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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建议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改革，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刑事诉讼制度，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首先，要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作为司法机关的关键部门，法官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他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保障。
为了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减少外界压力的干扰。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法官的审判能力和道德水平，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判断力，使其能够独立作出公正的判决。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对于法官的监督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对于法官的违纪行为和不当之处及时加以惩处和纠正，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度。
提高证据的认定和审查标准除了要加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们还需要提高证据的认定和审查标准。
证据是刑事案件中最重要的因素，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判决结果。
因此，要保证证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加强对于证据的鉴定和审查。
其中，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新的科技手段，如DNA鉴定、图像处理等，提高证据的辨别和鉴定效果。
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专业人员对于证据进行鉴定和审查，避免人为因素对于证据的影响，确保证据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建立快速、高效的诉讼程序除了要提高证据的认定和审查标准，我们还需要建立快速、高效的诉讼程序。
对于刑事案件，时间的迅速行动和诉讼的高效率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审判结果。
为了建立高效的诉讼程序，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诉讼模式和经验，对于现有的诉讼程序进行优化和改进，加快案件审理和审判进程。
特别是对于简单、明确、无可争议的案件，可以采取快速公正审判的方式，避免无谓的拖延和耗时地审理过程。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对于刑事案件的管理和调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程序或复杂的审判过程。
通过建立一个更为密切的司法监管体系，能够及时防范和处理诉讼案件的梭哈等多种风险。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作者：黄臻发布时间： 2007-08-20 15:00:00【内容摘要】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
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对超期羁押进行制度性的防治，协调行政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
[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刑事执行活动中人权保障的主要问题及检察监督作者：姬艾佟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7年第09期摘要：人权保障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重要职责，是刑事执行活动公平公正开展的根本要求。
随着刑事执行检察的新业务开展，对人权保障理念有必要再认识。
关键词：刑事执行人权保障检察监督一、刑事执行活动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2012年，我国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事诉讼法》，刑事被执行人人权保障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有损刑事被执行人人权的现象。
（一）刑讯逼供现象仍然存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法律规范也对刑讯逼供的概念进一步厘清，这个问题近年来得到有效改善，但仍存在个别侦查人员以变相体罚等手段逼取口供。
究其原因，一是少数侦查人员人权观念淡漠，侦查惰性大，迷信口供，不重视其他证据的调取。
二是个别侦查机关侦查方案不科学、侦破期限过短，增大了刑讯风险。
三是看守所管理存在漏洞。
对刑事被执行人身体情况检查不认真，这也導致在检察及审判环节证据审查时，刑讯逼供相关证据灭失。
（二）羁押性强制措施使用中的问题1.刑事拘留“延期至三十日”的规定存在被滥用现象。
《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2款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实践中，侦查人员对于羁押期限届满而仍需侦查取证的案件，即使不存在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情形，也依据前条规定将拘留期限延长至三十日。
2.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批捕率高、捕后轻刑多。
较常见的是故意伤害案和交通肇事案。
这两类案件在审查逮捕期限内双方未达成和解的，迫于被害人信访的压力，实践中存在够罪即捕的倾向。
而在之后的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阶段，双方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和解的，法院往往会作出缓刑判决，这就意味着捕后轻刑。
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率偏低。
作为监视居住的特殊执行方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三类案件。
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研究_刑法论文(1) [摘要]以“人权入宪”为标志，我国的人权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中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是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头戏和综合工程，其人权保障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整个人权保障事业的成败，意义重大。
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无视人权的问题需要解决，本文主要从法律制度和司法理念两个层面探讨解决刑事司法过程中肆意践踏人权的问题。
[关键词]刑事司法人权法律制度司法理念20XX年3月14日，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规定，世称“人权入宪”。
这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以人为本”理念和人权保障事业的高度重视，受到了包括法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刑事司法作为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头戏和综合工程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笔者认为由于在刑事司法过程当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追诉犯罪的工作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而被害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其利益已经受到了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保护，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和鉴定人、翻译人等在司法过程中处于一种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真相的地位，其人权遭受侵犯的几率非常低，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司法中处于一种众矢之的的地位，其人权遭受侵犯的几率非常高。
所以说在刑事司法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才是整个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人权”的概念和源流西方学者认为人权是以人的资格而享有的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权利，例如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等等。
我国学者认为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或者其结合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被社会所承认的权利的总和。
笔者认为人权的概念应当被定义为人作为人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得到社会承认的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的总和。
人权的概念自产生以来其外延就不断的扩张，目前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方面的基本权利。
第1篇一、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基本的法律之一，自1979年颁布实施以来，经过1996年、2012年两次修订，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推进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进，原《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
为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的要求，进一步保障人权、提高司法效率、完善诉讼程序，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
以下是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律规定进行的详细阐述。
二、修改背景1. 社会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
2. 法治建设需要：新时代法治建设要求进一步保障人权，提高司法效率，完善诉讼程序，以适应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
3. 司法实践需要：原《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程序违法、证据不足、人权保障不足等，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权威。
三、修改内容1. 保障人权（1）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包括辩护权、申请回避权、申请取保候审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权等。
（2）加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诉讼参与人的保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提高司法效率（1）完善诉讼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程序进行了优化，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诉讼效率。
（2）明确审查起诉期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为一个月，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一个月。
3. 完善证据制度（1）明确证据种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进行了细化，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
（2）强化证据审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对证据进行审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新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摘要新中国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大致包括初步形成期、新中国刑事政策遭受破坏时期、刑事政策的回复与发展。
新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具有自身的特点。
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动力具有多元性，总体而言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一致性。
关键词刑事政策；演进；严打；宽严相济Evolu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New ChinaAbstractCriminal policy of New China , has experienced a gradual evolution, generally including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new China during the destruction of criminal policy, criminal policy,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New China ,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diversification , general,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consistency.Key wordsCriminal policy; evolution; strike hard;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一、前言刑事政策（criminal politic）这一概念最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德国法学家克兰斯洛德和费尔巴哈提出来。
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用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以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一、引言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进，刑事诉讼制度也面临着不断改革的现实需求。
本文旨在探讨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现状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司法公正原则的强化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原则，推动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审判制度的建立。
例如，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法庭审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亦得到提升。
2. 侦查取证制度的完善刑事诉讼改革对侦查取证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例如，引入了预先证据规则，增加了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对侦查活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加强了对取证程序的规范管理。
这些改革有效地提升了刑事案件的调查质量和证据合法性。
3. 确权保护机制的完善刑事诉讼改革优化了被告人的权益保护，及时纠正冤假错案。
例如，建立了侦查阶段诉讼参与权和诉讼地位的有机衔接机制，保障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
同时，对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和改革，也进一步提高了对权力滥用的追责和惩处。
三、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 司法资源分配不均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司法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各地法院工作负荷不均衡，导致一些地方的刑事审判长期拖延。
另一方面，法院的审判能力和条件也存在差异，导致审判结果不尽人意。
2. 刑事案件审理周期过长长期以来，刑事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一直是制约诉讼质量的重要因素。
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些案件需要经历漫长的诉讼流程，导致当事人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性产生质疑。
3. 证据收集难度大和取证程序不够规范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和取证程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1)关键词: 人权保障/中国刑事讯问制度/侦查讯问/改革一、对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焦点问题的基本评价围绕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学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相应形成了诸多学术“热点”。
其中，刑事沉默权成为一个最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尤其是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不少学者呼吁：为保障人权，中国刑事讯问特别是侦查讯问，应当尽快确立西方沉默权制度。
应当承认，沉默权制度的确是刑事讯问中人权保障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有必要指出：从总体上看，当前我们对沉默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尽管已进行了近十年之久，客观地说还远远不够。
主要表现在：某些立论一定程度上还缺乏态度上的客观性、方式上的全面性和内容上的深刻性，必要的实证分析尤其不足。
特别是关于研究和探讨沉默权制度的理论基点——沉默权的概念，如此一个极其重要似乎也早就应该搞清楚了的基础性问题，事实上，以往恰恰有所疏忽而又对相关理论研究长期以来起着某种误导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目标的混乱和改革方向的迷失。
笔者以为，对此很有必要重点予以重新的审视和深刻的反思。
什么是沉默权，沉默权的本质属性又是什么实际上，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回答，甚至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解释。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其一、”刑事沉默权是指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1]其二、“沉默权即拒绝回答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拒绝回答的权利。
”[2]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苛同。
学界普遍性地认为，沉默权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刑事诉讼制度，其理论基础与核心内容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经典表述有两处：一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案件中被强迫作反对自己的证人。
”二是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任何人在受指控时都平等地享有不被强迫做出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有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
”因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成为国际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则。
基于这样一种共识，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显然是沉默权的本质属性所在，沉默权的界定必须考虑到这一基准层面并以此为出发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严谨、科学的沉默权概念，应当全面包含及准确反映出沉默权固有的两个不同的权能：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供述享有不受强迫的特权；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供述以及是否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享有选择权。
[3]前一项属于消极的防御权性能。
该权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免受各种强迫，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与虐待；后一项属于积吸的选择性权能。
该权能的合理内核与应有之义在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绝不完全意味着“不得自证其罪”，也绝不完全等同于可以不说话或可以拒绝回答问题——该原则并不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地向讯问人员供述案情或者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以及在“真实”的意义上真正“自证其罪”，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处罚结果。
否则的话，世界各国法律通行的“自首”制度岂不也成了对“人权”的浸犯和亵渎相应地，该原则也并不可能禁止讯问人员以“非强迫”性的策略方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必要的心理影响，促使其完成由起初的“不愿意供认”到后期的“愿意供认”的思想转化和态度改变。
否则的话，刑事讯问岂不成了多余的摆设在此，很有必要提到约翰·密尔——被誉为“近代自由主义”鼻祖——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对“自由”所讲的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社会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汉能采取的正当步骤是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第二，个人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负责交待，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
”[4]依此而言，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是不是“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进而是否也属于“个人应负责交待”的范畴换个说法，讯问中“不说话”或者“拒绝回答问题”的自由和权利，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还是一种因涉及他人利益而须由法律介入且须受法律限制的自由和权利仔细看看密尔的“忠告”，答案似乎不难寻找。
从应然角度来说，中国刑事讯问得以存在的实质意义就在于：以合法正当的方式，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与他人利益有害”的犯罪行为，从“不想交待”到真正明白和懂得“应该交待”直至“愿意交待”，从而有效防止和遏制所谓“拒绝供述”权利的滥用。
这才是对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与“权利”的维护与捍卫。
也正因如此，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在犯罪嫌人人权保障日益严密，其对所犯罪行供述与否的意志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必须注意提升侦查讯问的策略与方法，充分发挥侦查讯问应有的功能作用。
第一，促使犯罪嫌疑人在权衡现实利害关系的基础上，不得不如实作出有罪供述；第二，促使犯罪嫌疑人在对如实洪述与否的利害关系产生心理错觉的情况下，如实作出有罪供述；第三，促使犯罪嫌疑人在情感和道义的激励下，明知供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而仍然义无反顾地作出真实的有罪供述。
[5]总之，一句话，“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所禁止的只是那种为获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而采取的强迫性手段。
[3]鉴此，前述两种沉默权的界定所存在的一个值得商榷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一味强调沉默权就是“拒绝回答”和“不自证其罪”，既造成了沉默权固有权能的失衡，同时也任意扩大了沉默权固有的内涵。
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种学术倾向：相当一部分学者论及沉默权概念及相关制度内容时，常常以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作为论证的主要依据。
在笔者看来，“米兰达规则”确实规定受审者有权“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并且讯问必须在取得受审者“同意”之后方可进行。
然而，只要我们以沉默权固有的权能和内涵对“米兰达规则”做一番深刻和理性的考证，就应当有“勇气”做出这样的评判：该规则其实并不真正和完全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的精神，或者不妨说，该规则只是西式强硬的普遍主义传统思维与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的产物。
以“米兰达规则”为典型标志的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在中国不具备必要的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可行性。
“在公平审讯和公平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当事人的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利益需要考虑，这就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公共利益。
”[6]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与规则的同时，我们似乎更应当确立自己“本土”独立之学术思想和学术态度。
我们需要的是构建和提出一些为西方法学家所无法提出的法律思想和法律观点，从而在刑事诉讼理论上真正有所创新和贡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试就中国沉默权概念预设如下：“沉默权，又称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之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出于自愿如实供述案情，而对于肉体与精神上强迫性的讯问可以拒绝回答的权利。
”这一表述，既揭示出沉默权的本质属性和固有权能，又蕴含着刑事讯问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也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关规定之要义完全吻合，因而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
从这样一个沉默权的概念出发，予以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充分的考证，就能够梳理出这样一种重要的思路和结论——中国刑事讯问程序事实上已经初步吸收了沉默权的合理精神以及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沉默权体制。
只不过，具体的制度内容确实不够完整、系统和科学。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我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的目标与重点所在。
不能仅仅因为法条中未存在明示的“沉默权”字样，或者未出现西式沉默权的某些技术性表述，就认为中国现行法律未“确立”正当理论意义上的沉默权制度，也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现行法律不确立西式沉默权制度就认为是对人权的侵犯，这些都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
因而，笔者以为，当前乃至今后的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不是需要重新“确立”和“移植”西方沉默权体制，而是需要“完善”自己的沉默权机制。
体制的“确立”与机制的“完善”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承认和肯定这一点，对于摆正讯问制度改革的路径与目标，对于树立民族法律的自主品格，都是很有必要的。
就中国现行刑事讯问制度而言，我们固然没有理由以“完美”、“先进”而沾沾自喜，我们当然更不应以“落后”、“有悖”于“国际惯例”或“先进规则”而诟病之极——这种思维留给人们的如果还不至于完全对自己国家法律的人权保障状况垂头丧气的话，至少也是信心不足。
这显然不是理论研究者应发挥的作用。
二、对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走势的基本思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以宪法修改为契机，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已经或即将迈入一个全新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
如果说，以往的改革只是位于制度边缘的雕琢的话，今后则应当以“‘人权’入宪”为动力而力求实现制度内核与中心的突破与攻坚。
笔者设想，未来以侦查讯问为重点的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在立法精神与立法思想层面，除吸纳以往学界和实务界所提出的“禁止先行讯问”、“全程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和规则的合理成分之外，更有必要特别关注和体现以下基本原则：侦辩平衡原则。
侦辩平衡是指侦查人员与辩护人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同等对抗、势均力敌的一种状态。
侦辩平衡是在以往控辩平衡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讯问原则。
侦辩平衡原则实质上是控辩平衡原则的前置和扩展，它所揭示的是基于诉讼程序正义理念上的侦查人员与辩护人双方对等、平衡的法律地位及相互关系。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尽管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利的行使时机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未能就律师的“侦查讯问在场权”做出明确规定。
依笔者工作体会而言，如果赋予律师全部侦查讯问在场权，并且明确规定，不得对律师这一权利作其它任何限制，否则，侦查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就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那么，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乃至彻底根治“刑讯逼供”这种“痼疾”和“顽症”，也有利于律师及时全面了解案情和准确有效履行辩护职能。
同时，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律师讯问在场”作为一种长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将有力地督促侦查人员从根本上提高整体讯问水平与能力。
这也正是当前侦查讯问本身所存在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此，可以说，“律师讯问在场权”，是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的一大“瓶颈”所在。
突破这一点，将成为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事人平等原则。
与犯罪嫌疑人一样，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和不可替代的。
维护犯罪嫌疑人利益与维护被害人利益应当兼顾并重，实现双方诉讼权利享受与行使意义上的“平衡和谐”，自是中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题中之义。
换言之，一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立法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均得到不断扩充与强化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