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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名词解释地方，作为一个广义的名词，涵盖了多个层面的解释和理解。
在不同的语境下，地方可以指代不同的对象和概念。
本文将以地方作为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词语。
一、地方与地理首先，地方可以从地理的角度来解释。
在地理学上，地方是指地貌、气候、水文以及人文环境等要素相对稳定的一个空间区域。
地方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质变迁、环境演变、人类活动等。
不同的地方拥有独特的地理特征和资源，比如山区、平原、河流、湖泊等，这些特征与地方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地方与社区其次，地方可以解释为社区。
社区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共同生活、互相依赖的小区域。
这些人可能居住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内，或者因为共同的兴趣、文化背景、工作等因素聚集在一起。
社区是一个有机的群体，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依赖于成员的参与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作，社区能够形成良好的交流和合作机制，提供成员所需的各种服务和支持。
三、地方与文化地方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不同的地方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传统。
地方文化包括语言、宗教、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表达和体现。
通过地方特有的文化，人们能够感知和认同自己所属的地方，增强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地方文化是地方的精神和灵魂，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人们能够发现和传达地方独特的魅力和韵味。
四、地方与经济此外，地方还可以解释为经济。
地方经济是指一个特定地区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发展。
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出适应地方资源和外部环境的经济模式和产业链。
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地方的就业、收入、财富分配等方面。
通过积极的地方经济发展，地方能够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总结地方是一个广义的名词，可以从地理、社区、文化和经济等多个层面来解释。
地方作为一个空间的概念，与地理要素、社区关系、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对于每个人来说，地方都承载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我们生活的场所和依托，也是我们认同和回忆的来源。
地方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W前,多数地理学者往往从绝对空间观的视角,将空间视为人类活动的容器,而后法国哲学家Lefebvre在其《空间的生产》 —书中将阐释空间性的"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H元维度分别对应于"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S种类型的空间,开启了空间的社会性转向。
地方理论兴起于20世纪六走十年代,来源于地理学对空间社会性的关注。
在此视域下,地方大体包括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地理位置(location)、地方拥有的价值及意义(value and meaning) H个方面的内容。
亦即,地方的存在不只是单纯的空间尺度,还需透过人在社会中的居住、行为、生活等一切活动,赋予地方意义与特殊性,地方才有价值(张中华,2009)。
人文地理学家段(Tuan)、Lukerman等将地方(place)界定为日常生活的空间和人类行为文化的场所,其主要内容是从人的屯、理感受、社会文化与道德伦理等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的关系,突出强调人的主观体验而非空间科学的生硬冰冷逻辑 (邹统轩,2008;韩光明,2013)。
此外,在国内地方理论研巧中,建筑学、景观学、城市规划通常将"place"译成"场所":地理学则多译成"地方",并将其与"空间"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两个重要核屯、概念(唐文跃,2013)。
场所和地方在国内地理研究中可视为相近概念,不作严格区分。
化an (1980)认为人经常性地接触"地方"或在"地方"居化就会对地方产生各种强烈和持久的情感反应。
至20世纪90年代,地方理论己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依附)、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归属感等与地方相关的概念一起组成了地方理论(place theory)。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内容提要针对目前中国社会史等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又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本文提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建议，即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
“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人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地方感”则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
如何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以及“政治”在近代的意义，不但要从“地方”的角度加以理解，更应该结合一些跨地区的政治现象如“社会动员”加以解释。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地方感政治史社会动员一、“宗族”、“庙宇”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现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
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
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是描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演变趋势的工具，虽然“中国经济史”中间往往加上“社会”二字，叫“中国社会经济史”，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框架内，是看不到什么“社会”的影子的。
因为中国历史的变迁图景只容纳了生产力变迁下一种粗线条的人际阶级关系的变迁，而不会给社会意义上的变化留下什么位置。
80年代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界率先提出了“社会变迁”的问题，力求突破从“生产形态”的角度理解历史演变的旧路子，用新的描述取代老的分析，如用“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用“结构-功能”框架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这种替代式研究因为区别于传统经济史的陈旧语汇和公式化的论证方式，一度风靡史学界。
这种治史风格也比较吻合于80年代整个思想界的阐释风格，即喜欢从大处着眼，搞超大范围的中西比较和框架分析，诠释单位也往往着眼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两个系统的作用中，“社会”仍屈从于宏大叙事的压迫而没有什么机会进行细节的展现。
真正把“社会”当做一种分析单位，而不是屈从于“结构”束缚和成为现代化演变分析的附庸是从90年代开始的。
现代性与地方性：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民族地区乡村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展现着独特的风情和韵味。
在文化视角下，现代性与地方性在这里交织，构成了乡村发展的独特景观。
作为一名科技专栏作家，我将深入探讨现代性与地方性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揭示其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概念。
现代性，顾名思义，就是指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特征，强调科学、理性、创新和全球化。
地方性，则是指地域文化特征，强调传统、习俗、特色和本土化。
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中，现代性与地方性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然而，现代性与地方性并非相互排斥。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互动。
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中，现代性与地方性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和改进，让现代性与地方性在乡村发展中得到更好的融合。
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我们需要不断前行，不断超越，才能到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未来。
在现代性与地方性交织的乡村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
首先，现代性有助于提升乡村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
通过引进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理念，乡村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经济的繁荣。
这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乡村科技发展的道路。
其次，地方性有助于保护乡村的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
在乡村发展中，地方性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助于维护乡村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这有助于乡村在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特色和魅力，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
这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帮助乡村在文化保护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然而，现代性与地方性在乡村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我们需要克服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冲击，真正理解和尊重地方文化。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以满足乡村发展的需求。
这些问题就像是一块块绊脚石，阻碍了现代性与地方性在乡村发展中的融合。
总的来说，现代性与地方性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地方治理的认识一、引言地方治理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规划和实施项目等方式，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方治理的重要性1. 维护社会秩序地方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例如，某市政府在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上，通过加强交通管理、优化道路规划和提升公共交通设施等措施，有效改善了交通拥堵状况，提高了市民的出行效率，维护了社会秩序。
2. 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治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
政府通过合理规划和配置资源，提供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例如，某县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治理中，加大对教育投入，改善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学生接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
3. 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政府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吸引外资等措施，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例如，某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引进外资，建设产业园区，提供优惠政策，吸引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地方治理的挑战1. 利益冲突地方治理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重要挑战。
政府、企业、居民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治理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例如，某市政府在城市更新项目中，需要拆迁一些老旧房屋，但部分居民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政府的补偿不公平，导致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和社会动荡。
2. 治理能力不足地方治理中，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挑战。
政府的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决策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影响了治理效果。
例如，某县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由于缺乏相关技术和经验，无法有效解决污染问题，导致环境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
在现代性中铭刻自身——当代短篇小说的地方性问题◎马 征近年来，小说的地方性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热点。
显然，仅仅从你写“北方”我写“南方”、他写“乡村”她写“城市”，或者地域文化、地域风格、方言土语等内容来探讨小说的地方性，未免蜻蜓点水、难逃窠臼。
于是乎大家继续掘进，深挖小说地方性的建构语境、书写机制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盘根错节，乃至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
地方性成为文学研究大戏里的重要角色。
这背后的导演不只是学者们，还有激活它的另一个庞然大物——现代性。
现代性席卷世界，吞噬和同化着不同的地方。
没有现代性的“蛮横”日甚一日，地方性不会凸显。
但我们不得不面临现代性这一未竟的事业，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处于剧烈的变动中。
文学就在我们遭遇现代性的每一时刻、每一瞬间扮演着“书记官”的角色。
面对“现代性”这一方程式，我们渴求多元答案而不是唯一解；而地方性就是文学改写现代性程式的重要参数，它也许无法重写，但总会以独特的视角折射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100年前，《狂人日记》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震撼中国。
“狂人”透彻打量四千年来生活的地方，向“黑屋子”发出挑战，表达了启蒙者忧愤深广的心态。
从此以后，现代短篇小说成为书写现代性的一扇窗口。
从鲁迅的绍兴、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沙汀的四川、艾芜的西南边陲到“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再到汪曾祺的高邮、林斤澜的矮凳桥、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直到当下的短篇小说，地方性的声音婉转悠长、如歌如泣，在现代性旋律中演奏出多样的音调。
在此过程中，地方或被刻画为封闭保守之地，等待现代性的救赎；或被指认为世外桃源，拒绝现代性的“短篇小说的现代性与地方性”笔谈◎主持人 徐勇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入选《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
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审美文化耿波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基本形式之一，对于美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天性，因此审美文化本身应该是无分都市与乡村的，然而，在当代，随着都市社会的崛起，审美文化在都市社会语境中却呈现出别样的意义，因此，都市审美文化之特质的探讨就成为一个必需的问题了。
要讨论都市审美文化，我们首先要分析都市生活方式，因为审美文化在根本上是对于整体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折射和再创造。
在当代西方，随着城市消费研究的展开，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的意义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关于生活方式的概念已经达到十几种之多[1]。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生活方式的种种论述中还是存在着共识性的，那就是都认为生活方式是文化群体或个体与他人构成差异并以此确认自身身份的独特风格。
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与“他人”构成差异的风格特征，所以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某一文化群体或个体形式与之成对照的“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形成此一文化群体或个体之生活方式特征的决定因素。
我们以此将生活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化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是群落化的生活方式。
整体化的生活方式产生于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在经济上以小农经济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天而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在乡土社会中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统一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因为共同的社会认同和价值指向而产生了相互认同，这种相互认同产生了整体性的生活方式。
乡土社会的整体化生活方式来自于乡土社会本身的稳定性，但乡土社会进入都市社会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价值标准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态势已是江河日下，挽而不返，这造成了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从整体化向群落化的变迁。
都市社会的巨变包括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上，在都市社会中产生了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这使得人们在劳动合作上产生了一定的距离；第三产业逐渐取代了农业，这使得人们可以脱离土地的束缚，但同时也放弃了人们以土地为契机建立起来的稳定关系；消费经济的兴起使得人们在物质欲望的表达上更具有个体性。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民俗研究Ｎｏ．５，２０１５总第１２３期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１２３何谓地方：现代性视野中的“地方”思想耿 波 张安琪 摘 要：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地方”观念的产生来自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冲击。
出于对扩张性“空间”营造可见性“差异”的反对，现象学通过“还原”而呈现出人之具体实践的时间整体性特征，由此时间观念的改变而产生了与扩张性“空间”不同的“空间”观念，即“地方”。
现象学之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将“地方”观念发扬光大，但产生了“地方”意义来自差异性“建构”还是“根著”于人之存在体验的分歧。
海德格尔及其思想同道认为，“地方”的意义来自于“建构”与“根著”的合题。
“地方”的本义是人借助于“物”实现“差异性聚集”，由此“聚集”而实现一种“整体”性，在此“整体”性的庇护中人“能栖居”，由此“能栖居”而获得“地方”体验。
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念同时包含危险，他所指认的“物”本身的非现实性使“差异性聚集”有成为“差异性游荡”的倾向，由此会产生虚无主义的“游荡的地方”。
后结构主义阵营的部分思想家发展了“游荡的地方”的地方观念，索亚、德·塞图等人则在将“地方”观的建构引向现实博弈的意义上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地方”思想。
关键词：地方；建构；根著；差异性聚集；游荡的地方DOI:10.13370/ki.fs.2015.05.002人为什么对地方眷恋不舍？地方对人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构成了“地方之谜”。
在古代，人类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与独守一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对自己所处身的地方沉浸其中却无知无觉。
人类文明发展，总体趋向于变动与迁居，尤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所有人都被日益剧烈的迁居裹挟其中。
在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所产生的迁居中，人们发现了“地方”，并由此产生了对“地方”的种种致思。
一、地方的意义来自“根著”还是“建构”（一）“空间”与“地方”因地方自觉而产生的地方之思，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性思想传统。
在此地方性思想传统中，对于地方之意义的辩诘是关键。
人为什么会对地方恋恋不舍？即，地方对人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在人文地理学的学术传统中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种意见认为，“地方”的意义存在于不同地方间对比而发生的建构中；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的意义与建构无关，于人而言，“地方”自身就具有自成一体的启示价值，即所谓具有“根著”的意义。
在西方，地方问题的自觉发生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集体体现为“空间”对“地方”的挤压。
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必然地将一切都变成了可用于交易流通的资本，举凡所有被当做原材料而能进入流水线的物件都被明码标价推向了市场。
至２０世纪上半叶，资本扩张达到了新的高潮，标志性特征就是“空间”的资本化。
在古典资本主义阶段，“空间”的使用价值是被忽略的，在当时的资本作者简介：耿波，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２４）；张安琪，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家眼中，资本大潮席卷万物，而“空间”只不过是承载资本巨涛的载体而已。
但随着资本大潮延展的尺度越来越广阔，资本家们明白了一个事实：不是资本所裹挟的生产资料多少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霸权地位，而是资本到底能被允许扩张到多大尺度决定了经济体的霸权地位。
在此意义上，“空间”的价值在资本视野中凸显出来，并随着资本扩张的加剧其价值也越来越高。
至２０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福特式资本主义”向“弹性资本主义”转型，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达到高潮，而“空间”资本化也达到了高潮。
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空间”霸权赫然凸显并向全球迅速扩张。
作为对“空间”霸权的反击性回应，“地方”思想应时而生。
“地方”与“空间”的同异何在？“地方”与“空间”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具有容纳、包藏的意涵，而其不同之处则相对幽深。
“空间”的意义，在于通过“空间”这个容器而对其中所涵纳的社会个体进行规训与监禁，这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空间哲学家提出的一个关键论点。
对西方文明中“空间”之霸权脉络隐现的考察，构成了福柯多本著作的主题。
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这本名著中，福柯探讨了西方监禁制度中特殊的形式———视觉监禁。
他从１８世纪法国被展览的酷刑谈起，层层深入，提出了现代规训与监禁的一种特殊形式，全景敞视主义，并在英国哲学家所设计的“圆形监狱”中找到了现实对应物。
福柯的“视觉监禁”思想必然地引出了“空间”问题。
“视觉监禁”的要义在于施禁者和被禁者之间不平等的、差异性观看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差异”化观看关系要被昭示才能保持权力的正常运行，而“差异”关系要被昭示、看到，必须诉诸一个可使此“昭示”凸显的空间。
福柯说：“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所谓‘可见的’，即被囚禁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塔的高大轮廓。
所谓‘无人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
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瞭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而且大厅内部应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
这是因为任何一点音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
”①权力关系被“看到”的要求呼唤出一个“空间”存在，而此“空间”就成为保证权力得以运行的霸权“空间”。
资本主义的霸权“空间”偏向于展示“可见”的经济性“差异”。
出于对这种可见性“差异”关系的反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出现了现象学，因此，“地方”观念首次凸显。
作为一种思潮，西方现象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现象学运动可上溯至８世纪法国哲学家兰伯尔以及哲学家黑格尔；狭义现象学则指２０世纪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哲学流派或重要学派。
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是“还原”。
“还原”的主旨在于“搁置”人与对象间“对象化”的认识论关系，提倡以人与对象间在实践中存在的先验关系即意向性关系作为哲学研究的起点。
胡塞尔说：“于是现象学的还原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更接近、更深入的规定和更明白的意义……它的地盘是在绝对自身被给予性之中的先天。
因而这样就描述了这个地盘，它是一个绝对认识的地盘，对它来说，自我、世界、上帝和数学的杂多性以及那些科学的客观性被搁置着，它们并不独立于这些绝对的认识，无论人们是否与那些怀疑论者有关，它们仍起着它们应有的效用。
这一切因而都保留下来。
但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把握绝对被给予性的意义，把握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被给予性的意义，一言蔽之，把握绝对直观的、自明的明证性的意义。
”②现象学“还原”所开启的先验境４１民俗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①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６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１４页。
界，首要特征是“渊深”与“朴素”。
①与“空间”霸权恰好相对，现象学“还原”将其立足之处从自上而下的霸权俯视转向了自下而上的社会个体之渊深实践；把握现象学“先验”含义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现象学的“先验”并非神启境界而是在人的具体实践中时间整体性显现。
正是通过由还原而开启的“先验”境界，现象学实现了对“空间”性规训即显示可见性“差异”的摈弃。
现象学的“还原”如何使“地方”得以凸显？现象学还原对“先验”境界开启的关键，是对人之具体实践的时间整体性显形。
胡塞尔以人的“记忆”为例，说明了何为“人之具体实践的时间整体性显形”，他说：“谈到‘回忆’，它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
”②胡塞尔认为，人之主体性的体验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主体对“当下”的认识性把握，即人的“现在”性；另一层次，这是关键，人的体验并非如简单的机器式识别，而是一种延展性的把握方式，人对于“当下”的认知其实是在对“过去”“当下”“未来”值时间整体性先行把握中的显形，也就是说人对“当下”的把握，本质上是对时间整体性把握的先行把握。
通过对主体体验这种独特特征的强调，胡塞尔将“时间整体性”而非“碎片化时间”作为人之体验的真正对象。
在时间整体性的视野中，人与对象间关系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当下”的功利性关系，而是在当下功利性关系未曾实现前就已先行存在的先天整体性关系。
问题仍然没有解答，现象学对“人之具体实践的时间整体性显形”的开启，又怎么引出“地方”的观念呢？在西方，“时间”观念建立在单线性思维观念之上，“时间”被认为是“过去”向“未来”射出去的箭矢，一去不返，在这种单线性时间视野中，“空间”仅被视为“时间”之箭运行的载体而已。
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空间”霸权的深层意涵即是乞灵于时间单线思维，“空间”霸权中被展示的可见性“差异”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先后的差异。
与之相对，现象学确定人之体验的真正对象是“时间整体性”，将人与对象间关系回置于“时间整体性”的先天视野中，这就打破了一往无前的“时间”观，而使得原先仅仅作为载体存在的“空间”凸显出来。
但在此凸显的“空间”不是在权力扩张逻辑中作为规训之资源而出现的“空间”，而是从个体自身的对象实践中涌现出的“空间”。
这种“空间”是自下而上的产物，它的指向不是权力对个体的规训，恰恰相反，而是指向社会个体在现实实践中并通过现实实践而实现的现实升华。
在“空间”霸权中，“空间”是规训得以进行的保证；而在现象学的“空间”中，“空间”是现实个体在实践中通过实践而实现升华的保证。
这种在时间之中而离心于时间的“空间”即是“地方”。
（二）现象学的“地方”探索引出的争论：地方意义来自“根著”还是“建构”现象学通过“还原”而使得个体的对象化活动呈现为“时间整体显形”，在此意义上使得“地方”成为现象学思想中的隐义，呼之欲出。
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广义现象学还是胡塞尔的狭义现象学都没有提出成熟的“地方”思想，究其原因，在于现象学运动在根本上是一场哲学运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传统使其能在逻辑推演中提出“地方”，却无法将之作为思想体系的中心而加以建构。
真正将“地方”思想发扬光大的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学。
在西方，“地方”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命题。
骚尔（Ｃａｒｌ Ｓａｕｅｒ）在他的《地景生态学》中认为，“地理学的事实就是地方事实”，哈兹宏在《地理学性质的观点》中写道：“地理学想要分析的就是随着地方而变的整合”，而另一位地理学家普瑞德则认为“无论如何武断地定义，定居的地方与区域都是人文地理学探索的核心”③。
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关注，在传统上可上溯至１９世纪后期的区域地理学，但５１何谓地方：现代性视野中的“地方”思想①②③［法］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