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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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史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精辟地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
”提示我们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能只执着于什么是文明,也应关注什么是“中国”——这既包括关注中国文明之所以为“中国”文明的特色,也包括关注最早的可以称作“中国”的实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们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应回答下面一系列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问题: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共识最初是依据古史记载的五帝系统推算出来的,这些记载是后代的臆造还是有确实的根据?距今五千年之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⒈与生俱来的使命中国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
依据古史记载推算,黄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出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并成为民国的有力文化依托。
但正当此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论断,传统古史系统面临严重威胁。
众望所归,“科学地”重建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当时的古史研究界,虽然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正盛,但新史学派精英们也开始吹起了强劲的“释古”之风,变单纯地破坏古史为以新资料、新视角释读古史。
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蒙文通提出中国上古存在炎族、黄族和泰族“三系”;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二分说,等等。
以李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以考古学重建古史时,也是以“释古”为出发点、以古史记载为蓝图的。
因为他们同样坚信:“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
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
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古代中国的文明交融与国家统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文明交融与国家统一的过程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中国的文明交融与国家统一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过程,它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繁荣。
首先,古代中国的文明交融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国的地域辽阔,各地区的文化差异较大,但在长期的交流中,不同地区的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
例如,古代的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中南文化的独特风貌。
同时,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也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这种文明交融的过程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也推动了中国的国家统一。
其次,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是在文明交融的基础上实现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但这些朝代的统一与繁荣往往是建立在文明交融的基础上的。
例如,秦朝的统一就是在不同地区文明交融的基础上实现的,秦朝统一了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等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而隋唐时期,中国的国家统一更是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与融合中实现的,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达到了巅峰,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文明交融与国家统一还体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统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有汉族、蒙古族、藏族等多个民族。
在古代,这些民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交往与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例如,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既有汉族人,也有蒙古族人,展现了民族融合与统一的特点。
古代中国的文明交融与国家统一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制度体系、科技成就等都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中国的科技成就如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在古代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对世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统一中国统一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种种动荡和变革,但一个恒久不变的目标一直贯穿其中——中国统一。
中国统一不仅是国家的强盛和稳定的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实现中国统一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统一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古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
然而,这也导致了中国统一的挑战。
历史上的分裂和战乱,使得中国多次破碎为不同的王朝和政权。
而到了现代,中国经历了战争、殖民和内战等严重影响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事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统一铺平了道路。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政府逐渐恢复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坚持统一、稳定和和平的发展理念,通过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
中国统一的意义不仅仅是国家的一致性,更是国家繁荣和稳定的基础。
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形成强大的整体实力,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同时,统一也能够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和冲突,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
中国统一还能够提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和影响力,增加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中国统一需要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一些地区相对较落后,缺乏发展机会和条件,这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统一进程。
其次,中国统一还需要解决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保护问题。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习俗、语言和宗教信仰,如何平等对待并保护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统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为了实现中国统一,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和发展。
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
其次,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和传统维护。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时鼓励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阅读答案:文化社会汉族文化史前时代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讲中国历史,是讲960万平方公里幅员内、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的历史。
中国史前史是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
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
具体来说,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
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原始社会史主要内容是讲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侧重于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他阶段的历史研究亦是如此。
按学科分,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教程性质。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运行的机制,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法则,构成历史的核心内容。
但除此之外,各国历史有各国的特点,各民族历史有各民族的特点。
特点就是差别,主要包括民族和文化传统两方面,其中既有体质特征的差别,也有非体质性质的差别,诸如生活习惯、民族气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相同,但政体、文化、生活方式又千差万别,一国一个样,古今都如此。
有些文化传统可能随社会性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淡化、消失,或被新形式的传统取代;唯构成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往往可世代相传,其根源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史前史的史源主要来自史前考古学。
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遗址、遗迹、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素材不等于历史,依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
不要以为考古的工作对象是实物资料,只要加以客观报道,自然而然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就能从中阐发历史规律。
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是客观存,无时无刻不运转并制约着人们的活动。
但规律又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认识规律不那么容易。
不然,为什么自然界的进化经历了亿万年,直到达尔文才提出进化论?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这样。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佚名
【期刊名称】《今日民族》
【年(卷),期】2022()4
【摘要】书名: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作者:王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03月洞穿多民族统一国家构造的深层历史,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
该书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一共同体一社会一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总页数】1页(PF0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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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历史演进及其依据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历史演进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从古代开始,中国大地上就有多个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春秋时期,中国东部地区的各个诸侯国家之间互相征战,但是在家族关系和语言文化上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连结。
这些诸侯国家的领土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局面。
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各地不同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
在元代时期,蒙古族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但他们并未融入汉族的主导地位,而是以联姻等方式和汉族进行融合,实现了一种多元的共生局面。
明清两代,中国仍然保持着多民族的格局,但是逐渐形成了汉族主导的中央集权国家。
这一时期,明清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同化政策,推行汉化的进程。
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
在地方上,各民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等独特文化。
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华民族通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斗争,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建国后,中国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推行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政策,鼓励各个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
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加强。
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格局更加明显。
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习俗。
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益。
中国还鼓励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融,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各国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和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与历史和现实的现象密切相关。
历史上,中国多民族的格局形成于各个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而现实中,中国坚持民族团结和平等原则,通过自治政策保护和鼓励各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同时加强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机会。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历史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多个民族交流、融合和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一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密不可分,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原则的具体体现。
祖国统一的历史与现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祖国统一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祖国统一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土、政治和信仰统一。
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祖国统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但在现代,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经历后,终于实现了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
本文将以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来探讨祖国统一的话题。
历史上的祖国统一在中国的历史上,祖国统一曾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但由于外族侵略和内部分裂的原因,中国的领土不断地发生分裂和割据。
在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大一统的局面,例如秦朝、汉朝等。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统一局面被破坏了。
此后,隋朝、唐朝、元朝、明朝等朝代相继兴起,但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动荡的时期中,部分领土被外族侵占并开创了新的政权,导致中国蜕化为“权利游戏”的政治斗争。
到了19世纪后期,列强入侵中国,五口贸易、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屈辱历史让中国摆脱不开强权的困境。
这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不断下降,领土不断被侵占。
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包括“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等方向。
这个方案成为了中国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基础,也为珍视祖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祖国统一现状时至今日,中国的祖国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
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目前也已经建立了相互联系与互动的工作机制。
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和各种先进科技的应用,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和国际大国,在世界的地位上也越来越有话语权。
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也同时积极扩大和加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强大形象。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澳门、香港回归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所确立的和平统一的路径。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也开始了各种形式的与台湾的交流和对话,并不断加强双方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以求最终实现两岸统一。
古代中国历史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与统一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
古代中国的统一是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而实现的,而这种融合与交流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历史因素与民族情感。
本文将讨论古代中国历史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以探寻其中的奥秘。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融合与统一的过程经历了多个阶段。
最早的统一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等朝代,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各地区的藩国或部落逐渐被中原王朝控制,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统一国家。
然而,这并不代表民族融合的完成。
事实上,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地区的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原始民族特色,他们被统治者纳入统一国家之中,接受了中央王朝的指挥,但是在文化、语言等方面,他们与中原的汉族还存在明显的差异。
汉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汉族开始以汉化政策推动民族融合的进程。
汉朝致力于将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结合,以实现全国的统一。
他们在官员选拔、语言文字、礼仪制度等方面渗透汉文化,使汉族文化成为全国的主要文化。
汉朝时期的统一虽然算不上是真正的民族融合,但是它为后来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辽阔疆域的最高峰,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
隋朝时期,统治者主动采取了融合政策,试图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中原文化之中。
而唐朝时期,中央政权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行“偏安一方”政策,使得各地区的民族有更多的自主权。
在这个时期,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并与汉族官员和士人结婚,形成了新的文化和血缘关系。
这样的融合过程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与繁荣,也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
成吉思汗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
蒙古族成为统治阶级,但是元朝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蒙古人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融合政策,而是选择了相对宽松的对待。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引言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共生共荣,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财富。
在中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族团结与和谐共生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与保障。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民族政策、统一思想等多个方面探讨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与意义。
历史背景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可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统一。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交流合作,并相互影响、融合发展。
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并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中实现共同发展。
从古代的中央王朝到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直保持着多民族国家的特点,这是我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民族政策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的发展环境。
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教育、民族经济发展等方面。
根据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主权力。
中国现有的五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为各民族提供了一个自我管理、发展的空间。
通过自治实践,各民族可以充分保护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同时也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共同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
中国政府注重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推广,保障各民族群众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
同时,中国政府还大力投入资源,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设施和教育质量,提高各民族群众的教育水平。
此外,中国政府还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实施各项扶贫政策和优惠措施,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也注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传统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
统一思想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思想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史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精辟地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
”提示我们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能只执着于什么是文明,也应关注什么是“中国”——这既包括关注中国文明之所以为“中国”文明的特色,也包括关注最早的可以称作“中国”的实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们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应回答下面一系列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问题: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共识最初是依据古史记载的五帝系统推算出来的,这些记载是后代的臆造还是有确实的根据?距今五千年之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
⒈与生俱来的使命
中国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
依据古史记载推算,黄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出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并成为民国的有力文化依托。
但正当此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论断,传统古史系统面临严重威胁。
众望所归,“科学地”重建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当时的古史研究界,虽然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正盛,但新史学派精英们也开始吹起了强劲的“释古”之风,变单纯地破坏古史为以新资料、新视角释读古史。
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蒙文通提出中国上古存在炎族、黄族和泰族“三系”;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二分说,等等。
以李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以考古学重建古史时,也是以“释古”为出发点、以古史记载为蓝图的。
因为他们同样坚信:“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
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
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
在得到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第一个田野项目的机会后,李济马上选择了晋南地区,因为那里正是文献记载的尧、舜和夏的活动中心。
1949年以前,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以黄河下游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是仅有的两个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因为傅斯年的重要影响力,考古学家接受了他提出的“夷夏东西”框架,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内容宽泛的文化特征,将各地区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都纳入到这两大文化系统中,并以东西二元对立解释二者的关系。
上述开创性的工作对关于“最初中国”的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认定古史记载是以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互动为素材的,中国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
这为后来的古史重建奠定了基础。
⒉从“中原中心”到“多元一体”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各地考古发现剧增。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
新的资料表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二者并非
同时并存、东西对立;而且,辽河流域,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各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序列,再也不能用仰韶和龙山两大文化系统涵盖一切。
夷夏东西模式失去效能,但其重视黄河流域的主旨得到继承,“黄河中心”模式或所谓“中原中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当时的重要考古发现仍然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向周边地区传播先进文化因素,并孕育出最早的王朝。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表明中原以外的史前文化区取得过毫不逊色的发展成就,在某些时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
这对“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严文明在1986年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提出了折中的“重瓣花朵”模式。
他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很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有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如同第一重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如同第二重花瓣。
此模式仍然强调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但承认各地区相对独立的“花瓣”地位,承认各地区也有领先于中原的文明因素。
但正如赵辉所指出的,中原中心地位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重瓣花朵”未能准确描绘“最初的中国”形成时期的文化格局。
1981年,苏秉琦提出了著名的强调“多元一体”的“区系类型”模式,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有力挑战。
他指出中国史前的多个主要文化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出现了“文明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颗明星。
苏秉琦也明确提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任务之一是解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他建立区系类型模式的用意正在于更好地描绘“最初的中国”。
几乎与此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他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
他将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九个文化系统,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不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放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
”“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
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
“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既不设置中心,摆脱了“大一统”思想的束缚,又以考古资料可以清晰描述的区域间互动作为将各地区维系成“最初的中国”的纽带,为以考古学为基础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解答本文开篇提出的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那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基本学术框架。
⒊“最初的中国”
由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
该时期是中国史前史的灿烂转折期,各地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大型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的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
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大型墓葬,最新发掘出的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其中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
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大量玉器。
在“中原地区”,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数量和面积急剧增加,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而小型遗址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区文化同步飞跃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闪亮登场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有了质的变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远隔1000余公里,陶器风格迥异,但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同样以龟、猪和鸟的写实或抽象的造型为载体,表达近似的原始宇宙观。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中随葬凌家滩风格的玉人,凌家滩最大的墓葬中则随葬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表示龟的抽象形态的“箍形器”。
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
这种特殊的“大器”在豫西、山东和长江下游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应是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摆放位置相似,反映了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葬仪。
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的广泛传播是此文化交流风潮最亮丽的标志,社会上层交流应是彩陶最重要的传播形式之一。
这些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辨识的只是当时交流内容的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交流要远为广泛和深入。
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是世界各地前国家复杂社会流行的“统治策略”。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社会上层交流网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
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
在这一交流网中交流的是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各种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是标志身份和权力的奢侈品,是象牙和玉料等珍稀原料。
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时代,而牛河梁、凌家滩、大汶口和西坡等墓地大墓的主人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获得和维护权威、交通远方的传奇功业,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的重要素材。
李新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