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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政治文化视角下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变
郭晓平
【期刊名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53)003
【摘要】1931年频繁发生的政治事件给当时的左翼作家在政治情绪和政治心理上以巨大影响,并对他们创作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丁玲从一个只关注自身心理和痛苦的个性解放者到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叙事视角由个人化的人物视角转向纯客观视角,描写对象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个人话语逐渐为大众话语所代替,作家创作个性化特点逐渐为社会现实斗争的客观再现所代替.
【总页数】5页(P25-29)
【作者】郭晓平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中文系,山东,泰安,271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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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丁玲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转变与党性坚守 [J], 年悦;
5.论丁玲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转变与党性坚守 [J], 年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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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诗与政论”杂文观研究王川霞摘要：冯雪峰以诗人的身份分析文学的本质，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诗”是“艺术的最高境地”。
“生命”是贯穿“诗”的灵魂所在，而这一生命的展现，正是“国民精神”和“大众精神”的凸显。
在论及文学本质时，冯雪峰认为，一方面，文学的“诗性”与文学的“大众化”共生”；另一方面，文学的“政论性”与文学的时代性同驻，文学创作实践体现出来的“政论性”特质，要基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去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要根据中国社会、文艺界的具体现状和“自我思考”来看待，这与鲁迅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对鲁迅的研究中，冯雪峰把鲁迅的杂文归结为“诗与政论”的结合。
他认为，鲁迅弃“小说”从“杂文”，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体现了鲁迅直击现实、放弃虚构、探寻国民性的文学理想。
关键词：冯雪峰；诗；政论作者简介：王川霞，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讲师。
（江苏苏州，215006）①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②③冯雪峰：《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雪峰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冯雪峰在《鲁迅论》中曾经谈到：“鲁迅先生借文学而为民族和大众作战……鲁迅先生独创了诗和政论结于一起的‘杂感’这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
这是匕首，这是投枪，然而又是独特形式的诗！这形式是鲁迅先生所独创的，是诗人和战士的一致产物”①在这里，冯雪峰把杂文这种文艺形式概括为“诗与政论”的结合。
仔细探究冯雪峰杂文观的形成过程，我们发现，他把杂文概括成一种“诗”，这一概括并非形而上学，而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一文学的“诗”性与文学的大众化共生冯雪峰首先强调杂文是“诗”。
何为诗？冯雪峰谈到：“关于究竟什么是诗，这个艺术的最高的境地，自然很难说明白，但即使很难说明，我想至少可以用‘我们的心’去感受。
虽然这并非可靠的办法。
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一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
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
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
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
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
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
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
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
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
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
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
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论的兴衰
杨希帅
【期刊名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36)002
【摘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70年代,陈涌与冯雪峰等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小说中两个重要人物顾涌与黑妮,发掘出小说文本的异质因素,并将这些异质因素的产生归因于丁玲思想改造的不彻底.进入新时期,赵园、严家炎等学者沿着陈涌与冯雪峰的评论继续挖掘小说中的异质因素.但是,对异质因素的评价却发生了翻转,论者大多认为异质因素的产生是丁玲坚持作家主体的表现.
【总页数】5页(P65-69)
【作者】杨希帅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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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一)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史中，冯雪峰是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但“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冯雪峰，关注者不多。
本文试图以冯雪峰与《文艺报》的关系为线索，通过他在建国后的办刊理念与文化实践，通过分析左翼文学的内部差异，试图清理和总结左翼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经验。
一杂文变迁与栏目兴衰1951年11月，中国文联派冯雪峰率领《文艺报》编辑陈企霞等人访问苏联，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学习“先进的苏联文学经验”，回国后，冯雪峰便从上海调到了北京，担任《文艺报》主编，此前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是当年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中的夏衍，他和彼此思想和理论有点接近的胡风一样，处于边缘位置，主要整理和注释《鲁迅全集》，此外就是和唐在上海筹备一个新杂志——《文艺新地》。
其实，对于建国后冯雪峰的职务安排，中央也颇费脑筋。
他的身份本身就复杂，作为党和鲁迅的联系人，雪峰做过重大贡献；参加过长征；也蹲过集中营；但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却摆脱不掉一个“湖畔诗人”的冲动和率直，1937年与中央领导(博古)因思想分歧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回乡写作”。
由于他在党内的资历，解放后不久，周总理指示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让冯雪峰担任一个出版社社长，但“级别要比其他出版社高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小汽车”。
对于调他来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并不情愿，一是和周扬有旧怨，如今周扬已是国家的文化领导人，其次，冯雪峰对行政工作也没有兴趣，如他自己所说，只想干一点“具体的文化工作”，“走单单做一个作家的道路”1]。
因为在他看来，“文艺上的地位不被承认，党内就不会有地位”2]。
此时正值1951年全国整风运动，由于思想不足，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不满。
冯雪峰成了合适的主编人选，可是对于《文艺报》的“行政工作”，冯雪峰没有丝毫的抵触，正如丁玲在检讨《文艺报》错误时交代，“我们都喜欢办刊物”3]，并一再推荐说，“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冯雪峰编《文艺报》比我好”4]。
论冯雪峰的文学观念冯雪峰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战士，他生活在辛亥革命以后，这时候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革命，要么保守。
他选择了革命，但他对共产主义抱有怀疑态度。
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位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
同时，他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作家。
由于冯雪峰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他只能成为一名悲剧人物。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共产主义信念。
冯雪峰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不足之处就更加突出。
冯雪峰的人格魅力非常吸引我，他的语言风格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的文学观点分析如下：（一）重视情感。
他的散文创作就像一条主线，串联起冯雪峰的精神成长过程。
虽然，这些作品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并没有忽略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充满激情地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体现了作家积极的入世的思想倾向。
例如，《沉吟》、《桃李》等。
他的诗歌抒发真挚的感情，也为青年学子们树立榜样，不过其中也蕴含着颓废、消沉的思想。
（二）文化传承。
他主张从文化传统中吸取养料，使作品显得厚重，特别是《山中杂记》、《读碑随笔》。
他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命运，爱憎分明，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
当时的中国处于积弱积贫、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冯雪峰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屈辱的历史，却能够感同身受。
“国民革命是‘小家’而共产主义是‘大家’，革命时期是短暂的，但文化是永恒的”，“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掌握政权，而在于使革命者更好的领悟文化传统，避免中国文化‘日薄西山’的衰落。
”他的这些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不能一味推崇暴力革命，这种革命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断裂。
（三）意境创造。
《荷塘月色》、《黄昏》，营造出一种淡雅的氛围，这与作者怀才不遇的悲伤情绪和其所处的独特环境有关。
作者既重视写实，又追求幻觉，常常通过人物心灵的闪现来表达自己的意象，以实衬虚，从而创造出真切感人的艺术境界。
例如《秋夜》，画面是虚构的，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广寒宫描绘得如同仙境，那里不仅空旷寂静，而且变幻莫测，将抽象的事物转化成可以感触的实在，给人以朦胧美感。
论冯雪峰的文学观念冯雪峰作为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实践者，其文学观念始终备受瞩目。
他的文学理论，既体现了当时的现实环境，也反映浓厚的诗人情怀，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
本文以《论冯雪峰的文学观念》为标题，通过对其文学观念的深入解析，探究其文学思想的特色及影响，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一、现实生活观冯雪峰高度重视文学创作与实际生活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历史和生活的背景，作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写出文学真实性。
所以，他在许多作品中坚持立足现实、回归实际生活的原则，加强对实际情况的描述，增强文学之真实性，使他的文学作品更加具体、鲜明、活泼。
例如，《冲锋》就是一部以军营生活为基础，真实地将抗战士气概的文学作品。
二、歌颂抗战者的精神状态冯雪峰的文学作品大多歌颂抗战者的正义事业和抗战勇士的英勇气概，展现他们忠贞不渝的信念和坚强的胆识，动人心魄。
例如，在《完败》中，冯雪峰展现了一群孤独而无畏的抗战勇士们在抗日战场上生死斗争的精神状态。
结合现实，冯雪峰把抗战的艰难历程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动容。
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践，更表达了他对抗战者的崇高的崇敬和敬意。
三、青春期的生活体验冯雪峰不仅写当时的历史实践，也记录了青春期的生活体验。
冯雪峰描写少男少女们在现实世界中充满活力的成长过程，深刻把握了青春年少时，感情、情感及内心世界的变化。
例如，《灯火辉煌》就描写了一群少男少女受战争与时代变迁的影响，流转着心灵的激情与挣扎，最终感受着来自无常的时代的孤独。
四、追求散文精神冯雪峰注重文学的情感表达，以充分的文学气质展示出历史的真实，追求以散文形式表达社会观点与文学意义的“精神书”。
他认为文学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文字的意义上，而且体现在文字的艺术表现上，所以他在作品中着力建立文学理论，追求文学的理性与美学效果，从而表达出现实及其深刻意义。
五、文学影响冯雪峰作为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实践者，其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追捧。
丁玲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当代反思文学武丁玲既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和独特创作个性的著名作家，也是中国左翼革命作家阵营的重要代表之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她也就经常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1929年最早的一篇研究丁玲的文章算起，距今也有80年，丁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本文把丁玲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国前、建国后、新时期，并对丁玲研究中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趋向进行了思考。
一、建国前的丁玲研究(1929-1948)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丁玲的成名几乎是一个奇迹。
她于1927年12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梦珂》，紧接着又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其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也于1928年10月出版。
从此丁玲便名声鹊起，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现在能查寻到的最早的有关丁玲的评论文章是钱杏邨在1929年《海风周报》第1期发表的《(在黑暗中)——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但这篇文章还停留在对作家创作的简单描述上。
真正具有学术价值且值得注意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毅真的《丁玲女士》，这篇文章主要评论了丁玲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认为这些小说“好似在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文章的敏锐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丁玲出现的意义，那就是复活了已经沉寂的文坛和“五四”文学的灵魂。
此后，随着丁玲转向左翼文学创作，写出了《韦护》、《水》、《田家冲》等一系列小说后，她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越来越多地受到评论家的关注。
钱谦吾(钱杏邨)的《丁玲》一方面比较早地注意到丁玲早期小说中思想和审美两方面所表现出的现代意识，但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丁玲早期创作中表现了一种所谓世纪末的病态心理，充满了消极因素。
钱谦吾的这种评论很能代表早期某些左翼文学批评家的价值取向，机械套用前苏联的拉普理论来剪裁文学的丰富现象。
这种峻急的、简单化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从根本上否定了丁玲早期作品尤其是莎菲型女性的丰富内涵。
左翼文学研究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贺桂梅内容提要: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这种模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革命决定或产生了恋爱”,另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
前者革命成了情爱欲望的替代物,这种替代或转移隐含着“政治欲望化”的叙事形态;后者则更明确地呈现了“革命与恋爱的冲突”的内在张力,在牺牲爱情来成就革命的书写模式中,狂欢式的“恋爱”成为释放革命者利比多的场所,狂欢后的革命者抛弃恋人,成为道德“净化”的形象主体。
叙事模式中特定的历史主体———革命的“智识阶级”则在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中表现出两难且暧昧的精神特征。
1928—1930年间,普罗小说的一种主要形态被概括为“革命+恋爱”。
这种指称包含着明确的贬义,一方面是指它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缺乏独创性,不断地复制公式化的情节模式,因此也被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①。
另一方面,这种小说被作为30年代初期遭到清算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典型,人物的“脸谱化”、情节的“程式化”、思想描写的“标语口号化”,使得这些小说被认为“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只提供了“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②。
因此,在3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当中,无论从“文学”标准,还是“政治”标准,“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常常被看作一种失败的同时也是幼稚的文学形态而遭到漠视。
从“革命+恋爱”这一说法本身可以看出,这种小说的问题在于,“革命”和“恋爱”没有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如小说史家所说的:“对旧的批判既不透彻,对新的嬗变又写得不踏实,处处显出艺术上的‘夹生’,处处类乎解方程式时的移项换位。
”③从“艺术”的标准来看,“夹生”的叙述无疑不能算是好小说,但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值得关注的问题则在于造就这种二元叙事的历史动力。
“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流行的20年代后期,正是知识界主流从启蒙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转换方向”的时期,这包括文学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与以鲁迅为主的语丝社论战引起的巨大思想冲击,也包括社会科学界兴起的“唯物辩证法”热潮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冯雪峰文艺政治观的嬗变——从其对丁玲作品的评价中考察作者：冯阳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9期摘要：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机械的政治功用论发展到辩证的文艺功能观的过程，这主要见于他为丁玲写的三篇评论文章：20 世纪30 年代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强调文学的政治性；20 世纪40 年代的《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不忘文学的艺术性；20 世纪50 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关键词：冯雪峰文艺政治引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界、批评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更是冯雪峰文艺理论中的关键性范畴，它是串联起冯雪峰整个文艺思想的一根主线，因此，只有深入研究冯雪峰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相关论述，我们才能全面清晰地把握冯雪峰的文艺思想。
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认识，冯雪峰写过大量的文章，但最为著名的还是他为丁玲写的三篇评论性文章：20 世纪30 年代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强调文学的政治性；20 世纪40 年代的《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不忘文学的艺术性；20 世纪50 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这三篇文章为我们勾勒出了冯雪峰在不同时期文艺政治观的大致状况以及它的发展脉络，是我们了解冯雪峰文艺思想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写于1932 年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可以看作是冯雪峰早期文艺政治观的反映。
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高度评价丁玲：“作为艺术家，从观念走到唯物辩证法，从阶级观点的朦胧走到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特别是从蔑视大众的，个人的英雄的捏造走到大众的伟大的力量的把握，从浪漫蒂克走向现实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从静死的心理剖析走到全体中的活的个性的描写。
”这种评价显然是从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谈的，是以政治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作家。
而对于《水》这本小说，冯雪峰也是首先肯定了它“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这是“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这也是从文学对于政治、社会生活的作用的角度来把握的。
这些充满政治性的表述不仅代表着冯雪峰20 世纪30 年代对于文艺的主要观点，也是那个年代文艺风潮的体现。
1928 年至1936 年，许多左翼作家将文艺与政治的结合看作是机械的结合，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为文艺被动地简单地服从政治。
冯雪峰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主要的失误就在于将政治的功用当作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
他在1932年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中认为：“一切时代的一切阶级的艺术行动，不过是直接间接地由当时的政治行动所决定的东西；它的客观价值的构成，就看它帮助了那当时的为现在同时也为未来的政治行动多少，把当时的客观的现实反映了多少，客观的真理把握住了多少而决定的。
”冯雪峰将文艺的价值首先归结为它对于政治的“帮助”和“益处”，然后才是反映现实与把握真理，这明显是从“文艺的政治功用”这一角度来谈文艺的。
他接着又在这篇文章中说道：“艺术价值就不能和政治的价值并立起来；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它的确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但“反映”不代表“决定”，不能简单地说政治决定艺术，艺术的价值也不能等同于政治的价值，文学艺术所描绘出的宽广的社会生活，揭示出的复杂的人性，要比单一的政治范畴更为深厚，因此，艺术的教育、感化、启迪、熏陶的作用和价值绝对不是政治的价值所能涵盖的。
冯雪峰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文艺政治观点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也是他自身文艺思想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这篇文章中，除了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冯雪峰也没有完全忽视对作品的艺术性评判，比如对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评价道：“作者曾有意无意地将灾民群众中的一二雇农（长工），写得特别明确有强力，这是对的；但后来就没有发展了，这也是缺点。
”《水》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描写确实存在这样的艺术上的不足，人物基本上全是群像的描摹，没有一个形象鲜明的主人公，而且人物形象也缺乏连贯性。
所以冯雪峰对于这一点的评价是合理的、中肯的，是站在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刻画人物，如何使人物更加立体、饱满的艺术的角度来谈作品的。
但较为可惜的是，冯雪峰的这类针对小说美学的评价仅此而已，总的来讲，他的这篇写于1932 年的批评文章，代表了其早期的文艺政治观点，即偏重于作品政治思想的评论，对作品的艺术性评析不足。
二《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是冯雪峰写于1942 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20 世纪30 年代的文艺政治观在冯雪峰思想里的延续，比如他将丁玲的前期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评价为“作品中充斥着的感伤主义、恋爱至上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厌世、颓废情绪”，并认为此时的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而对于丁玲后期的作品他则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关注到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并不断深入到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去。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冯雪峰更多的评价是基于一种对于小说艺术性的思考，比如冯雪峰从艺术对现实对象挖掘的深度和艺术的精湛角度指出了《水》这部小说的不足，“是在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代替了那真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中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和感情；这样就使我们只能感到作者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而不能借这一幅巨大的群众斗争的油画心惊肉跳地被人民的力量所感动。
”他还针对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非艺术性的特点给予了批评，认为“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出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远远的不深不广”。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20 世纪30 年代的那种较为单一的“政治至上”的认识，他在强调文艺的政治性的同时，也看重文艺自身的艺术特性。
这也是冯雪峰在20 世纪40 年代文艺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20 世纪40 年代，冯雪峰在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文艺自身的特征以及文艺如何根据自身的特征去更好地服务于政治。
首先，冯雪峰扩大了“政治”的边界，认识到文艺和政治的联结是通过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体现的。
他在《题外的话》中认为：“政治决定文艺，根本地说社会生活和斗争决定文艺，这句话当然是真理；但这决定的过程就是两者矛盾斗争的过程，其中体验着社会本身的矛盾斗争，尤其经历着作者的自我斗争。
”在这里，冯雪峰将20 世纪30 年代所宣扬的“政治决定文艺”说改换为“社会生活和斗争决定文艺”说，这明显是将“政治”的概念扩大了，在他看来，政治并不仅仅是“权力”“国家”“政党”，等等，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他所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与“纯政治”的功利性关系，他开始注意到了文艺与政治的距离。
其次，辩证统一地看待政治性和艺术性。
同样是在《题外的话》中，冯雪峰认为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必须将二者统一起来进行考察，评论文艺作品不能仅从“政治性”“艺术性”的抽象概念出发，而必须对作品“多加以社会的、思想的具体分析，并且进而去研究创作过程，即作家作品怎样从现实社会生长起来，艺术怎样从生活生长起来”。
三20 世纪50 年代，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基本延续了20 世纪40 年代的观点，即在强调作品的政治性的同时也不忽略其艺术性，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冯雪峰的文艺政治观越发表现出一种矛盾性，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实，早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冯雪峰文艺政治观的矛盾性就有所体现，比如他在《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中一方面肯定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水》里面灾民的斗争没有充分地反映土地革命的影响”；在《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虽然批评了小说“公式化”的缺点，但是依然非常肯定小说中描绘的“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以及“巨大的群众斗争”的画面。
而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中，冯雪峰一方面指出“作者还没有在这本小说中带来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同时又高度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史诗似的作品。
”冯雪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性，原因有二：一是冯雪峰自身的多重身份造成了这种矛盾，冯雪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家和批评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所以他的身份主要有三个——诗人、文艺理论家、革命政治家。
诗人的身份带给了冯雪峰一种浪漫的气质，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又给了他一双发现艺术美的眼睛，这些都与革命政治家的身份要求，即强调革命斗争、政治理性相冲突，所以冯雪峰这样的多重身份并没有使他“光芒万丈”，反而让他陷入了一种矛盾困惑当中，他既非像周扬那种纯粹的革命政治家，又非像胡风那样纯粹的文艺工作者。
二是冯雪峰的文艺批评侧重的一直是作品思想内容与阶级的分析与评价，他认为作品即使在艺术性上有欠缺，但只要能体现现实的政治意义就还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所以，虽然冯雪峰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有对艺术性的探讨，但他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文艺批评所提倡的历史与美学的统一的要求，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美学批评，而只是把文艺批评局限于政治思想的评论。
纵观冯雪峰对丁玲作品的文艺批评，一条根本性的主线就是把文学的政治功用看得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虽然在后期冯雪峰稍微修正了他前期的文艺政治观，将政治功能与审美功能并存，也摆脱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观点的束缚，但是其文艺批评中艺术性的标准相较于政治性的标准来说依然不够显著。
冯雪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他的批评能让我们更好地反思那段文学史，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关系依然是当下困扰我们的问题并启发着我们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