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常州词派的理论流变

2月25日出版 2019年第1期 刘 佳，朱博杨 清代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论”的理论流变及多元阐释出。

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

驱心若游丝之缳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

以无厚入有问．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款弗违，斯入矣。

”[4]1630—1643有“寄托”之作如王沂孙的《齐天乐· 蝉》，周济说此词有“家国之恨”，王沂孙身处宋末元初，历经亡国之痛，《齐天乐· 蝉》词意哀婉悲切，载录如下——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

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

西窗过雨。

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词中蝉为宫女之魂，寄寓王沂孙亡国之悲。

词原本为引觞佐酒之具，王沂孙却用之寄寓家国之悲，因此周济以此词为有“寄托”。

但后人很多都只看了寄托“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周济“出”的一面。

有寄托“出”指词的浑化无迹，如庖丁解牛，不见斧斤。

如周邦彦词作之“浑厚”备受周济推崇。

谭献对周济在“寄托论”上观点大抵是赞同的。

谭献《词辨跋》中说：“及门徐仲可中翰录《词辨》，索予评泊，以示矩范。

予固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

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中柔厚则同。

仲可比类而观，思过半矣。

”；另，《复堂词话》评冯延巳词“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之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

此关叙事。

行云、百草、千花、香车、双燕，必有所托……’”谭献提出“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心未必不然”（《复堂词话》）的理论主张，这是对周济提出“寄托论”的进一步发展，使词的阐释更加多元。

谭献以周济“寄托论”为基础，转从读者的角度思考，提出了“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心未必不然”的理论命题。

谭献《复堂词录序》：“……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心何必不然。

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

[6]58—60词的写作常常是宛转委曲，不直言其意，而是旁通其情，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这在词的写作中确实普通存在。

“衰世”中的呐喊——应势而起的常州词派摘要：常州词派是清代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作为清代词学的一座重镇，可以说是此前历代词学的集大成者。

根据常州词派的产生发展过程，后世学者多将其认为由张惠言开派，董士锡、周济发扬光大。

常州词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韵味，还包含了当时特定时期的文化背景、社会思潮、文人心态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常州词派张惠言幽微善感意内言外寄托比兴正文：“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

招手海边鸥燕，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画。

天付与，且婆娑。

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

看到浮云过去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谈》张惠言常州词派诞生于乾嘉年间，兴起于嘉道时期，绵延至清末明初，不局限于常州一地，主要是以张惠言，周济二家的词学思想为基础，围绕词的美学特质进行理论探讨和创工作实践的一个词学流派。

从张惠言同时至光绪二十二年间，可考词集者多达二百八十三家之多，多数词人都身处于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清末年间，洞晓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词风变化，在创作上多表现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情感，在理论上则强调“寄托比兴”的内容和方法，因此可以说，常州词派是因时势而起，因世事而名震。

一、常州词派的产生背景历史是一种循环，也是一种延伸。

从清军入关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到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再到宣统三年的辛亥革命，侵略和战争使沉浸在天朝上国梦中的人们开始清醒。

文学不再是单纯的一种艺术和审美情趣的代表，它更多的隐含了文人志士对国家命运的堪忧和无奈。

常州，一个历代人文荟萃之地，一个词学悠久之地，一个政治敏感之地。

明清易代之后，常州的之地的文人痛定思痛，不少士人都以遗民自居，不与清朝统治着合作，以轻狂放遗、愤世嫉俗的态度处世，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烙印和地域的影响。

常州方言词汇的传统与变迁【摘要】作为常州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常州片方言在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都集中承载着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刻上了许多具有常州地域特色的印记。

语言的研究又可分为共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变化）和历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将从三部分对常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与周围的吴方言的横向共时对比，寻觅常州片方言变化的吴方言传统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常州片方言词汇在近现代以来与普通话的迅速融合，形成了与无锡、苏州为代表和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各吴语系统不同的地方特色。

是常州方言在语言学历时思考下常州文化的见证。

本文第一部分做常州方言和其他吴方言共时的吴语词汇异同比较。

逐步阐述独创一格的标志词汇；同中有异，同意不同词现象；溯本同源，共同语系的历史。

第二部分则从历时角度看常州方言词汇的变迁。

透视标志词汇的融合新生，词序向官话靠拢，新旧词汇更替。

在第三部分展望常州方言的发展中，审视常州方言融合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常州方言更将固守吴语西线，见证发展进程。

【关键词】语言的活化石历史演变标志词汇同中有异溯本同源融合新生词序靠拢新旧词汇更替融合分化固守吴语西线导语：方言中蕴藏着历史，包含着文化，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

常州（广义的旧常州府）地处南北要冲，历史上吴、越、楚、中原等文化交融共生，历经千余年南北文化的碰撞交流，最终形成具有江南吴地文化特色，兼具南北文化因子的常州区域文化。

同时语言的研究又可分为共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变化）和历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常州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常州片方言在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都集中承载着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刻上了许多具有常州地域特色的印记。

本文将从三部分对常州方言的词汇特点与周围的吴方言的横向共时对比，寻觅常州片方言变化的吴方言传统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常州片方言词汇在近现代以来与普通话的迅速融合，形成了与无锡、苏州为代表和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各吴语系统不同的地方特色。

儒家书院学派：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

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

常州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奠基。

与吴派、皖派一样，其涵盖面不局限于常州府。

如曲阜孔广森、吴县宋翔凤、江都凌曙、句容陈立、仁和龚自珍和邵阳魏源等，他们推崇西汉今文经，研究兴趣在《春秋公羊传》，援用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理论，也隶属于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有一个明显特征，其成员多近亲。

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庄绶甲、宋翔凤，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是血缘的纽带联结起来的。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时间而言始于乾嘉，盛于道光年间；就性质言，是对当时经学研究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拨。

就清代学术发展流变来看，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在治学上迥异其趣，但其研究汉代今文经学，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

因此，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而论，常州学派是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以今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研究导源于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该书据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专力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

稍后的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刘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都是一脉相承地阐抉“微言大义”为宗旨。

《春秋公羊传》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从唐代起，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公羊传》对整个《春秋》书法进行了寻绎，它以“大一统”为宗旨，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来阐释《春秋》义理，如庄存与、刘逢禄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才是“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

显然大一统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

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

《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点是所谓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统”、“张三世”作为解《春秋》微言大义的统贯。

刘逢禄认为《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能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词艺录丨论常州词派的“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前言清代谓之“词学中兴”，其词风之特盛，历代无两，龙榆生故云：“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束时期也”（《中国韵文史》）。

而“词风特盛”并非只在词家作手的巨富，同时更因词学托体日尊，进而饱学之士在词书整校中得以“校勘经籍之力”，故清朝之词风气极并理论与创作。

又清代词派更替，各类审美趋向自然递主词坛，清初先有浙西朱彝尊倡白石（姜夔）而抑梦窗（吴文英），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后常州周介存摩前集后，使天下欲学宋四家，并云“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宋四家选序》），逮至此时，清之词学理论即成大成。

嘉道文风与张惠言之“寄托”•嘉道之前的“必崇尔雅”清嘉庆、道光年间，在内则“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

”（《朝鲜李朝时录中的中国史料》）又洪亮吉追述乾隆云“士大夫渐不知廉耻”；在外则列强欲豆剖瓜分，鸦片荼毒益盛，内忧外患之下，国祚式微。

故嘉道之前，盛世升平，文人于词便“竟崇尔雅”，以玩咏风流为主，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便在此时。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余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

酒阑灯炧，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

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

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集，馀曾表而出之。

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

”彼时浙西止境只在姜夔、张炎二家，故为人诟病，谭献云“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概因其多承平词家，不免汲汲于雕章弄句，千篇一律而少有建树，其中高者不过朱彝尊、厉鹗等寥寥数人。

兹录《念奴娇》一词如下：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

评常州词派的理论一、常州词派常州词派是清代后期以至近代势力最大、持续最久、影响最广的一个流派。

其词学主张经词学早期人物董士锡等人修正和补充，逐渐成型。

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

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

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著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

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

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二、常州词派词学理念（以张惠言、董士锡、周济为主）张惠言提出词之“比兴”，奠定了常州词派理论根基。

“比兴”之说，以诗学理论移植词学，抬高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以意逆志”是一种常见的诗学理论，在词中却是闻所未闻，尽管理论尚不完备，但张惠言能在浙西词派大行其道时提出这样的理论。

还有一位重要的承前启后之人物，他就是董士锡。

可以说，正是董士锡承张惠言之余绪，并对张惠言之词论加以修正，才使得常州词派得以薪火不熄，并经周济之发扬光大，终至道光十年后燎原中国的。

奠定董士锡在常州词派中不可忽视之地位的，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羽翼张惠言，为播学风之际，还勉力修正了张惠言的论词主张，于常州词派的推拓展帜，多有建树。

董士锡的词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齐物论斋文集》中，尤其是《周保绪词叙》、《餐华吟馆词序》等有关“词叙”之论中。

董士锡的词学观点也深受张惠言的影响。

他继承了张惠言比兴论词的观点，其在评价周济词时指出：“周子保绪，工于为词，隐其志意，专于比兴。

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旨，故依喻深至，温良可讽。

”认为要通过“比兴”的手法寄托“不欲明言之志”，来达到“依喻深至，温良可讽”的效果。

董士锡肯定了比兴在词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董士锡认为词要重情，在词的创作上，应当重视作者情感的抒发，看到了词本身的抒情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