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高管薪酬效应评价

华尔街薪酬：市场天平和有形之手博弈奥巴马政府薪酬管制“利剑”根据报道，面对着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之一和来自纳税人方面的巨大压力，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与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2月4日宣布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接受纾困之企业的高管年薪不得超过五十万美元。

至于薪酬超领部分，必须以“限制型股票”支付，这种股票不得出售求现，得等到公司还清政府纾困金后始能解除限制。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国政府为了挽救陷入困境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但从效果上来看，这些措施或者帮助避免了这些金融机构陷入破产的境地，但却依然没有让其走出危机，金融危机后期问题的释放效应和去杠杠化过程的漫长都让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棋局：鉴于之前已经付出巨大的成本，继续挽救这些华尔街巨头需要政府更多的资金注入，购买数量庞大的金融资产；如果放任这些金融机构自生自灭，则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陷入衰退的连锁反应：企业破产－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萎缩然后是有效需求的进一步下降。

一直选择“改变”作为竞选口号的奥巴马似乎也只能选择前一种路径，继续输血华尔街金融机构。

但是巨额资金的投资和华尔街高管的天价薪酬激起了纳税人的愤怒，并推动新政府最终做出限制受援机构高管薪酬限制的决定。

华尔街薪酬之谜一直以来，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无数精英人士梦寐以求的工作地点。

而作为回报，便是华尔街所提供的高额薪酬机制。

这是一个制造财富传奇的梦工厂，同时也制造出过度的物欲和贪婪。

华尔街所提供的薪酬财富令人咋舌。

据报道，纽约州审计署的统计数字显示，华尔街高管去年184亿美元的分红虽比2007年减少44%，却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繁荣时期水平。

美林CEO塞恩签约奖金是1500万美元现金，之后数年的薪酬从5000万美元到1.2亿美元不等。

2007年高盛CEO布兰克费恩的总收入为6850万美元，包括工资收入为60万美元，现金分红为2680万美元，还有总价值为4110万美元的限制性股票和期权。

从A IG 奖金门 事件看高管薪酬管理张晓明 陈 燕摘 要 文章分析了A I G 奖金门 事件中,利益相关人的严重冲突及其原因。

文章认为该事件折射出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企业薪酬体系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进一步追踪了国外高管薪酬管理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探寻此变化趋势对中国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并对中国高管薪酬提出建议。

关键词 奖金门;高管薪酬;薪酬体系;管控体系作者简介 张晓明(1968~),华东交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领域人力资源管理陈燕(1983~),南昌航空工业大学人事处,华东交通大学M BA研究生一、A IG 奖金门 事件(一)缘由。

2009年3月份,全球第一大保险商 美国国际集团(A I G)一直风波不断。

在3月初刚刚接受美国政府300亿美元救助资金后,A I G于当月15日宣布将向其金融产品部门(A I G FP)高管支付总额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

这笔奖金面向A I G FP的418名员工,其中得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有70余人,最高的单笔数额达640多万美元。

此举引来美国各界猛烈抨击。

同一天,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一项新法案,赋予美国司法部收回A I G向管理人士支付奖金的权力。

根据这项法案,凡是已接受了50亿美元及以上政府援助资金的企业,其家庭年收入高于25万美元的员工需要对自2008年12月31日以后所受的奖金缴纳90%的税款。

A I G FP 正是将A I G推向破产边缘的 罪魁祸首 ,其信用违约掉期(CDS)出现的问题迫使母公司不得不承担数十亿美元的担保责任,2008年,该部门亏损额达到400多亿美元,显然与其得到的奖金数不成正比。

(二)冲突原因分析。

1.公司治理结构发生变化,美国政府成为国有控股企业。

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公司应该进入破产清算,员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来寻求货币上的补偿。

现在,公司处于延续状态,A I G按照运营状态依据合约发放奖金,一方面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 合约精神 执行既有的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合约;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要收拾目前的危机烂摊子,更需要这批精英坚持不懈地努力,奖金是对他们今后更大努力的 激励 。

分析：华尔街高管薪酬为何如此之高银行家的薪酬一直受到满怀妒意的关注。

如果你想在引文词典中找到对银行家价值的正面评价，恐怕穷尽一生也找不到。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以来，这种关注和抱怨就不断加剧。

随着大部分经济体正在逐渐走出衰退，这场争论也变得更加激烈：一些人声称，所谓的薪酬通胀预示着华尔街的鲁莽行为再次抬头，而正是这种轻率之举导致房地产市场在2008年轰然塌陷，它还说明监管不力——大部分人都认为严格监管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银行家的薪酬一直都很合理。

大多数批评者的衡量标准并不正确，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审视衡量标准。

比如，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天忠上周二离职的消息，导致该公司市值缩水了接近20亿美元。

为什么?因为许多人认为谭天忠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十分出色，保诚集团的股价缩水恰好证明了他的价值。

而谭天忠离职后加入瑞士信贷的消息一经披露，该公司的股价即刻上涨了7%。

谭天忠的薪酬待遇并未公布，不过据说他前任的薪酬为9100万美元。

相比之下，谭天忠2013年在保诚集团的薪酬仅为1300万美元。

我们可以推断，对于保诚集团而言，由于难以提供足以媲美瑞士信贷有可能开出的薪酬，任何想要挽留他的想法都会变得难以启齿。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一位备受尊敬的首席执行官的酬劳，总是与股价表现挂钩的。

为一家市场估值偏低，或是一家CEO认为自己能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工作，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这一点不容忽视。

在谭天忠的案例中，他或许认为自己在保诚集团的使命已经完成。

非常令人好奇的是，宣布跳槽前，瑞士信贷是否为他开出了与股价挂钩的薪酬基准。

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是由信仰和认知所决定的。

想想这个简单的等式：“认知-现实=企业价值。

”如果市场对公司的估值一下子降低了20亿美元，那么高管的“价值”显然是其薪酬的好多倍。

在谭天忠的案例中，股价的下跌幅度甚至是他薪酬的15倍。

对持有股票的股东来说，首席执行官突然变得极具价值。

经济参考报/2008年/12月/5日/第010版理论前沿美国金融风暴与高管薪酬机制变革狄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几个月，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其影响范围和深度还在进一步扩大，人们仍旧看不到这场风暴的尽头。

在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增加、收入减少、资产缩水等连锁反应中，人们惶恐不安，或许还想不明白，在市场经济体系如此成熟的美国，怎么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华尔街的高管以及他们高额的薪酬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来自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普通百姓的指责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过，很多人认为，金融业高管的薪酬机制问题是酿成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10月初，美国国会在批准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方案时一波三折，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要对接受救援公司的高管薪水进行必要的限制。

同时，公众要求变革高管薪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金融风暴与高管薪酬机制确有联系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埃德蒙德·菲尔普斯都认为，对金融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明显地刺激了他们甘冒过度风险的经营行为。

这场金融危机证实了美国公司的高管薪酬所具有的超强激励作用。

一方面，美国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经高得吓人，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年薪不在少数，以普通员工年薪的中位数计算，高管平均年薪也是公司普通员工的近200倍。

高额的薪酬中固定的部分已经很高，约定的离职保障也很充足，最为丰厚的部分当然是与公司利润和股价紧密挂钩的奖金、分红与期权收益。

这已经具备了冒险的基础和动机。

在另一方面，目前很多美国公司高管与业绩挂钩部分的薪酬大多不是以公司本年度与上年度相比较的业绩指标为确定依据，而是以是否达到或超出竞争对手当期业绩水平为确定依据。

这种由纵向比较转化为横向比较的薪酬激励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公司高管的冒险精神和逐利行为。

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其实，几年前美国安然公司等一批公司的倒闭事件已经暴露了美国公司对于高管行为的监控存在明显漏洞。

文/陈思进上篇谈到了华尔街的CEO一个红包就动辄千万上亿，令人咋舌！下面就接着谈谈华尔街人的薪酬吧。

每到年末，华尔街投行红包的大小，总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财经新闻。

年景好的时候，各大投行报出的奖金数额一家比一家高，好似炫耀战绩一般：“美林平均45万美元”，“雷曼平均50万美元”，“摩根平均55万美元”，“高盛平均 60万美元”！殊不知，美国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不过5万美元而已。

迄今为止我在华尔街扑腾了16、17年，前后在大小多家投行干过，清楚知道媒体这种“平均式”的计算方法不准确，非常误导。

在这儿也晒晒自己这些年的收入吧。

94年，我拿到硕士学位后便闯入银行家信托，那时新人进华尔街起薪5万美元上下，比美国其他行业新人（硕士学位）的平均起薪高20到25%。

而由于身份的关系，需要公司担保才能合法工作，我的起薪是3万8千美元。

虽然比市场价格低了一些，但这是潜规则，需要担保之工作人士，比持有绿卡和美国籍的人少挣25%到30% 。

我自然毫无怨言，反倒因为一举闯入白人的天下而兴奋不已。

而且只要身份一解决，自然就“同工同酬”了。

那年头，能进入华尔街的中国人几乎只有搞电脑金融软件开发管理的，我也是。

如果一直专做金融软件开发，10年后薪资到达顶点，一般为10万美元底薪，再加2到3万美元奖金，总收入约为12万美元上下，然后随着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

不过，如果运气不好遇到金融海啸，也有可能减薪。

一般来说头5年的收入增长最快，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上升，如果每隔两年再跳一跳槽，5、6年之后，薪水便可翻番。

而在华尔街做金融产品模型的专家，特别是美国名校的数学物理或者电机工程博士，他们15年前的收入，比金融软件开发管理人员的薪资要高一倍以上。

后来，由于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进入了这个领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目前，10年工作经验朝上的模型专家，薪金比金融软件工程师高约50%，总收入大约为18万到20万美元。

以金融专业进入华尔街的高才生，大多从事证券分析、风险控制和金融产品交易等操作，他们的底薪和做金融产品模型的差不多。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多德一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黎四奇？(湖南大学法学院，长沙410082)［摘要］虽然作为危机催生产物的美国新金融改革法案激发的非议很多，但是在多重压力的交织与美国特色的政治博弈下，它毕竞作为一部正式的法律而存在了。

其实，对于一项法律制度而言，理论上的对与错并不是交锋的要点，问题的关键在丁-它能否恰如其分地破解特殊时代所面临的难题。

而II，评价的立场也决定了好与坏都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

这表明从中国特有的金融情势來评估美国新法案的附带性影响，并确立可能的借鉴或移植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于我们更是至关紧要。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法案；金融开放2021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对金融危机检讨与反思产物的《多徳一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后简称《多德一一弗兰克法案》°尽管这一行为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等步入了一个后危机的法律被动适应调整时期，但是它更在事实层面上暴露出了一个比较残酷的逻辑推理，即此种“头痛即医头与脚痛即医脚”的口下而上“叛逆”式的法律与时俱进再次佐证了口诩的法律文明可能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伪命题。

无论如何言说，金融国际化及美国的国际影响决定了发生于大洋彼岸的金融监管法律改革风暴必将对全球产生连带性效应。

因此，有必要对对该法案的精致或拙劣作一客观的评价。

一、《多德一一弗兰克法案》的主要内容与特点(一)新法的主要内容法律的世俗性与功利性决定了法律媚俗与朴素的本原，而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于规范性法律文本的抬头中。

实际上，顾名思义，新法案的名称已不证自明地表明其侧重点有二：一是针对华尔街金融风暴的系统性风险监管；二是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定向，新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革新。

华尔街大亨的工资单有多离谱？2014年10月25日 14:17:27 来源：中国证券报现在的华尔街，已经开始酝酿年底的奖金数了，也就到了“华尔街一发奖，华盛顿就发狂”的关键戏码了。

以绅士风度著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尔街动辄百万乃至千万的高工资面前，也都难以淡定地破口大骂这些人实在是贪得无厌的“肥猫”（fat cat），并为此一度要向美国十大银行征收900亿美元的“危机责任费”，并下达实施“限薪令”，只要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高管底薪一般不得超过50万美元。

华尔街的收入，离谱到什么程度了呢？看看高盛集团CEO贝兰克梵工资单就可见一斑。

2006年，贝兰克梵接替保尔森第一年执掌高盛，总收入是4407万美元，2007年则增加了60%，达到7032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超4亿元，平均下来，一天一百万多人民币。

也就是说他一天的收入，抵得上普通美国人3年收入总和。

拿钱拿得手烫的，还有雷曼兄弟CEO富尔德。

雷曼2008年破产事件，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尽管富尔德下了岗，但钱没少拿，因为据统计，仅在破产前8年，福尔德从公司拿到了4.8亿美元的报酬，约合30亿元人民币。

以至于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亨利·韦克斯曼发飙说：“你的公司破产了，我们国家处于危机中，而你却得到了4.8亿美元。

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公平吗？”肯定不公平，普通美国人也是怒火中烧。

2008年的金融海啸，华尔街是始作俑者，普通美国人倾家荡产，而华尔街大亨却逍遥自在。

由此，也就有了“金色降落伞”这个讽刺性用词，以及一度风起云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民意压力下，奥巴马也痛下狠招实施“限薪令”，宣布只要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高管底薪一般不得超过50万美元。

于是，接下来的几年，是贝兰克梵收入大缩水的几年。

2008年和2009年都将底薪减至60万美元，2008年总收入不到前一年的一个零头，只有111万美元，2009年更是缩水到86万美元。

华尔街“高薪文化”遭遇重创作者：张锐来源：《中国经济信息》2010年第05期美国政府“限薪”的动机之一是倒逼华尔街将激励制度导向长期稳定的业绩目标上来,从而消除短期过度冒险行为。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华尔街的薪酬体系具有自己的特征。

在总收入中,高管以及业绩出众的交易员、销售经理们的薪水只占很小部分,而年终分红、奖金才是大头,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并且没有上限。

不仅如此,这种薪酬的结算采取一年一结制。

在短期商业价值观的驱动下,华尔街人热衷于高投入高回报的游戏,结果是资本的本性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赌局,奋不顾身的冒险以获取高额报酬成为流行不衰的时尚。

的确,2008年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奖金与红利绝对额比之2007年下降了40%,但这并不能说明华尔街开始抵御贪婪,而是所有金融公司经营亏损使然。

据美国财政部“薪酬沙皇”办公室披露,2009年美国主要银行和证券公司有望支付员工约1400亿美元薪酬,较2008年增加20%,超过2007年的1300亿美元。

其中,美国第二大银行摩根大通在2009年前9个月拨出了总额87.9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旗下投资银行部门员工的薪酬和福利的准备金,相当于平均每人约35.38万美元。

同样,摩根士丹利在前9个月提拨了64%的营收约109亿美元作为员工红利准备金,平均每名员工可以领到17.53万美元。

美国银行2009年给它的高级员工将平均支付604万美元的薪酬,而高盛计划2009年发放220亿美元薪酬,相当于高盛员工人均可获70万美元,这两项数据均为高盛创立140年来之最。

强硬的华盛顿华尔街金融公司被看作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已经付出代价的公众始终不会放松警惕,一场以强化金融监管为主要目的的变革运动在各国蔚然掀起。

从美国国会到美国政府,从美联储到美国财政部,在2009年内针对金融行业薪酬制度而出台的限制性政策与行动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进行薪酬限制立法。

从ＡＩＧ“派红”事件谈高管薪酬管理作者：白万纲来源：《董事会》2009年第05期如果说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关注金融体系中的股权激励和期权激励等，促使金融机构中的管理层或交易员更加努力工作、开展更多金融创新的正面激励作用，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则更多地引发了人们对这种激励作用是否也会促使金融机构管理层或交易员更加冒险的负面效应进行反思2009年3月，濒临破产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向高管发放巨额“花红”事件，激起轩然大波。

各方面的反应如些强烈，我们不禁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AIG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放巨额奖金？这一事件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解析“奖金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公司治理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像美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一样，AIG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公司。

根据该州的普通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AIG在公司董事会之下设有专门负责员工奖金事宜的“奖金与管理资源委员会”。

根据委员会章程，该委员会由五名(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则所定义的)“独立”董事组成，并决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的奖金发放。

根据公司治理的规则，该委员会应当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在AIG高管看来，发放奖金是公司按照合约，完成激励必然要履行的过程。

如果没有“铁打不动”的合约保证，人才和员工就无法安心长期为公司尽力或无法尽最大的能力为公司效劳。

这是生产的“成本”，而不属于目前处于亏损的“财务利润”，所以，不应该“受到指责”。

因为崇尚完全自由市场的人士会坚持认为：公司不是员工的，所以无法让他们跟老板一样来承担“资不抵债”的责任。

问题是，由于经济危机的突袭，AIG接受政府援助，而使美国政府成为了它的大老板。

这个时候公司的治理结构就发生了一个巨大而且急切的变化。

如果AIG仍然是私人老板，那他给高管的奖金爱怎么发就怎么发，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无人能干涉。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大老板美国政府今天拿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来履行其维护公司的发展的承诺。

按理说，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公司应该进入破产清算，员工只能够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来寻求货币上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