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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8.01论中世纪东西方城市的差异——以巴黎、长安为例金萌萌 王颖杰【摘 要】中世纪东西方封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二者在城市来源、城市居民构成、城市内部环境、城市的地位及作用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本文从这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些差异对中西方近现代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世纪 城市 巴黎 长安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
城市是有着方便交通环境、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通常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中古时代西欧和中国的城市千差万别。
下面就以西欧的巴黎和中国的长安为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城市来源不同（一）西方城市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1）被破坏的旧城市：中世纪之前西方已经有城市存在，但是由于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和蛮族入侵，生产力遭到破坏，工商业衰落，城市萧条。
（2）旧城市复兴：从7世纪开始，在主要贸易通道以及大河流域，一些古罗马的旧城市渐渐复兴。
（3）新兴城市：到11世纪时，不仅罗马时期的古城大批复兴，“在其他地方，特别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
①西欧城市兴起后，西欧法令规定，凡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人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大量农奴逃往城市，这种解放了农奴的途径使得越来越多的农奴自发聚集到城市。
（4）领主新建城市：中世纪西欧，城市大多建立在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封地上，所以法文“城市”（Ville）这个字是导源于“乡村领地”（Villa）这个字，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立新的城市来招揽移民收租金以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
巴黎可以说是沿着塞纳河发展起来的，公元486年苏瓦松战役后定都巴黎，卡佩王朝时期成为当时西方政治文化中心，此后巴黎一直作为法国历代王朝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首都而存在。
（二）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有两个形成途径（1）最早是以作为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而出现的。
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权建设而建立或是由军事驻扎地发展演变而来的。
古代中西方城市比较[ 提要 ] 古代的中国与欧洲虽然都是商品经济繁荣、交通运输发达的区域，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却加强了封建统治的地位。
本文试图从城市的起源、城市的制度和城市的主体等三个方面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唐宋之前的中国城市进行对比，尝试运用制度变迁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前者是封建体制外的产物，而后者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并且会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 2015-37 )资助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一一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收录日期： 2016年 11 月 16 日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
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
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圭寸建型城市与中国圭寸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
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区别高考主观题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区别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代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与此西欧也正在经历其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尽管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有着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发展路径和特点却存在一些显著的区别。
本文将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对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差异进行全面评估，并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城市规模和人口我们来比较一下宋代城市和西欧城市在规模和人口方面的差异。
宋代城市以其巨大的规模和庞大的人口闻名于世。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口高达一百多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而西欧的城市则远远没有达到这种规模。
中世纪的伦敦、巴黎等主要城市，其人口不过十几万左右。
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诸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我们来分析一下宋代城市和西欧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的差异。
宋代的城市规划以城墙为界，街巷纵横交错，宽敞整齐，形成了独特的格局。
与之不同的是，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划，街巷狭窄，且相对混乱。
宋代的城市建筑多采用木结构，灵活轻便，而西欧则大量使用石质建筑，更加坚固耐用。
这些差异既反映了两个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技术特点，也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经济和贸易宋代和西欧的城市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和贸易特点的差异。
在宋代，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城市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周围的农田肥沃，食品和农产品的供应相对充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两江交汇处的汴京作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使得外来货物的贸易成为当时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中世纪的西欧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农业生产水平一度下降，城市周围的农田也相对贫瘠。
西欧城市的经济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
三、政治和社会组织政治和社会组织是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差异。
中外城市文化比较从城市发展的早期来看，中外古代城市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城市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产生在历史上一般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
在这种“前工业社会的城市模式”中，城市大多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有城墙环绕。
“城”和“市”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城市主要是行政和宗教的中心，作为商业中心的功能倒是比较次要的，在从分散的农业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的现象。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王权是中国城市起源的主要力量，商人与市场是西方城市起源的主要力量。
其实人类城市在初建时都依赖于王权，商人与市场是中世纪西方城市从衰落到重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自此中西城市才分道所镳，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中外城市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词源和词义上说，城市是一个现代的词，是由“城”和“市”组成的。
在上古中国，早期的“城”和“市”并非一回事。
“城”指的是围绕人群聚落修筑起来的环形城墙，是一种防御用的构筑物，即《墨子.七患》所说的：“城者，所以自守也。
”“市”则是指交易的场所。
《周易.系辞》称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城”和“市”并非一开始时就集其效能于一身。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里的人口不断增多，“城”的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城”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市”作为日常的贸易往来场所才在“城”内或“城”郊出现。
但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城市主要是政治或军事重镇，《吕氏春秋》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一语道破了中国古代城市存在的全部意义。
“城”的政治涵义始终覆盖了“市”的经济涵义，并使之仅仅成为“城”的附庸。
因此，中国城市的建立主要基于政治、军事的要求，城市也就相应地成为政治、军事中心。
一旦政治、军事中心和交通路线转移，有些城市便会很快地衰落下去，如邯郸、淄、南阳等，就是这样一个兴衰过程。
比较拓展：中古西欧与中国城市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1、城市起源不同。
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
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
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
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
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
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
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
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3、城市的作用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
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
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
各级领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
11、西欧与中国城市（一）不同特点：城市起源不同。
（1）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
其特点是①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在封建制完成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②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
③安全方面：城市还产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
新的居留地虽然不大，但它却给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
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2）中国：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
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
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
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
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
（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
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
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
（3）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
2007年第2期No.2,2007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总第191期Sum No.191封建时代中西城市比较的几个问题刘 景 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摘 要:中世纪城市兴起,是西欧有别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从对城市的起源、城市的概念内涵、城市的民众组织等三个重要问题所进行的中西比较可以看出,西欧中世纪城市作为一种较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单位,更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与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
关键词:封建时代;中国与西欧城市比较;封建政治体系中图分类号:K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106(2007)022******* 早些年讨论中西封建社会延续长短,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时,史学界对封建时代城市有过一些研究和比较。
本文认为,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及其作用,是西欧有别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一认识,可以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比较来加深。
一、关于城市的产生问题1.西欧中世纪城市是由工商业者的聚居自下而上兴起来的。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特性的历史事件。
与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具有承继性和连续性不同,西欧城市是在经历了五六个世纪的断裂期后重新出现的。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大多是作为工商业中心出现的,都是工商业者的聚居地。
因此,讨论城市的兴起,必须与其工商业发展相联系,学术界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
我国史学界普遍流行“手工业起源论”。
这种观点认为,公元11世纪前后,随着封建关系的最后确立,西欧式封建制度即庄园制、农奴制的最后形成,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进步。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农产品有了剩余,可以养活专门的手工业者;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日趋复杂,农民们无法继续兼营,需要专门的手工业者从事。
中西城市规划设计之比较分析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
中西方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本文从文化方面比较了中西古代规划思想和当代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城市规划思想城市形态比较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图1）。
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
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
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
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
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
在崇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图2）等)，并成为我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
乃至村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图1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图2 中国传统四合院“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
中西方城市比较摘要:中国封建城市无论其起源和发展,还是其建设和管理,都和统治者的意志有着密切联系,它们成为封建政治体系中的主要堡垒,进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而西欧的城市,以商业作为发展的起点,形成了强大的市民阶层和有序的经济组织――行会,并且城乡间建立的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从而促使整个西欧社会在城市复兴后的四五百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键词:城市比较西欧中国城市(city)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在东西方文明的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作文明的共有的标志,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西方城市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决定了整个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
本文试图从城市的概念入手,通过对东西方城市的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分析,从一个侧面去揭示东西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同途径。
一、城市的概念和起源中国是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
“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市”则是商品交换之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里的人口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城”里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市”作为日常的贸易场所才在城内或城郊出现。
在中国,“城”的政治涵义往往覆盖了“市”的经济涵义,因为城市的建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城市的建立主要基于统治者的政治、军事目的。
中世纪西欧城市则是在经历了五六个世纪的断裂期后重新出现的。
从11世纪开始,兴起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城市的复兴,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
其中以后者占据主要地位。
关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具体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从这些不同的观点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城市的起源是多元化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从事工商业的人们聚居在一起,中世纪城市便因此自下而上的广泛兴起。
在西欧大部分地区,一个地方能否成长为城市,关键要看该地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和工商业者的选择意愿。
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比较从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来看，中国与西欧也有根本性的差异。
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主要起着对外扩张的作用，即保护和扩大本土外的市场，而不是节制国内资本。
在国内，主要是起着“守夜人”的作用。
这是因为外部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缓解或转移内部积聚的资源短缺、生产过剩(市场狭隘)和两极分化的矛盾。
而后发国家则不存在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
英、法、美等国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日益强大，极大地刺激了德、俄、日以及中国等尚未沦为殖民地的国家。
德、俄、日等国利用强大的政府力量，实施了赶超战略。
这种赶超战略就是对内利用强大的政府（中央集权）加强对资源配置的管理，扶持现代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的发展；对外则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通过瓜分和重新瓜分国际市场和殖民地来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的；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德、意、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引起的。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如果没有政府对国内工业的大力扶持和对外的侵略掠夺，是不可能很快实现工业化的。
回顾我国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化历程及其政府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的近50年间；第二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建立前的近40年间；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至今的50多年。
在上述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结果也自然不同，但总的来说，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或称制约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
与尼罗何流域、两河流域、印度、爱琴海周围的农业文明发祥地相比，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仅历史同样悠久，而且持续发展和保持了繁荣。
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尽管这种发达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并受到农业周期性振荡的打击；与这种以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政府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
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1、城市起源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
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
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①〕这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
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
如法国巴黎以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
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
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
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
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
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 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
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
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
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
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 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
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
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
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齐国都城临淄已发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
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
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
到两宋、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
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
（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
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
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
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
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
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
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
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⑧〕。
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
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
城市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
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
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
中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
具有真正意义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
〔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
所以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
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
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
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要回乡置产务农。
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
习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
城乡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
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
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场。
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
这是因为：（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
（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
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
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
新领主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
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
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
这一运动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
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
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
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
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
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
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制国家。
（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
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来的”〔①④〕。
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
如西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跃。
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
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
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①⑥〕。
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
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
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