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回“晚唐体”观再审视——兼疑钱钟书先生的“融合两派”说

“晚唐体中辨“晚唐论文关键词：晚唐晚唐体文学史分期论文摘要：以宋初诗坛“晚唐体”派为切入点，从基本史料入手，对“晚唐”这一文学史上存在颇多争议的概念进行辨析，同时明晰与其密切相关的“晚唐体”概念o&为中、i唐诗风所笼罩的宋初诗坛，先后盛行着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

其中。

“晚唐体”以其人数之众、历时之长。

对宋代诗坛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唐诗分期。

历来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对“晚唐”这一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有不同的理解，并且目前关于“晚唐”分期的争议，将其系统归纳与分析的文章较少。

本文拟从基本史料人手，在对“晚唐体”概念进行全面辨析的同时，归纳文学史上关于“晚唐”分期的主要观点并简单地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

何谓“晚唐”，在文学史上，这本是一个颇为笼统含混的时间概念，关于其时段的划分历来存在分歧与争议。

’宋初“晚唐体”一说由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提出，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日：“……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

阐述了盛行子太宗后期至真宗期的“晚唐体”的发展概况。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晚唐体”成员自身并未打出“晚唐”的旗帜，在他们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明显提到“晚唐”、甚至“唐”，而是后人根据其创作实际，从诗风、手法等方面将他们与“晚唐”相联系。

如《宋史•隐逸传》因魏野为诗“精苦”、“多警策句”，而谓之有“晚唐风格”；寇准“其诗含思凄婉”，被誉为“绰有晚唐之致”；0潘阆诗作中的“孤峭”风格，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0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通过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后人强调的是该派为诗精苦、凄婉’、孤峭以及多作五、七言律绝等特色，这些特色恰与唐诗某一派别的风貌相吻合，由此可见“晚唐”有其特指内容，即诗歌的美学风貌。

⽅回诗学的理论研究⽅回诗学的理论研究 前引若⼲⽂本述及《诗》《骚》以来直⾄唐宋的诗史演进历程时，标举了⼀系列被认为构筑了诗歌创作正脉传统的代表性诗⼈，下⾯是⼩编搜集整理的⼀篇探究⽅回诗学理论的论⽂范⽂，欢迎阅读参考。

　前⾔ 前⾔ ⽅回对诗史源流本末的叙述、论析，主要以诗歌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线索，着眼点在于各体诗歌的创作楷式、审美境界范型及以此为核⼼⽽形成的诗⼈作家源流等⽅⾯。

《俞伯初诗跋》即从其“诗三体”的认识出发，将上古以来直⾄唐宋的诗歌史视为是由三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演进阶段所构成，有云：“诗三体：唐虞三代，⼀也;汉魏六朝，⼆也;唐宋始尚律诗，三也。

”[1] 从诗史的实际情形来看，“体”的创建、完善及沿⾰⾃有其相应的历史过程，并表现出或隐或显的阶段性，在“体”的兴衰消长中，诗史的演进脉络亦得以呈现。

⽅回此处正是从“体”的因承创变之迹对诗史进⾏界定的。

《恢⼤⼭西⼭⼩稿序》也从诗歌体制演进的视⾓出发，对诗史进⾏了更为细致的梳理，并凸显各体诗歌典范及诗⼈体派的源流：皋歌，诗之始;孔删，诗之终;屈骚，诗之变。

论今之诗，五七⾔古律与绝句凡五体。

五⾔古，汉苏李、魏曹刘、晋陶谢;七⾔古，汉《柏梁》、临汾张平⼦《四愁》。

五⾔律、七⾔律及绝句，⾃唐始盛。

唐⼈杜⼦美、李太⽩兼五体造其极。

王维、岑参、贾⾄、⾼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韩、柳、郊、岛、杜牧之、张⽂昌，皆⽼杜之派也。

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以⾄南渡吕居仁、陈去⾮;⽽乾淳诸⼈朱⽂公诗第⼀，尤、萧、杨、陆、范，亦⽼杜之派也。

是派⾄韩南涧⽗⼦、赵章泉⽽⽌。

别有⼀派⽈昆体，始于李义⼭，⾄杨刘及陆佃绝矣。

……嘉定中忽有祖许浑、姚合为派者，五七⾔古体并不能为，不读书亦作诗，⽈学四灵，江湖晚⽣皆是也。

[2] 这⾥⾸先区分出诗史的“古”与“今”,以五、七⾔诗为“今之诗”,汉魏晋及唐宋因此⼀并被纳⼊诗史古今分野中“今”的范围;⽽之前的各体诗歌就本⽂语境度之，可谓⽈“古之诗”.此⼀划分，诗歌体制上的依据是这⼀历史时段的诗歌创作虽亦间或兼取五、七⾔及其他诸种体制，但主要为四⾔，与汉魏以来的五、七⾔诗在创作规范、美学标准、艺术惯例诸⽅⾯都有显着的差异。

【收藏】宋诗选注-注（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钱钟书）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

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

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

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

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比较贫薄。

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

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

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

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

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

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

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2)二、异量之美在新文化运动一路高歌之时，钱锺书还在家乡接受童蒙教育，对于这场必将深刻影响到他本人学术研究的革命懵然无知，遑论发表意见。

然而十几年后，“文白之争”早已尘埃落定，青年钱锺书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言与白话的看法，这就是刊发在《国风》半月刊上的《与张君晓峰书》。

在这封信中，钱锺书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表面看“已成Deadissue”，“已由时代代为解决”，“无须讨论”，但实际上颇值得反思：昔El新旧两派大起争端，是因为“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价值也”；如今时过境迁，双方“气稍释而矜稍平”，方能有保留地于“异量之美”兼收并蓄。

钱锺书接着写道：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袒比关，正未容轩轾。

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德涂说之资。

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

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Futilitaif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

一笑。

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与五四时期新旧两派歇斯底里或气急败坏的论辩态度相比，钱锺书的气度要平和从容得多，这其中自然也有时过境迁、语境大不相同的原因，但立论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更是决定这份从容之态的重要因素，请看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

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

两段话合观，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钱锺书的立场态度。

首先，在立论的角度上，钱锺书实际上完全摒弃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语言功用的立场。

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讨论此问题的角度，一是“白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文言白话，各有其美，深赜难解或晓畅易懂全在文章本身，并不关乎文字；二是“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存在即是合理，不必费言空论，心存偏执；至于其他角度(即信中所谓“应用”)，钱锺书则明确表示自己与“一切有文化之人”一样持悲观主义(Futilitarianism)态度，换言之，那种将复杂的语言变革问题简单归结为政治启蒙的实用主义观点，是钱锺书“非所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