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的儒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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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如何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儒释道的和谐思想苏轼,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星,以其独特的文学才华和深邃的思想,在作品中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理念,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在苏轼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秉持着儒家积极入世、关注民生的精神,始终怀着为国为民的责任感。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句,充分表达了他渴望为国效力、抵御外敌的壮志豪情。
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
同时,苏轼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追求自然、顺应天道的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展现。
《赤壁赋》里“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传达出一种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世事无常的坦然接受。
苏轼以道家的视角看待人生的起伏,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流转,不必过于执着和烦恼。
而佛教的思想,在苏轼遭遇人生困境时,为他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和超脱的智慧。
他被贬黄州期间,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面对挫折,他以佛教的“无常”观念和“放下”的智慧,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豁达,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摇。
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儒释道三家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和谐统一。
在他的人生观中,儒家的积极进取让他在仕途上努力奋进,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道家的顺应自然使他在遭遇挫折时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被困境所压垮;佛教的超脱智慧则帮助他在逆境中寻得心灵的安宁,超越痛苦。
例如,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体现了他对高远境界的向往(道家思想),又流露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和珍惜(儒家思想),同时还蕴含着对世事无常的领悟和接受(佛教思想)。
这种复杂而又和谐的情感交织,展现了苏轼内心深处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与运用。
再看他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苏轼诗歌中的道家思想如何体现苏轼,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其诗歌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还蕴含着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
其中,道家思想在他的诗作中有着显著而独特的体现。
道家思想强调顺应自然、追求自由、超越世俗的束缚。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遭遇贬谪,但他在困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苏轼的诗歌中,对自然的赞美和敬畏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大自然的美景,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句诗生动地展现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的迷人风光。
他将自然视为一种永恒而神秘的存在,是人类应当尊重和顺应的力量。
苏轼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也领悟到了自然的规律和变化,从而更加坦然地面对人生的起伏。
道家倡导“无为而治”,主张不过多干预事物的自然发展。
苏轼在其诗歌中也表达了对这种理念的认同。
他在《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面对风雨的侵袭,苏轼没有抱怨,没有抗争,而是选择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顺应自然的变化。
这种“无为”并非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是一种超脱于世俗纷扰的智慧和境界。
道家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超脱,苏轼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句诗体现了他渴望摆脱尘世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和宁静。
他深知世俗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内心的自由和宁静才是真正的归宿。
苏轼的诗歌还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维。
他明白福祸相依、阴阳转化的道理,在遭遇挫折时能够看到其中蕴含的转机和希望。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诗充满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但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坦然接受、不执迷于完美的豁达。
此外,道家强调清心寡欲,苏轼在经历了官场的风风雨雨后,对物质和名利的追求逐渐淡薄。
他在诗歌中写道:“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表达了他对简单、纯粹生活的向往,追求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浅谈苏轼贬谪诗词的儒、佛、道思想苏轼的一些流传千古的作品大多出现在黄州。
本文试图通过对苏轼在黄州时期的创作进行全面观照,从诗词来探讨其中的儒、佛、道思想。
标签:超越意识追求自由生命旷达超逸疏放自然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遭到人生中第一次大的挫折——“乌台诗案”。
度过了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后被貶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是以软禁犯人的身份踏上黄州的土地的。
从元丰三年二月至元丰七年四月,苏轼在这座偏僻的小城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
四年多时间只是茫茫宇宙时空中的一瞬,却在中国文化中崛起了一座高峰。
随着前后《赤壁赋》、《定风波》等一洗千古、彪炳千秋作品的产生,黄州从此进入中国文学的视野。
苏轼的一生,从政约四十年,然其一生仕途坎坷,在新旧两党的斗争夹缝中备受排斥和打击,多次被贬官流放。
被贬黄州是苏轼思想的转折点,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又参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
正是这三种思想合力作用的结果,使他的一生不怨天尤人,不消极沉沦,有强烈的超越意识,执着于对自由生命的追求,在艺术创作中构建了自由的人生境界。
初到黄州,苏轼即作诗“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初到黄州》)让人感到的是轻松,没有丝毫的压抑感。
这与他被貶的心境是相矛盾的,与他独立不屈的性格是冲突的。
苏轼的超人之处是能在思想上冲破现状,超越自我,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来进行自我调节。
而佛老哲学“清静无为”,“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正好帮他解脱了来自社会、个人的压抑,让他获得了心里的平衡。
禅宗和老庄思想也成为这一时期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儒,佛,道三家思想,在苏轼一生的不同时期,尽管主次不同,却始终是并存的,而被贬黄州之后,释道思想的影响则愈重要。
在黄州期间,苏轼曾三游赤壁,写下了一词二赋的千古名篇。
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词人面对雄奇壮丽的山川景物,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想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报复付之东流,不禁黯然伤神,发出“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
苏轼:儒释道思想交融下的文化巨人摘要: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其一生坎坷,仕途起伏。
本文深入探讨苏轼思想中儒释道的融合,分析其在文学创作、人生态度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体现,揭示他如何在复杂的思想体系下成就非凡的文化贡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
一、引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苏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他生活在北宋时期,那个文化繁荣、思想多元碰撞的时代。
苏轼以其卓越的才华、豁达的性格和深邃的思想,在文学、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一生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更是儒释道思想在个体身上交融共生的生动写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二、苏轼生平及思想背景(一)生平经历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门第。
自幼聪慧好学,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
他早年踏上仕途,满怀报国之志。
然而,其仕途之路布满荆棘,多次被贬谪到偏远之地,如黄州、惠州、儋州等。
这些坎坷的经历成为他思想转变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使他在困境中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二)思想渊源苏轼自幼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儒家的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
在他早期的诗作和政治活动中,积极进取、关心民生疾苦的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北宋时期佛教盛行,苏轼与许多高僧交往密切,对佛教教义有深刻的领悟。
佛教的空观、慈悲为怀等思想逐渐融入他的思维方式。
此外,道家思想的自然、逍遥等观念也对他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他遭遇挫折后,道家思想为他提供了一种超脱尘世的精神慰藉。
三、儒释道思想在苏轼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一)儒家思想与文学创作1.积极入世的情怀2.苏轼在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百姓生活的同情。
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抒发了他渴望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3.道德教化的功能4.他的文章常常蕴含着道德教诲,如《范增论》《留侯论》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阐述为人处世的道理,传播儒家的道德观念,希望能对社会风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苏轼诗书画艺中的道家之道首先,苏轼的诗歌中大量使用自然意象,如山、水、云、月、花等,这些都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元素。
苏轼在诗中描述自然景观时,往往强调其自然而然、无为而治的特点,如《赤壁赋》中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以及《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万里烽烟飞渡黄河,曲沃岸柳无限春。
”,这些描绘自然景色的句子中都潜含着道家的天人合一、自然无为的理念。
其次,苏轼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有着道家思想的影子,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曹操、孙权、诸葛亮等历史人物,他们的形象描绘得非常接近道家中的“贤人”,即有着高尚品德和智慧的人。
苏轼在这些人物的描述中,往往强调其淡泊名利、心灵清净的特点,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此外,苏轼的书法也有着道家的影响。
他强调书法“气韵生动”,认为书法作品应该像自然界的万物一样充满生机和灵动性。
这与道家强调天人合一、自然无为的思想也是相符合的。
苏轼在书法作品中寻求“心无旁骛”的状态,强调书法创作时应该心无杂念,达到了一种“道法自然”的境界。
最后,苏轼的画作也有着道家精神的呼应。
他笔下的山水画、花鸟画都具有古朴、清新、自然的特点。
在山水画中,他追求“大气磅礴”的气势,同时不失细腻,呈现出一种宏伟、壮丽、恢弘的景色;在花鸟画中,他通过深刻的洞察和灵敏的观察,勾勒出鸟兽昂然振翅,花卉生机盎然的形象。
这些画作体现了苏轼对于自然界的敬重和大自然的尊重,也与道家追求自然无为的理念不谋而合。
总之,苏轼的诗歌、书法、画作中都有着道家思想的影响。
他在作品中追求自然、敬重自然、无为而治的人生哲学,既有着儒家的仁爱之道,又有着道家的天人合一之道。
从儒家的角度评论苏轼的《八声甘州》的诗句一、引言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诗人,他的诗作被后人誉为“苏诗”,其《八声甘州》更是其中的佳作。
而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苏轼的这部诗作,不仅可以品读其中的文学之美,更能从中感受到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
二、儒家思想在《八声甘州》中的体现1. 孝道思想苏轼在《八声甘州》中多次提及悲悯乡土,怀念故乡之情。
其中“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一句,表现了苏轼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儒家强调孝道,认为孝顺父母和忠于国家是一个人应有的品质。
苏轼通过诗作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也在间接体现了儒家的孝道思想。
2. 仁爱之心在《八声甘州》中,“悲风留咽,恶云断肠”“江北黄梅传袁郎,胜事风流谁家听”的描述,表现出苏轼对天下百姓的关怀和悲悯之心。
儒家注重仁爱之心,强调推崇仁爱、怜悯他人。
苏轼在诗中展现的对人民的关怀,便是儒家仁爱之心的体现。
3. 王道思想苏轼在《八声甘州》中多次探讨人生的短暂和无常,提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慨。
此处的《八声甘州》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和对国家未来的期许。
儒家思想主张君臣之道,主张统治者应当以仁爱和孝道来统治国家,苏轼的《八声甘州》中透露出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也是儒家王道思想的体现。
三、苏轼的《八声甘州》在今天的启示苏轼的《八声甘州》诗作,在表现个人情感的也融入了儒家思想,展现出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和思考。
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孝顺父母、关怀他人、关注社会,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而这些正是苏轼在《八声甘州》中所表达的。
四、结语苏轼的《八声甘州》是一部经典的诗作,它不仅体现了苏轼高超的文学艺术水平,更融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从儒家的角度来评论苏轼的《八声甘州》,既能够欣赏其文学之美,更能够感受到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希望我们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将儒家思想的精神融入当代社会,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力量。
五、苏轼的《八声甘州》对儒家经典的借鉴除了体现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外,《八声甘州》在表达情感与思想时,还融入了对儒家经典文化的借鉴。
苏轼在文学中如何体现儒释道的融合精神苏轼,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其作品涵盖诗词文赋,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更是流传千古,影响深远。
他的文学创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深入其灵魂,自然而巧妙地体现在他的文字之中。
儒家思想在苏轼的作品中,表现为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他自幼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心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尤为明显。
例如他在《晁错论》中写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这充分展现了他对个人意志和抱负的重视,以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决心。
苏轼一生都在追求经世济民的道路,即使在仕途坎坷、遭遇挫折之时,也未曾放弃对民生的关注。
他在杭州任官时,致力于治理西湖,解决水患,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既描绘了西湖的美景,也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治理成果的自豪。
这种将个人的政治理想与对民众的关怀相结合,正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
然而,苏轼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多次被贬谪的经历让他饱受磨难。
在这艰难的岁月中,道家思想成为了他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
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在这里,他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功名利禄的超脱,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定数,不必过分执着,应当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美好,追求心灵的自由和宁静。
这种顺应自然、超脱世俗的观念,体现了道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佛教思想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也时有体现,主要表现为对人生苦难的洞察和对内心平和的追求。
佛教强调因果报应、无常和慈悲,苏轼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词作中的文化内涵如何呈现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其词作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那么,苏轼词作中的文化内涵是如何呈现的呢?首先,苏轼的词作中展现了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思考。
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理念在苏轼的作品中时有体现。
例如,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句词表达了他渴望为国效力、抵御外敌的壮志豪情,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同时,苏轼也在词作中对儒家的道德观念进行了探讨,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传达了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以及对道德完美的追求和思考。
其次,道家思想对苏轼的词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苏轼在仕途不顺、遭遇挫折时,常常从道家思想中寻求慰藉和超脱。
在《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展现了他在面对风雨时的坦然和豁达,不为外界的困扰所动,以一种超脱的心态去应对人生的起伏。
这种对自然的顺应和对内心自由的追求,正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体现。
再者,佛教文化在苏轼的词作中也有所渗透。
佛教强调对世间万物的洞察和对内心烦恼的解脱。
苏轼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对佛教的教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他在《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中写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表达了对世事虚幻无常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真谛的追寻。
通过佛教的智慧,苏轼试图超越世俗的烦恼,达到心灵的平静与解脱。
此外,苏轼的词作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
他的作品中描绘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场景,如节日庆典、民俗风情等。
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生动地展现了杭州上元节的繁华热闹景象,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了直观的了解。
们已就“儒家用世之志意”一面对苏词作了分析,再来看“道家旷观之精神”一面。
正是此一方面,苏轼自树起一帜独特的词风。
周济正是在此处判苏辛之不同:“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
”辛之当行处,周济所谓“沈著痛快”者,正在于他能真契于儒学精神,这是苏轼缺乏的。
但苏之自在处,辛弃疾也只能偶然一至,在此难与苏轼一争短长。
此是何境地呢?周济所谓:“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
”?9?王国维的概括更为精炼:“东坡之词旷。
”?10?叶嘉莹先生则称之“超旷”,并分析原因:“苏轼之开始致力于词之写作,既是在其仕途受到挫折以后,则其词之走向超旷之风格,便自是一种必然之结果。
”?11?然而,辛弃疾在仕途受到挫折以后,却并未使其词也走向超旷风格;这是因为他的行藏用舍一依于儒家的道德意识,表现出来总是沈郁顿挫的统一风格。
而苏轼则用世志意之抒写已成浅近,却于出世精神之抒写中成就一超旷风格,确是道家尤其是庄子精神的影响所致。
沈郁与超旷风格之比较,则落实在儒家和道家的比较之上。
?12?
儒家和道家相同之处是认为经验事实不可以执著为依据,不同的是,儒家从正面建立超验理念作为本体,依此本体贞定纷繁变化的事实;而道家则从侧面化去对经验事实的执著,在去执中呈现一种旷达的精神境界。
?13?我拟通过两首词的对比,来阐明这种区别。
先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
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
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邓广铭考证:“盖当南归之初,自身之前途功业如何,尚难测度;嗣后仍复沉滞下僚,满腹经纶,迄无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远,胸中积郁乃不能不以一吐为快矣。
”?14?张季鹰因视功名等事为不可据,所以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识鉴》?故而一直被认为是旷达之士。
俗子之汲汲不已者,不过名、利两端,亦确实是不可据者,固不为通达所取。
所以求田问舍之事,必为有抱负者所笑。
道家此种不执著于名利的态度,本无可厚非;儒家却进而认为名利虽不可据,而人生必有可以据者,此可以据者即据于通由道德律令而挺立起来的人格。
律令系定然者,你必当如此,你服从它就不能讲什么适意了,所以辛弃疾以为在此处张季鹰亦非可以赞许者。
他登高眺远,惟觉恢复中原、重尊此礼义邦国之职责为自己必当履行者;尽管无人会得此意,而且流年忧愁致人老大,自身前途功业尚难测度,却均不足以阻碍我之必当履行此职责。
辛弃疾自信执定此志决无过失,无奈处处不得一伸,天地茫茫忽成愁海。
但终不肯放弃之,且坚信人人心中俱存此道德律令,因而必有知我者,我亦待有红巾翠袖之佳人?此近于屈原美人香草之喻?来慰此英雄之落拓。
这种心理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极力阐释的,同时吾人对此道德律令之服从而造就的人格之辉煌即能对于吾人成为可愉悦者。
再看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
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与辛词决不同,上阙即是一绝大之达观:辛词以人间之琐琐者为不可据,然而道德律令所命必当履行之职责则必可以据;而苏轼不仅以人间经验之事实为不可据,即不执著于此而超然旷视之境亦不可以据。
依道家的讲法,破除“有”后即有一“无”境,能达“无”即能达“道”。
然而,魏晋玄学更进一解,质疑“有”既已被空掉,“无”当如何体现?他们说“无”即在“有”中,“道”亦即在“有”中,决非执著于一“无”而已。
用他们的名词,“有”是“迹”,“无”是“本”,对此两者的圆融达观,即名为“迹本圆”。
倘不能圆融达观,“无”之超旷即成空悬,真可谓“高处不胜寒”。
只当“有”、“无”通而为一,方显得依止自由,天上人间原无分别。
下阙则言,既知此“圆”境,月轮之或转或低、或阴晴或圆缺;与夫吾人之无眠有恨、悲欢离合,虽则自古难求其全,然而俱可达观旷视而无须执著,我何必发此“何事长向别时圆”之无聊疑问呢?但愿皆知于此,则境随心转,人之能俱得长久,月之能千里婵娟,无往而非乐事矣。
此纯是化去一切执著,成就一种旷达的精神境界,此境界极合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美之分析”中分析的“美”。
康德说:“在关涉于快乐之情中,一对象须被认为或是适意者,或是美者,或是崇高?庄严伟大?者,或是?绝对地?善者。
”他定义“美”:离开任何利害关心,且不凭借任何概念,仅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即能必然使人愉悦?即快乐之情的满足?的对象。
然而,“适意”和“善”皆涉及欲望机能,“那不只是对象令人悦意,且亦是对象之真实存在令人悦意”,这是利害关心的,而审美“对于对象之存在是不关心的”,则离开任何利害关心。
同时,“崇高”的范畴较特殊,它时近于“美”时近于“善”,但大致上讲可以划归在“美”之内。
?15?道家庄子哲学之着眼处正是愉悦?“逍遥”?,其愉悦之对象是何呢?其哲学既要将经验事实化掉,则依赖于经验条件的“适意”者即被排除;又未有超验理念为本体,则“善”并未建立。
对比康德之论述,其愉悦之对象只能是“美”,其哲学实为一美学。
?16?受其哲学精神影响的苏词之境界,亦即“美”。
康德所谓的“美”仅是狭义的,而所谓的“愉悦”则应是广义的美。
但他认为:“适意者决无法有贡献于我们的文化教育,它但只属于纯然的享乐。
”?17?实际上基本不多予考虑。
那么,真正说来,“有两种美:或是自在美?pulchritudo vaga?,或是依待美?pulchritudo adhaerens?。
自在美不预设‘对象须是什么’之概念;依待美则须预设‘对象须是什么’之概念,并随同此概念,复预设一与之相合的‘对象之圆满性’”。
?18?“对象之圆满性”即广义的“善”,善因给予经验事实以确定性而成为或近于本体,依待美正是在对此本体之依待中得到成就。
自在美既不预设对象之概念,则于经验事实与超验理念俱不依待,只成自在无待之纯美。
自庄子而来的苏轼之超旷词风表现的是自在美,而从儒家而来的辛弃疾之沉郁词风表现的则是依待美。
做出这种区别非常重要,诚如康德所说:“此种区别能使我们解决评论家关于美之许多争辩;因为我们可能把以下之情形表明给他们,即:一边是讨论自在美者,另一边是讨论依待美者:讨论自在美者作了一个纯粹的审美判断;讨论依待美者则作了一个‘有目的地被应用了’的审美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