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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是世界三⼤宗教之⼀，佛教⾃传⼊中国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喻的。
⼀⽅⾯，以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说，提倡⾏善积德，在⼀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盾。
另⼀⽅⾯，统治者利⽤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具，教化民众。
⽽作为佛教徒的修⾏地------寺院。
在当时不仅起到了为僧侣提供住宿的作⽤，⽽且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起到⼀定的作⽤。
⼊宋以后，佛教思想早已深⼊⼈⼼。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兴建的寺院越来越多，僧侣的数量也逐渐上升。
然⽽，很多僧侣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遁⼊空门的，他们⼀般素质低下。
僧尼冗滥现象⼗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僧⼈、寺院的特权，在经济上控制寺院经济⼒量的⽆限膨胀。
但寺院仍千⽅百计地占有⼟地，壮⼤⾃⼰的实⼒。
这⼀时期的寺院经济在政府的控制下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作为⼀个宗教性的经济实体，在其⾏使功能时，必定会因此产⽣⼀些活动费⽤。
⽽这些费⽤是寺院必须承担的。
那么，佛家寺院需要⽀出哪些费⽤呢？⼀．修建和维护寺庙的费⽤。
由于两宋时期佛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不断深⼊。
⼤到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到商贾地主，都不惜拿钱财将寺庙修的⾦碧辉煌。
此时的寺院也如⾬后春笋般拔地⽽起，寺院林⽴。
⽽寺院兴建和维护所需经费的很⼤部分来⾃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和施舍。
宋代修建和维护寺院需要巨⼤的资⾦，⽆论如何使⼤⼤加重了封建国家和百姓的经济负担，它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负⾯影响是不⾔⽽喻的。
⼆．僧尼等的⾐⾷之费。
宋朝的寺庙众多，⽽寺院内的僧侣过着集体的⽣活，每个⼈的⾐⾷之费之和也是⼤的惊⼈。
这包括僧侣⾐⾷之资、⽣产⼯具的购买、法事活动、各种合法的及⾮法的赋税、宗教⽤品的置办等。
应该说，宋代僧尼⾐⾷之费不可计数，寺院要养活这些⼈需要付出巨⼤的代价，为了满⾜僧⼈的基本⽣活需求，僧⼈除了出去化缘，还必须跟凡⼈⼀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正因如此，进⼀步深化了僧尼的世俗化的倾向，是宋代寺院、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浅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概况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
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
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
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
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
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
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
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
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
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
《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
佛教⼴泛传播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化上产⽣佛教⼴泛传播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化上产⽣的影响。
1、经济上，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浪费了⼈民的⼤量⾎汗。
2、政治上，寺院经济过度发展，与官府争夺劳动⼈⼿和税收，加重农民负担，不利于封建统治。
于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为加强统治两次灭佛。
3、思想⽂化上：
（1）为苦难中挣扎的穷苦百姓找到了⼀条精神解脱的道路。
（2）促进统治者加强对⼈民的思想控制，使⼈民⽢⼼忍受剥削压迫，安于现状。
（3）成为道教改造重要的思想来源；
（4）促进范缜发表《神灭论》，提出“形神统⼀”的反佛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重⼤发展。
（5）促进宗教画、⽯窟艺术等艺术的发展。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22009典当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萌芽于两汉时代，但其初步发展则是在南北朝时期。
南朝佛教寺院受到宗教内部和社会世俗两方面的影响，为了自身的发展，出现了寺院经济，即“质库”。
它包括两个方面：典当和举贷。
随着质库的发展，一个专门从事实物抵押借贷的行业———典当业逐渐形成。
一、质库产生的背景（一）社会背景南北朝时期是五胡入主中原的战乱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严重。
平民百姓难以维持温饱生活，倘遇到水、旱、震、蝗等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社会生产力面临着日益衰败的严峻局面。
因此，社会对资金的融通需求十分迫切。
早期佛教的传播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其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
但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等观念暂时缓解了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大量的劳动人民开始信仰佛教，这调节了封建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
因此，佛教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统治者崇尚佛教，大力扶植佛教。
南朝梁武帝崇佛，他亲自赐建的大爱敬、智度、同泰等十余所寺庙，宏伟壮丽，分别供养数以千计的和尚和尼姑。
他还大造金、银、铜、石佛像，下令铸造的同泰寺的10方金铜像、10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都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
北朝诸帝，除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短暂“灭法”外，无不扶植佛教，用金钱物资供养僧尼。
文成帝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5尊，高6丈，用赤金25万斤。
北齐时，邺都有寺4000所，僧尼近8万，全境寺院4万所，僧尼200万。
齐文宣帝以国储的1/3供养僧尼，以法上为昭玄大统。
北魏时，政府采取浮图户和僧户的方法使寺院成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
当时寺院之富，有记载：“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
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通常意义上，人们把东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1]。
事实上，佛教传入年代应早于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就已经传入内地。
但在佛教内传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只是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虽然在东汉末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
”[3]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汉族正统思想观念的偏见与排斥。
如当时人言：“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祀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4]又“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
”[5]“佛陀乃千年前一外夷，……佛教经典亦彼外夷之糟粕。
”[6]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短短三百余年之际，佛教取得了爆破性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小教成为中国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由此确立其在思想界的支柱地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单从一系列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佛教迅猛发展之大势：“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515年之间，寺院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尼总数200万人。
”[7]“东、西魏分裂，周、齐对峙时，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8]与此同时的南方，“寺院数字约在1768-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82700人之间。
”[9]同样，佛经也大量的被翻译和传播开来，“据开元释教录，三国下至隋前，……译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六卷，……若据隋志，乃有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南朝经济繁荣探究在东晋王朝灭亡后的170多年（公元420年刘裕建宋-589年隋朝统一）间，江南地区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均以建康为都城，历史上称为南朝。
古代中国，在东汉之前，政治、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贾而足……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骆越之民，……与禽兽无异”。
可见，一直到西汉时期，经济重心还是在北方的。
西汉南方地广人稀，耕作方式落后，商品经济也并不发达。
只是由于江南物产丰饶，人民生活有保障却不富有。
但是，东汉以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相继定都建康，中国的政治重心逐渐南移。
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也步入了快速开发的时期。
据《宋书》所载，“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经过自东汉到南朝时期的开发，到了南朝时期，南方已经地广人丰，而不再是地广人稀，农业经济大大发展，农业产量相比西汉时已大大提高，而以丝绵布帛为代表的手工业也发展起来，由于经济的发展，江南成为了当时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
观述南朝时期经济发展，不难看出，南方经济发展与北方的社会动态变化密切相关。
首先这个时期，与北方中原的混乱动荡相反，地处南方的广大地区远离战事，再加上南朝政府普遍推行的怀柔政策，南方社会相对比较稳定。
“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民谣，即反映了南朝社会的真实面貌。
而之前的淝水之战中，东晋王朝对抗前秦的完胜，更有效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为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便是北民南迁。
唐张籍在《永嘉行》中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永嘉之乱后，五胡入主中原，北方民不聊生，大批中原人南迁。
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推崇士农工商，可见农业的重要地位，而农业发展需要大批人力，于是这便不仅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文成公主入藏一样，北民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试论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管理作者：于飞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20期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佛教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同步成长，如今寺院的经济实力普遍雄厚，其所支配和运用的资金数额也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多样化。
因此，为了使佛教组织能更好地开展和推进佛教文教事业以及慈善事业，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避免因资金运用不当产生消极影响，佛教组织自身对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科学规范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佛教；寺院经济；收入管理；支出管理中图分类号：F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0-0233-02一、寺院经济中的收入管理佛教组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要确保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寺院经济的开展中就必须有健全的收支管理制度，以保证有限资金和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
从历史来看，佛教寺院早期一般实行“三纲制”，即设立寺主、上座、维那具体负责僧团与寺院的管理，也包括寺院的财物管理。
唐宋以降，佛教丛林制度形成，建立了以住持为核心、东西两序为弼辅的管理制度。
寺院财产的管理也变为主要由东序知事负责。
寺院丛林制度发展至近代，虽然寺院所需要处理的各种事务越来越复杂，但寺院的财产管理基本还是沿用了唐宋以来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农林业、工商业以及寺院服务等经济的日益发展，加之香火、捐赠等收入，寺院的收入也日益多样化，所以，之前与丛林制度相对应的司库制度已远不能满足当前寺院经济的运作和管理了。
因此，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才能保证当前寺院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当前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笔者把寺院经济的收入管理分为寺院自养经济收入管理和捐赠收入管理两个方面。
1.寺院自养经济的收入管理这方面的财务管理主要包括寺院从事农林业生产、工商业经营和宗教服务等收入的管理。
当前，大部分佛教寺院都建立了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并且对寺院经济中的每一项收入管理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浅析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摘要：寺院经济是伴随着中国佛教发展, 以及当时经济重心的南移而产生的。
在南方，当时正值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寺院经济的出现充实了当时的经济结构，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多样性，发展了南朝的社会经济。
而且寺院经济必然也对当时民众生活，社会经济，国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寺院经济；寺院地主；社会救济；僧官制度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center of Chinese economy moving to the south, the temple economy appeared. In the south, economy was developing rapidly at that tim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emple economy enrich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reflected the diversity of economy, which made the social econom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develop. What's more, temple economy also had produced inevitable effect on public life, social economy, and national politics at that time.Key words: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emple economy; temple landlord; social relief; SengGuan system一、绪论二、寺院经济在南朝时期兴盛的原因（一）佛教的兴盛推动寺院经济的发展（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寺院经济的发展三、寺院经济的来源（一）封建统治者及门阀世族的恩赐和施舍（二）寺院地主有政治特权后对于土地的大肆兼并和掠夺（三）贵族富民对家寺的创立四、寺院经济的表现形式（一）寺院的钱物方面的体现（二）寺院的土地方面的体现（三）依附民及赋税方面的体现五、寺院经济对南朝社会的影响（一）寺院经济对江南的社会经济的影响。
出现了大量的寺院地主，影响着当时的经济社会。
（二）寺院经济对江南的民众生活的影响。
出现了一些有寺院开办的社会救济机构，帮助政府进行慈善事业。
（三）寺院经济对江南地区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
寺院经济虽然是整个经济社会的一小部分，但是以僧人在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也对国家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总结一、绪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出现并且兴盛，伴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及支持，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
早期僧人的寺院经济收入主要靠布施，但是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并且很少，主要用于维持僧众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费用，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经济。
但是到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一个比较繁盛时期，可以说是有了了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佛教得到了皇帝、皇室等上层社会的支持，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僧尼人数增多，佛教徒也很多。
上层统治者对寺院的支持，不仅有政策上的倾斜，还有经济上的扶持。
于是寺院经济应运而生。
在南方地区，南朝政权的建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随着大量的北方人口流向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地区的自然优势开始突出。
于是寺院经济在这南朝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
虽然南朝的寺院经济要比北朝晚一些，但寺院经济的规模也是很辉煌的。
二、寺院经济在南朝时期的江南佛教中产生的原因三国两晋以后的统治阶级，大多是信奉佛教，推动着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的。
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使其驯服地服从统治。
《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
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
”而且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逐渐形成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
（一）佛教的兴盛推动寺院经济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佛教能在短期内取得在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寺院经济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发展，必然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佛教要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一席之地，于是进行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的中国化，首先它不是采用佛祖讲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国的《孝经》或老子的《道德经》之类的经书的形式来宣扬自身。
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兼通儒道的高僧，如慧远，智琳，慧始，对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新佛教由于汇集了多家学说的特色，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能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在北方，佛教是统治者凝聚并控制各民族的思想工具。
在南方，佛教是皇权重振后皇帝的思想控制工具。
魏晋时期。
佛教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是门阀士族所垄断的玄学。
而到了南朝，情况有所转变，佛教骤然兴旺起来。
“在魏晋之际，一时虽老庄盛行，而宋齐以下，即多转奉释氏。
”据我们所知，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皇权的复兴。
佛教与皇权这两者的兴盛时期如此的相近，这使我们可以进行猜测，在皇权与佛教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寺院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人文社会发展最早的的地区，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经济中心。
秦汉以前，虽然南方的自然条件要比北方更为的优越却迟迟没有得到开发，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缺乏。
但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频频发生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安，为南方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提供了契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又是大动荡，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而南方却相对安定，于是北方人口开始大量向南迁移，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
于是南方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发展迅速，导致民族大融合。
自此，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而且随着皇权在南方的复兴，政治重心也开始南移，且统治者又大多比较重视经济发展，采取了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
加之南方自然环境较北方优越，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同时南方特有的海外贸易，也使南方的经济比北方更加优越。
寺院经济作为当时的新兴经济，在南方的广阔的大地上顺应着当时的时代潮流，也逐渐发展起来。
作为当时社会经济的一种，丰富了社会经济的多样性。
三、寺院经济的来源按照佛教的基本教义，在寺院建立之前，僧侣应该以乞食为生；在寺院建立以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
但是到了东晋末年，就在僧侣中出现了经商、作工、卜算、行医等自谋生路的现象。
僧尼按佛教的律例是不允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很多僧尼都蓄有财产。
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的财物。
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
僧侣世界也如世俗世界一样有着阶级存在。
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
他们掌管着寺院的财产，他们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属于僧官中的高位。
他们除了接受寺院内僧众，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还会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
（一）封建统治者及门阀世族的恩赐和施舍南北朝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以自己的学说来为统治阶级服务，而统治者或提倡佛教，或支持道教，其目的都在于用宗教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们对于寺院的恩赐，实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
但也不可否认一个事实，上层社会贵族官僚的施舍，是寺院财富的来源之一。
在南北朝的皇帝中，对寺院地主经济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以“菩萨”自居的梁武帝。
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让公卿大臣以亿万钱财来奉赎。
其中一次“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值一千九十六万。
皇太子……施赠钱绢三百四十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
《历代三宝记》说：“高齐六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十三所。
”根据据清人陈作霖编的《南朝佛寺志》所载二百二十五座著名寺院中，由皇帝捐钱兴建者33座，后妃公主者17座，王公者15座，官僚者30座，僧侣募捐者16座，商人者1座，官府强迫民间集资者1座，余者不详。
由此可以看出，寺院的兴起，主要是统治阶级大力资助的结果。
社会上，普通民众的佞佛之风，与贵族官僚的大量施舍，构成了寺院财富的重要部分。
（二）寺院地主有政治特权后对于土地的大肆兼并和掠夺寺院经济发达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的经济特权。
佛教在西汉传入中国的时候，僧侣就被当作方外来宾，免除了一切世俗义务，特别是兵役、劳役和赋税。
这些免税免役的优待，对一般的编户齐民来说具有无限的诱惑力，于是贫苦农民纷纷“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以求得寺院荫附。
这样的荫附关系的建立导致那些投靠者的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
当然依附寺院的民户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寺院是合算的，只要在交纳一定数量的租金后，就能保留土地的使用权，而寺院地主所得到的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劳动力，同时还有土地。
不仅如此，寺院还仗着官府授予的特权疯狂地公开霸占小民的土地。
南北朝时代，诸如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翻改契券，侵蠹贫下”的记载时有所见。
“当时，寺院的经济活动，除垦殖田圃外，还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占卜、医病等活动，各种经济活动的目的并非仅为解决僧侣生活必需和佛事活动的开支，而且走上了以营利为目的、聚敛寺院资产的道路了。
”东晋释道恒《释道论》说，当时的出家沙门“营求孜孜，无暂宁息。
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
由此可见，寺院参与商贸活动自东晋就开始了，到了南朝时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寺院的商贸活动也在南方发展起来。
这也是其寺院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贵族富民对家寺的创立贵族富民经常会用自己的庄园或庄田，来创立寺院，这样的寺院叫做家山、功德院，后人也称为家寺。
需要区分一下，家寺，有别于僧众寺院，是贵族富民的个人寺院，不属于僧众寺院。
上文所说的皇家贵族所立的寺院就是僧众寺院。
僧众寺院不是他们的私有寺院，而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公众的寺院。
而家寺被指定为施主的私有财产，且家寺使用的寺院财产也不是施主完全转赠给家寺的。
从某种方面讲，家寺是依附于施主的，当施主对家寺提出某种需求时，家寺是无法拒绝的。
这样的寺院得到的财产，也成了施主可以支配的财产。
但在家寺中僧人的戒规、戒律, 按照僧众寺院执行，但是僧伽制度，尤其是住持的选举，也不完全按照僧众寺院的规矩，就是说对住持的请职、免职，不是有僧尼选举或地方官府委派，而是由施主说了算。
虽然家寺与僧众寺院有着一定的区别，但家寺也是当时寺院形式的一种。
虽然施主并没有把寺院财产完全转赠给家寺，但家寺却拥有着支配权和使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