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科仪与宋代文学
- 格式:doc
- 大小:13.39 KB
- 文档页数:3
道教发展及其文化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中国均有广泛的传播,道教是唯一植根于本国、发源于我国古代文化的传统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道教以神仙信仰之说为中心,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为宗旨,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宗教。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与儒学和各种外来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艺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至今,道教仍是我国主要的宗教之一。
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和东汉之际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密切的联系。
东汉中叶以后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政治上的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把持朝政,统治日益腐败和黑暗,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疫病流行,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悲惨痛苦之中。
现实世界的深重灾难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在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前人们往往幻想神灵的拯救,投入宗教的怀抱,进入虚幻的乐国以获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面临统治危机的时候,也会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缓解社会矛盾,消除可能的反抗。
因此,道教的产生适合了当时社会历史的需要。
道教主要来源于古代的巫术和方术。
巫术与古代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周围世界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以及自己的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它们顶礼膜拜,逐步形成了一个天神、地衹和人鬼的多神的神灵系统。
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沟通人神,通过降神、祈雨、占筮、预言、禁咒、医病等手段成为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者。
道教吸收和继承了这个多神的神灵系统和交通神人的巫术。
方术和神仙传说有关,《楚辞》中有神游的故事,《庄子》中的“至人”、“神人”能餐风饮露、逍遥世外,其后燕齐一带出现了迎合上层贵族永享富贵的奢望,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他们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的五行阴阳学说解释神仙方术,从而形成了神仙家,即方仙道。
宋朝的道教与神仙信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同时也是道教和神仙信仰盛行的时期。
道教在宋朝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的主流宗教之一。
神仙信仰也流行于士人和平民百姓之间。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道教的发展以及神仙信仰的流行等方面,探究宋朝的道教与神仙信仰。
一、历史背景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朝代,历时319年。
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文化也有了重大的进步。
繁荣的经济局势和士人文化的兴盛,为道教的发展和神仙信仰的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道教的发展1. 官方支持:宋朝政府对道教持支持态度,相继制定了多个法令和规定,以推动道教的发展。
比如设立道士科、修建道观等,为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道教经典的编纂:在宋代,很多道教经典被重新编纂和整理。
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统道藏》的编纂,该书集合了各家各派的经典,成为宋朝道教的“官方典籍”。
3. 道教在文化中的地位:宋代文人崇尚自然、追求清高,这与道教的思想有相当的契合。
因此,许多文人都对道教产生浓厚的兴趣,将道教思想引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比如辛弃疾、欧阳修等名家都曾写有关道教的诗文。
三、神仙信仰的流行1. 士人的追求:在宋朝,士人对修身养性、追求仙道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通过修炼内丹、炼化练气等方法,尝试成为神仙。
这种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道教的发展。
2. 俗民的信仰:宋朝的百姓普遍对神仙的存在和神奇的力量抱有强烈的信仰。
他们常常祭拜神仙,祈求庇佑和保护。
同时,神仙信仰也渗透到民间文化和艺术,比如神仙画、神仙戏等。
3. 女性的参与:在宋朝,女性对神仙信仰也颇为热衷。
她们常常在神仙诞辰或重要节日前后举行祭祀活动,祈求平安和幸福,尤其是婚姻和生育方面的福祉。
四、道教与神仙信仰的关系1. 共同信仰:道教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死。
而神仙信仰也是在追求神仙力量和神奇境界。
因此,在宋朝,道教与神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体系。
道教科仪申请文化(一)斋醮与教义道教通过斋醮科仪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来体现它的教义思想和教徒的信仰行为,主要表现在道、神、济贫拔苦等诸方面。
道是道教的理论基础,他不仅是道教的宇宙观,而且是道教的根本信仰。
因为“道”最终被人格化,成为“太上老君”,出现了“一炁三清”之说。
加上人(这里的人均指道教信徒)和鬼,便出现了人神、人鬼关系。
在金篆、玉篆斋中,各种科仪大多反映人同神的关系,而黄篆斋中,各种科仪大多反映人同鬼的关系,因而要通过请圣、庆贺、祝寿等科仪为人、神祈福谢恩;通过破狱、炼度、施食等科仪为人、鬼济幽度亡。
例如灯。
仪就表明了道教徒追求光明的教义思想内容。
总之,所有的一切均表现了道教的教义思想。
(二)斋醮与文学斋醮仪式中运用了许多赞颂词章,即步虚和青词,属于两种文学体裁。
步虚是谀神之辞,建醮时,道士须旋绕香炉或烛灯,边巡行边按一定的曲调口诵词章。
一般为诗体,或五言、七言,或八句、十句、二十二句不等。
早在寇谦之、陆修静时,即有《华夏颂》、《步虚词》出现。
现存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杜光庭《太上黄篆斋仪》中皆有许多步虚词。
青词,又称青辞,亦名绿章,为道教斋醮时送给天神的奏章祝文。
一般多用骈体,以四六文句构成,对仗工整,文辞华丽。
也有骈散并用的,开头叙明祝祷者姓名,祈祷神祗尊号,所奏事由,末节用“以闻”、“谨词”之类的表示谦卑祈请的文辞。
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官吏频频出入于道场,且奉皇命,亲作青辞。
此外,帝王也有为斋醮作赞颂辞章的。
宋太宗、宋真宗。
和宋徽宗等分别撰写了《步虚词》、《散花词》、《白鹤赞》、《玉清乐》、《太清乐》各数十首。
由于斋蘸的广泛影响,古代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描写。
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中,均有热烈的斋醮场面的描写。
(三)斋蘸与音乐斋醮音乐,又称科仪音乐、法事音乐和道场音乐,包括步虚、偈、赞、颂、诰等韵曲,和独唱、合唱、吟唱、道白等声乐,以及器乐、打击乐等多种音乐形式。
阳燧、方诸对道教的影响据《周礼·疏》曰:“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燧’,取火于木为'木烧’也。
”《淮南子·天文训》、《论衡·说日》等典籍中均有关于“阳燧”的记载。
自唐宋以降,由于火镰等多种取火方式的运用和发展,以阳燧取火之法,一般多作为祭祀占卜之用。
《旧唐书·礼仪志》:“但比年祠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
”阳燧取火一直是祭祀取火用,“日精之火”是为天火,天子祭祀必用天火。
道教继承了这一观点,在一些法事活动中通过阳燧接引天火,后来阳燧镜一物双用,也便于携带。
宋代道教兴盛,道士做法事用火,为示以神圣故,也用阳燧燃火。
阳燧镜作为取火的器具有特殊的寓意。
宋金时期道教盛行,道士多制作阳燧镜。
除此之外,外出携带阳燧镜也方便日间取火,但是使用较少。
阳燧镜除祭祀和道士做法事外,也作为文人博古架上的清供器物和行人外出取火工具而存在,只是阳燧取火有诸多限制,实用价值逐渐转换为神圣意义和欣赏价值。
图阳燧手柄镜《周礼·司烜氏》郑玄的注说:“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絜(洁)气也。
”换言之,太阳之火是纯阳之气。
”太阳纯洁之气具有祓除人身的作用。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汉代阳燧一枚,其背面外圈铭文说:「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除不祥兮。
」1982年,陕西绥德县发现的东汉永元八年(96年)的墓西门坎左角阴刻「阳遂」二字,大概也具有去不祥的效果罢。
此外,阳燧在汉代也做为吉祥套语。
如汉代的阳遂诜有「大吉,宜用,富贵阳遂」的铭文。
另日本河内国中河内郡高安村大字郡川古墓出有画像镜一,镜铭说:「尚方作竟(镜)自有纪,辟去不羊(祥)宜古市,上有东王父西王母,令君阳遂多孙子兮。
」古人认为丙午日制造的阳燧可聚天火,而天火可以镇煞驱邪,因此也以阳燧为法器。
实际上,在唐宋之际,阳燧在道教上的应用则更为普遍一些。
道教上清派的炼丹术在道教史上独树一帜,与参同契一系的炼丹术不同。
道教科仪文学浅谈科仪是道教独有的宗教仪式,科在《说文》有程、条、本、品等义。
《玉律》科亦作程解,故科即程式。
俗话说“照本宣科”,即是本着一定程序敷演如仪。
仪,仪为典章制度的礼节程式、法式、礼式、仪式等,如常说的“行礼如仪”。
科仪可以解释为按照一定程序具有规范的礼式。
全真和正一两派都有科仪留世,且在文学方面都有一定建树。
但由于正一派居家修行,子孙世传,世俗方面因素较多,不如全真道居宫观清静修行专一,如在全真派创立初期就汇聚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编撰整理校订经典。
著书立说,弘教扬法。
除早期王重阳强调的内丹修行外,在很大程度修行是靠经韵科仪完成。
如随着全真派在道教系统(据《诸正宗派宗谱》载,道教有七十八派之众,除去全真派后来衍生的宗派,有很大一部分是旧道教)的地位巩固,道士们对资料的校正和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以及科仪的规范化,都对道教文学有促进作用。
道教教文学主要是以表章奏疏,青词,高道诗词,经忏,全真正韵,宫观及斋醮楹联等形式流行,而这些很好的融入到科仪之中。
在语言的应用上讲究格律,合辙押韵,骈俪辞藻,四六句等。
在任宗全道长的《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一书中,第一章青词文化中系统的讲解了青词起源传承衰落,但有一点所涉及体系过于庞大,俨然一部中国文学史,而他们都是佐证青词文化的载体,由此可以看出道教文学是和中国传统文学一脉相承的。
下面就具体形式略加介绍。
章表奏疏概念在刘勰《文心雕龙》里介绍的很清楚,不再反复赘述。
它的体系还包括函,牒,榜,诏。
这些都是利用传统古代文书的格式加以演化,将对象由帝王易为神仙真圣,表在道教概念中只有地位较高的神仙才具有,是称扬功德的文体。
如玉皇表称大表,书圣号时要落黄道等,如丘祖,吕祖,三官则称表。
《道藏》收录徽宗《谢瑞表一道》,是玉皇表文。
:“虽徇于傒来告属之心,实虞于凉薄,愿惟福坏遽显,祥徵俾彼,膏田再生,嘉穟睹灵之协契,知天意之眷怀。
”其书写形式与青词略同,还有迎銮接驾大表等。
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道教义理学综论》之部分*导读: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易》古经既是占筮典籍,又与《老子》有着深切的内在思想联系,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如《太平经》、《老子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易》古经既是占筮典籍,又与《老子》有着深切的内在思想联系,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以及《五斗经》皆已引《易》入道,自汉代以后历来皆重视《易》学,成为道教义理的渊源之一。
那么为什么《道藏》只收载道教易学方面的道书(亦即与道教修持方术及科仪有关的注释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类中收载《易》古经或《易》古经与《易传》合二为一的《周易》呢? 究其因由,道教自认属道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史记孔子世家》皆认为《易传》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所作。
东汉班固撰《汉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认为《周易》为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作,为圣人之书,故以后称《易经》,归为儒家经典。
在学术思想史上,虽然儒、道互补,但儒、道(道家与道教)两家门户之见甚深,各为比势竞誉,道不同不相为谋,每多相互斥贬,道教虽早已引《易》入其义理,并兴起道教易学,但是却未直接收《周易》入《道藏》。
其实《周易》一书,系《易》古经与儒家阐释《易》古经《易传》的合编典籍,儒家《易传》殊多偏离《易》古经本文的原旨,而且《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叶,根本非儒家业绩,而《易传》成书于战国晚期,非一世一人的作品,乃是儒家弟子相继撰成,将其附合于《易》古经而已,当然不能把《周易》笼统说是儒家经典。
宋代道教斋醮科仪的变革*导读:【核心提示】斋醮为道教的重要仪式,经过刘宋陆修静的整理,唐张万福、杜光庭的完善,斋醮科仪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使得道教……【核心提示】斋醮为道教的重要仪式,经过刘宋陆修静的整理,唐张万福、杜光庭的完善,斋醮科仪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使得道教日益摆脱自我为中心的修炼,发展成为广大民众提供精神服务和终极关怀的制度性宗教。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仪式在族群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科仪是中国道教绵延千年的根本所在。
国内学界对科仪的研究主要在唐以前,对宋代的科仪却重视不够,殊不知,宋代科仪才是后世科仪的直接来源。
斋醮为道教的重要仪式,经过刘宋陆修静的整理,唐张万福、杜光庭的完善,斋醮科仪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使得道教日益摆脱自我为中心的修炼,发展成为广大民众提供精神服务和终极关怀的制度性宗教。
*斋醮仪式的形成与发展据史载,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斋的说法,庄子有心斋之说,儒家经典《礼记典礼上》也有斋戒以告神之语。
道家斋之说盖源于先秦时期。
尔后,斋作为一种宗教修炼方式为道教人士所发扬光大。
北周《无上秘要》中所言的斋基本上和早期心斋类似,指洁净身心以示虔诚敬重之意。
至南北朝时期,斋法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各种专门的斋法,如三天斋、旨教斋、灵宝斋等。
受佛教盂兰盆的影响,道教灵宝派斋仪注重对亡魂的超度,对道教科仪产生巨大的影响,使道教日益融入社会和百姓生活之中。
刘宋陆修静对天师、上清及灵宝派斋法进行初步整理,形成一套被称为九斋十二法的斋法体系,并提出一套斋醮理论,认为斋醮活动也是道士重要的修行过程,如存神能除去内心的贪欲嗔恚,诵经可却口舌之恶言绮妄,礼拜可摒弃身体之杀盗淫动。
在九斋十二法体系中,灵宝斋占九种,其中金箓斋为帝王国主服务,黄箓斋等为贵族、官员及百姓服务。
醮起源很早,《仪礼》中就有提到,天师道有上章醮仪。
按《正一威仪经》的说法,醮就是用蔬果祭祀神灵。
唐宋时期,醮成为斋仪的一部分,用于斋后酬谢神灵的祭祀。
试论道教东岳神谱及其斋醮科仪的文化特征*导读:内容提要:东岳信仰在道教斋醮科中之地位极其重要。
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东岳大帝主宰冥界,通司人之生死之大权,与早期封禅之祭祀作……*内容提要:东岳信仰在道教斋醮科中之地位极其重要。
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东岳大帝主宰冥界,通司人之生死之大权,与早期封禅之祭祀作用大相径庭。
从道教斋醮科仪仪式中,可以发现东岳神谱日益庞大,其职能也日益增多。
从原始封禅到东岳制鬼,后来发展管辖地狱,惩恶赏善,东岳信仰在民众中之信仰地位与需求,愈来愈人性化与生活化。
*主题词:东岳道教斋醮经典神系特征泰山乃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地之孙、神灵之府。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长河里,泰山以其特有的宗教文化,奠定了它在文化史上以及道教神仙信仰理念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从远古的山川崇拜到氏族社会的山神信仰;受到四方、五方疆域思想的影响,由封禅祭祀文化发展到制鬼度亡、赏善罚恶;由最初的一位无形的山神发展到冥府主宰的东岳大帝,管辖七十二司庞大的东岳诸神系列。
东岳信仰与中华文化一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具有很深厚的文化沉淀。
东岳大帝在道教诸神系列中地位极尊,旧时东岳庙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各地省、市、州、县、乡、村等,都修建有东岳庙。
东岳泰山在上古的政治地位,主要是封禅。
而封禅的目的在于报天之功、报地之功、报群神之功。
《岱史》第三卷《形胜考》言:尧典曰岱宗,按《五经通义》云: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
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宗。
长也,言为群岳之长。
《尔雅》曰:河东岳,又曰:泰山为东岳,又曰: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碱生焉。
按诗注云:岳言山之尊也,东方主天地生气,以方位别五岳,是为天之东柱。
《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也。
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
《道经》曰:五岳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属。
岱岳乃天帝之孙,群灵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职生死贵贱等事。
我们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二月,乾隆皇帝东巡至泰山,首谒泰山神时举行三献典礼中,可以看到封建帝王祭祀泰山神的复杂仪式程序:开始是迎神,乐奏迎神祈丰曲,乾隆上香三次,行二跪六叩之礼;接着是初献,奏初献华丰之曲,乾隆跪听祝官宣祈,请泰山神保佑帝柞永久、天下太平的祝文,再捧祝版跪放于帛匣内,行三叩头礼;初献礼毕,奏亚献兴丰典,献爵官将盛有御酒的爵献于神案上,乾隆再行叩礼;亚献礼毕,乐奏终献仪丰曲,礼官将御赐祭品均陈列于祭案上,乾隆再拜;终献礼毕,乐奏送神赐丰曲,乾隆最后行二跪六叩礼,礼官各捧香、帛、馔等祝礼依次送入燎炉内焚烧,供泰山神享用。
第⼗五讲道教与中国古代⽂化第⼗五讲道教与中国古代⽂化宗教作为社会⽣活的⼀种反映,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常常是相对⼨应的,随着古代中国逐渐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国古代宗教也渐渐由⾃然宗教过渡到⼈为宗教。
如果说,以上所说的⾃然神崇拜和诅先崇拜多属原始的⾃然宗教,那么,秦汉以后所出现的道教,则是⼀种⽐较成熟、系统的⼈为宗教。
从历史渊源说,道教是从古代的⿁魂崇拜发展⽽来的,但它⼜不仅仅是⿁魂崇拜,⽽是掺杂了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和黄⽼道术⽽成的。
故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有三:⼀是中国古代的⿁魂崇拜;⼆是战国以来的神仙⽅术;三是秦汉时期的黄⽼道。
道教之成为⼀个有组织的独⽴的宗教,是在东汉时期。
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张陵学道于鹤鸣⼭,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四篇,⾃称出于太上⽼君的⼝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创⽴了道派。
因⼈道均须交纳五⽃⽶,故称“五⽃⽶道”。
据《华阳国志》记载:陵死,⼦衡传其业。
衡死,⼦鲁传其业。
(《华阳国志·汉中志》)此即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张”。
“三张”所传的“五⽃⽶道”,主要是教⼈悔过奉道,以符⽔咒语治病。
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称“天师道”。
东汉时期道教还有另外⼀个教派叫“太平道”。
此派由巨⿅(今河北平乡)⼈张⾓创⽴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
史载张⾓信仰黄⽼道,⾃称“⼤贤良师”。
他在⽤符⽔咒语为⼈治病的同时,组织教团和“黄⼱军”。
据史料记载,“⼗余年间,徒众数⼗万,联结郡国,⾃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州之⼈,⽆不毕应”(《后汉书·皇甫嵩传》)。
太平道的基本思想是以黄⽼道和《太平经》的学说为中⼼,主要信仰咒术和内省治病。
其盛衰与“黄⼱军”紧密相关,曾随“黄⼱军”的发展⽽得到⼴泛传布,后亦因“黄⼱军”的失败⽽遭到致命打击,转为在民间秘密流传。
道教在魏晋时期有⼀个较⼤的发展,东晋时的葛洪从神仙⽅术⾓度发展了道教,创⽴了道教的丹⿍⼀系。
道教科仪与宋代文学
道教科仪是指道教仪式法术的总称。
在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道教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的领域。
而现有对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道教科仪与文学互动关系研究较少。
宋代是道教科仪兴盛并发展的关键时期,后世科仪基本不出宋代范畴。
道教科仪活动的仪式活动本身、相关名物场景及神仙法术等等作为题材和内容进入文人笔下,开拓了传统文学的视域。
并且与政治与民俗相结合的道教科仪,也构成了文学产生的场域,文人身处其中,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带上了这种时代、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烙印。
因此,从道教科仪这个独特的视角入手,有助于构建和还原宋代真实文学生态。
而当目光深入科仪本身,科仪中所使用的各种文体,在宋代道门内外文人的努力之下,在宋代呈现出新的风貌,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文体互渗交融、发展新变,也构成了宋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外,科仪中所用的器物,作为一种重要的名物,进入文学中,也为宋代文学增添了一些新奇的色彩。
本文在文学与宗教学的交叉视野下,以文学为本位,探讨道教科仪与宋代文学的互动关系。
主要分为七章:第一章:道教科仪与宋代文学的互动方式。
将道教科仪作为观察宋代文学的一个切入点,是与以往的研究迥异的新思路。
因此,首先总论两者发生互动的主要方式,为整个论题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章:北宋天书事件与真宗君臣创作。
“天书事件”是宋真宗依托道教科仪,来进行“神道设教”的大型社会文化活动,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章从科仪的视角对天书
事件中的君臣的创作进行重新梳理,阐释其宗教、文化、礼学方面的内涵,并重估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挖掘文人在此事件中的心态及其文学表达方式。
第三章:科仪影响下士大夫的政治境遇与祠祭书写。
宿斋、奉祠与祈禳这三种与道教科仪有关的政治祠祭活动,分别代表了文人受宠,文人失宠和文人被贬三种政治境遇。
在研究这些政治祠祭活动的宗教内涵与政治内涵的基础上,考察文人士大夫在政治处境和宗教氛围双重影响下,如何通过文学创作自述心迹。
第四章:南宋黄篆科仪的文学生成——以《夷坚志》为中心。
以《夷坚志》中的黄篆故事为中心,考察南宋期间黄箓科仪的文学生成。
从黄篆科仪故事出发,研究其叙事模式、情节新变及时代特色。
第二、三、四章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
一方面,它们分别对应君王、市民与士大夫三个不同的阶层。
另一方面,这三个章节囊括宋代诗、词、文、小说等不同的文学样式。
这三个章节贯通,力图从点到面展现出文学与道教科仪在宋代社会的真正样貌。
第五章:道教科仪中赞颂文——以步虚词为中心。
步虚词乃是最为文人熟知的科仪赞颂文体。
先从道乐步虚韵的音乐性入手,探究其音乐源流并最终与唐宋世俗音乐及词乐产生联系的过程。
然后,考察在宋代道教科仪繁盛的背景之下,重新回到文学生成场域的步虚词正体与变体,以及步虚意象在宋代诗歌中的内涵。
第六章:道教科仪中的公牍文——以青词为中心。
青词是道教科仪公牍文的代表,也是文人士大夫创作最多的道教科仪文体。
本章考察其源流、体式、发展过程,及在宋代的文学化进程。
并通过北宋欧
阳修与南宋真德秀青词的个案,分析文人写作青词对这种文体产生的审美性、哲理性等方面的影响。
第七章:道教科仪名物考释——以“云璈”“九枝灯”“金龙玉簡”为例。
着力于对云璈、九枝灯以及金龙玉简三个道教名物的形制、宗教文化意义等内容考察。
然后通过实物、图像与文学记载相互参证,分析其文学内涵。
第五、六、七章,从科仪本身出发,研究一向被忽视的构成科仪活动的两大重要元素——文体与名物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