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文字的出现和产生把青藏高原的历史从口传文明带入了书写文明时代，也使这里逐步发展出具有独特地貌特色的文化。
但是，对于藏文字产生的具体历史时间，由于时代迷雾的遮掩，一直在藏学界存在激烈的争论。
本文从青藏高原部族发展的地域空间扩展和藏民族逐步形成这两个新的研究视角入手，探讨了藏文字产生的历史大致时间，同时回应了此问题相关的学术论争。
关键词：藏文字；地域扩展；藏民族；需求作者简介：马元明，男，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及藏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2一、吐蕃政权建立呼唤藏文字的出现公元6世纪末，随着松赞干布把偏居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台，吐蕃政权也成为亚洲政治角逐过程中的一只重要力量，逐步走向政治前台的吐蕃王朝不仅面临着与唐朝、南方的天竺、西边的大食不可避免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交往，而且一些刚用武力征服的部族也需要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整合。
而在此时的历史节点，语言和文字不仅是吐蕃周边众多主要政权依凭使用的重要传播工具，也是维系民族稳定和团结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但是，此时的吐蕃社会不仅没有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字，就连统一的语言也还没有正式形成。
由于言语乃是最初的社会习俗，言语的形成只能是源出自然。
人为地改变一个地区或部族的语言需要漫长而艰巨的付出，而且言语交流具有强烈的空间限制，所以在庞大的新王朝推行一种通用的语言是当时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于是吐蕃高层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种新的交流工具――文字。
与语言相比，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它使人从过去依靠听觉转移到对视觉的重视，它可以把人从语言交往的狭小地域环境中解放出来，把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族群通过相同的符号联系起来。
虽然此时吐蕃社会并没有文字的雏形，但与吐蕃相邻的唐朝、天竺等都早已有了完善而发达的文字。
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字创制经验成为吐蕃文字创立最实际、最便捷的途径。
二、藏民族建构对藏文字出现的需求在《吐蕃简牍综录》一书中，王尧等藏学家通过整理新疆出土的木简后发现，涉及到吐蕃部落和著名氏族的多达84支，在木简记录的氏族有没庐氏、属庐氏、那囊氏、白兰、昆氏、娘若等，这些都是与吐蕃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的古老氏族。
而在木简中出现的部落有琼波部落、蔡邦部落、朗迷部落、洛扎部落、喀儿萨部落等。
这些古老氏族和众多部落一同出现在西域，印证了吐蕃政权在军事行动中全民参与的军事特点。
这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所指出的：“一次次的战争，就一次一次扩大了联盟。
《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
”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藏文字在吐蕃政权统一后很快便被创立了出来。
藏文字的出现，不仅使吐蕃政权高层很快克服了语言传播面临的空间困境，而且在藏文字的识字活动过程中，使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习俗背景的部落贵族们逐步脱离了过去千差万别的知识、文化习得模式，进入到一种依靠视角获取知识的统一模式。
相同的文字、相同的学习方式使这些部落贵族们慢慢形成一种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感知模式，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就这样一点点汇集起来。
我们从现存的金石碑文和敦煌出土的大量古藏文文献的内容记载可以看到，从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创制藏文字（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末，在这近200年时间内，藏文字在吐蕃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一个以贵族、僧侣为主体的识字阶层也得以形成。
首先，在吐蕃的政治生活中，藏文字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管理手段。
每每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以金石碑文记载历史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
公元763年，吐蕃大?⒍骼肌ご镌?路恭率领蕃兵占领长安归来后，藏王在拉萨布达拉宫南面建立了纪功碑。
该碑东面简述达札路恭的功绩，并提及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南面叙述了达札路恭因告发逆臣末?东则布和朗?迈色而飞黄腾达的过程。
北面的碑文描述了吐蕃王室承认路恭的功绩和对王室的忠诚，并赐予他本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各种奖赏、特权以及刑事豁免权。
桑耶寺碑也是此时段藏文字流行的又一佐证。
据黎吉生、王尧等藏学家考证，桑耶寺碑是为了庆祝桑耶寺落成而立，由于碑文上没有写明具体的立碑时间和赞普的名字，据相关的文献推断可能立于公元779年或公元791年。
在雅砻河谷吐蕃王室墓地附近的琼结村，有一座石桥，在石桥的北面，镌刻有一份碑文文献，由于碑文磨损严重，上面的文字已经难以辨认，黎吉生访问了碑文遗址，转录了可以辨认的几个片段。
后来，他在仁钦泽旺诺布的一本集子里找到抄于15世纪时期的完整碑文抄本。
他将抄本与自己的笔记结合起来，重新复原了一份碑文文献。
该碑文文献描述了赤松德赞的统治及其功绩，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的叙述方法，将传统表述和佛教术语结合起来了。
除了以上碑文外，工布石刻（又称第穆萨摩刻石）、洛扎摩崖石刻是我们研究藏文字在吐蕃境内传播的另一个关注的重点。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达札路恭纪功碑、桑耶寺碑和琼结桥碑都位于以几曲河为中心的吐蕃政治中心，但是工布石刻却位于远离拉萨325英里的工布地区。
该石刻记录了赤德松赞时期颁赐给工布噶波家族的免税敕令，以回应有关吐蕃税务官员不公正的抱怨。
文献表明，噶波家族宣称自己也是神秘、高贵的聂赤赞普的后裔。
此外，文献还指出，在吐蕃政权成立之初，一位高贵的祖先曾对王室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为此，特许了他各种特权。
洛扎石刻位于拉萨南部离不丹不远的洛扎的一个边陲小镇。
该石刻也记载了此地区的统治者与吐蕃密切的渊源关系。
碑文内容译为汉文如下：天神之子赞普驾前，德门得乌穷忠贞不二，对赞普的身与政，曾作殊胜德功。
为此诏敕曰：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若社稷之永固，其所属奴户、封地决不减少；得乌穷之营葬应法事优隆。
在任何赞普后裔掌政期间，其墓如有毁坏，由东岱专事修建。
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立盟誓。
天神赞普之亲属贡格布王，□□□□臣以及四子舅臣均参与盟誓。
誓文另置于密室。
这两个碑文的独特意义在于表明，藏文字创立之后，它并没有局限在王朝中心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而是在远离政治中心之外的广阔地域得到了推广。
金石碑文作为一种具有时间优势的传播媒介，如果说真切地为我们记载了吐蕃时期藏文字在王朝高层使用的状况。
那么陆续发掘出的古藏文木简进一步为我们揭示藏文字在吐蕃广阔社会层面的流变状况提供了清晰的物证。
从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探险考察中获得写有古藏文的木简后，陆续又有俄罗斯人马洛夫在此发掘出相似的木简实物。
解放后，随着我国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在新疆、青海等地区又相继发掘出来大量的刻有藏文的木简，这些发掘出来的木简实物通过中、外藏学家们的辛勤工作，逐步被整理、翻译出来，形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吐蕃时期极其重要和可靠的文献资料。
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陈践在借鉴外国研究成果和自己对后来相关发掘实物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吐蕃简牍综录》一书，详细分析和介绍了这些木牍所记载文字的内容和相关情况。
从王尧等人的分析可知，这些木简主要记载了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这一历史跨度内吐蕃在当时的西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
我们从木简广泛使用的情况也可以推断出藏文字在7世纪初被创立以后在吐蕃社会的使用状况。
在《吐蕃简牍综录》中一共收录了464支木牍，这些木牍所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氏族、宗教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此我们仅以经济方面的相关记载作一个例子。
在464支木牍中，有31支记载的内容是反映了当时吐蕃在西域这片新征服土地上所实行的经济管理、农业生产和税收情况。
木牍上的藏文字不仅清楚记载了对新获得土地的封赏情况，而且对土地的性质也作出了清晰的区别，田与地分别有相应的藏文指对。
在土地的税收上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出现了突税、纳突、突课等内容丰富的藏名词。
更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藏文字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中也有所反应。
比如编号为71的木牍就记录了借粮的内容：和……付与开那（借）麦一克五升；拉贡鲁祖（借）麦五升、青稞五升；尚琼（借）麦一克；古穷（借）青稞三升、麦五升；用三分俸田合王田一突。
付岸（本）悉斯禄俸经费麦一克半。
依主母之命，借给部落使，悉斯之子麦一克半孔息兄弟麦两克半编号76号木牍记载内容：若不便于办理，可让保人在上面捺指印。
寻一借口，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照口粮标准借给……通过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7世纪开始，藏文字在远离吐蕃王朝本土的西域慢慢得到推广，在7至9世纪之间，藏文字的使用已经普及到这个新征服土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我们知道，在集权社会中，文字的传播是由中心向四周呈现网状扩散的，西域地区广泛使用藏文字的情况和前面吐蕃高层钟情碑石勒字记载历史的举动说明了如下一些历史事实：一是藏文字在它创立不久之后就在吐蕃王朝上层社会广泛使用、传播，一个以上层社会成员为主体的识字群体得以最先形成。
二是以吐蕃王室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得到了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三是藏文识字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具有了规范和清晰的物化形式。
三、对学界关于藏文字争讼的回应对于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字以及藏文字的确切创立时间，在藏学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论。
不少学者认为，藏文字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经存在，认为藏文字是吞米?桑布扎首创的原因是后期的佛教为了战胜苯教文化的抗衡以及处于崇尚印度佛教文化的心理，臆造了关于桑布扎首创藏文的观点，将藏文的渊源归溯印度。
我们认为，从悉补野王统世系开始到松赞干布早期的这段时间，悉补野王朝确实处于口传传统阶段，随着松赞干布逐步统一青藏高原，吐蕃政权的地域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以前依凭口传交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吐蕃空间领域的拓展，现实的政治需求迫使王朝高层开始考虑文字创制的必要。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松赞干布倡议创制藏文的实物证据，但从松赞干布以后不久就留存下来的碑文等实物和相关藏文典籍记载可以推断，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文字的创制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实际和藏文字的演进规律的。
藏文字的创立使吐蕃社会从口传逐步过渡到以文字为依托的书面文化阶段，同时，藏文字的出现也使吐蕃统治阶级在政治建构、社会化组织、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和族群的智力开发等方面有了更加便利的技术手段，吐蕃也随着藏文字的不断推广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1]恰白?次旦平措：《西藏通史》，陈庆英译，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中国藏学研究》1988年第1期[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比艘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edmonson1971，pp.323，332转引自[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