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探究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探究

【摘 要】本文立足于西汉的时代特点,从董仲舒“大一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入手,主要通过对《春秋繁露》中相关部分的初步研究,力图把董仲舒的“大一统”法律思想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旨在形成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正确评价,突出其法律思想中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

【关键字】 大一统 德主刑辅 春秋决狱 秋冬行刑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of Dong Zhongshu.Also it mainly study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e《Chunqiu fanlu》. The article tries to probe into and study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of Dong Zhongshu deeperly, aimed at forming the right

assessment about 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reflcted by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of Dong Zhongshu.

[key words]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morals first and punishment secondly

sentencing in autumn and winter executing in autumn and winter

引言

董仲舒（前179～前104），董子，汉代思想家，政治家。广川人(今河北景县)，汉族。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

两汉时期，是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初步发展的阶段。就法律制度而言，“汉承秦制”。但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儒家思想成为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支配着汉代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律学的研究，并且影响着汉代以后两千年的封建法律，以至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董仲舒创立的、以《公羊春秋》为主干的、兼采阴阳、法、道、名诸家学说而成的新儒学，适应了汉代维护君主专制、实现大一统的需要,并且更直接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取得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得到汉朝统治者的重视与采纳，开始成为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正统思想。而董仲舒新儒学思想中包含的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发展的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封建法律思想的熠熠生辉的瑰宝。

一、董仲舒法律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 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

政治——分裂割据：西汉初期，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的体制，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不过十五郡，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随着诸侯力量的膨胀，频频的反汉分裂活动也就愈演愈烈。如汉高祖刘邦时，“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不能以是一岁为安【1】”。汉景帝时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政权岌岌可危。百越（南方诸越人的统称）和匈奴纷纷向汉朝发难。“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则数县焉。”【1】

经济——贫富悬殊、地区差别：西汉初期，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轻徭薄赋，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社会财富大增。到汉武帝初年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资财„„”但是，真正富裕的是地主豪强，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千方百计地兼并农民的土地，所谓“弄法犯奸而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于是出现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象。从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总之，在政治经济上，不仅有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百越、匈奴等的激烈斗争，而且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汉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二) 西汉初期的思想学术

西汉初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经济上的贫富悬殊、地区差别，反映到思想文化上，出现了百家共存，思想不一，各家各派尖锐斗争局面。

(三)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是消除分裂割据，加强地区联系，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统一成为了当时社会前进的基本趋势和历史发展的主流。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董仲舒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封建“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核心和一以贯之的主张，是董仲舒其他法律思想如“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三纲五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形成和衍生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1、“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最早是在《春秋公羊传》中。《春秋》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王正也。” 《公羊春秋》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可见，“大一统”是由“王正月”来的。古代有所谓的“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任何帝王受命建立国家，首先要改正朔，易服色由改正朔而起的。“三正”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2】

《公羊传》由“王正月”而提出“大一统”，主要是着眼于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一统”，但是“大一统”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大一统”中的“大”在这里是作为动词，相当于“以„„为大”，有强调、尊尚、推崇的意思。由此可知，“大

①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 [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2

①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 [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3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 [M].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235-236 一统”中的“一统”也是动词，是以“一”“统”之的意思。正如董仲舒理解的那样：“《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还体现在“元”的解释上——《繁露·玉英》曰：“谓一元者，大始也。” 他在《繁露·重政》中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1】”董仲舒在此解释“元”为“原”，一方面从逻辑上说明“元”是“万物之本”，“在乎天地之前”；另一方面从时间上描述“元”与万物相即不二 ，随天地相始终。

2、“大一统”思想的表现

（1）天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的天命思想，又吸取了阴阳五行说，创造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神学体系。这种神学体系和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说明宗法礼治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论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神圣性。

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

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理论不同，董仲舒创立了最高精神本体——“天”的学说。他认为“天”是最高的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尤无益也”;(《春秋繁露-郊语》，“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因此，人也是天所派生的，人体现了天的特征，“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天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种“天人合一”的理论宣布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统一整体，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被描绘成为有意志和权威的，自然规律被歪曲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他尽力渲染“天”的无穷威力，认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须服从“天意”。

②“灾异谴告”说：

董仲舒一面用“天之子”把皇权加以强化，另一方面又提出“灾异谴告”说对皇帝的过分行为进行约束和规劝。董仲舒认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君命逆，则民有逆命，其意是以贼害民者天夺之”，“亦欲其省天道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现于事情，修身省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这种“天谴天告”说，在皇权至高无上的集权专制政体下，对于约束皇帝个人的专断行为，发挥着潜在的威力。因此“灾异谴告”说也是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

（2）政治的“大一统”——“君权神授”思想

董仲舒在呈献给汉武帝的对策中，对政治“大一统”做了如下描述：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最明显的表征是国家政权统一于国君。《春秋繁露-奉本》曰：“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内之心悬天子，疆内之民统于诸侯。”

①董仲舒.春秋繁露 [M].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173-174 董仲舒认为“大一统”必须“一统于天子”。他认为“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称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受命于君”，“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解善，于是为之往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皇帝承天意以行事，君权具有绝对性和至高的权威性，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思想的集中反映和深刻内涵。

（3）文化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

董仲舒认为汉朝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常欲善而至今不可善至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改弦更张，既要抛弃秦代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传统，也要改变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术。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出发，论证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的必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书，古今之通宜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这也是董仲舒主张的文化上“大一统”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