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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是世界三⼤宗教之⼀，佛教⾃传⼊中国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喻的。
⼀⽅⾯，以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说，提倡⾏善积德，在⼀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盾。
另⼀⽅⾯，统治者利⽤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具，教化民众。
⽽作为佛教徒的修⾏地------寺院。
在当时不仅起到了为僧侣提供住宿的作⽤，⽽且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起到⼀定的作⽤。
⼊宋以后，佛教思想早已深⼊⼈⼼。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兴建的寺院越来越多，僧侣的数量也逐渐上升。
然⽽，很多僧侣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遁⼊空门的，他们⼀般素质低下。
僧尼冗滥现象⼗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僧⼈、寺院的特权，在经济上控制寺院经济⼒量的⽆限膨胀。
但寺院仍千⽅百计地占有⼟地，壮⼤⾃⼰的实⼒。
这⼀时期的寺院经济在政府的控制下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作为⼀个宗教性的经济实体，在其⾏使功能时，必定会因此产⽣⼀些活动费⽤。
⽽这些费⽤是寺院必须承担的。
那么，佛家寺院需要⽀出哪些费⽤呢？⼀．修建和维护寺庙的费⽤。
由于两宋时期佛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不断深⼊。
⼤到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到商贾地主，都不惜拿钱财将寺庙修的⾦碧辉煌。
此时的寺院也如⾬后春笋般拔地⽽起，寺院林⽴。
⽽寺院兴建和维护所需经费的很⼤部分来⾃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和施舍。
宋代修建和维护寺院需要巨⼤的资⾦，⽆论如何使⼤⼤加重了封建国家和百姓的经济负担，它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负⾯影响是不⾔⽽喻的。
⼆．僧尼等的⾐⾷之费。
宋朝的寺庙众多，⽽寺院内的僧侣过着集体的⽣活，每个⼈的⾐⾷之费之和也是⼤的惊⼈。
这包括僧侣⾐⾷之资、⽣产⼯具的购买、法事活动、各种合法的及⾮法的赋税、宗教⽤品的置办等。
应该说，宋代僧尼⾐⾷之费不可计数，寺院要养活这些⼈需要付出巨⼤的代价，为了满⾜僧⼈的基本⽣活需求，僧⼈除了出去化缘，还必须跟凡⼈⼀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正因如此，进⼀步深化了僧尼的世俗化的倾向，是宋代寺院、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一、概说宋以前寺院[1]的经济基础，以土地为主[2]，因为那时土地就是代表财富，财富的主要基础在土地而不在工商业。
到了宋代，寺院的经济基础可有些改变了。
因为这时工商业比较以前发达，财富的基础，除了土地以外，工商业也是其中的主要分子。
所以宋代的寺院，一方面固然依赖土地的收入[3]，他方面又经营工商业，以维持它本身的存在。
二、宋代寺院对于王业的经营寺院之经营工业，不限于中国，在中古的欧洲也是这样。
Sombart著《现代资本主义》（季子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七章第三节说：其中一部分修道士是亲自从事工业活动的。
每个修道院都有自设的缝工厂。
人们知道，修道院为工业活动的中心点：具有美术趣味的勤勉的修道士，真正是旧罗马工业技术的保持者和发展者。
他们是当时的建筑师；他们保护玻璃画业，涂珐琅质业，金属雕刻术，装宝石术，制造大风琴业，美术织物业，金箔业和金丝纺绩业。
例如Benedict派的戒律便规定：凡属该派的僧侣每日都要提出一部分时间从事他所擅长的手工业的活动（MunroandSontag，TheMiddleAges，P．63）。
宋代寺院经营的工业，就现有文献中所能考见的，约如下列：（一）纺织业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抚州莲花寺织造莲花纱云：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
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
捻织之妙，外人不可传。
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
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
寺外人家织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数。
都人买者，亦自能别寺外纱。
其价减寺内纱什二三。
（二）刺绣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说汴梁相国寺瓦市出卖诸寺师姑刺绣物品云：（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条钱之类。
又《宋会要·职官》二九说汴梁尼寺为政府刺绣种种服用物品云：崇宁三年三月八日，试殿中少监张康伯言：“今朝廷自乘舆服御，至于宾客祭祀用绣，皆有定式。
而有司独无纂绣之功。
每遇造作，皆委之间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直焉。
第1篇一、前言寺庙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寺庙的财务状况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报告通过对某寺庙的财务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寺庙的财务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寺庙概况某寺庙位于我国某省某市，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寺庙占地面积约10亩，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拥有僧侣30余人，信徒众多。
寺庙主要承担宗教活动、文化交流、慈善公益等职责。
三、寺庙财务状况分析1. 收入分析（1）门票收入：某寺庙门票价格为每人20元，每日接待游客约200人次。
根据统计，寺庙门票收入约为4000元/天，年收入约为146万元。
（2）捐赠收入：某寺庙通过设立功德箱、举办慈善活动等方式，每年可筹集到捐赠资金约50万元。
（3）经营收入：寺庙内设有茶室、斋堂等经营场所，年收入约30万元。
（4）政府补贴：根据相关政策，寺庙每年可从政府获得约10万元的补贴。
（5）其他收入：包括信徒施舍、活动赞助等，年收入约5万元。
总计：某寺庙年收入约为231万元。
2. 支出分析（1）僧侣工资：寺庙共有僧侣30余人，平均工资为每月2000元，年支出约为72万元。
（2）日常运营费用：包括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费等，年支出约为20万元。
（3）宗教活动费用：包括法会、讲经、慈善活动等，年支出约为30万元。
（4）寺庙维护费用：包括殿堂、佛像、法器等维修保养，年支出约为50万元。
（5）其他支出：包括僧侣培训、宣传推广等，年支出约为10万元。
总计：某寺庙年支出约为222万元。
3. 盈亏分析根据以上收入和支出分析，某寺庙年收入约为231万元，年支出约为222万元，实现净利润约为9万元。
从总体上看，寺庙的财务状况较为稳定，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
四、寺庙财务状况评价1. 收入来源多元化：某寺庙的收入来源包括门票、捐赠、经营、政府补贴等，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 支出控制合理：寺庙在僧侣工资、日常运营、宗教活动、寺庙维护等方面的支出较为合理，保证了寺庙的正常运转。
唐代禅林经济兴起的原因探析唐代禅林经济兴起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物质生产有了相应的发展，这为禅林经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唐代的政治组织稳定，社会秩序较为安定。
这种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建立，为禅林经济的兴起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唐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水平也有一个高峰期，这为禅林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思想、学术基础。
第三，禅宗的兴起，也是禅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禅宗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和理论，成为当时佛教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派之一。
禅宗的兴起，引导了更多的人坚持禅修和精神修行，也为禅林经济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宗教背景和环境。
第四，禅宗的发展与分化，也直接影响了禅林经济的兴起。
由于唐代以后禅宗经历了多次分化和发展，不少禅宗派系成立禅寺，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和财政基础。
这些禅寺通常富庶，拥有大量土地、房产和财产，同时由于禅宗的主张，禅寺也必须为修行者提供食宿和必要的生活物品，因此它们需要充足的经济基础来支撑众多和尚的生活。
禅宗的发展和分化，为禅林经济的兴起创造了物质和制度基础。
第五，禅林经济的兴起也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有关。
唐代是中国农业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由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禅宗的发展需求，禅寺通常都建立在人迹罕至的郊外或山间，而禅寺周边的土地和山林，则成为禅林经济的生产和经营区域。
这些禅寺的经济活动往往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如种植水稻、蔬菜、果树，养殖牛、羊、鸡等家禽，以及制造陶器、织锦、盂钵等生活用品，这些活动不仅为禅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地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状况。
综合以上分析，唐代禅林经济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宗教、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唐代禅林经济不仅是当时中国寺庙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禅宗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
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会计制度研究一、引言敦煌寺院作为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其会计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古代寺院的经济管理、文化传承以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以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会计制度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其特点、演变及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会计制度的特点1. 审计机构与人员设置在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寺院的会计审计机构主要由住持、经师和财务主管等人组成。
住持负责管理全寺事务，经师负责修行指导，而财务主管则承担着具体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工作。
这种机构设置保证了会计工作与宗教事务相结合，确保了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2. 财政收支管理在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寺院依靠信徒捐赠和土地租赁等方式获取收入。
这些收入主要用于维护寺院的日常运转、佛事活动的举办以及修建、维修佛殿等事务。
同时，寺院还会将一部分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如救助贫困信徒等。
会计制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管理作用，确保了财政收支的合理性和透明度。
3. 财务记账与报表制度敦煌寺院会计制度中的财务记账与报表制度是其独特之处。
在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寺院采用了严格的记账方法，将收入、支出、资产等进行分类记录，并编制相应的报表进行汇总和分析。
这些报表不仅为住持和经师提供了决策依据，还为信徒和捐赠者提供了透明度。
三、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会计制度的演变1. 唐代初期在唐代初期，敦煌寺院会计制度相对简单。
主要以口头记录为主，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财务记账与报表制度。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以及政治动荡不安等原因，敦煌寺院的会计管理相对混乱。
2. 唐代中期随着唐代中期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敦煌寺院会计制度逐渐完善。
开始建立起相对规范的财务记账与报表制度，并加强了财务审计工作。
这一时期，敦煌寺院的经济管理逐渐规范化，会计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五代宋初在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寺院会计制度进一步完善。
加强了财务记账与报表制度，并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
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
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田产来源经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
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
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
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
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
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
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
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
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
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
”[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
唐宋时期的寺院税收变迁初探孟 娟唐宋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膨胀式发展，政府对其进行了长期的世俗化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寺院经济特权逐步被取消，尤其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最终废除租庸调制，开始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取消了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特权，这一制度性的变革直接给占有大量土地的寺院增添庞大的税收负担，而日渐名目繁多的税收也加速了寺院经济的衰落。
一、唐宋时期寺院税收的源起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其忍耐、果业、六道轮回等教义为统治阶层所利用，作为其精神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被推崇和扶植，并被赋予了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
唐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兴盛。
但随之兴起的寺院经济资源上的掠夺性以及人口的荫蔽性，一度达到了与国家争夺利益的地步，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双向牵动使寺院财富如滚雪球般急剧增加，进而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政治控制权，更加恶化了国家征税环境，使其政策红利不断缩减。
寺院税收、寺院经济严重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经济根基和正常运行，统治者对寺院经济的打压正是世俗权力与宗教势力矛盾的激化。
政府将大量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寺院，寺院经济特权逐步被取消，逐渐世俗化。
成型的寺院税收体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变迁基于唐宋时期社会背景，这个时期作为寺院税收变迁的关键时期，其变迁同时也反映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二、寺院税收的变迁 （一）“不税”到“纳正税”从本质上讲，僧侣和比丘尼“不贯人籍”，据内律而言，其群体理应被解除世俗义务，是独立于世俗课税的宗教集体存在。
统治阶级初心亦不过利用佛教，来寻求自己利益的维护者，通过免税役、施恩佛教弟子，以期得到利益的置换，而事实上也起到了预期目标。
怀海禅师曾对皇帝免除僧侣的税役谈过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唯有精心礼佛，遵戒方可报帝国之恩。
但是，住僧以及作为僧侣居所地的寺院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行僧等佛教传播的基本面貌。
传统意义上，他们既不占任何财产，也不进行生产，隋以前“寸绢不输于官府，寸米不入于公仓”。
宗教信仰的热忱以及政策红利使以寺院为主体的经济体不断壮大，其对人口的荫庇性和对资源的掠夺性，使国家税民基数锐减，加之当时摊派的税收模式，导致在册的税民负担沉重，国家征税困难，对寺院特权进行限制的呼声愈烈。
唐代禅林经济兴起的原因探析唐代禅宗的兴盛为禅林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唐代，禅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推崇，并且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追随。
禅宗的兴起使得寺庙逐渐成为宗教中心，大量的信徒涌入寺庙朝拜、参禅。
为了满足信徒的需求，寺庙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支持。
禅宗僧尼的才华和学识促进了禅林经济的发展。
禅宗强调“破家与为佛子”，主张放弃家庭、社会、世俗的束缚，追求心灵的解放和成就。
这就使得禅宗寺庙聚集了大量的学子和文人墨客，这些人才能力出众，多才多艺。
他们不仅能够从事宗教活动，还能兼任文化、教育和艺术等方面的工作，从而推动了禅林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禅宗通过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实现了寺庙的财富积累。
在唐代，禅宗寺庙并不追求世俗的财富和奢华，而是拥有自己的农田、渔塘、鱼池、庄园等，通过耕种、捕鱼、养殖等经济活动，满足寺庙的基本需求。
禅宗寺庙还积极开发和利用资源，比如开采山石、制作松脂等。
这一经济模式既保证了寺庙的生存，又为寺庙提供了充分的财力支持。
第四，政府对寺庙的支持和保护也促进了禅林经济的兴起。
唐代的政府高度重视宗教事务，对于禅宗寺庙给予了许多特殊的待遇和优惠政策。
禅宗寺庙可以豁免一部分税收，享受政府的物资支持和赏赐，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
这些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使得寺庙能够更加稳定地发展，实现禅林经济的兴起。
唐代禅林经济的兴起与禅宗的兴盛、禅宗僧尼才华和学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以及政府的支持与保护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一经济现象不仅使寺庙得以繁荣发展，也为当时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禅林经济兴起的原因探析唐代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禅宗寺庙也成为了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
在唐代中期，禅宗寺庙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政治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皇帝认识到禅宗寺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建设的作用，他们为寺庙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特权，例如减免税收、免费提供食物、衣物和燃料等等。
同时，皇室也会把大量的土地和田产捐献给禅宗寺庙，这为禅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源。
其次，禅宗寺庙的规模扩大了。
唐代禅宗寺庙是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由于许多禅师的显赫身份和他们的高声望，禅宗寺庙逐渐扩大，新的僧人和信徒加入到禅宗寺庙中，使得禅宗寺庙的规模急剧增加。
这样，寺庙不仅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还能够提供物质上的保障，这种规模的扩大为禅宗寺庙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禅宗寺庙中形成了强大的经济体系。
禅宗寺庙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型的企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土地、森林、矿产和渔业等丰富的资源都被利用起来。
禅宗寺庙也发展了良好的供应链，包括由寺庙内部的种植、养殖、制造和销售结合的循环流通系统，和众多商人和手工制造者的协调合作，这让禅宗寺庙的经济更加稳定和持久。
最后，禅宗寺庙的财富管理得非常出色。
禅宗寺庙的管理人员有着精湛的财务技能，在寺庙内部形成了一套专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有效防止了财富的损失和流失。
禅宗寺庙还会在寺庙周围建立一些集市和商业中心，吸引本地和远方的商人，为禅宗寺庙带来了额外的财富和机会。
总之，在唐代，禅宗寺庙的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政治支持、规模扩大、经济体系和财富管理四个方面得到了推动，这既是唐代禅林经济兴起的原因之一，也预示着后来禅宗寺庙在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
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
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田产来源经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
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
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
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
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
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
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
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
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
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
”[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
自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的出生地都被改成了寺庙，让僧人念佛颂经，企图依靠佛祖的力量来保佑现世皇帝的平安，这些为皇帝祈福的寺庙，不仅又官方出资兴建，并且还能得到皇室赏赐的田产。
宋神宗熙宁八年，“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4]。
此外，皇室还赐田给一些名望甚高或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寺院，南宋定都临安之时，有一著名的天竺寺，南宋皇帝对此寺百般照顾，所赐田产之多，令人瞠目。
皇室还会赐田给个别明德的高僧，尤其是在皇室面前得宠的僧人，皇室的赐田就更为丰厚了。
镇江府延庆寺的樊隆大师，与宋孝宗交情甚密，在他死后宋孝宗为了怀念这个朋友，“又命创常照院于无住故址，以隆师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赐田以赡其徒”。
与唐代相比，宋代皇室赐田有其特点，总体而言，宋代皇室赐田次数和数量远比唐要少。
这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由于唐以后土地减少而导致的。
另外，宋以前，皇室在赏赐寺庙田产的同时，还要赏赐一定数量的农户给寺院，而宋以后就再不见这类记载，从而表明，经过唐宋社会变革，农民的身份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贵戚豪富的捐献田唐宋时，有钱有势的人的捐助同样是田产的重要组成要素，唐玄宗时，号有“地痞”之称的李橙田庄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乱他死后，他的儿子舍田庄立为洛阳慧林寺。
[5]名相郑贽曾舍给祥福寺“田千余顷，以饭僧”[6]从南北朝到唐初的时候，世俗地主对寺僧的捐献，一般不受法律限制。
武后统治后期，由于捐献土地入寺之风很盛行，给社会土地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所以，睿宗与玄宗都曾下发命令，控制向寺院捐地，当然，效果不得而知。
宋时，这种官僚大户向寺院捐地之风仍然盛行，当然，当佛教盛行的时候，信佛的人自然也多，尤其这些人更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们永享这份幸福。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心恢意冷，一心皈依佛教。
“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允常住，为父母及子营办功德”[7]。
由于，这些达官贵人的施舍对寺院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于是也导致了僧侣巴结逢迎他们的现象。
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
（三）小民的施舍天宝年以后，唐出现了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施舍。
这种施舍与地主阶级的施舍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他反映了小农的破产和僧侣地主兼并的趋势，既小农的破产是这种施舍得以进行的经济原因，而宗教的恫吓和农民渴望思想的寄托则是精神原因。
佛教给了人们很多虚幻的想象，使人们产生了对来世的幻想，人们渴望通过对佛教的信仰来减轻他今世的痛苦，这实质上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宋代，一般老百姓施舍田产给寺院的现象同样极为普遍。
有文记载“张明瞻与其兄为其父舍所有田，其广十亩，岁得米为二十斛”[8]。
一种原因是他们保有一种对来世的向往，还有就是在宋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贫民的生活日益紧迫，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捐给寺院，以求得寺院的庇护。
再有就是，僧侣们利用宗教的诡计诈骗农民的田产。
也有不少老百姓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因而将自己的财产捐给寺院，如德泅和尚，不仅自己出了家，还让家人陪他一起出了家。
[9]宋代这类事还很多，一方面，佛家劝人出世，摆脱世俗社会的烦恼。
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和厌倦，因而产生了逃离的想法，从此皈依佛门。
（四）僧尼的原因这一点上，唐宋是有者很大区别的，因为唐时即使僧尼可以受一定额产田，但他并没有自由支配权，僧尼是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的，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快，佛教经典所制定的田产原则被破坏了。
但是到了宋就不一样了，僧尼拥有个人财产的现象开始普遍，无论是钱财还是田产，私有化特别严重，于是僧尼作为特殊的捐赠者，在宋时出现了。
僧尼拥有大量个人财产，是佛教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俗封建经济关系变化在寺庙内部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唐宋佛教寺院赖以生存的田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施，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从高高在上的皇室、官僚到并不富裕的百姓，甚至一些一贫如洗之人，也向寺院捐施，寺院财富日积月累，逐渐增多，作为寺院的常住财物，田产构成了中国古代寺院的经济基础。
二．田产的经营寺院之中也有各种消费，首先就是衣食住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因此，当寺院拥有土地以后，必须同世俗人一样去经营。
但其经营又是围绕寺院的需求展开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般的说，唐宋的寺院都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而尤以宋时经营品种多样，所以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宋代经营田产的情况，以供研究。
经营范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粮食，宋代时北方地区的寺院为了僧侣的生活需求而种植水稻。
苏东破记载了博罗香识寺的生产情况，“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狭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磨，若筑塘而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转，许四杵也……”[10]可见，当时的寺院都有种粮食一类的生产资料。
此外，很多寺院还经营菜圃，对大多数佛教徒而言，他们还是要守一定的清规戒律的，僧人禁止吃荤，这是佛教戒律的规定。
因而，蔬菜便成为他们的主要菜肴，蔬菜的种植当然更是少不了，宋代的寺院一般都经营一定规模的采地。
商州福寿寺“嘉圃有蔬”，又如延庆寺“寺之西有菜圃，官欲以为贡院，势甚急”可见此寺的菜园之大。
寺院除了种植粮食之类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根据自身条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一般说来，种植茶叶的寺庙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地处山区的寺庙，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以茶叶的经营也特别兴盛。
福建路南剑州“寺多种茶，回令清除繁枝，欲异时益茂盛，实无他心”。
[11]寺院生产的茶叶，除了一部分满足僧侣的饮用以及招待客人外，不少寺院还将茶叶出售，以次获取所需钱财和其他生活用品。
以及进贡给朝廷。
福建路所产腊茶系茶叶中的上乘佳品，异常珍贵，差不多都“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
[12]寺院除了种植茶叶外，种植水果也极为普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压沙寺的梨园，号称“御园”，张邦基对这一寺院的梨的栽培技术曾作过全面介绍。
[13]既然是“御园”，当然是上贡之品，品质自然也是最好的。
南方地区的寺庙因地制宜，种植橘子，有些寺院房前屋后都被利用起来，种植各种水果，僧人德洪有《云庵生辰十一首》组诗，其中“空庭丛橘半垂黄，饶屋畦蔬又着霜”[14]之句，可见寺院的庭院里既栽培了橘子树，房屋周围又种植了蔬菜。
即使是在北方，一些寺院也是种植了水果的。
由于各地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因而寺庙种植的经济作物也是大相径庭的，福建路很多寺院就种植了荔枝，这可是水果中的珍品了。
囊山寺周围也种植了荔枝，“荔子枝中古道场，石门有路探悬囊”[15]。
总之，寺院种植水果也是很普遍的，各地水果品种不同，栽培品种丰富，南北交流日益频繁，种植技术也有所提高。
种植的目的当然除了自己使用外，还是要卖钱和进贡的。
除了种植业外，寺院还经营养殖业，以满足僧人的生活，汪洋曾经亲眼所见僧人所养的蜜蜂，“邻僧以木龛养蜂，一日坠地，僧见蜂积，燎烟熏蜂，蜂大骇散，因割取几尽，适见此事，感而有作”[16]。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的多种经营应该是相当发达的，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和推广，寺院的商品经济和意识大大增强，因而使寺庙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寺院内部的经济成分也日渐加重。
因此，伴随着佛教寺庙多种经营的逐渐深入发展，毫无疑问，寺院经营土地的模式必然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
正是由于寺院多种经营的展开，同世俗经济一样，宋代寺院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尽管如此，宋代毕竟还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寺院的土地经营依然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反过来说，这种自然经济又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寺院多种经营的发展，因而，寺庙的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始终受到它的严重制约，其发展因而显得缓慢。
三、衰退的寺院经济寺院在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得到土地以后，又大力经营，因而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而当寺院经济力量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入的时候，势必引起封建国家的不满。
隋唐以来，政府开始逐渐限制寺院的经济特权。
中唐以后，均田制土崩瓦解，世俗地主、寺院等的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尤其在唐政府实行了两税法以后，佛教寺院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必须按照两税法原则交纳赋税，寺院的免纳土地税的特权已经取消。
入宋以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以来对寺院经济进行严格控制的政策，特别是宋神宗时期，要求僧侣必须交纳助役钱，南宋以后，又向僧侣征收免丁钱，从而大大加重了僧人的经济负担。
这些措施的出台，打破了历代统治者赋予寺庙的种种经济特权，使寺庙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接轨，从而达到了国家控制和有效管理寺院的目的。
余论寺院经济支持了佛教的存在以及发展，而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工具来统治人民。
另一方面，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等说教提倡人们积德行善，从而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