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一、东晋时期沈氏尚武的悲剧据沈约《宋书》卷100“自序”记载，沈氏故里在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

其家族的历史颇为悠久，至少在东汉初便定居江东了。

沈氏定居江东的始祖是东汉光武帝时人沈戎，戎有三子：酆、浒、景。

此后沈氏的嫡嗣宗支主要来自沈浒、沈景后人，如沈田子、沈林子、沈约一支出自沈浒；沈充、沈劲、沈演之、沈庆之、沈怀文等则出自沈景。

从沈酆、沈景等人在东汉时期任职行事的情况看，他们与吴郡顾、陆诸族没有明显的差别①。

不过，进入孙吴之后，与吴郡顾、陆诸族之全面得势，地位迅速上升的情况相比，沈氏则发展缓慢，没有出现什么突出的人物②，而且表现出尚武的特征。

沈约《宋书·自序》中虽述及沈宪“才志显于吴朝”；沈矫“以节气立名”，“孙皓时，有将帅之称”，但实际上并无多少事迹，故无人得列《三国志》正传之中。

吴兴沈氏浮现到历史的前台，是在东晋。

孙吴亡后，以吴郡陆氏为代表的江东旧族军事实力受到摧残，影响力有所下降，原本声望不著的义兴周氏与吴兴沈氏的军事实力便凸现出来，人称江东之豪“莫过周、沈”。

不过，依照世族社会的传统，沈氏之“清望”是远不能与江东文化“旧族”相比的，在社会地位上自然要受到压制和贬抑。

两晋之际，北人南徙，侨、旧文化世族联合，开创东南偏安之局。

作为江东“土豪”的沈氏则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始终与东晋王朝的主流势力处于对抗状态，从而受到压抑。

在这一背景下，沈氏人物不断制造、参与了一些旨在动摇、破坏当时统治秩序的祸乱，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沈氏也因此屡遭打击，酿成了一幕幕惨烈的悲剧。

第一出悲剧发生在东晋前期，其时沈氏代表人物是沈充。

司马睿立国，主要仰仗琅邪王导、王敦兄弟的支持，故立国之初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但是，随着东晋政局渐趋稳定，司马睿试图强化皇权，与王氏发生冲突。

王敦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企图凭依武力主宰统治大权。

为了达到代晋自立的政治目的，王敦着意拉拢沈充，以之作为进位的奥援。

晋廷的内争给沈充提供了机会。

沈充希望通过支持王敦，打破现有的统治秩序，并借机消灭义兴周氏，从而为沈氏家族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王敦之乱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永昌元年(322)王敦起兵武昌，以诛刘隗、刁协等为名，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得到了世族社会的支持，很快取得了攻克京师的胜利。

这也给王敦、沈充等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东晋不堪一击。

太宁二年(324)，王敦病重，再次下令起兵，并命沈充于吴兴响应。

其实，此次王敦兴兵，他本人是有疑虑的，但沈充、钱凤等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晋书·王敦传附沈充传》载：“沈充字士居。

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

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

……(凤)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

遭父丧，外托还葬，而密为敦使，与充交构。

”对沈充，晋明帝曾加以笼络，派其族人沈祯劝谕沈充，“许以司空”，同时又明示：“今此之举，将行篡弑耳，岂同于以往年乎？”其实，沈充何尝不知王敦此举的目的呢？他深知以自己的家世门望在现有政局中是不可能获取“非分”利益的，只有支持王敦变乱，才有可能登上权势的高峰。

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晋廷的招诱，决定与王敦共同起事。

沈充出征前对妻子说：“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晋书·王敦传》末“史臣曰”也说王敦之乱“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

由此可见沈充在王敦之乱中所扮演的角色。

沈充希望王敦谋篡获得成功，使他有机会成为开国元勋，提高其家族的地位。

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由于王敦代晋有违门阀社会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有力地抵制，沈充也兵败被杀。

沈充助逆而死，这是覆家之祸。

惟因当时晋廷衰弱，执行得不够严格。

《晋书·忠义·沈劲传》载充子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

尽管如此，禁锢之惩则是难免的。

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沈劲走的还是从军之路。

当时吴兴郡将王胡之受命北守洛阳，上书请以沈劲为参军，“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

这实际上是利用沈劲的影响来安抚、招募兵士，以戍守洛阳。

当时鲜卑慕容氏进入中原，沈劲“自募壮士，得千余人”，助冠军将军陈祐守城，“频以寡制众”。

后陈祐退师，以500人付劲，令其坚守洛阳。

“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终于被俘遇害，“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

沈劲之事入《忠义传》，与其父附入“贼臣传”，在名义上似有天壤之别，但就家族利益而言，沈劲之举，其目的与乃父有相通之处，即谋求家族的仕进与地位的上升。

因为面对家族的禁锢，只有通过非常之举，才能改变晋廷对沈氏的态度。

沈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其因在此。

从其效果看，沈劲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其子孙获得了入仕的机会，不少人显名南朝，成为沈氏的显支之一。

东晋时期沈氏的另一显支代表沈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土豪特色，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宋书·自序》载警“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

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

沈警一支，其人物多有强烈的进取意识。

所谓“无仕进意”，恐怕主要是对现状不满意。

沈警通过正常的仕进道路难以提升家族的地位，而其家族又有强大的财物与人力的支撑，这难免会生出是非祸乱。

沈警生活于东晋中后期，其时东晋门阀政治的危机已充分暴露出来，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断酿成严重的祸乱，而且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也越来越无法调和，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此过程中，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的孙恩之乱便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件。

吴兴沈氏世奉五斗米道，尤以沈警及其子穆夫与杜子恭、孙恩等教主往来密切，不仅积极参与他们谋划推翻东晋统治的活动，而且直接投入了军事叛乱。

《宋书·自序》载：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再三之敬。

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

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

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

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

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尫，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见《隆安故事》。

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林子、虔子获全。

由此段所载，沈警是在对晋廷失望之后，全力参与五斗米道的活动，其子穆夫则成为孙恩的急先锋。

如果孙恩起事终有所成，沈氏家族当会成为元勋，取得相应的政治利益。

但是，形势并未朝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晋廷用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平叛，逐步消灭了孙恩势力。

沈警家族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险些举族皆灭。

二、晋、宋之际沈氏武将的勃兴东晋虽然依靠北府兵镇压了孙恩之乱，但既往门阀社会的统治秩序却再也无法恢复了，高级门阀世族的统治危机全面暴露出来。

各集团间不断火并，竞相拉拢北府兵，北府兵成为晋末的历史主角。

但北府兵首领多起自下层，受士族歧视，刘牢之便因此而死。

此后，刘裕重创北府兵，并依之建立刘宋政权。

刘裕建国，历经波折，征战多年，先后消灭门阀人物桓玄，孙恩余部卢循、徐道覆，北府兵旧属刘毅、诸葛长民等，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又屡兴北伐，征南燕、西秦及巴蜀，以立威望。

于是，军旅之事成为当时的主题，尚武之人则成为当时的主角。

这一变化给沈氏的兴起提供了机缘。

考察刘裕诸功臣，沈氏人物甚为突出。

沈警、沈穆夫父子参与孙恩之乱，使沈氏遭受了灭顶之灾。

《宋书·自序》载沈穆夫诸子的逃亡情况说：“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富强，志相陷灭。

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

时生业已尽，老弱甚多，东土饥荒，易子而食，外迫国纲，内畏强雠，沈伏山草，无所投厝。

”时值刘裕奉命平叛，沈林子、沈田子兄弟于是投归刘裕。

刘裕说：“君既是国家罪人，强雠又在乡里，唯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

”于是裕“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给焉”。

沈氏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机。

沈林子兄弟投依刘裕，当然是为了避祸，而刘裕收藏“国家罪人”，则是另有打算的：他看到晋末乱局，存心有所作为，而沈氏一门尚武，可为犬马之用。

因此，沈氏与刘裕的结合是各有所图的③。

沈氏兄弟要振兴家道，惟一的出路便是效命刘裕，争取立功。

在刘裕攻打桓玄、卢循、司马休之及北伐的诸次战役中，沈氏兄弟都担任了先锋重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仅以义熙十二年刘裕征伐后秦为例，沈田子领数百人先入关据青泥，后秦姚泓领数万人围之，田子激励将士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

封侯之业，其在此乎！”沈田子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奠定了消灭后秦的基础。

后来攻克长安，刘裕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

”沈林子也以能战著名，“高祖每征讨，林子辄摧锋居前，虽有营部，至于宵夕，辄敕还内侍”。

刘裕北伐关中，以林子“统军为前锋”，与田子共击姚泓，“威声远闻，三辅震动，关中豪右，望风请附。

……高祖以林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④。

刘裕出自寒门，他之所以能代晋自立，主要依靠武力征战。

而在此过程中，沈田子、林子兄弟居功至伟。

沈氏兄弟出生入死，除了报达刘裕收容之恩外，也有立功求赏、克振家声的目的。

田子所谓“封侯之业，其在此乎”，确是肺腑之言。

不过，沈田子期望封侯的愿望并未实现。

《宋书·自序》载刘裕撤师关中，令沈田子、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人共辅少子刘义真。

但诸将争功，互有矛盾，沈田子一再进言刘裕，以为王镇恶乃关中人，“不可保信”。

刘裕则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

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

勿复多言。

”这是暗示沈田子可以借机杀王镇恶。

田子心领神会，不久以谋反罪名诛王镇恶，而王修又杀田子，傅弘之则杀王修，留守诸将自相残杀。

沈田子“初以功应封，因此事寝。

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也”。

实际上，刘裕对留守诸将的安排本身便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诸人相互牵制，一如当年司马昭以邓艾、钟会等人讨伐蜀汉，是典型的一箭双雕。

沈林子似比乃兄稍为幸运一点，刘裕建宋后，林子“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

但据《宋书·自序》，林子入宋后实际并未从政，“遭母忧，还东葬”，而且很快病死，情形颇令人生疑：“上寻不豫，(林子)被敕入侍医药，会疾动还外。

永初三年，薨，时年四十六。

群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实启，必有损恸，每见呼问，辄答疾病还家，或有中旨，亦假为其答。

高祖寻崩，竟不知也。

”刘裕病重命沈林子入侍，林子竟突然“疾动还外”，死于刘裕之前，这是很不正常的。

联系刘裕一贯诛杀旧将的阴谋，可以推测林子死于刘裕的暗害，这真可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又据《宋书·自序》，沈田子、沈林子之兄渊子也投依刘裕，“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后“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