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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1. 介绍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安排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
它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探讨了制度如何塑造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过程。
本文将介绍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一些相关的案例研究。
2. 基本理论2.1 制度的概念制度是指人类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建立的一系列规则、约定和安排。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中的制度安排会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
正式制度是指由政府、法律和机构所制定和规定的规则和规范，例如法律法规、产权制度等。
非正式制度是指社会习惯、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非正式规则。
2.2 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例如，一个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创新，提高经济生产效率。
另外，一个透明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可以增加交易的可信度，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的发展。
2.3 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例如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
研究表明，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贫困率。
同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不公平分配和社会不稳定。
3. 案例研究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制度安排。
这个制度包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
3.2 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美国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法律制度以保护产权和契约为基础，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这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典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创新。
3.3 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官员腐败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最新国家法考《法理学》职业资格考前练习一、单选题1.2003年7月，年过七旬的王某过世，之前立下一份“打油诗”遗嘱：“本人已年过七旬，一旦病危莫抢救；人老病死本常事，古今无人寿长久；老伴子女莫悲愁，安乐停药助我休；不搞哀悼不奏乐，免得干扰邻和友；遗体器官若能用，解剖赠送我原求；病体器官无处要，育树肥花环境秀；我的一半财产权，交由老伴可拥有；上述遗愿能实现，我在地下乐悠悠。
”对于王某遗嘱中“我的一半财产权”所涉及的住房，指的是“整个房子的一半”，还是“属于父亲份额的一半”，家人之间有不同的理解。
儿子认为，父亲所述应理解为母亲应该继承属于父亲那部分房产A、王某老伴与子女间的争议在于他们均享有正式的法律解释权B、王某老伴与子女对遗嘱的理解属于主观目的解释C、王某遗嘱符合意思表示真实、合法的要求D、遗嘱中的“我的一半财产权”首先应当进行历史解释本题答案与相关知识点解析【知识点】：第3章>第4节>法的解释的方法与位阶【参考答案】：C【本题答案与知识点解析】：所谓正式解释，也称法定解释、有权解释，是指具有解释权的人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
根据《立法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对“狭义法律”具有解释权的人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
故A项错误。
“主观目的解释”是根据文件制作者的目的或意图来进行解释，本题若进行此种解释方法，其实是按照立遗嘱人王某的意图来解释。
王某已过世，其遗嘱中“我的一半财产权”的含义不明，王某老伴与子女对遗嘱的理解均是立足于自己的目的，故B 项错误。
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中2.某法院在审理一起合同纠纷案时，参照最高法院发布的第15号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法人人格混同”标准作出了判决。
对此，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2017年卷一11题，单选)A、在我国，指导性案例是正式的法的渊源B、判决是规范性法律文件C、法官在该案中运用了类比推理D、在我国，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均可发布指导性案例本题答案与相关知识点解析【知识点】：第1章>第4节>当代中国法的非正式渊源【参考答案】：C【本题答案与知识点解析】：在我国，指导性案例仅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不具有应当适用的效力，故A项错误。
宪法三种形式分类的标准和定义
宪法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形式进行分类。
以下是三种常见的宪法形式分类及其定义：
1. 正式宪法（Codified Constitution）：正式宪法是指以明确的文字形式编纂成册、经过特定的程序通过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
它通常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文件，规定了国家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基本权利和法律程序等方面的内容。
正式宪法往往由立法机构制定，并需要经过特定的修订程序才能进行修改。
2. 非正式宪法（Uncodified Constitution）：非正式宪法指的是没有以一部明确的文书形式固定下来的宪法。
这种宪法主要依赖于习惯、先例和传统等非法律文件来规范国家的政治和权力运行。
非正式宪法的内容可能包括历史上的重要法案、司法判决、政治实践和国家传统等。
非正式宪法的修改通常更具灵活性，无需像正式宪法那样经过严格的修订程序。
3. 单一宪法（Unitary Constitution）与联邦宪法（Federal Constitution）：单一宪法是指国家权力集中、各级政府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的宪法形式。
在单一宪法下，中央政府具有最高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可以被中央政府调整或撤销。
联邦宪法则是指国家政权分
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独立的权力范围的宪法形式。
联邦宪法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方式。
这些分类标准和定义有助于了解不同国家宪法的特点和运作机制。
然而，请注意，实际上的宪法形式可能会有一定的交叉和变化，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传统都各有特色。
非正式解释和非规范性文件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的对称。
是指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解释。
非正式解释的主体，是没有经国家授予法律解释权的任何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
依其解释的角度和理论化程度不同，分为任意解释和学理解释。
非正式解释对于法学研究的发展和帮助国家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有重要意义。
可分为学理性解释和宣传性解释，这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直接引用，但对法律适用有参考价值，对法律的实际适用有着很大的说服力。
正式解释也称"有权解释"、"法定解释"，是指由宪法授权的机关或习惯认可的机关依据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宪法条文所作的具法律效力的说明。
非规范性文件，法律文件的一种。
国家机关依法定权限、程序就个别事项或个别人发布的文件。
只对特定的对象有效，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是适用法律的结果和记载。
如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人事任免令、搜查证、逮捕证、户籍簿、公证证明、结婚登记证等。
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是指合同书、判决书、裁定书、行政决定书等的法律效力，对具体的人和事具有特定的法律约束力。
根据法律效力的不同，非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和类别。
1、约定的非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主要指合同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合同与协议，由平等主体约定、不具有确定力(可约定变更解除、可以争诉)，具有合同拘束力(只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具有证据力和间接强制执行力(需要经过仲裁或诉讼转化为仲裁书或裁判书)，法条中一般称为“法律约束力”或“约束力”或“效力”或“合同效力”。
2、公定的非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法院裁判行为等所形成的文书。
由公权力主体或社会权力主体单方作出，具有确定力(既判力或既定力)、法律拘束力(对当事人和公共机构均有约束力)、具有执行依据力和直接强制执行力，法条中一般称为“法律效力”。
3、约定公定混合型的非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主要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和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由平等主体约定、特殊公权力主体(公证机构或法院)确认，不具有确定力(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变更解除;理论上可以争诉，但根据诉讼经济原则没有受理的必要、法院实际上也不受理)具有法律拘束力(对当事人和公共机构均有约束力)、执行依据力和直接强制执行力。
一、法理学概念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二、法学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三、当代中国法的渊源（正式与非正式）（必考）1、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有：（1）立法，这是最直接的法的渊源，所有法律、法规、规章都有立法产生；（2）国家机关的决策和决定，这种法的渊源主要有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行政措施、重要文告等。
在中国法律、法规、规章中，有大量的规则都是由这些政策和决定提炼而成或提升起来的；（3）司法机关的司法解（4）国家和有关社会组织的政策，由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执政党政策，特别是转化为国家政策的执政党政策，是许多法律、法规、规章的重要渊源（5）国际法，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向益见明显的情形下，国家法自然成为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发的渊源2、非正式渊源（1）习惯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法的渊源，法律规则中有不少规则来自习惯（2）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现时期，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是资源性发的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3）社团规章和民间合约，在中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以及在建成之后，社团规章和民间合约都应是资源性发的渊源的的一种要素（4）外国法，中国需要借鉴外国法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以其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作为自己的一种资源性发的渊源四、法的对象效力（必考）法的对象效力是指发的适用对象有哪些，对什么样的人和组织有效。
也称对人的效力，人包括自然人和法所拟制的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各国法的对象效力有差异，所实行的原则有四种：第一、属人原则，本国的人和组织无论在国内外都受本国法的保护和约束，一国的发不适用于该国内的外国人和组织；第二，属地原则，一国的法对本国内的本国和外国人有效力，本国人不在国内则不受保护和约束；第三、保护原则，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无论国籍和地域侵害哪国利益用哪国的法；第四，综合原则，即以上三种原则的结合而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的综合性原则五、法的溯及力法的溯及力指新法对它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可加以适用的效力。
[文章编号]1009-8003(2003)03-0029-08论中国立法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周旺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摘要]立法原则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当代中国立法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中国立法原则经历了由观念化向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转变。
现时期中国立法原则为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
[关键词]立法原则;观念化;法律化;制度化[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03-02-08[作者简介]周旺生,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一、中国立法制度的一个新特色当代中国立法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它以立法法这样一种专门规制立法活动的宪法性法律,集中且系统地确立了立法应当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从而使中国立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以观念形态存在着,而且还以明确的法律制度形式存在着,使立法基本原则实现了法律化和制度化,成为中国成文立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立法原则是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准绳,是立法的内在精神品格之所在。
立法活动非常需要讲原则,因为立法活动作为国家政权活动中尤为重要的活动,不能没有准绳以为遵循,不能没有内在精神品格以为支撑。
立法基本原则同立法指导思想一样,对立法的功能或作用十分突出。
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则,有助于立法者采取有效的方式把一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政权意志,使所立的法有效地实现立法者的目的;有助于立法者站在一定的思想理论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立法,使立法能在经过选择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沿着有利于执政者或立法者的方向发展;有助于立法者从大局上把握立法,集中地、突出地、强调地体现立法者的某些重要意志;有助于立法者协调立法活动自身的种种关系,统一立法的主旨和精神,使各种立法活动以及立法同它所调整的对象之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在发挥作用。
古往今来的立法,无论立法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事实上一般都是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运作的。
第2期2020年4月政法纶纟Zheng Fa Lun Cong No.2Apr. 10,2020【文章编号】1002—6274 （2020）02—003—11准用性法律中非正式规范识别机制构建导论**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研究”（项目编号：16ZDA070）以及福建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裁判逻辑: 司法评鉴制度的构建基准"（项目号FJ2017Z001）的主要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赞（ 1978-）,男，江西宜丰人，法学博士，牛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法学院司法 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法哲学与司法改革理论。
周赘（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内容摘要］准用性法律广泛存在于我国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
当准用性法律所指涉的准用规范是习惯、道德等非 正式规范时，适用它们就可能引发一系列关联着非正式规范识别问题的争议。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些可能的 争议，往往采取无视或否视的姿态；即便偶有论者关注，也主要是针对个案或个别规范提出一些具体的实体性建议， 而实际上，考虑到其大量存在，因而首先应给予这个问题更多的关注；并且，对非正式规范识别问题的解决，更应采 取一种程序主义的进路。
因此，应尽快启动对准用性法律中非正式规范识别的程序性机制的构建工作。
【关键词】准用性法律非正式规范识别机制【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一、从“准用性法律”的概念说起在法理学以及立法理论中，有“准用性法律” 一 说,指的是“一定的法律条文并未规定规范的完整逻 辑结构，而明确指出准许适用某一法律文件中的某个 规范”①。
最典型的如我国《刑法》第141条第二款规 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 品”。
学界在讨论准用性法律之准用对象时,往往仅 将目光局限于另外的“法律文件”，而忽视或无视了 这样一种准用性法律:该条文所指涉的规范并非正式 法律，而是一种非正式规范。
一。
引言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剧场中最尖刻、最有分量和挑战性的角色。
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理念于中国社会几乎完全是异质的东西，近代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清末新政以来的立法实践尤添了诸多混乱。
1949年国民党法制体系彻底崩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立法理念和实践遭到拒斥，剩下的只能依靠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新的立法制度。
从一开始，当代中国的立法就不得不依赖中国共产党的看护，服从党的权威是不争的事实。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首先表征了党作为法律乃至法制体系的缔造者身份。
伍德罗·威尔逊的《国会政体》对此问题的理解有相当参照意义。
此书着重勘察了美国政体如何在实践中背离了宪法所确立的精致的平衡结构，最终演变为一个国会至上的政府，甚至于脆就是“国会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政府”(威尔逊，1986，p。
58)。
威尔逊强调，在检视任何政府制度时，主要问题在于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和基本的权力结构，仅仅依据权威性的宪法指南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威尔逊，1986，p。
11)。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产生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区分。
前者意指政治组织的法定制度或法定结构，后者则表示政治组织在实际操作中的真实行为者及其遵循的“游戏规则”。
长期以来，非正式因素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尽管对其确切涵义看法不一，“正式”一词确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中国政治的风骨。
中国的政治体系距离制度化的要求还很远，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约束。
即使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式化、制度化进程也只是局限在中下层官僚体制，而上层决策，尤其是高层决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Dittmer，1995，p。
19)。
立法不仅地处整个政治生活的关键环节，也是发生于上层乃至最高层的决策。
就此而言，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规则对真实政治的折射是颇具典型性的。
因此非正式规则为探究中国立法、进而中国政治本身提供了实质性的切入点。
本文所指的立法过程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正式的立法机关(议会或人大)内部署的立法程序，而且力图真实地描述立法机关各种决策过程中内外诸努力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岩井奉信，1990，前言)。
在此过程中，正如威尔逊对中国政体的考察所指示的，背离宪法性观定的法定权力的实际转移很可能不仅发生于正式的立法主体内部，如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为重心向其常委会或常设专门委员会转移，或国务院的立法权力“中心向下属部委或法制办公室转移，更可能发生于正式立法主体与其他政治、社会势力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执政党之间立法权力的实际分配。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以成文法为主而立法过程中又充斥了“党政法一体化”(周旺里，1995)等非正式因素的国家来说，后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的立法过程深受政党等因素影响几乎是历史注定的，久而久之的惯例以及党的内部规章扮演了无法估量的角色。
正是这种来自正式的规则制约之外的影响，形成了当代中国立法过程中大量的“非正式规则”。
[!--empirenews.page--] 二。
立法者：党、国务院、人大中国宪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等一切政府机构的权力都由人大派生出来并必须服从于人大的领导与监督；它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力，可借此建立立法制度并通过立法活动建立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并制定一切它认为必要的公共政策。
然而，宪法同时又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其中对各级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工作的领导已成为一种由此原则生发出来的公认的“默示权力”。
宪法规定上的模糊似乎可以通过文字上的巧妙解释得到解决：即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的，党必须遵循人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人大有权对执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追究；而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人大应该接受党的领导。
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因为现实中不存在任何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机制，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之“必须”无法体现为一种操作性的宪法义务。
对于这种“双重”最高权威的规定，实践中的解决只能是选择其中一个——党作为最高的权威。
党的最高权威地位必然反映在立法过程之中。
长期以来，下面一段话，“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定型化的表现，是把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彭真，1989，P。
22)，一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对“立法”的正式描述。
这种看法直接揭示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服从于、跟随于政策。
但另一方面，法律是公共政策最权威的表达，而立法则是公共决策的最高形式，这一点，至少在形式上业已得到党的承认并得以反复强调。
党的文件、指示、决定和命令已不再是中国决策的唯一主要形式，“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彭真，1989，P。
220)，而“国家的形式”主要就是立法。
这就使法律成为当今中国多数决策的最后形式，立法则是其合法化的最重要的途径。
到1980年代中期，党的“决策”与国家的“立法”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立法”成为大量“决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重大“政策”的内容是在把它们起草为“法律”的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浮现出来的。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越来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规的内容是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得以明确的。
1.立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角色关系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立法已经发展出一套政治上十分复杂的过程，这不是由宪法所规定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的过程，而是一个“多阶段，多舞台”的过程。
每一部法律都要经过大约五个不同的阶段：议程确定；部门间审查；最高领导人同意；全国人大辩论与通过；以及对作为政策的法律的说明、实施或裁断。
这些阶段又分别或联合在三个不同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131上进行(Tanner，1995，p。
39)。
在此意义上的立法过程包括政策建议的提出、从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拟订和法律的通过以及一系列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出台。
而法律的制定，只是其中一个并不重要的部分而已(Kim，1984，p.9)。
以此观之，中国的立法大体如下：重大立法始于党中央，终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多数立法始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其间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回到国务院；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立法仍为少数。
[!--empirenews.page--] 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的说明，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个五年全民普法运动出台的经过：(1)提出建议：“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话强调这个问题”；(2)设定议程：“今年初，党中央书记处批转了陈丕显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3)各部门协调(用邹瑜的话来讲就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今年六月，根据彭真委员长的倡议，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4)政策执行：“十一月五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拟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党中央这一重要号召”；(5)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90，pp327-328)。
最后[1][2][3]下一页，司法部长没有提及的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即(6)根据国务院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
上述过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系统三者在立法过程中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它们分别承担的功能。
党的作用几乎贯彻始终：由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议程；党中央部门(宣传部)参与部门间的协调和《规划》的拟订。
国务院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在部门协调、《规划》拟订、组织实施和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只是在最后的阶段才开始介入过程，因而对最终的结果影响最小。
这幅立法图景虽有其特殊之处，但与中国实际立法过程的整体相去不远。
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居于立法过程权力中心的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是党中央；其次是行政部门——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处于决策圈子的最外缘。
执政党与国务院在实际立法过程中优先地位的形成自有其原因。
国务院立法功能的膨胀不仅渊源于经济建设和管理国家的客观需要，更发端于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行政系统的重视，使它具备了大量立法和决策的结构。
直到今天，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中绝大多数仍由国务院提出立法建议、起草立法法案；直接在国务院系统通过的法规、规章等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了人大立法。
”而且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人大相关法律的颁布往往意味着一系列实施细则或条例、部门规章的制定的开始，这些实施性的法规或规章都是由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局等单位起草和制定，带有极大的部门特征，常常出于部门主义的考虑而僭越法定立法权限的范围，甚至直接修改乃至违背人大立法的原则。
因此，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法律来说，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法律并不意味着立法过程的结束，因为该法律的内容很可能在实施和解释的过程中遭到实质性的修改(梁彗星，1999，pp。
193—205)，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务院或其下属部门反而成了真正的“立法者”。
2.中国共产党对立法过程的介入和领导[!--empirenews.page--]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重要的非正式因素直接介入立法过程并承担立法功能，这大大改变了实际权力在立法过程中的分配格局，使原本就权限划分不清，关系界定不明的立法过程更为复杂。
要清楚地阐明这一问题，至少得回答三个问题：执政党的领导是如何突破“原则性”规范，成为一种实质性的权力的？这种非正式的权力是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行使的？是什么维系着这一方式或途径的合法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考察了党和人大系统的关系，因为就外部联系来看，党与国务院的关系与此有很大的相似性。
①原则性领导到实质性的立法分工：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的干部。
这一规定比之宪法具体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
而新近制定的专门规范立法活动的《立法法》对党领导立法的范围和方式也未作任何具体化的要求。
这就直接地把该问题推向了“非正式规则”。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很深地介入了立法过程，尤其表现在立法决策、立法规划，以及对重要法案的事先批准或审查上。
当然，党中央并不存在一个系统的、专门领导和协调立法的结构性实体，以前专管与法律事务有关的中央政法委对立法的干预也在减弱(Tanner，1999，p.111；O'Brien，1990，p.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