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典出《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用此一旧式语言概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已暗示了面对传统时的瞻前顾后。

李鸿章等人也自知必遭保守派攻讦，于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辩，解释改革目的仅为“富国强兵”，绝非动摇国本，卖国求荣。

洋务运动从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而仅仅7年之后，远在东方大海之中的小国——日本也开始了它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

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清政府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这是为什么呢？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我认为原因是多元的，它关系到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

首先，在改革时期的领导人的实权地位不同，使得改革的进度不同。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的统治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以光绪皇帝领导的洋务运动就时刻受到强大反对势力的掣肘。

朝中的重要官员如倭仁等保守派，对洋务运动采取仇视的态度，使洋务运动进行得十分困难，无法获得太多人的支持。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掌握实权的是推翻了德川幕府的明治天皇，他领导的倒幕派是一支以低阶武士、商人、新兴地主、大名等组成，人数众多，使明治维新改革得更加顺利。

其次，主事者见识不同。

恭亲王奕䜣，文祥、沈桂芬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而在地方则有曾国藩，崇厚，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这些人虽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却鲜有留学外国的。

相反的，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呢——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他们多是西南长州，萨摩的武士，他们大部分出身下级武士，有的受洋学教育及军事训练，有的参加过排外运动有与外人打仗经验。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开端，但差别很大，1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学习西方制度，明治维新技术制度一块学，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是两国最大的不同，2目标不同，明治维新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洋务派主张利用洋务运动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3领导阶级不同，明治维新是中下级武士和资产阶级化的新型地主，商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官僚地主领导的4结果不同，明治维新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强盛，洋务运动最终失败5性质不同，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结局殊异原因之探微453 次点击2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装甲近卫军于 2006-6-8 19:55:43 发布在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与日本做了各项努力，两国所从事近代化其国家实施的诸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大竞赛，基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近代很长时期内两国不同的命运。

日本在此竞赛中一度获致胜利的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具悲剧的性质。

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是命定的竞争者，我们全国上下对此应慎重持之。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近代时期内决定两国近代化成败的某些关键性因素，予以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意义实在是多方面的。

对于中日近代期间自强运动一者失败一者成功的事实，究竟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什么因素附属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两国的地理特征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

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

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

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普遍确立并迅速发展，其侵略性的本质决定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远在世界东方的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和日本无疑成了侵略的最好对象。

于是，船炮的轰隆声惊醒了沉睡中的亚洲姊妹，两国统治者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分别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并对其国家今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下面就来分析其中几个方面的异同点，并尝试从中找出两者迥异结局的部分原因。

㈠背景的相似与相异⑴内部环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深鸦片战争后，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碎了大清朝天朝上国的美梦，地主阶级开明派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①，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统治措施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困境，必须改变传统，学习西方文明，才能抵御外侮强敌。

如果说中国被迫开发放是源于与英国的鸦片战争的话，日本则是由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

在这此事件中，美国人佩里率舰队进入日本，强迫日本于第二年和美国签订了《日本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供美舰补给用。

西方列强看到了强权的威力，英、俄、法、荷等国家纷纷派出将领，率领舰队来到日本，以军事为威协，强迫与日本签订和美国相类似的条约，日本奉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亦是从此被打破。

并且在这个时期，两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仅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封建统治也已开始走向没落，统治阶级的腐化及外来侵略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愈加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西方改革潮流影响和农民起义冲击的中、日两国统治阶级内部都发生了分化。

⑵外部环境的差异首先，在侵略者的眼中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较日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因此中国受到了列强的瓜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四分五裂，主权丧失，这给洋务运动及后来的一系列图强救国运动带来了巨大阻力。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
1.相同点：都主张像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
2.不同点：①中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只学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而不学先进的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②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③日本不但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④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3.不同的原因：①经济：中日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中国洋务运动时，民族
工业虽然已产生，但力量薄弱，发展缓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19世纪的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深刻变化；②政治：两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不同。

中国封建专制势力强大，在洋务运动中，顽固派掌握实权，并始终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目标；日本的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倒幕派实力强大，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掌握国家实权。

新政群为摆脱外来压迫，积极发展资本主义，为建立近代化国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对比相同点：(1)背景相同。

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

(2)目的相同。

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

(3)内容相同。

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

不同点：(1)领导力量不同。

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支持顽固派、洋务派之间，犹豫徘徊，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2)具体措施不同。

政治方面：中国洋务运动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

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建立新的体制。

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

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

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

(3)阻力不同。

洋务运动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阻挠;日本幕府体制专制色彩较轻，倒幕运动的胜利扫除了改革障碍。

(4)结果不同。

中国洋务运动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制度，最终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

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

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近代化伊始，中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造成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别。

第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

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

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

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第二：两国领导力量的区别：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

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

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

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区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对待封建制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

但是，洋务派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上却不同于闭目塞听的顽固派，尤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们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继而创办军工企业自己制造，后来随着学习西方热潮的高涨和举办军事工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又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大力举办民用企业。

但实践的结果，却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制定的错误指导方针。

洋务派确实无意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

这才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实质和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

而日本明治维新则相反。

它的“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

他们从世界“变局”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在亚洲和世界就难以有一席之地。

日本维新志士们在此种强烈紧迫感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以最大的决心首先完成了对封建幕府制的改造，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

它尽管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革新派武士的力量却占了上风。

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发展近代企业的不同措施洋务运动的目的既然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那么洋务派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就必然立足于保持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关系。

因此，洋务派把西方近代企业引进中国时，也只能把它植根于封建的土壤之中。

即使这样，也遇到了封建顽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摧残，再加上封建官吏经营管理不当，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

那些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官僚，为了减少引进西方企业的种种困难和阻力，便以国家政权为杠杆，兴办了“官办”的军工企业和几乎清一色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