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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证明标准与不构成内幕交易罪的要点解析（上）近几年，内幕交易一直是证监会重点打击的证券违法行为，每年都有大批内幕交易案件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对涉案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也有不少案件在行政处罚后又被移送公安机关。
2020年1月18日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指出，将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证券犯罪。
[1]2020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券法》扩大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细化了内幕信息的认定，大幅提升了对内幕交易的惩处力度。
内幕交易被行政处罚后且交易或获利金额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一定会被移送公安机关吗？被移送后一定会被认定构成内幕交易罪吗？五年前，有学者研究指出，很多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甚至情节特别严重标准的内幕交易案件，在行政处罚后并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但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上述情势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笔者在办理内幕交易案件时的观察和研究，近两年来，行为人因内幕交易被行政处罚后，凡是符合刑事追诉标准的，通常都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认定内幕交易罪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据证明标准？内幕交易行政违法行为与内幕交易罪的边界在哪里？行为人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移送刑事后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无罪抗辩？本文将结合我们办理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件和内幕交易犯罪案件的实务经验，谈谈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心得。
鉴于篇幅较长，文章将分为上下两篇。
本文系上篇，将结合新《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追诉和量刑标准做一梳理。
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卖相关证券、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或者泄露内幕信息；主观方面为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刑法》第180条第3款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因此，本次《证券法》修订涉及内幕信息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部分，将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适用带来一定影响。
证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基本问题研究——以《证券法》与《刑法》的比较为视角杨柳春风【摘要】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的规定属于典型的空白罪状,对其正确理解与适用需要辅之于《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并且需要比较该法与《刑法》的不同之处,主要涉及的是内幕信息的界定、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之间的关系、狭义的内幕交易和广义的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三个基本问题.对于内幕信息的界定,需要结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把握重要性、秘密性和相关性三个特征.基于犯罪构成要件定型性的考虑,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不宜归入内幕交易的行为之中.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概念,短线交易行为并不在其规制的范围之内.【期刊名称】《成都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31)001【总页数】4页(P103-106)【关键词】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泄露;广义;狭义【作者】杨柳春风【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安徽蚌埠233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41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违背了公平原则，破坏了证券市场的的交易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为了保证证券交易中信息利用的公平，使内幕人员与普通投资者所进行的交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保护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
自从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开了禁止内幕交易的先河以来，各国相继在证券立法中规制内幕交易的行为，内幕交易已经成为各国证券立法重点规制的行为。
具体到我国的证券立法，如《证券法》第七十六条明确禁止内幕交易、泄露内幕的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除了民事责任以外，《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也规定了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1997年《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设置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又对该罪的罪状进行了补充，增加了明示或者暗示他人从事内幕交易活动的处罚。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刑法条文第一百八十条：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构成要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指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人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主体本罪的主体为特定主体，是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即内幕人员。
所谓内幕人员，是指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依本条第3款及《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或者在发行人或者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督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1、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有关的高级管理人员；2、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3、发行股票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4、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证券交易信息的人员；5、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的职责对证券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6、由于法定职责而参与证券交易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7、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作者：季敬聚来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0年第5期收稿日期：2020-09-11 责任编辑：何银松作者简介：季敬聚，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法律硕士。
季敬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上海 200052）摘要：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一并放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分两款予以规定，说明两罪的违法和责任程度相当。
“马乐案”的判决，更是明确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是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的全部援引。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大提高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现行定罪量刑标准形成了巨大差异，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有碍司法的公平公正。
本文将从该两罪的定罪量刑由来、差异和原因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调适并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定罪数额标准；量刑情节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039(2020)05-0031-(11)DOI:10.13643/ki.issn2096-7039.2020.05.0032012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2年司法解释”）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律适用作了详细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和情节特别严重量刑两个数额标准，对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强化资本市场法律监管力度起到了有力保障。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该司法解释对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以及情节标准已经明显滞后，远远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中的需要，亟待修改与完善。
我国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司法认定(2013~)2016年11月19日，凤凰网在其头版报道：“今年1月到9月，大陆资金非正常流失高达21400亿元人民币，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上升至2.9%～3.8%。
”为此，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我国资金非正常外流情况严重、金融市场监管有漏洞，其中致命问题是人为的，而且是明显不作为、乱作为所造成的。
有的扮两面人，也有有恃无恐的，有的内鬼就在会议室内。
[1]“内鬼就在会议室里”这一说法并非骇人听闻，内幕交易就是典型有“内鬼”参与的危害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的违法行为。
根据证监会的统计数据，证监会对内幕交易的处罚占所有行政处罚的一半以上，并且内幕交易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反观进入司法程序的内幕交易案件数量却寥寥无几，其中缘由引人深思。
[2]造成此种差异既有刑事政策的因素，也有刑法所规定的内幕交易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难的原因。
本节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为研究对象，并通过选取相关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以对内幕交易犯罪的主要司法疑难问题做一初步的探究。
一裁判文书的选择与司法疑难问题发现（一）罪名内涵与由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指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期货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长期没有关于规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定，故而在1990年我国建立起自己的证券市场后，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处理，一直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层面，从未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包括单行刑法处罚的视野。
直到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才在其第180条中第一次将内幕交易行为规定为犯罪，但仅处罚证券内幕交易、泄露证券内幕信息的行为。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若干问题研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典型的证券犯罪之一，它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地危害了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证券交易的特性决定了其更需要公平原则的保障，投资者通过对各种相关信息的分析和利用进行证券交易，高利润伴随高风险，因此也决定了所有的投资者必须公平地获知各种信息。
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却严重地破坏了这种公平性，不仅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侵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它使得少数知悉并利用了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人在获得暴利的同时，其他众多的投资者却遭受重大损失。
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从长远来看，它会使广大投资者丧失对市场的信心而放弃投资，这将是对证券市场致命的打击。
因此，在所有存在市场经济和证券交易的国家里，几乎都对此类行为以法律的手段予以遏止，自从1934年美国制定第一部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以来，到1998年底世界上103个拥有证券交易所的国家中，80％都制定了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
我国在1993年4月、9月分别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其中都规定了对证券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惩处。
1997年修订刑法时在180条中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在1999年的刑法修正案里又将期货市场中存在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犯罪化，吸纳到刑法180条的规定中。
其后的1998年和1999年相继出台了《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期货暂行条例》）。
立法的快速发展在证明法制成熟化的同时也反映了市场对法制的迫切需求，正因为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各种违规行为愈演愈烈，所以才需要行政法规、相关法律、刑法来规范。
有学者指出，“在证券市场上，大约80％的违法案件与内幕交易有关，大约80％的违法交易金额与内幕交易案件有关。
”{1}近几年来惩处的内幕交易案件牵扯之广，数额之巨往往令人瞠目结舌。
《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2.03.29•【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2012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是“两高”针对证券、期货犯罪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共十一条，全面系统地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定罪处罚标准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诠释。
为准确理解、适用《解释》，现就《解释》的制定背景、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飞速发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呈逐年增多发展态势。
截至2011年底，全国法院审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20余件，其中2007年1件、2008年1件、2009年4件、2010年5件，2011年11件。
与普通犯罪相比，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危害大。
证券、期货犯罪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面广，涉及投资者众多，严重危及资本市场运行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
二是专业性强。
资本市场关系复杂，技术手段先进，涉及证券、期货、法律、会计、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诸多领域，犯罪分子往往具有较深的专业背景，熟悉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和信息技术，惯于利用规则和制度的漏洞逃避法律追究。
三是查处难度大。
证券、期货交易具有无纸化、信息化等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互联网、3G通信等先进技术传递信息和意图，加大了事后取证的难度，导致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实发案件数量与查办案件数量存在较大落差。
如2008年初至2011年底，证监会获取内幕交易线索的案件有426件，而真正立案调查的只有153件。
《论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和深化，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然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现象时有发生，对市场公平、公正及投资者的权益造成了极大的侵害。
为此，我国在证券市场立法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以规范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及其现状与挑战。
二、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现状为防止和打击证券内幕交易行为，我国已构建了以《证券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这些法律规范包括《公司法》、《证券交易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为打击内幕交易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具体法律条文上，我国《证券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行为的定义、性质和处罚措施。
这些法律条文明确指出，禁止任何人利用未公开的重要信息进行交易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
此外，相关法规还详细列举了可能涉及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所涉及的情形，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涉及重大资产重组、财务状况变化等关键信息的知情人员。
三、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成效与挑战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方面，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不断完善，为执法部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市场参与者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有助于减少内幕交易的发生。
同时，相关执法机关在处理内幕交易案件时，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对涉案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
然而，尽管我国在打击内幕交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内幕交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使得执法难度加大。
其次，部分投资者缺乏对内幕交易的防范意识，容易被误导或利用。
此外，监管机构在执行相关法律时仍需提高执法效率和公正性。
四、完善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适应市场发展和打击内幕交易的需要。
个罪研究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幕交易罪的几个问题赵 渊摘 要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能获取大量有关立法、政策和经济走势的信息和数据。
由于这些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可能在未公开前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用于实施内幕交易。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范围及是否具有内幕交易可操作性。
在回答这些问题后，本文对现行法律制度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该类信息交易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 内幕交易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政策 经济数据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内幕交易破坏了证券交易的公平性，动摇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对整体金融和经济秩序危害巨大，此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
一直以来，以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为典型代表的公司“内部人”利用涉及企业经营状况的未公开信息买卖本公司证券而大肆牟利的行为，都是金融监管部门大力查处和打击的首要对象。
然而，２００４年美国乔治亚大学罗宾逊商学院的Ａｌａｎ Ｚｉｏｂｒｏｗｓｋｉ教授等人发表的一份报告，则将对内幕交易的研究和探讨引入了一个新领域。
该份报告发现，自１９９８年以来的５年内，美国参议员个人持有的证券投资组合的年均收益率远胜市场的表现，领先幅度达１２％。
相比之下，同期美国普通家庭的证券投资组合表现则不尽人意，落后于市场整体水平１．４％。
更让人吃惊的是，虽然公司内部人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也能“打败”市场（收益率高于市场表现６％），但依然远逊色于参议员们的“成绩”。
①与此同时，根据媒体报道，热衷炒股的风气似乎并不仅限于参议员，连他们的助手和顾问在股市中也个个春风得意、业绩了得。
②这一系列结果无疑暗示，参议员和国会雇员们较之普通投资者拥有某种程度上的信息优势，使得他们清楚应该在何时买卖自己手中的股票；对这种信息优势来源的一个合理解释便是，参议员们及其雇员在工作中获取并利用了大量非公开的信息———即在立法、政策制定和履行相关职责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公开后恰恰对金融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而指引这些公职人员做出了合适的投资决策。
③假设果真如此，那么国会山中的这些“炒股高手”们显然都难逃内幕交易的质疑。
④有鉴于此，如何应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公职人员利用有关国家政策和经济数据的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成为了内幕交易监管不得不思考的一个新课题。
针对此种①②③④Ａｌａｎ Ｊ．Ｚｉｏｂｒ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ｅｎａｔｅ”，３９Ｊ．Ｆ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６１（２００４）．Ｂｒｏｄｙ Ｍｕ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ａｆｆｅｒｓ Ｇ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ｏｃｋｓ”，ＷＡＬＬ ＳＴ．Ｊ．（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Ａｌ，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ｗｓｊ．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１０００１４２４０５２７４８７０３４３１６０４５７５５２２４３４１８８６０３１９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有媒体发现，那些在参众两院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或副主席（ｒａｎｋ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的议员们，对处于本委员会监管（比如提起质询、举行听证会或推动立法）之下的行业，往往有着大量的股票投资。
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Ｏ＇Ｈａｒｒｏｗ Ｊｒ．＆Ｄａｎ Ｋｅａｔｉｎｇ，“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ｌａｐ”，ＷＡＳＨ．ＰＯＳＴ（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ｗｐ－ｄｙ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０６／１３／ＡＲ２０１００６１３０４８８１．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ｗａｙ”，３６Ｊ．ＣＯＲＰ．Ｌ．２８１，２８５（２０１１）．现象，我国证券法律法规是否有完备的解决方案呢？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特殊性：获取信息的天然优势在很多时候，一提到“内幕交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这个词，人们往往会产生错觉，认为该等行为的主体仅限于公司“内部人”（ｉｎｓｉｄｅｒ），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能够接触到公司内部信息的人员。
然而，如果我们据此狭隘地认为“外部人”不可能构成内幕交易的主体，那么无疑会使得监管和执法产生大片空白地带。
在现实中，信息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并不像现金、珠宝那样可以锁在保险箱中得到严密的保护，从而避免其落入外人手中。
信息的流转往往发生于不经意之间，其共享的范围和传导的对象也难以控制，因此信息泄露无法完全防范，导致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本不应获知该信息的“外部人”所了解并用于交易。
于是乎，在近几十年来证券市场立法、监管和执法演进的过程中，对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的界定呈现出一种从“内部人”向“外部人”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正是在于“防止那些对公司股东不承担‘诚信’义务或其他义务的‘外部人’，滥用其获得的披露后将影响公司证券价格的秘密信息，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统一性”。
①这一点也明确地体现在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７３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而依据《证券法》第７４条的列举式规定，内幕消息知情人除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司“内部人”，还涵盖所有基于业务关系、监管职责甚至非法途径而能够接触、获得内幕信息的外部人员。
“外部人”即便不在公司中担任职务，也不直接与公司发生往来，但只要掌握了未公开的重大信息，即有可能构成内幕交易的主体。
而在这众多“外部人”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疑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鉴于“市场失灵”的危险始终存在，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控显得不可或缺。
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公权力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扩展。
为了确保这种干预的目的实现和效果达成，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不断收集和获得大量信息以供自己决策。
换言之，国家机关扮演着一个巨大的“信息接收器”的角色。
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同时又是“那些可以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的最大生产者”。
②国家各个职能部门在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其实也是在向市场供给大量的信息，从而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判断。
当国家机关成为众多重大信息汇集和诞生的“聚宝盆”，难免会有公职人员经不住诱惑而利用这些现成的“宝藏”进行证券交易。
同时，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政企分开的改革尚未完成的现实环境，行政部门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企业仍旧喜欢将许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决策和安排向有关部门请示汇报，政府也同样倾向于通过政策、规划方案甚至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影响行业发展，这客观上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掌握信息的范围。
可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便利获取信息并用之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
如何应对这一危险，成为新形势下公务员队伍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的归属：对内幕信息“相关性”特征的思考毫无疑问，从南京市经委原主任刘春宝到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证监会和纪检监察机关配合查处的几起内幕交易案件都表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职的时候获知关于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在该信息被披露前买卖股票以谋利，此等行为违反了内幕交易相关法律规定。
但是，假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的是国家政策或经济数据等信息———而非围绕具体某家企业财务、经营或资产结构的内部信息，其行为又当如何定性呢？比方说，一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与规划和制定扶植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政策，在该政策公布之前买入若干新能源上市公司的股票；政策一经公布，新能源板块受此利好消息影响，板块内各家公司股价纷纷大涨，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获利颇丰，那么这种依靠职务便利获取的国家政策信息或经济数据来买卖股票的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呢？换言之，上述信息到底是否属于内幕信息的范围？①②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Ｏ’Ｈａｇａｎ，５２１Ｕ．Ｓ．６４２（１９９７），６５３（援引Ｄｉｒｋｓ ｖ．ＳＥＣ，４６３Ｕ．Ｓ．６４６，６５５，ｎ．１４（１９８３））．Ｈｅｎｒｙ Ｇ．Ｍａｎｎｅ，Ｉ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１９６６），ｐ．１７１．对于这个问题，我国《证券法》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证券法》第７５条所列举的内幕信息种类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国家政策或经济数据；①虽然第７５条第２款第（８）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看似以兜底条款的形式为此类信息的归属留了口子，但是司法实践和相关司法解释却罕有如此认定。
在学界中，也有一部分意见认为，国家政策和经济数据并不在内幕信息的范围之内。
有学者指出，内幕信息除了具备“未公开性”和“重要性”这两大特征，还应当包括“相关性”这一特征。
所谓“相关性”是指信息必须是与可转让证券发行人或可转让证券相关的具体、可确定的信息。
②更有学者认为，所谓信息“相关性”仅限于公司本身的经营、财务等信息。
③基于此种解释，因为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政策或掌握的宏观经济数据极少直接与某一确定的发行人或证券相关联，所以这部分信息并不符合“相关性”的特征，应排除在内幕信息范围之外。
笔者认为，仅以缺乏“相关性”为由而排除国家政策和经济数据并不妥当。
首先，有关内幕信息“相关性”特征的观点仅是一种学术见解，并不足以构成内幕信息的法定要件。
事实上，我国理论界对于内幕信息的特征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内幕信息只具备两个特征，即“未公开性”和“重要性”。
④中国证监会在２００７年３月制定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第８条就规定，除《证券法》第６７条所列重大事件与第７５条所列重要信息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皆为证券交易的内幕信息。
可见，只要未公开信息能够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不管这个信息是产生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是否直接地指向某家公司，都不影响到对内幕交易的认定。
同样在美国，一系列判例中，执法机关在起诉内幕交易时只须举证证明被告用于交易的信息是“非公开的”（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和“重要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⑤虽然在理论研究中，根据信息与特定公司自身状况的关联程度，美国学者也会将信息区分为“公司信息”（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市场信息”（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但是在法院裁决中，这样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并无多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