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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版必修三《宋明理学》评课稿一、引言《宋明理学》是人民版必修三课程的一部分，该课程涵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学派之一。
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精髓和思想。
本文将对《宋明理学》这门课进行评价，包括对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学生评价等方面的细化分析，并从各个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二、课程设置1. 课程目标《宋明理学》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宋明时期理学的主要思想，理解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应该能够： - 熟悉宋明理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代表人物； - 理解宋明理学的核心理论和思考方式； - 掌握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2. 课程大纲《宋明理学》课程的大纲应包括以下内容： - 宋明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 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 - 宋明理学与其他学派的比较与对比； - 宋明理学的影响和传承。
三、教材选择1. 教材概述教材选择对于课程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针对《宋明理学》这门课，教材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 全面而细致地介绍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和思想； - 配有适当的案例和文献材料，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 - 文字简洁清晰，结构合理，容易理解。
2. 推荐教材根据以上要求，笔者推荐以下教材： - 《宋明理学导论》：该教材系统地介绍了宋明理学的起源、发展和核心概念。
- 《宋明理学选读》：教材选取了宋明理学的重要文献和经典案例，对学生理解和运用该学派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四、教学方法1. 传统教学方法针对《宋明理学》这门课程，可以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结合现代教学手段，确保教学效果。
传统教学方法包括： - 讲授法：教师对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
- 讨论法：通过课堂讨论、小组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自由交流观点和思考。
- 分组演讲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演讲，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和团队合作能力。
2. 现代教学手段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参与度，可以结合现代教学手段：- 使用多媒体教学：通过投影仪、电子白板等设备，向学生展示图片、文字和视频等辅助教学材料。
明代宋玉批评有明一代的宋玉批评，在风起云涌的文学论辩之中，并没有出现唐代那种儒学复古思潮与新文学思想对于宋玉非褒即贬的两极走势，也没有出现宋代那种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的泾渭分明的两极标准，而是表现出与元代宋玉批评的共同走向，即张扬唐宋以来充分肯定宋玉及其作品的宋玉批评主流意识，而优胜于元代宋玉批评的特点则在于对宋玉的文学史地位、文学成就、文学风格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时代审美定位。
一、对屈宋文学史地位的新评估：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王世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龙后主盟文坛二十余年。
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张助甫》说：“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
”其对屈宋的激赏，继踵前七子，与李梦阳、何景明完全一致。
陆粲，嘉靖丙戍进士，师从当时名儒经学家王鏊，史称其“嗜学，博通古今”[4]。
其《陆子余集》卷一《静芳亭稿后序》说：“昔者，楚在春秋时为大国，号多人才，若申叔、时声子、子革薳、启疆、王子圉之徒，其辞令雍容，著于传记者烂然成章矣，盖有先王之遗风焉。
是后则有屈、宋、唐、景诸子，以辞赋著称，沨沨乎亦风雅之流亚也。
”陆粲以经术论文，以为屈宋“亦风雅之流亚”，褒奖有加。
茅坤，嘉靖十七年进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
”[5]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同道。
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列》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
”将屈宋视为古代文章的始源。
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说：“世皆随孔氏以非达巷，而仆独谓孔氏之言者圣学也，今人未能学圣人之道，而轻议达巷者，皆惑也。
屈、宋之于赋，李陵、苏武之五言，马迁、刘向之于文章传记，皆各擅其长，以绝艺后代，然竞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
《论宋明理学的思想贡献与局限》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对于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探讨宋明理学的思想贡献与局限时，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其中蕴含的智慧，还能发现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限制。
思想贡献
宋明理学强调“理”与“气”的辩证关系，将“理”视为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气”则为其具体表现。
这种思想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人们更加注重内在修养和道德观念。
宋明理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明理学高度重视“格物致知”的观念，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来实现人的修身养性。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和思想启蒙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思想局限
然而，宋明理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其对世界的认知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难以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
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有时过分强调理论推演，而忽略了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导致了一些实际困境的出现。
另外，宋明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和融合相对保守，未能充分借鉴外部文化的优点，导致了一定的文化局限性。
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思想贡献不可忽视。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其局限性所带来的影响。
在当代，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同时超越其不足之处，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做出更多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流派，既有其独特的思想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继承其优秀传统，又勇于创新与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繁荣。
王世贞《读书后》史学观探微主要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嘉靖以来首辅传》、《读书后》等书。
翻阅其书，纪昀曾感慨道：“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
”[1]其中《读书后》是王世贞晚年之作，他对前人进行深入的评点，并对早年的相关思想进行反思和悔悟，深化了其“元无人”、“以事论人”和“以智论人”的史学主张。
对《读书后》史学观的认知，不仅能更加全面地了解王世贞的史学思想，还能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新的维度。
一、《读书后》概述《读书后》一书为王世贞后人所整理，并非王世贞亲自整理，关于该书的基本情况，《四库全书总目》中有明确的记载，书中写到：“此书本止四卷，为世贞《四部稿》及《续稿》所未载，遂至散佚。
其侄士骐得残本于卖饧者，乃录而刊之，名曰《附集》。
后吴江许恭又采《四部稿》中书后之文为一卷，《续稿》中读佛经之文为一卷、读道经之文为二卷，并为八卷，重刻之。
而陈继儒为之序，称其如吕氏《读书记》、晁氏《读书志》。
案晁公武《读书志》每书皆详其卷数撰人，以及源流本末。
世贞此书则九十五篇之中，为跋尾者四十二，为史论者五十三。
”[2]可见，《读书后》一书是王氏着作散佚后，他人重新辑补而成，共同组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读书后》八卷本。
而且该书所长为史论，约占56%的比例，且四十二篇跋尾中，亦有史论特色，如卷一《读荀子》、《读管子》等文，不是简单的读《荀子》《管子》之文的悟，而是对荀子、管子的评论，及其纠正他人对荀子、管子的理解，虽为一家之言，但颇有“正”史之意。
《读书后》中史的因素浓厚，这主要集中在前四卷，后四卷重点在于文学评论，此文暂不涉及。
就前四卷而言，按时代分类，涉及的有：春秋战国时期人物庄子、列子、墨子、尹文子、程婴、伍子胥、乐毅、司马穰苴、孙武、吕不韦、黄歇、蔡泽，共计12人；两汉时期人物黄石公、项羽、范增、刘安、贾谊、齐悼惠王、司马相如、霍光、淮南厉王、张安世、扬雄、邓禹，共计12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诸葛亮、马谡、曹植、徐干、陆逊、羊祜、阮籍、周岂页、周处、谢安、谢玄、陶渊明、范粲、谢灵运、何胤，共计15人；隋唐时期人物王通、李绩、常衮、李白、王维、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叔文、冯道，共计10人；宋朝时期人物赵普、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韩世忠、赵鼎、赵松雪共10人；明朝时期人物宋濂、方孝孺、李梦阳、李东阳、陈献章、王守仁、李攀龙、归有光，共计8人；而八卷中并没有涉及有关元朝人物的评论，这和王世贞的诗文评论一致，在《艺苑卮言》中，王世贞认为“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3]，即从诗文的发展角度而言，宋文还有可选之处，元朝却无文可选，亦即无人。
如何看待宋明理学的评价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思想体系主要由宋朝的程颐、程颢、张载等人和明朝的王阳明等人所建立和发展。
宋明理学强调道德修养和内心的觉悟，认为人的本性本善，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
对于宋明理学，有不同的评价。
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
一、积极评价
1. 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觉悟：宋明理学认为，人的本性本善，只有通过内在的修养和道德觉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
2. 注重实践和生活：宋明理学强调实践和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将理论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体验和理解其中的道理。
3. 推崇“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强调知行合一的观念，认为只有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二、消极评价
1. 学术体系过于封闭：宋明理学的学术体系较为封闭，思想传承较为固化，缺乏创新与开放。
2. 精神追求过于理想化：宋明理学的精神追求较为理想化，过于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觉悟，忽视了社会现实和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3. 大众教育价值有限：由于宋明理学强调个体的修养和觉悟，其对大众教育的价值有限，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总之，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其思想和贡献，并结合当今社会的需求进行发展和创新。
摘要在对“王学”末流的批判中，那些被目为“清流”的儒家学者，他们在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省或批判中，都积极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
他们或是调和朱、王，或是批判“王学”而回归“朱学”，力图用“朱学”来纠正“王学”末流空论、放佚之弊；或是通过修正“王学”，以救治“王学”末流空论、放佚之弊。
这些学者中，以“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关键词：东林学派；宋明理学；批判；反省一、明末批判理学的背景晚明的社会政治一片黑暗，国事口非，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就内而苦，皇帝昏庸，宫廷混乱，宦官势力甚嚣尘上，吏治腐败，朝臣之问朋党相争激烈；政府横征暴敛，人祸之外又遇天灾，民不聊生，铤而走险、起来造反者日众；就外而言，崛起于白山黑水问的女真族，羽翼日丰，早已不再臣服于明王朝，而且其势力正在不断地扩大，大有南下觊觎明朝江山的野心。
二、东林学派对于理学批判及反省的必然性“东林学派”是由晚明一批被人目为“清流”的“守正之士”所组成的，亦被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所谓“东林”，得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那里原本是两宋之际著名理学家、被称作“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二程高足杨时讲学的地方。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原在吏部为官的顾宪成因得罪阁臣而被革职回到故乡无锡。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邀请了高攀龙、钱一本、史孟麟、顾允成等一些志同道合的离职官员，一起重修东林书院，并以东林书院作为他们定期讲学和议论时政的场所。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这一批士大夫，他们学问不错，为人正派，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们虽然离职闲居在家，但却与朝中的不少官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通声气。
更主要的是他们笃信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就当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决不能消极退让，放弃一个君子的忧国忧民之职责。
所以无论在朝在野，都应遵循儒家的道德原则。
他们在讲学之余，经常议论时事政治，抨击一些失职的官僚和为非作歹的太监，以及一些不得民心的政策措施。
顾宪成曾为东林书院书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张贴在书院门楹上，其内容最能反映出这批人的志向和心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宋明理学德育思想的评价与反思导读：本文是关于宋明理学德育思想的评价与反思，希望能帮助到您！首先，从人格发展系统看。
现代型人格是健全型人格，人作为行为主体是政治主体、经济主体、权利主体、道德主体的统合，是理性与非理性、精神（心理）与生理的平衡拓展，是适应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开放型人格，而理学德育要塑造的人格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同现代人格发展趋向相背离。
第一，德性人格对权利人格的僭越。
这种僭越是理学把道德与人的关系进行颠倒、并进一步把道德抽象化、绝对化的必然结果。
理学不是从“道德为人存在”的唯物史观立场而是从“人为道德存在”的唯心史观立场展开其人格理论，剥掉了人的丰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仅仅作为道德的附属物，现实的道德关系被抽象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变成万世不移之理：“三纲之要，五常之本”是“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②以先验的德性人格规定人，强调人对封建道德规范的无条件遵从，这就导致其对权利人格的僭越，从人格内涵中排除人的社会参与的权利。
宋明时期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构，造成了权利意识的虚幻性和财产关系的不确定性。
到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萌芽和市民意识的觉醒，理学内部一度出现了重视权利人格的思潮，如王艮的“重身”、“珍生”等思想，但总体上局限在自我保存范围，缺少参与社会的开拓精神。
第二，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僭越。
主体的价值理性侧重于对其自身及其环境存在的价值意义认知，而工具理性则侧重于对对象世界的客观事实认知。
前者偏向价值论，后者偏向认识论。
就理学德育思想本身而言，它属于心性修养之学，与近代西方德育思想尤其是康德、黑格尔等人以明确的主客分离的认识论为理论前提的德育思想不同，它以主客不分的“天人合一”为理论前提，“基本上不把主客关系和认识论放在视野之内”，这样，所谓认识就只能是道德认识，只能是对先天存在的道德之“理”的反思与体认，“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知倒妨害了对天理的体认，科学技术被贬为奇技淫巧也是必然的了。
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一)作为“后七子”的领袖和七子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精通文学、史学和经学，思想灵活开放，不为传统和权威所。
在明中后期学术思想逐步解放的背景下，对宋儒、宋明理学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广泛而直率的批评，对明代儒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反思。
爬梳和整理这些散见于浩繁卷帙中的批评言论，总结和探索其儒学思想的特点及成因，不仅有助于丰富学界对文学巨匠王世贞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王世贞对理学家文艺观念的批评维护诗文的本体特征，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目标。
嘉、万年间，“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仍然存在，唐宋派理学习气更是甚嚣尘上。
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张复古大旗，试图遏制文学创作中过分谈道论理以致文辞为道理所束而塞不畅的现象。
《书曾子固文后》一文曾言：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不免为道理所束。
间有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
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
近代王慎中辈，其材力本胜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其塞牵缠，迨又甚者。
(卷三)王世贞在此指出了曾巩诗文“为道理所束”的弊病以及与朱熹在文风方面的联系，并严厉批评了王慎中等唐宋派文人在学习曾巩时“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的做法。
对唐宋派的理学习气以及以、曾巩为榜样的问题在此不妨多说几句。
据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记载，王慎中曾“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
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
囊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
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巩)、王(安石)、欧氏(欧阳修)文尤可喜……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
”而唐宋派另一重要人物唐顺之更是如此。
他曾自述其诗是“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文则“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
在给王慎中的信中又说：“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
”(卷七《与王遵岩参政》)诗文以“为道理所束”的曾巩和散布“情之溺人也甚于水”的道学家邵雍为取法目标，堕于“理窟”之中就在所难免。
很明显，王慎中、唐顺之的诗文创作及主张道学意味颇浓，这既与他们所学习的对象有关，也与他们接受道学思想(主要是阳明心学)的熏染有关。
王、唐二人对阳明心学多有发挥，王还曾被列入《明儒学案》中的“南中王门”学案。
对于此点，王世贞就曾敏锐地指出：“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王)、毗陵(唐)藻税。
”(卷一四八)明乎此，方知前后七子越宋祧唐崇汉的做法实与汉宋之学的取舍有关，而后七子的崛起以唐宋派为靶标，乃因不满其理学习气而来。
因此，王世贞对宋明理学家在诗文创作过程中过分谈性说理的风气多有批评，而对理学家邵尧夫(邵雍)和庄孔阳(庄昶)的不良诗风指斥尤多，可以说到了痛加针砭的地步。
若邵尧夫，非不有会心处，而沓拖跸跋，种种可厌。
譬之剥荔枝、荐江瑶以佐葡萄之酒，而馁鱼败肉、枭羹蛙炙，杂然而前进，将掩鼻抉喉呕哕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极推重庄孔阳，又尧夫下也。
(《书陈白沙集后》)(卷四)邵雍是“北宋五先生”之一，他的一些诗咏完全成为道学家的语录，毫无生气可言。
理学家和唐宋派等人却奉其《击壤集》为至尊，而在王世贞看来，只不过是令人扫兴的“馁鱼败肉”而已。
至于被陈献章推重的庄孔阳的诗歌，王世贞只一句“又尧夫下也”便流露出自己的憎恶之情。
的确，颠来倒去就那么几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类的话头，既乏情致，又缺文采，却还故作轻松之态，读之令人味同嚼蜡。
在这点上，就连一向力诋七子派的钱谦益也同王世贞达成了共识：庄昶“多用道学语入诗，如所谓‘太极圈儿，先生帽子’，‘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口实。
”针对有人认为庄昶诗高于唐人的妄评，钱谦益甚至发出了“此等谬种，流入后生八识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的感叹。
当然，王世贞并不因诗文中有谈道说理的成分就一概予以摈弃。
在《书三苏文后》中，他写道：“子由稍近理，故文采不能如父兄。
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卷四)。
在《艺苑卮言》中，他曾针对“讲学者动以词藻为雕搜之技，工文者则举拙语为谈笑之资，若枘凿不相入”(卷一四九)的情况，列举了理学家薛文清、庄孔呖、陈白沙、王阳明等人的诗句，以为“何尝不极其致。
”王世贞看重的是理论与史实、词采与内容相统一的文章。
在《念初堂集序》中，他曾提出了“舍事而谈理则空，舍理而荚事则俗”(卷四二)的观点。
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他对理学家陈献章的部分诗文还曾给予了肯定和推崇：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
予少年学为古文辞，殊不能相契，晚节始自会心。
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卷四)陈献章为明代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明史·儒林传序》曾记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王世贞晚年对其诗文的爱好与他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有关，也是他文学思想逐步通达宽容的结果。
王世贞早年学习古文辞，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对沾染上理学习气的宋代诗文一概摈弃，所以，他对理学家族核心成员陈献章、王阳明的诗文，就只能抱以“殊不能相契”、“无所入”、“不复顾其书”(《书王文成集后一》)(卷四)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世贞晚年的文学思想有所转变，对宋代诗文有所肯定，“但其基本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也就是说，他的复古观念和文学思想总体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关于此点，学界多有研究，兹不赘述。
二、王世贞对宋儒及宋代理学的批评除了在文学方面对宋儒的言论进行反驳以外，王世贞还以极其渊博的学识积极探寻儒家经典本源，指出了宋儒在解经、证史时所存在的“支离割强”之处以及缘饰儒术、空谈性命而无补于世的弊病，以此来松动程朱理学的统治权威。
上述思想集中表现在《札记》(内外篇)和《读书后》等著述当中。
寻经证史，不为传统及权威所囿，这是王世贞的一贯作风。
在《读荀子》中，王世贞曾写道：吾读荀氏书，其言性恶、礼矫，大抵多愤嫉过中之旨，则岂唯小疵已哉?至云“养心莫善乎诚”，有味乎其言之也。
夫诚者，真实不妄也。
对诚之者而言，则圣人事也。
偏而言之，则彻上下语也。
宋儒举而非之曰：既诚矣，心安用养耶?如以辞而已矣。
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为荀氏语也。
宋儒当复举非之曰：是天亲而外铄也，是上达而下学也，抑何谬戾失序也。
宋儒之好刺非古而其尊若此。
王世贞这段话是有为之言，此处所谓的“宋儒”不是宋代一般的儒士，而是指周敦颐、程颐、朱熹诸大儒。
据《性理大全书》卷三《通书·后录》所载，针对荀子关于“养心莫善乎诚”的论断，周敦颐、程颢、朱熹等都曾有过议论：周敦颐日：“荀子元不识诚。
”程颢日：“既诚矣，心安用养耶?”朱子曰：“诚实也，到这里已成就了，此心纯一，于理彻底皆实，无夹杂，亦无虚伪决定，恁地又何用养耶?”上述几位大儒与荀子的言论产生了分歧，而分歧的产生乃因双方立论的逻辑起点不同：荀子是从“性恶论”的角度来提倡“养心”，而周、程、朱是从“性善论”的立场强调“既诚矣，心安用养”。
王世贞虽不大赞赏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却对几位大儒的非议荀子的说法持不同意见，认为世上毕竟圣人少而常人多，对普通人而言，守“诚”不失为“养心”(修身)的最佳途径。
从操作层面来讲，王世贞的观点比周、程、朱诸大儒更具合理性。
下文宋儒关于“上达而下学”的指责也是来自朱熹的言论，王世贞也同样表示了不同意见，并由此而揭露了宋儒“好刺诽古”的面目。
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理学大家，这不仅需要相当的学识，还需要相当的气魄。
王世贞就能做到这一点。
他在为周灌甫《六经稽疑》作序时，曾说：“盖历千余年而后二程氏出，若能独发圣人之心而乎上接其统。
朱氏益加精焉，以至胡、蔡、陈皓诸巨儒咸有所训，故圣人之心固寄以不晦，而于辞与事亦有不能尽合者。
”(卷五一)因此，他曾按照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对周灌甫所收的数十百家经传释训，做了大量的整理删改：“其所治经文，讹者正之，衍者去之，错者理之，若礼经而非出于圣人之笔，则纠之，必不牵合附会以觊人之知而无我罪。
”(卷五一)而他取舍的是非标准就是以客观实际为是，坚守自我判断，而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
“荀其是，则不以世之所忽遗者而废吾是；苟其非，则不以世之所趣沿者而废吾非。
”(卷五一)嘲这段话与王阳明的名言“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了真正的学者不畏权威、勇于坚持己见的精神风貌。
朱熹的《四书集注》在明代享有绝对权威，其中《大学》为《四书》之首。
王世贞却在《读大学》一文中对朱注提出了非议：“《大学》一书，古圣帝王相传，体用之大要，杂见于《礼经》，而朱子独表章之，令天下家喻人习，不若《五经》之有专治而不能相通也，亦盛矣。
吾独惜朱子之勇于表彰而不精于订定也……何也。
”(卷四)他认为朱子在“格物致知”的注释上出现了严重的舛误，而王阳明在释“格物”时与朱子不同，“且取《大学》之古本以正其误，似矣，然所谓古本者，恐亦未尽当也。
”因此，王世贞亲自动手修订《大学》使其完善。
在文章结尾，他又对朱注与王阳明之释做了进一步比较，认为王释虽“小祗牾”而合，朱注则明显“支离”于原意：“王文成之训‘格’，虽小祗牾，而其所谓‘物’则合矣。
‘即物穷理’之支离，何必待辨而明也。
”关于程、朱在解释“格物致知”时所表现出来的支离之弊，前七子成员王廷相在其著作《雅述》篇中已有论述，王世贞“何必待辨而明”一语在尊重复古派前辈的同时对朱熹这位理学大师就多少流露出了轻蔑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