》。
他在此文中称自由、平等、民胞为“共和三大信条”。
对于自由,陶行知有三个看法:一是他认为“自由有正负”。
这与后来柏林把自由划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类似;二是他认为负自由不是真自由:“此种自由,人民久以不惜蹈汤赴火以争之,其成绩已大有可观。
然人民脱离强暴之羁绊,未必即能自由也”;三是他认为正自由才是真自由:“故真自由贵自克……故真自由贵自制……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不难看出,陶行知对两种自由的价值判断与柏林相反,但与他后来的老师杜威却是不谋而合的。
杜威说:“自由不但是外界束缚的解除,也是精神事业……自由第一的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解除外界的束缚,是消极的自由;养成创造的能力,才是积极的自由”;[6]对于平等,陶行知也有三个看法:一是他认为有些差别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天之生人,智愚、贤不肖不齐,实为无可韪之事实。
平等主义亦不截长补短,以强其齐。
”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认包括天赋差别在内的事实不平等;二是他主张机会平等:“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平等主义所主张者此耳”;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主张用程序平等去消解实质不平等;三是他主张从道德平等上去理解平等的内涵:“平等主义欲人一举一止,当思他人思安之心,固不减于我也。
”这可能是受到卢梭的影响。
《共和精义》作于民国三年(1914年),当年陶行知只有21岁。
黄炎培后来在哭陶诗中赞此文是“秀绝金陵第一声”。
有人认为《共和精义》标志着陶行知已经形成完整的民主思想和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
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此文对自由与平等的阐述是常识性的,从中看不出陶行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二是此文并没有把自由和平等列为共和民主最重要的政治价值,陶行知特别强调:“自由平等不过达目的之手续,非可以目的视之也……为自由平等而争自由平等,则大谬也。
”三是在此文最后一节“共和与秩序”中,陶行知还给民国留了一个专制的尾巴。
他说:“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否则,妄解自由,谬倡平等,秩序紊,伦常乱,公理昧,权利争,祸患所中,烈于洪水猛兽……故吾国当发动太过之后(注:指发动民主太过),不能不利用开明专制,只可当作航海之舵。
易言之,则开明专制,为当今护持纲纪之要具。
然只可当作透达共和之一种手续,断不可视为政体之目的。
”如果以是否坚定地反对专制,作为衡量民主立场是否坚定的一种标志,则上面这段话将引起疑问,《共和精义》中的陶行知究竟持何种民主主义的立场?对此,可能的辩护是:(1)陶行知并没有否定民主,他只是把开明专制视为民主早期阶段的手段;(2)把开明专制视为手段,是基于国情,确切地说,是基于对国民程度不足的考虑。
此文第五节论及共和四大险象——即国民程度不足、伪领袖、党祸、多数之横暴。
其中国民程度不足是决定性的,因为伪领袖、党祸、多数之横暴这三种险象,都可以追溯到国民程度不足;所以(3),正是出于对国民程度不足的担忧,第六节“共和与教育”中他说:“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
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
”据此可以肯定,写《共和精义》时,陶行知已经萌发了“教育造国”思想?,这种思想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阐释是契合的,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在杜威那里得到了肯定,两年后(1916年),即陶行知在美国求学的第二年,他在《致罗素信函》中说:“余今生之惟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这时,陶行知才确定以教育作为自己的终生志愿。
上面这种辩护的要点是:如果把教育造国看成是青年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已经开始思考的一种现代化方案,则分析《共和精义》可知,这个方案的酝酿,建立在陶行知对国民程度不足这一国情事实的判断基础上。
正是出于这种判断,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强调民主的早期阶段还不得不借助开明专制来护持纲纪,也是出于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了国民程度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这一深谋远虑,最终他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这既能解释为什么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会容忍开明专制,又能解释为什么他不选择军事革命而是选择教育救国,看上去是一举两得的美事。
但进一步看,这种解释隐含了把陶行知的民主理想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对立起来的趋势。
因为:(1)专制统治与民主生活是不相容的;(2)根据陶行知后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这一命题,是民主的生活,就是民主的教育;不是民主的生活,就不是民主的教育;因此(3),如果容忍开明专制是陶行知民主立场的一贯特征,则要么他的民主理想是假的或不彻底的,要么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错的。
上述第三个结论,究竟是因为陶行知的民主理想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本身就有内在的矛盾,还是由于我们过早地断定陶行知在写《共和精义》时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民主主义主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陶行知的民主思想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矛盾的,而生活教育理论又是他在实施教育造国方案的具体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则这种矛盾意味着,陶行知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化方案,于是“陶行知与现代化”这种课题不能成立;而如果这种冲突是由于我们误读陶行知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于我们误把《共和精义》看成是陶行知民主思想的代表作,但实际上不是,那就需要重新解读陶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