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模式的实质

5.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模式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

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

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

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所谓中国模式，应该就是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内在规定性。

一是独立自主。

其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管外贸依存度较大，但不是外部依赖经济，更谈不上“依附型积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实质始终没有变。

中国模式内涵及意义摘要：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国情，是由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的符合中国发展的一种模式。

在多年的发展中，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苏联模式，中国特色，民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 的概念，由此开启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以苏为鉴”，试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2]。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认识自己的重要理论范畴[3]。

一、中国模式内涵中国模式的兴起，一方面，源自“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北京共识”的提出。

前者表明转向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后者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具有中国特色及制度贡献。

这就使得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的中国模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用什么概念来表达这个提法，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分歧。

持否定或谨慎态度的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或慎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如李君如表示，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讲“模式”有定型的嫌疑，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4]。

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表示“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

在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众多问题中，中国模式是一个重要话题。

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些思路、做法和经验。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当今世界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他说中国有自己的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9年前，他在讲到国际关系和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说，发展经济不能套用一个模式，中国不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模式，当然也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

我们过去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路没有走通。

我们现在按照中国国情办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中国版的中国模式，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个版本是十几年前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有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

西方版本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版本的中国模式有一定的联系，但本质上不一样。

本文将从发展的思路、做法和经验出发，谈一谈自己对中国模式的理解。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第一，有一条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1]□ 陈宝生／文逐步形成了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这一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系统、动力系统和价值系统，强调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这种发展是科学的发展，这种发展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来推动。

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动摇。

邓小平先生说，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一百年不变。

实际上，这条基本路线就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战略。

长期战略问题解决了，具体的发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中国模式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

第二，有一个凝聚全国人民共识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

略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现代化模式一、引言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分别是“西方模式”、“苏式模式”和“中国模式”。

这三种模式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径和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模式的内涵和特点，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二、西方模式西方模式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效仿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提出和实践。

这种模式在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清政府开放政策的实施而得以推广和普及。

1.经济模式西方模式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以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为核心的经济模式。

2.政治模式西方模式的政治模式是民主政治，具有选举、表决和言论自由等特点，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

3.文化模式西方模式的文化模式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强调个人自由、人文精神和开放性。

三、苏式模式苏式模式是20世纪中期中国尝试的一种现代化模式，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尝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

1.经济模式苏式模式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国家计划和集中管理为核心的经济模式。

2.政治模式苏式模式的政治模式是单一制度下的集中式政治制度，强调国家和党的领导力和集中化管理。

3.文化模式苏式模式的文化模式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闭合性文化，强调社会公正和价值观念的传递。

四、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自主探索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其特点是兼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经济模式中国模式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模式。

2.政治模式中国模式的政治模式是党政合一的集中式国家政治制度，兼顾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参与。

3.文化模式中国模式的文化模式主要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以文化自信和多元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模式。

五、案例分析1.香港香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继承了西方模式，其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自由制度的特点，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交流枢纽。

北京日报/2008年/6月/2日/第017版理论周刊全面、准确、深入地领会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阐述,追踪国际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学术研讨的前沿动态,我们会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当为“中国模式”的诞生而自豪，深入研究并大力宣传这一模式。

■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值得我们注意近年，“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

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

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印象式的。

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

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就不同了；他们采用这种提法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因此，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和术语，尤其使人注目。

对他们这种“内行人”、“过来人”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应当引起我们中国学界的重视。

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使用“中国模式”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认可和使用“中国模式”者，还为数寥寥；倒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苏联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还有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这实际上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混同于苏联模式，随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即“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混同了。

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而与市场经济的运行相适应，必须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市场的失灵，这对政府的公共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变变化的情况下，在党的十六大吹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下，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的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步伐，改善我国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提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质量，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少有理论、战略，缺少精心设计，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与盲目性共存的特点。

正因为盲目性的存在，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扭曲、公权力的过度扩张、腐败与道德堕落。

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乐观，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垄断、道德等还要依靠不断地创新“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中国发展道路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他进而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摸着石子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

对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看到不妥当的地方就赶快改。

后来人们把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子过河”，这是一种适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的决策模式，也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政策制定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前，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分激烈，我们能否奋起直追，事关社会主义祖国的兴衰成败。

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

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

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

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

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

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

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然而，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但是，就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以上说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谈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问题，把“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这个命题中的一方为“普世价值”，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

命题中的另一方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说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

显然，这二者在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对等，一方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另一方为一个国家发展发展的具体模式或路径，二者指向的内容不同，构成重大的交锋的说法显然不成立。

另外，如果要构成真正的交锋，要么是把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进行比较，构成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要么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跟另一种现代化的“普世模式”进行比较，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