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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枚「性靈說」分析國立中山大學碩二馮玉婷一、「性靈」說之詩學淵源有清一代，學術風氣趨於匯整前說，清詩論亦見此特色；但因個人性格與偏好不同，對前人說法理解亦有出入，即使力求圓融，不免仍有輕重之分，遂可別為「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四家。
「神韻」說為王士禎（1634-1711）所倡，「格調」說由沈德潛（1673-1769）提出，「性靈」說為袁枚（1716-1798）力主，「肌理」說乃翁方綱（1733-1818）建立；四家各領風騷，其中「神韻」與「性靈」二說較為接近。
袁枚雖言：「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1，主要論調實與漁洋皆變化自司空圖（837-908）、嚴羽（約1200前後在世）、袁宏道（1568-1610）；諸人主張雖有小異，若著眼率皆重視言外之意、真情至性、興趣韻味等共通性，則不妨視為講求藝術美感之一脈相承者。
袁枚性格放任跌宕、不喜拘束，天才特出兼有自成家數之志，是以不喜歸附；儘管今人細究其說可發現士禎、宏道蹤跡，袁枚卻未嘗自言踵繼二人。
然欲廓清袁氏詩論內容，實不能忽視二人可能之影響，故謹撮述袁宏道、王士禎主張於下，以窺袁枚「性靈」說之詩學淵源。
1袁枚：《隨園詩話》卷二：「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
須知先生才本清華，氣少排奡，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
余學《遺山詩論》，論詩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諆？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以乾隆庚戌本與隨園自刻本為底本），頁48。
．2．第六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一）袁宏道「貴真」主張李贄（1567-1602）《童心說》倡「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2童心即真心，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其說為公安三袁所繼承；公安派基本主張重視個性與自然，袁宏道為代表人物。
袁氏貴「真」，以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人有一人之情感，唯「變」方能存「真」，二者相輔相成而後有韻趣。
清诗概述48性灵说之袁枚清诗概述48——清史札记之四十四我楚狂人四、清诗流派184．性灵说1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
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性灵说可说是明代公安派的余绪，其代表人物袁枚，前文在“清代散文”中已经说过，这里先说袁枚的诗歌。
（1）袁枚与他的诗1袁枚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主张的“性灵说”在当时独树一帜。
“性灵说”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
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
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
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
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
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
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段宗社
【期刊名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41)001
【摘要】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
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
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
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总页数】5页(P101-105)
【作者】段宗社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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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袁宏道与袁枚“性灵说”差异比较概要：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高举“性灵”大旗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它对晚明、清代直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即使袁枚概不承认其性灵与公安三袁有继承关系，但从文学历史角度而言，两者的“性灵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梳理其差异也是必要的。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讲究主观感受的真情流露，以真情示人，以真情为诗。
同样，袁枚作诗“提笔先须问性情”，好诗需要自抒情愫，自披胸襟。
虽二人都主张“真”，但袁宏道强调非理性，主张释放人未被社会化的天性，具有反理性导向。
“无闻无识真人所作”，“闻识”包括名教义理、礼法纲常等社会规范以及人文经验知识，是与“真”相对立的理性。
要求脱离一切形式表象，人的社会产生的规则等理性存在，回归本真，使真性情保持纯粹。
如《独坐》：胸臆知难尽，行藏为可陈。
摊书嫌字小，烹水试茶新。
拨闷占茅卜，祈归拜上神。
闲云与倦鸟，终是一流人。
袁宏道在诗中直接流露了他的倦意与空虚，他觉得难以表达清楚他此刻的心情，从看书嫌字太小，品茶又嫌不醇厚，为了解闷去占卜，无聊拜拜上神，但是这些尘世的东西，社会经验的理性，都不能够撩拨他心中的真情，排遣他的闲闷，只有闲云跟倦鸟这种自然意象才能与其心中的天然本性一致，独坐时候的真性情流露，是抛开一切理性而抒。
而袁枚“性情得其真”、“其情之动而不同者，皆随其性之昏明高下流露者也”。
诗中的性情随内心之“真”而流，认为同时期崇尚浮华的诗人在诗中矫饰喜怒哀乐，缺乏“真气”。
可见，袁枚强调的是性情“真”的流露，拒绝违心之作，反对虚假的情感。
所以，袁枚在被贬时所作《落花》，内心怨尤自怜毫无虚假之情：空谷半枝随影堕，阑干一角受风偏。
佳人已换三生骨，拾得花钿更黯然。
袁枚在此诗中深情流露，比深闺儿女更加孤独，月下枝影摇曳，阑干一角看风，孤影自怜，蹲下身子拾花钿，诗人心中的哀怨与诗中斑斑可见，胸臆之真发露无遗，他不是为了作诗而造假性情，也没有在诗中夸大或虚饰其胸臆，因目前的处境而哀，由诗可见其怨，无虚无假。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段宗社【内容摘要】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
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
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
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性角度对袁枚诗学作的全面理解。
【关键词】性灵；诗法；博雅【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论中“法”的形态与理论的现代阐释研究》（10BZW028）【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61【作者简介】段宗社，陕西凤翔人，文艺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袁枚（1716-1798）“性灵”说在创作上偏向率性任情一边，代表艺术上有意追求的法度规范论在他的诗论中应该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他屡屡言及，“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亦傎（颠）乎！”[1]（补遗卷三“四”）明确把艺术法规条例视为抒写性灵生趣的反面。
在总体诗学兴趣上，他提倡诗写性情，以为七子派的唐宋之辨，属于一种毫无意义的门户之见(详见下文)，所以他主张“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元明清”[2]（卷四《答曾南邨论诗》）。
他以为诗的工拙问题，内在于性情，不可从性情以外去追求：“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
情之所先，莫如男女。
”[3]（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
”[2]卷（三十《读白太傅集三首》）儒家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把诗人高昂的道德境界作为诗歌具有艺术性的前提。
与之不同的是，袁枚“性灵”说把充沛饱满的自然之情作为优秀诗歌的前提。
但也应看到，袁枚性灵说虽继承了明代公安派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说，而作为优秀诗人的袁枚的理论趣味毕竟与公安派之率性浅俗有很大不同。
从“言志”到“言己”：袁枚“性灵说”与乾隆后期自利性话语的传播本文作者郑宇丹教授摘要“性灵说”始于南朝，经由刘勰的《文心雕龙》回归“诗言志”的传统。
清乾隆年间的袁枚试图以“真性情”消解礼教的束缚，将诗学的重心由“言志”转向“言情”。
在此过程中，随园给予袁枚对外交往的空间，诗话给予袁枚臧否文坛的权力，一个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扩散话语权力的模式得以建立，“言己”成为此模式的重要表征。
在文网密布的乾隆朝，“性灵说”的存活是“去政治化”的结果，也意味着士人阶层价值取向的异化，从以“言志”为核心的精神传统，逐渐走向重利轻义的一面。
这种文化的下行加剧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危机。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乾隆时期；诗言志；文化传播；话语；价值观乾隆一朝，恰如其年号所寓意的，曾出现“天道昌隆”的局面。
其时，清朝疆域空前辽阔，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人口从乾隆六年（1741）的1.43亿激增至乾隆六十年的2.97亿，国库存银达7 300万两以上；文化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完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撰。
然而，盛中藏衰，尤其在乾隆后期，看似枝繁叶茂的帝国已面临深刻危机——土地兼并愈发严重，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风气骄奢靡费，各级官吏贪腐无度。
最令人诟病的是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总计135起，占清朝全部文祸的80%左右。
乾隆帝像在这样一个动辄因文获罪的年代，却有一人“以诗、古文主东南坛坫，海内争颂其集”，桐城派领袖姚鼐为此称叹：“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不仅如此，他还因文致富，广收弟子，放情声色，得享82寿岁。
此人便是袁枚，曾获“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的美誉。
因名气与大学士纪昀不相上下，更有“南袁北纪”之说。
然而，与历代正统文人所获“清誉”不同，有关袁枚的评价“毁誉参半”。
既有乾嘉时期的文学家洪亮吉将袁枚与白居易相提并论，赞其“性灵句实逼香山”；又有同期史学大家章学诚贬其“乃人伦之蟊贼，名教所必诛”。
关于[袁枚的“性灵说”（上）]的字幕:∙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十三讲，袁枚的“性灵说”清代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是清代乾隆皇帝时代的江南才子，也是著名的一个文学评论家。
他的诗话代表作就是《随园诗话》，这是很有名的。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乾隆时候的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的知县，然后他辞官后就居住在江宁，就是现在南京附近的江宁。
他在小仓山修了一个园林，号随园。
∙他后来写的一些书都是以随园命名，像《随园诗话》等。
他的书信颇具特色，他的诗歌，多抒发其闲情逸致。
所以袁枚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才学，有才华的一个文人。
∙他的文学批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性灵说”，“性灵说”他的文学批评的思想继承了晚明思想解放者的观点，特别是公安三袁和李贽、汤显祖等人的思想。
在学术思想上，袁枚反对盲目地崇拜圣人经典，他对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就是乾隆年代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因为他认为宋学空谈性理，固然不好，像程朱理学。
但汉学就是从汉代，因为乾嘉考据学主张就是继承两汉的学术，他认为两汉的学术更有弊，为什么呢？两汉的学术引导读书人钻牛角尖，在考据当中讨生活。
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
下面我们来谈袁枚性灵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性灵说”什么是性灵？什么是袁枚的性灵说？袁枚性灵说的真髓，就是对于性灵的倡导。
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安三袁当中的老二袁宏道，在《序小修诗》当中，∙曾经称赞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诗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以最早的性灵说是从公安三袁来的。
袁枚谈性灵也是继承了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袁枚的性灵说又和公安三袁有所不同，他有明显地针对性，∙这就是反对乾隆皇帝的沈德潜的诗教说与格调说。
沈德潜是乾隆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诗歌批评家，他写过五格诗的别栽，也就是《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还编过《古诗源》。
袁枚“性灵说”的形成在我们着手讨论袁枚“性灵说”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基础、根源等问题先进行一番调查。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类喜欢追根溯源的良好品德使然；一方面则因为我们长期养成的思维定性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到了清代时已是历经数迁了，各种形态的诗论结晶有着相当丰厚的历史积淀，不管在研究领域、方式方法，还是理论体系上，都使传统的文学研究达到了成熟的状态。
在这种大坏境之下，袁枚竟然还能蝉蜕于传统模式的躯壳，提出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性灵说”，开一代诗风，不能不令人钦佩。
究其原因，“性灵说”的形成不仅得益于前代进步的哲学思想，还与袁枚自身的现实际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节哲学理论渊源从理论建构上看，袁枚虽未形成自己自立自足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但其诗论中所彰显的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却有力地阐说着其思想的进步性，这与前人的进步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袁枚“性灵说”的思想基础，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
哲学方面的近因，指的是晚明时期泰州学派和康熙时期颜元、戴震等人的影响。
泰州学派又称“王学左派”，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坚持自我，保留个性，努力将自身生命价值把握在自己手中，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嵇文甫先生曾评价道：“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
[1]袁枚的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极为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他汲取了其“狂者精神”，于个性气质上表现出一种“狂”气来，其诗论中也难免也会外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思想。
他在《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中自我剖析道：君与余为总角交，性情绝不相似。
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
[2]这里的“性情”与个性之义相通，袁枚毫不隐晦自己“狂”、“疏俊”的性格特征，自由地表达出不受礼教牵绊的独立意识，不可不谓之狂人。
公开以“异端”自居的泰州学派成员李贽，其“童心说”也对袁枚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贽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有一种单纯朴素的心地，即为“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
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袁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名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所提出的“性灵说”对于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美的本质、美感、审美标准乃至文艺创作的哲学思考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探讨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
一、袁枚“性灵说”的提出与发展二、“性灵说”对于美的本质的观照三、“性灵说”对于美感的理解与表达四、“性灵说”对于审美标准的建构与塑造五、“性灵说”对于文艺创作的启示与借鉴六、袁枚的美学思想与当代美学的联系与发展七、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八、袁枚“性灵说”的局限性及其对于美学思想的挑战九、对于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的借鉴与思考综上所述，袁枚“性灵说”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其内涵专注于对于“性灵”的探索与研究，旨在揭示美的本质、美感、审美标准以及文艺创作的哲学思考，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与当代美学的联系及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性灵说”在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需要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也提醒我们要深入思考并借鉴袁枚“性灵说”之美学精神，推进美学理论的发展。
1. 袁枚“性灵说”的提出与发展本部分将介绍袁枚“性灵说”的概念、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相关内容，探究“性灵说”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过程，为后续对“性灵说”美学精神的探讨做铺垫。
2. “性灵说”对于美的本质的观照美学的起点是美的本质问题，本部分将探究袁枚“性灵说”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和阐述，分析“性灵”这一概念在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探讨“性灵说”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观照。
3. “性灵说”对于美感的理解与表达美感是感知美的一种心理体验，本部分将探究袁枚“性灵说”在美感理解和表达方面的贡献，分析它对于美感体验、感性认识与意蕴表达等美学问题的影响和贡献。
4. “性灵说”对于审美标准的建构与塑造审美标准是衡量美的尺度和标准，准确的审美标准对于判断和欣赏美的价值至关重要。
本部分将探究袁枚“性灵说”对于审美标准的建构和塑造，分析其对于审美标准的形成和树立的贡献和价值。
试论袁枚“性灵”基本内涵————————————————————————————————作者：————————————————————————————————日期：试论袁枚“性灵说”的基本内涵人文学院陈勇指导老师张晚林摘要：“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审美理论。
“性灵”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刘宋。
范泰、谢灵运、何尚之、颜延之率先使用。
明代，经李贽和“公安三袁”等人的不懈努力，到清代的袁枚时,发展成为一套理论性强、又适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内涵丰富的审美理论。
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形成了一套包括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的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
本文梳理了“性灵说”的历史渊源，并着重论述袁枚“性灵说”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袁枚；性灵；真情；个性；诗才Simple analyse the basic intension on“The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of Yuan MeiSchool of humanism and socialism :Chen Yong Director: Zhang wanlinAbstract:" the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 it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esthetic theory in the theory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the native sensibility”appear o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ong Liu first. Fan Tai , Xie Linyun , He Shangzhi, whom face prolong take the lead in using. Ming Dynasty, pass gift presented to a senior at one's first visit as a mark of esteem Li Zhi and "Gong An Three Yuan " untiring efforts of people, Yuan Mei,in Qing Dynasty, develop into a theory strong , meaningful aesthetic theory suitable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reating again. It and the theory of romantic charm , the theory of style , the theory of skin texture to be and one of the theory groups of four major poems of earlier stage of Qing Dynasty, having formed a suit of true feelings of including, individual character , just more intact poem of three respects talks about the system in the poem. This text comb historical origin of " the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 expound the fact basic intension that " the theory of native sensibility " of Yuan Mei emphatically.Key Words:Yuan Mei; the native sensibility ; True feelings ; Individual character ; talent and learning一、“性灵说”的发展“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理论。
从作品中探析袁枚的“性灵”在我看来，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一个作家写好作品的真正关键在于，要努力抒发出自己的心灵，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才能使作品有灵性，从而更好的走进人的心灵。
对于作家袁枚的研究，从他的作品入手，去探索他的“性灵”，我觉得可以对作家袁枚进行很好的的探析。
“性灵说”是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
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思想解放的人。
他习惯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有自己的的思想。
因此，他从不为其它的思想所束缚，而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下面就通过袁枚的作品中来探析一下袁枚的“性灵”。
（一）袁枚创作的“真情”要素首先谈谈袁枚的亲情诗。
袁枚绝对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他对祖辈、父母与兄弟姐妹有着极深的感情。
袁枚于乾隆四年考中进士，在衣锦还乡后祭奠祖母时作了一首诗，名为《陇上作》，回忆起幼年时“忆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祖母期盼着袁枚“玉陛胪传夕，秋风榜发天”时，但终有“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的时候。
等袁枚真的高中进士，祖母已经驾鹤西归。
袁枚在中了进士后回到杭州完婚，在祖母的墓前悲泣，“返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
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
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
”由此可见，袁枚与祖母的感情极深。
再有袁枚对于生活是随性和看淡的。
从他的《随园食单》中就完全可以看出。
辞官归家后，袁枚在随园过了近50年得闲适生活。
那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根据记载袁枚一生纳妾众多，有姓氏记载的就有十人，据说袁枚八十大寿时还纳了一妾。
他活到82岁，可他的妾却大多短命，所以他都是陆陆续续的纳妾，家人也先后离他而去。
也许真的是生死经历得多了，所以在天性中真的有安然生活，不怕生命终结的境界。
摘要：同众多思潮的产生一样，性灵派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及人文背景。
性灵说在清袁枚时期渐趋顶峰，既有前人的积淀，也包含有清一代特殊的环境以及个人因素，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因素以及袁枚独特的成长经历解析性灵派的成因。
关键词：性灵派；袁枚；社会历史环境；个人禀赋王英志在其《性灵派研究》中说：“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是性灵派，性灵派亦是中国古代自觉型文学流派中名声最著者之一。
”从宋杨万里到明李贽“童心说”、公安三袁“不拘格调，独抒性灵”，到清袁枚性灵学说发展到高峰，形成主盟一时文坛的性灵派。
性灵学说至袁枚臻于成熟，成因诸多；从时代、社会以及个人成长历程切入分析性灵派和袁枚，对其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双目自将秋水洗袁枚一生主要活动于雍、乾两朝。
此期正处康乾盛世，经济文化繁荣，各种文化思潮异彩纷呈；统治阶级为稳定政权，对思想钳制力度加大。
此期出现的崇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汉学的兴盛以及性灵思潮的发展对袁枚性灵思想形成起到很大的推助作用。
（一）反理学：情所最先，莫如男女清初政府在康熙帝时大力推崇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圣主仁皇帝圣训》卷十二曰：“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訾议。
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
”“盛世最高统治者推崇理学，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目的在于愚弄百姓，以汉学引导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巩固其一统之势。
1、对理学的反叛康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一度销声匿迹的启蒙思潮逐渐兴起。
反理学理论的盛行是这一表现。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
针对程朱学派提出理善气恶之说，颜元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 ，强调理气本为一体，而气质本善并不恶。
摘要：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系统阐释了“性灵说”的诗歌理论。
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
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真情个性诗才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人称随园先生，钱塘（浙江省杭县）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殁于嘉庆二年（1797），终年82岁，他一生经历了康、雍、乾、嘉四朝，在乾嘉诗坛驰骋近五十个春秋，是清代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诗居“乾嘉三大家”之首，他和他的“性灵说”风靡一时,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
他做古文不归附桐城派，他讲考据不附和吴派和皖派，因此，他作诗更不喜欢集于沈归愚的旗帜下。
他处处在表现自己，他有他自己一贯的思想。
因此，他不讲理学，不讲佛学，以及不信任何阴阳术数，他要成他自己的家数，所以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所以不随时风众势转移[1](P530)。
袁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真情论袁枚认为，真情是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
他在《答曾南邨论诗》中曰：“提笔先须问性情”，明确地把“性情”置于诗人创作之“先”的首要条件的地位：有性情方可挥毫，无性情则请搁笔[2](P64)。
袁枚特别强调性情，这与晚明以来推崇真情有很大关系。
明末李贽就曾提出“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袁枚倡导“赤子之心”，而世上也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刚出生的婴儿犹如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他的情感是天真的、纯洁的，是世上最真实的情感。
简论袁枚的“性灵说袁枚〔1761—1797〕，字子才，号简斋，杭州钱塘人，34岁于**任上辞官，隐居于**小**的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自号**居士，随园老人等。
著有《小**房集》、《随园诗话》和笔记体小说《子不语》等。
他与**翼、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而历来被公认为三家之首。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
他说倡导的“性灵说”独树一帜，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诗学史中的“性灵”，并非袁枚首创，但他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根底上，经过创造性的发挥，丰富和开展了性灵说，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流派。
性灵说的提出，虽有历史继承性，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现实针对性，它反对沈德潜、翁方纲的风格说和肌理说，具有较高的审美理论价值。
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较为完备的、系统的文学创作理论，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规律。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题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的要素。
1、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是诗歌的根源和灵魂。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实情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真挚、坦诚，不矫饰，不隐匿。
袁枚所说的“性灵”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性情”同意。
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随园诗话》〕，又说：“诗者，心之声也，行情所流露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流露才是“诗之本旨”。
因为袁枚认为具有真情是诗人创作的先决条件，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这和李贽的“童心说”是一脉相承的，强调诗人应具备纯真的感情。
真情又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因此袁枚一改传统上关于“诗言志”的解释，把真实的性情作为诗歌表现的内容，揭示了诗歌以表情为主、专主性情的根本特点。
他宣称“提笔须先问性情”，这种性情必须是真诚的、真实的，才能使诗歌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
袁枚性灵说的重估与批判张兆勇;陆楠楠【摘要】《随园诗话》是清代少数几种篇幅超长且代表一种学派的诗话.“性灵”说作为《随园诗话》的核心,在于它以性灵开启形形色色学人以各种学问对性情的遮蔽.袁枚以为诗者在于以性灵直达妙境.从创作主体来说,天分、天缘、天悟是诗的缘发与妙成之路和成功之因.带着这个理论构想,袁枚对当时诗坛唐宋诗之争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唐宋诗之争是无益的.袁枚此论当然是其倡性灵说的逻辑结果,但他的弱点在于看不到唐宋诗之争的理论意义,同时又由于他架空内涵来谈性灵,也看不到宋诗及于己的价值,因而在两个方面均显得空洞.【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7)005【总页数】7页(P41-47)【关键词】《随园诗话》;天分;天缘;天悟;唐宋诗之争【作者】张兆勇;陆楠楠【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居于江阴小仓山，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
随园广交文士，为一代文宗，与蒋士铨、赵翼并为“江右三大家”。
他在非常有文坛影响力时开始著诗话，其论诗主要保存在《随园诗话》中。
一般认为他是继承明代公安派而继续倡导性灵，是所谓性灵派。
泛览《随园诗话》会发现结论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众多的清人诗话中，《随园诗话》无疑是少数几种具超长篇幅，且代表一种学派的诗话之一。
《随园诗话》的特点在于关注当代，关注周围，注意发挥草根之诗人诗名。
那么“性灵”在什么意义上是随园诗论核心？他是否宗宋？这些其实均是问题。
袁枚论诗强调“性灵”为学人共识，其卷十二第五十三条有云：“谢深甫云：‘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使人易于矜伐。
’此言是也……今之未偕竟病而诗狂欲上天者，毋乃类是。
”[1]412至于目的，也是明确的，他的这一“性灵”之说，是针对当时时下此起彼伏的诗歌本质探讨之风的，仅就诗评领域，例如，有翁方纲“肌理”说造成所谓“抄书”之风；有沈德潜等“格调”说所谓空架构；有王士祯过度标举盛唐门户的修容饰貌。
浅论袁枚“性灵说”
“性灵说”是古代试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
清代袁枚的倡导最力。
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未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
基于源远流长得历史，袁枚的“性灵说”主要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下的产物。
它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反对对理学的束缚，批判当时文坛复古模拟风气。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从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论证了诗人应率真地表达感情，表现个性，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破除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以学问为诗。
关键词：性灵、真情、诗才、个性、反格调
一．“性灵说”的渊源
古典文论中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
《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其后南朝钟嵘在其《诗品》中则直接以“性灵”论诗的本质。
他曾评论阮籍《咏怀》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基于此，他还提倡抒发感情的“直寻”、抨击“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等，这些都直影响了后来袁枚性灵说的核心内容。
唐代诗文中“性灵”一词更为普遍。
一是沿用南北朝“性灵”的含义，如皎然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诗式》）；二是对其的发展与开拓，如高适《答候少府》中“性灵出石象，风骨超常伦。
”等将“性灵”与“才”相联系。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剽袭模拟，“掉书袋”的习气，主张“风趣专写性灵”，推崇“天分”，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后来袁枚的性灵说的内涵十分接近。
明代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强调要用“赤子之心”作文，反对假人
假事，认为“天下之至文”都是“童心”的体现，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性灵”，反对儒家礼义的约束。
同一时期的公安三袁反对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思想，提出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
”而袁枚的“性灵说”正是在李贽和公安三袁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二．社会环境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
袁枚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活跃。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理不敢行”的局面。
此外又辅之以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
袁枚的“性灵说”旨在反对宋儒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之大欲”的合理性。
其次，他还竭力破除“道统”之说，认为并非言必称周公、孔子不可，亦不必囿于四书五经，即便是普通的技艺也可视为“道”的体现，强调“学在躬行，不在讲也。
”
当时文坛学古、考据之风盛行，人们斤斤计较于字句的来历、格律的工整，丧失了对文学精神本身的把握。
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甚是流行，袁枚正是针对这种风气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三．袁枚“性灵说”的思想体系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一）“性情”论
袁枚自称“天才多情句自工”，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在于书写自身的真实情感。
首先，诗人内心须有真实的情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
袁枚吸取了李贽的“童心说”的观点，倡导“赤子之心”，反对“伪笑佯哀”的矫揉造作之情，认为“风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诗歌是诗人心底的声音，性情的流露。
更要以真性情感发人心，“能入心脾”的诗，才是好诗。
袁枚真性情诗首推悼亡诗，如《哭阿良》中记述了袁枚三女夭折是全家悲痛、慌乱、甚至几乎丧失理智的情景，语言平浅，渗有浓浓悲情，令人动容。
再如《瘗梓人诗并序》：
……汝为余作室，余为汝作棺。
瘗汝于园侧，始觉于我安。
本汝所营造，使汝仍往返。
清风飘汝魄，野麦供汝餐。
胜汝有孙子，远送郊外寒。
永远作神卫，阴风勿愁叹！
梓人指的是建造随园的一个土木工人，对于一个劳动工人之死，作者并未视如草芥，不仅为之作棺、下葬，还怀有真诚的思念之情。
其中有二人平等关系的描述，仿佛与一老友促膝长谈，显得朴实而真切。
袁枚一生游遍名山大川，他的山水景物也被赋予别致地审美情感，表现表现而来自然美德千姿百态。
如他在《水西亭夜坐》中写“明月爱流水”，“水亦爱明月”，将水与明月赋予性灵，同时又映衬出诗人“爱水兼爱明月”的性灵。
其次，袁枚张“诗写性情，惟吾所适”，诗文中所蕴含的感情要深厚、浓郁，从而批判理学对人情的束缚。
他曾讥讽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六朝拟乐府诗盛行的状况为“编抄经句，毫无意味”，故“诗教大衰”。
同时他认为诗应该挣脱理教束缚，走进“情”的各个领域，所以很推崇情诗。
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的一段言论称：“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
情所最先，莫如男女。
”借男女之情公开与伪道学相抗衡。
如《寄聪娘》:
思量海上伴朝云，走马邯郸日未曛。
刚把闲情要抛扯，远山眉黛有逢君。
聪娘是袁枚的宠妾，此诗写于袁正赴陕西任职，由于相思心切，竟把“远山眉黛”误当做心上人看待，生动细致，缠绵悱恻。
（二）“诗才”论
袁枚还特别重视“笔性灵”，强调诗人有才质、气质，容易掌握诗歌的创作规律，才能以真性情感发人，创作出犹如“天籁”的诗篇。
《随园诗话》第七卷载：
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
袁枚认为诗式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玩赏的，有时某些没有吟过诗的人却可能是真正的诗人，而一些读书万卷、精通此词法的文人反而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当时翁方纲一派诗人崇尚汉学考据之风，“以学为诗”，袁对此批驳道：“经学深渊，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
”强调诗才对一个诗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性，书卷不能代替性灵，却可“欲其助我
神气耳”。
袁枚在艺术创作上提出一种“天籁”的自然天成的状态，诗人对生活素材的提炼，经过不露痕迹的文字加工，形成一种自然平淡之美，认为诗“宜朴不宜巧”、“宜淡不宜浓”。
同时赞同杨万里“风趣专写性灵”，认为有性灵者应该以真切的感受描绘出生动、新颖、感人的形象，如他“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花似有情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等诗句别致地写出自然景物的灵性，道出自己独有的审美感受与情趣。
（三）“个性”论
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人的创作个性，所谓“著我”，要“独抒性灵”、“自己胸臆”，反对拟古、格调说。
《随园诗话》卷十说：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故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
竟拟古人，何处著我。
他所谓的“独立”、“著我”并不是离开古人，而是通过学习古人，达到自成一家，诗歌的本来意旨在于抒发一己的性情。
并且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出新意，去陈言”，风格不拘泥于一格，鼓励诗人发扬独创精神。
如他在《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中高自己“爱独不爱同”，并劝诫其他诗人“各立一峰”。
文学史上拟古、仿古之风始终难以绝迹，考古之风在乾嘉时期更是盛行。
袁枚把独创诗称为“作诗”，将拟古诗贬为“描诗”，主要批判沈德潜的“格调说”，而沈的格调说的理论正是上承明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的，他曾说：“明七子学唐，是西施之影”，人们喜欢西施却不悦于“西施之影”的。
并指出“蔽千古而不知今”是学者的“大病”。
袁枚曾自道其思想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可见他鄙视汉学的态度。
四．影响
袁枚的“性灵说”顺应了时代的进步的潮流，突破程朱以来传统理学的观念，使诗歌从“仁义道德”的藩篱下解放出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强调“自我”。
在他笔下诗歌不再是卖弄学问、考取功名的工具，而是用一颗性灵的“赤子之心”加上富有才华和激情的诗句，书写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见识与情趣。
袁枚弟子张问陶对他极其钦佩，曾将他的《船山诗草》命名为《推袁集》，近代著名文论家
刘熙载也吸取了袁枚的观点在其《艺概·诗概》中云：“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
林钧《樵隐诗话》评价袁枚“盖诗主性灵，此千古不灭之论也。
”
另一方面，其中也存在一些弊病。
“性灵说”主张感情的真实表达，不加以政治道德的规范，对色情宫体诗亦加以肯定，像《姑苏纪事》一类的记叙歌妓生活、玩赏青楼女子的篇章显然是糟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章学诚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士通义·书坊壳诗话后》中称他：“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
近代朱庭珍称：“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疾”。
此外，袁诗中反映社会深刻意义的诗不多有些诗写无聊的生活琐事与为皇帝歌功颂德，价值不高，部分诗的一意象重复，不符合其创新的艺术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