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遗弃罪之比较

中日青少年犯罪比较研究中日青少年犯罪的本质和动因有所不同。

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教育体制、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念存在差异，这也导致了两国青少年犯罪的表现形式和原因有所不同。

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青少年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层现象，使得部分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中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这些压力可能导致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尤其是一些无助感和自卑心理较为严重的青少年。

与此中日两国对待青少年犯罪的态度也不同。

日本重视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支持措施，而中国则更加关注犯罪的打击和惩罚。

中日青少年犯罪的犯罪类型和犯罪率也存在差异。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犯罪主要表现为盗窃、抢劫、诈骗等财产犯罪，而日本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在伤害、非法改装车辆、非法入侵等行为上。

日本青少年犯罪率相对较低，而中国青少年犯罪率则较高，这主要是由于两国社会背景、教育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差异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青少年犯罪的性别特点也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青少年犯罪以男性为主，而日本青少年犯罪中女性犯罪率相对较高。

中日两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策略也有所不同。

中国青少年犯罪的治理主要通过打击和惩罚为主，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和宣传。

而日本则更加注重预防和矫治，通过开展青少年犯罪预防教育、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等措施，帮助青少年摆脱犯罪的困境。

中日青少年犯罪在动因、犯罪类型、犯罪率以及治理策略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深入研究和比较中日两国青少年犯罪现象和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青少年犯罪的本质和特点，为制定科学有效的预防策略和治理措施提供参考。

浅谈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犯罪在当前，我国某些学者提倡对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做构成要件上的重构，以适应事实中发生的家庭成员之外“遗弃”行为，尤其是对于某些具有扶助与保护义务的行为人而言。

而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犯罪所规定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契合了该种提倡，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犯罪不论在概念内含还是在实践运用中所发挥的功能都远胜于我国遗弃罪的规定，对于我国遗弃罪的再重构当具有明显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标签：遗弃；日本刑法；保护责任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犯罪”与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罪行构成的各种要件上。

应该说，日本刑法中所认定的“遗弃”范畴远胜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遗弃”，该种差异首先源自于对“遗弃”概念内涵所做的的不同理解，进而影响到实践中具体案件上的适应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犯罪对于我国刑法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下文则主要介绍日本刑法中“遗弃犯罪”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一、关于“遗弃”的规定在关于“遗弃罪”的规定上，日本刑法与我国刑法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

所以通说观点认为，“遗弃罪”是指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①基于通说对该罪所作出的理解，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遗弃”概念所指向的对象仅限于家庭生活中具有相互扶养义务的成员之间。

②而突破该种范围的“遗弃”行为，即便在一般公众的理解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遗弃行为”（如见危不救），但往往不具有刑法中所认定的遗弃内涵而不能适用刑法典中的遗弃罪条款。

相较之，在日本刑法典中，从第二十六章至第二十九章分别规定了“杀人犯罪”、“伤害犯罪”、“过失伤害犯罪”、“堕胎犯罪”，并于其后第三十章规定了“遗弃犯罪”③，间接说明了该罪与前几类罪行有一定的关联性，即在犯罪客体上都可以被认为是针对于生命·健康的犯罪。

第4卷第1期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14N o11 2004年2月Jou rnal of Ch ina U n iversity of Geo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 on)Feb12004从国际法上驳日本在其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Ξ朱文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　要: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50多年,但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弃在中国领土内的化学武器却一直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些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能不能提出诉讼,有没有权利要求赔偿,本文将这两个基本问题并结合前不久东京地方法庭的一个判决和日本政府在该案中所陈述的论点,拟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来进行阐述。

关键词:国际法;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国际不法行为;国家责任中图分类号:D9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169(2004)0120064207 前 言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曾惨无人道地在中国广大地区研究和生产生物和化学武器,并对中国军民多次使用这些武器。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许多没有来得及使用的生化武器被日本侵略军扔到了河里、埋到地下或者作为普通武器扔进武器库中,遗弃在中国境内。

50多年来,这些武器对我国安全、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长时间以来,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不屈不挠,为了实现正义和公道,坚持在日本国内法庭状告日本政府,对日本政府就其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带给他们的灾难提起诉讼请求。

2003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对13名中国受害者①向日本司法当局提起索赔诉讼的案子作出一审判决。

该法庭判定原告方胜诉,命令被告方日本政府向13名中国原告支付总额约1899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6万元)的赔偿,所有的诉讼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1]。

东京地方法院的这一判决,是侵华日军遗留化武受害者索赔诉讼在日本首次胜诉。

中日法定继承制度的比较研究【摘要】本文主要对中日两国的法定继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引言部分从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在首先概述了法定继承制度的基本概念，然后对中日两国的法定继承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继承人资格、遗产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对中日两国在法定继承制度下遗产流转进行比较研究。

结论部分总结了中日法定继承制度的差异及其影响，提出了借鉴与启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的法定继承制度在实践中的差异，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经验。

【关键词】中日法定继承制度、比较研究、继承人资格、遗产分配、遗产流转、差异、影响、借鉴、启示、未来研究方向。

1. 引言1.1 研究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日两国交流日益密切，中日之间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变得更加重要。

在继承法领域，法定继承制度作为重要的继承方式，直接关系到个人财产的传承和家族财富的延续。

中日两国分别拥有自己独特的法定继承制度，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的法定继承制度受传统礼法文化和现代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影响，强调家庭的责任和传承。

而日本的法定继承制度则更加注重平等和个人自由，体现了日本现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的法定继承制度，可以深入探讨两国在家族观念、私有财产保护、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差异和共同点，为跨国家庭财产传承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对中日法定继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对两国继承法律制度的相互借鉴和启示，不仅可以促进中日两国法律制度的互动交流，也可以为全球继承法制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范例。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部分的内容应该是围绕着研究为何进行以及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展开。

在中日法定继承制度的比较研究中，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法定继承制度，探讨其制度设计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从而深入了解中日两国在遗产继承方面的立法思路和政策取向，为两国的法定继承制度改革和完善提供参考。

日军回忆：中日对待战俘差异巨大作者：李伟来源：《检察风云》2021年第02期2020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3周年纪念日，也是第7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中国为悼念死难者、揭露侵华日军暴行举行纪念活动的同时，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东京全水道会馆举办纪念南京大屠杀83周年集会，呼吁日本人民铭记历史，开创和平友好的未来。

日本《新闻日刊》对东京全水道会馆的纪念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刊发两名当年的侵华日军成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的内幕，有力地佐证了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

《新闻日刊》用前日本陆军特务人员中谷孝的第一人称讲述了他记忆中的侵华日军。

二战中，我们一直被这样教育：日本军队要贯彻武士道精神。

根据我在中国战场上的亲身体会，日军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

大多数日军士兵无论做出多么丧失人性的杀戮行为，都不会有罪恶感——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天皇，为了帝国”。

从日军对待中国战俘的恶劣方式就可以看出，日军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青岛投降日军的德国战俘，被送往日本四国岛。

他们在那里不仅享受了温泉，还在日方的组织下成立了一支乐团，在日本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曲目。

由此可见，一战时的日军对德国战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

但是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战俘完全不讲人道主义，没有设置战俘收容所，更没有“释放”这一说。

据我所知，大批在南京被俘的中国国民党部队军人，全部不知所踪。

日军占领南京时，从北方开过来的第十六师团的指挥官中岛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么多中国战俘，我们没办法处置。

我们不会收容中国战俘！”这意味着日军既没有收容也没有释放中国战俘，那么只有一种处置方式——直接处决！这基本上就是侵华日军对待中国战俘的一条“准则”。

另外，不只在南京，在我所参加的所有战斗中，中国战俘无一例外都被日军处决。

1941年春，日军攻入安徽寿县，立即开始搜捕逃入城内美国教会附属医院的中国士兵。

当时身为特务组成员的我也参加了作战。

浅谈我国遗弃罪构成要件摘要：我国遗弃罪的的客观对象包括年老、年幼、患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97刑法修改以后，将遗弃罪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一章，因此，对于遗弃罪的构成要件有了新的阐述。

关键字：遗弃罪抚养义务家庭成员一、遗弃罪的概念及其现状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比如，父母拒绝抚养未成年的孩子，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等等都属于遗弃罪的范围。

遗弃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即行为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处于危险或者紧迫的情况下，才能构成遗弃罪。

但是我国遗弃罪的范围包括哪些呢？在我国刑法中，遗弃罪的客观对象是指，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

从立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很多学者认为，遗弃罪只能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行为是不能够按照遗弃罪来定罪处理的。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本罪规定的是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需要负有抚养义务而不抚养的，并未写明是需要有关系的家庭成员。

且1997年的刑法既然已经将遗弃罪写进侵害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犯罪一章之中，那么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将遗弃罪的法益限定在家庭成员关系之间，而应当扩大为因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而以不作为的方式不履行其义务的，情节恶劣的行为。

二、国外关于遗弃罪规定对于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日本刑法规定：”遗弃因年老、年幼、身体障碍或者疾病而需要扶助的人，处一年以下惩役。

”；第218条规定：”对于老年人、幼年人、身体障碍者或者病人负有保护责任的人而将其遗弃，或者对其生存不进行必要保护的，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惩役。

”德国刑法规定：“遗弃年幼、残废或者患病而无自救能力的人，或者将受自己保护的人以及应帮助其住宿、迁徙或收容的人置于无人保护的状态下的，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第2款规定：”父母遗弃子女的，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第3款规定：”犯本罪致被遗弃人重伤的，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自由刑；致被遗弃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自由刑。

关于中日环境保护措施的对比分析作者：孙然程宪涛刘昕宇徐鹤轩金雪姬来源：《今日财富》2020年第32期摘要：长期以来，环境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垃圾分类回收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改善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的垃圾分类回收正处于起步阶段，而日本当今垃圾分类回收发展较为领先。

本论文通过两国的垃圾分类回收现状的对比分析，学习日本垃圾分类回收的经验和方法，促进我国垃圾分类回收的普及和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环境改善。

关键词：中国垃圾分类回收日本垃圾分类回收环境保护一、当今世界垃圾产生状况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垃圾给地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随着垃圾产生量的增多以及垃圾生产率的上升，世界的垃圾回收问题十分严重。

2016年，全球城市产生了20.1亿吨固体垃圾，相当于每人每天产生0.74公斤的碳足迹。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预计到2050年，每年产生的垃圾将比2016年增加70%，达到34亿吨。

二、当今世界垃圾分类回收特点1、垃圾分类回收情况由国家发展状况不同而有差异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差异的不同，垃圾的管理也有阶段性的差别。

在发达国家垃圾收集率几乎接近100%。

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和消费习惯、生活垃圾成分等，制订了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法规、计划和实施办法，垃圾分类回收率较高。

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管理水平低，垃圾被任意丢弃。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主导下，不进行垃圾收集，各自丢弃的情况很多。

如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多的南亚等急剧开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垃圾分类回收率极低。

2、垃圾分类回收技术发展较为迅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垃圾分类回收也进入了“科技化”、“智能化”时代。

在一些发达国家，整个垃圾回收、处理的流程基本上不需要投入过多的人力，而是垃圾车将垃圾载入垃圾场后，由系统进行检测，将可回收、再利用的直接剥离出来，使垃圾处理能够安全、自动化、环保、高效。

日本遗孤问题探析
潘德昌
【期刊名称】《日本研究》
【年(卷),期】2007(000)004
【摘要】日本遗孤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根源于日本对中国的移民侵略,形成于1945、1946年的日本移民大逃亡与战败政府的弃民
政策的推行.
【总页数】4页(P72-75)
【作者】潘德昌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历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3
【相关文献】
1.关于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关系问题——兼对中国日本遗孤与俄萨哈林日本归国者作比较研究 [J], 杜颖
2.日本遗孤问题实证研究的新成果——评《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J], 笪志刚;
3.涉蜂官司焦点问题探析之不法侵害案焦点问题探析 [J], 宋心仿;高敦
4.涉蜂官司焦点问题探析交通事故诉讼焦点问题探析 [J], 宋心仿;高敦
5.涉蜂官司焦点问题探析之服务或质量案焦点问题探析 [J], 宋心仿;高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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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至少在传统上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系地进行了重新编纂,分为第一编总则与第二编分则,总则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还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这一点又与日本刑法典的体系以及日本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

同时,中国刑法还把诸如单位犯罪、犯罪集团、量刑标准等写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对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

中国终于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直观印象。

尤其是,中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从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使有关犯罪成立的第1编第2章“犯罪”体系化,还是一个问题。

在日本,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刑法体系,也展开了实质性的辩论,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

在此想就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1编第2章第3节“共同犯罪”这一点,就日本学界对于数人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所研究的几个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作些介绍,进而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这一角度来做些探讨。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在正面确定罪刑法定主义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犯罪论,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体系化的问题。

首先,想就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般认为该规定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只要不是故意杀人,法官就不得适用杀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杀人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罚,在此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该条也规定了裁判规范,即对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规定。

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中日安乐死问题的比较研究引言：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的一个现实。

然而，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个人自主决定权以及社会决定权成为了当下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

安乐死作为以一种异议性方式来结束病重病患者生命的手段，成为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讨论热点。

本文将通过对中日两国安乐死问题的比较研究，探讨不同社会背景下对于死亡的自我决定权和社会决定权的态度存在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

第一部分：安乐死的定义和历史安乐死作为一种有争议的生命结束方式，其定义不尽相同。

简单来说，安乐死是病重病患者在医生协助下以一种药物注射或其他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安乐死起源于欧洲国家，最早在瑞士和荷兰等国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第二部分：中日两国对安乐死问题的不同态度1. 中国中国是一个注重家庭价值观念的国家，尊重长辈和尊重生命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的社会认知中，"自杀"被视为一种悲剧和自私的行为。

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安乐死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和立法。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对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安乐死是尊重人的自主权的体现，对病重病患者来说，他们应该有自己决定结束生命的权利。

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担心安乐死合法化会滑向以满足他人意愿的、利益驱动的生死抉择，而忽略了个体自身的意志。

2. 日本相比之下，日本对安乐死问题更为开放和积极。

日本认为，生命是个体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

安乐死在日本是合法且被广泛认可的。

在日本，安乐死被称为“自主决定”，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杀辅助，即病患通过医生或特定组织的帮助来终止生命；另一种是终止医疗，即病患自己选择不继续接受进一步治疗。

第三部分：中日两国对安乐死问题态度差异的原因1.文化差异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属东亚文化圈，但在个体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

中国注重家庭和社会的集体利益，尊重长辈和生命是价值体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