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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吐蕃分裂割据下的吐蕃诸部强盛的吐蕃王朝末代赞普（王）、反佛教的达磨（也作达玛，俗称郎达玛），于唐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侣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发生了达磨小妃所生的遗腹子哦松（也作欧松），与冒充为掌权的大妃的亲生子实为领养的云丹（也作永丹，即《新唐书·吐蕃传》“乞离胡”）争夺王位，吐蕃王朝迅速分裂。
随后发生了东部多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的韦·科协列东（阔协列登）起义，一直打到逻些（今拉萨）附近；伍如地区（今拉萨西）的韦·洛波洛琼（罗泊罗穷）起义；南部的秦浦（今札囊地区）和逻些城东的工布（今工布江达及以东地区）秦木贡米珠、许布达孜聂（许布岱则）等起义，许布达孜聂起义军，一度攻占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秦瓦达则（今琼结），并捣毁了除松赞干布陵以外的所有陵墓。
这次从相当于唐末到五代前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爆发在广大地区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藏史称为“邦金洛”，意为编氓反上。
不仅给奴隶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也摧毁了吐蕃王朝，形成了以吐蕃王室后裔为主的，分裂割据的众多封建领主政权。
吐蕃王朝云丹后裔据有首府逻些城地区，史称拉萨王系。
哦松后裔之一退居纳里（今阿里）地区布让城（今普兰），史称阿里王系；其中一支居于西部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今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区，史称拉达克王系；另一支的后裔居于布让东的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史称亚泽王系。
哦松的另一支后裔在雅隆地区（今地不详，当在今西藏东南部），史称雅隆觉阿王系；其中的一支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活动，史称青唐羌，宋代的唃厮啰，就是青唐羌的著名首领。
除了上述由吐蕃王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外，其他许多封建领主也分别割据一地，各自为政，史称：“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朝统治吐蕃地区为止。
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兴起相当于唐代初年，公元7 世纪前期的松赞干布（弃宗弄赞）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
唐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唐朝时期，吐蕃是唐朝的西北边疆地区，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唐朝针对吐蕃地区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保护了吐蕃地区的安全稳定，又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
唐朝对吐蕃采取了军事化管理的措施。
唐朝在吐蕃地区设立了多个军屯，派遣大批士兵驻守，以维护边境的安全。
同时，唐朝还设立了多个军政机构，如安西都护府和吐蕃都督府，来负责对吐蕃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管理。
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唐朝对吐蕃地区的控制力度。
唐朝对吐蕃还采取了经济发展的措施。
为了促进吐蕃地区的经济繁荣，唐朝对吐蕃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唐朝在吐蕃地区设立了商业集市，吸引了大量商人和贸易商前来交流和贸易。
同时，唐朝还鼓励吐蕃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物资支持，增加了吐蕃地区的经济收入。
唐朝还采取了文化交流的措施，加强了与吐蕃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唐朝派遣大批文化人士前往吐蕃，推广唐朝的文化和教育。
同时，吐蕃地区的文化和艺术也得到了唐朝的高度重视和保护。
唐朝的文化艺术和吐蕃地区的文化艺术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唐朝还采取了婚姻联姻的措施，加强了与吐蕃地区的政治联系。
唐朝皇室和贵族与吐蕃的王族进行了多次婚姻联姻，增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和友好关系。
这种婚姻联姻不仅有助于巩固边疆稳定，还有助于促进两国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
唐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多方面，既包括军事化管理，又包括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政治联姻等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维护了边疆的安全稳定，还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
唐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为后世边疆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汉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是汉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是概述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帝国之一，它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与周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管理。
其中，对吐蕃的管理措施是汉朝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吐蕃的背景吐蕃是古代西藏地区的一个民族，至7世纪中叶，吐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
吐蕃政权在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成为了当时西藏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汉朝与吐蕃的关系汉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在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展开的。
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的运用，汉朝试图维护与吐蕃的稳定关系，同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地位。
外交管理措施汉朝对吐蕃的外交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聘使交往汉朝通过派遣聘使与吐蕃进行交往，以维持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些聘使往往是由贵族或重要官员组成的使团，带着财物和礼品前往吐蕃国，向吐蕃君主表示汉朝对其的重视和友好。
2. 亲族联姻汉朝通过与吐蕃进行亲族联姻，建立家族关系，以加强双方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吐蕃国君主的女儿嫁给汉朝的皇子或贵族，或者汉朝的公主嫁给吐蕃国君主，这样的亲族联姻有利于增强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
军事管理措施汉朝对吐蕃的军事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边境防御汉朝通过加强对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确保对吐蕃的控制和影响力。
修筑边境关隘、设置边防军队，以及巡逻、侦察等手段，都是为了抵御吐蕃的进攻和维护边境安全。
2. 军事援助汉朝对吐蕃还提供了军事援助，以加强吐蕃在西藏地区的地位和军事实力。
汉朝派遣军队和高级军事指导员到吐蕃，协助吐蕃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帮助吐蕃进行战略部署和军事训练。
3. 和平交涉除了外交和军事手段，汉朝还通过和平交涉寻求与吐蕃的和解和合作。
通过与吐蕃国君主进行正式谈判和协商，解决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以实现长期的和平稳定。
结论汉朝对吐蕃的管理措施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包括外交、军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通过这些措施，汉朝成功地巩固了对吐蕃的控制，保持了与吐蕃的稳定关系，同时也提升了自身在西藏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
您的位置：欧亚学研究> 敦煌吐鲁番学> 吐鲁番学> 正文从出土文献看巫术在吐蕃军事活动中的角色朱悦梅2009-02-02 17:43:04 阅读24 次作者提供，原刊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文章搜索近期热点文章累计热点文章【内容提要】吐蕃人自古宗教信仰之风盛行，从唐朝时期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西域、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简牍看，吐蕃王朝的军事行动常常有祈祷、占卜之类活动与之相伴。
吐蕃军队中不仅有从事宗教占卜的经师，还有治病疗伤的医师。
这些经师与医师都源于早期原始信仰时期的巫，是吐蕃军队中具有宗教职能的人员，并在吐蕃的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西域，敦煌，吐蕃文献，宗教史，唐代研究军事史，往往围绕着军事战略与部署、军事进程及影响、军事结果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等。
但历史时期的军事活动，往往还参有其他成分，如在宗教行为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吐蕃王朝，对其军事史研究，除上述内容外，还要考虑宗教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吐蕃人自古“重鬼神”，宗教活动贯穿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吐蕃王朝时期的宗教处于苯教向佛教的转型期，宗教仪式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到吐蕃的军事活动中。
《西藏王统记》、《吐蕃世系明鉴》记载松赞干布时的道德教训时言：“有疑而不决之事，依神言为断。
”[1]《新唐书·吐蕃传》亦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上下重巫神，故上下一心。
”吐蕃军队中常有巫师相随，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那么，吐蕃军队宗教行为的根源何在？职能如何呢？前者可以从青藏高原的社会根基中找到答案，后者则在新疆出土的部分古藏文木简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一、吐蕃军事中巫术行为的社会根基马长寿先生曾经指出，“苯教之流行于康藏，非为偶然，而为藏民自然环境之反映。
此所谓自然者，总名也，析言之，则藏民于穷山恶水之地理上所建树之困苦危惧经济为苯教存在之主要原因。
251 吐蕃传(上)吐蕃本是西羌族，有一百五十个部落，散居于河、湟、江、岷之间；还有发羌、唐旄等，都不与中国往来，他们住在析支水之西。
始祖叫鹘提勃悉野，强健勇武而多智谋，逐渐吞并羌族各部落，据有其地。
蕃、发两字音近，所以其子孙称为吐蕃而姓勃..野。
有人说他们是南凉国秃发利鹿孤的后代，有两个儿子：樊尼、亻辱檀。
亻辱檀即位，被西秦国乞佛炽盘所灭。
樊尼带领残部向北凉国沮渠蒙逊称臣，被任为临松太守。
蒙逊灭亡后，樊尼率兵西渡黄河，越过积石，招抚了各羌族部落。
其习俗称强雄者为“赞”，称男子汉为“普”，所以称君长为“赞普”，赞普的妻子称“末蒙”。
其官员大相称“论臣艹”，副相称论臣艹“扈莽”，各设一人，或叫“大论”、“小论”；设都护一人，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称“曩论掣逋”(亦称“论莽热”)，副相称“曩论觅零逋”，小相称“曩论充”，各一人；还有整事大相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称“喻寒觅零逋”，小整事称“喻寒波充”。
他们都担任国家政事，总称呼为“尚论掣逋突瞿”。
其地在京都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有强兵数十万。
气候多雷霆、闪电、大风、冰雹、积雪，盛夏气候如同中国的春天，山谷常年冰封，且有寒疫，人受疠往往心闷气促但无大妨害。
赞普住在跋布川，或者逻娑川，有城郭房屋不肯住，要联结毡帐而居，称大拂庐，可容数百人。
其警卫严密而王庭险隘。
部族人居小拂庐，很多长寿者活到一百多岁。
衣服都是毡和皮制成，以脸上涂赤褐色为美。
妇女把头发编成辫子盘绕在头上。
其器皿弯木而成，皮革作底，或用毡做盘，用炒面捏成碗，装上羹和奶酪连碗一起吃掉，酒浆用手捧饮。
官员的标识最上等的是瑟瑟，其次是金，再次是银质包金，然后是银，最下等到铜为止，大小也有差别，挂在臂前分辨贵贱。
房屋都是平顶，高至数丈。
农作物有小麦、青稞、荞麦、野绿豆。
家畜有牦牛、名马、狗、羊、猪，天鼠的皮可制成裘皮，独峰驼可日行千里。
珍宝有金、银、锡、铜。
人死后，入葬筑高坟，以白土涂墓。
官吏治理，没有文字，靠结绳刻木为记。
唐代吐谷浑、吐蕃的内迁唐代是我国边疆民族进行较大规模迁徙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的吸引，边疆民族迁徙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及附近地区。
通过迁徙，一些边疆民族的生活空间得以扩大并接近中原地区，另一些则直接迁入中原成为当地的新居民。
原先生活在青海境内的吐谷浑和生活在西藏境内的吐蕃人，唐代就曾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迁移，构成边疆民族迁徙的重要部分，对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分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吐谷浑，亦称吐浑，唐后期五代又称之为退浑。
隋代，其游牧范围“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县东南）吐谷浑玑墓志以西，且末（治新疆今县）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城伏俟城在青海（今湖）西45里。
开皇年间（581—600年），吐谷浑数次进扰隋的边境。
不久，可汗吕夸杀太子，立少子诃，“诃复惧其父诛之”，图谋率领部落15000 人户内迁，但遭到隋朝拒绝。
名王拓跋木弥率千余家要求归化，也未被接纳。
大业五年（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入分布在今青海东部的党项部，“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
《隋书》和《资治通鉴》诸书皆未载此十余万吐谷浑人迁入中原，如果确有迁移，文献中对于规模如此之大的移民不可能不记载。
隋末，天下大乱，吐谷浑可汗伏允乘乱收复故地，进攻河西。
唐初，与唐朝时和时战。
贞观九年（635年），李靖率唐军深入吐谷浑境内作战，击败之，不久立诺曷钵为可汗。
此后，吐谷浑采取亲唐的政策，唐亦将弘化公主嫁与诺曷钵，双方相安无事。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向北扩张的吐蕃族进入河源地区，灭了吐谷浑，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被迫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迁入凉州。
咸亨元年（670年），为了牵制日益向西域扩张的吐蕃，唐朝派薛仁贵率军出兵河源地区，并送吐谷浑部回归故地。
三年，由于唐军大败，回迁至鄯州浩亶水（今青海大通河）之南的吐谷浑部落“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复迁到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南），唐于故鸣沙县地设安乐州（治今同心县东北韦州）以安之。
42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畜牧业管窥陈继宏(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20)摘要：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畜牧业有官府经营、寺庙经营、民间经营三种模式。
其中，官 府、寺庙所营畜牧业由部落百姓或寺户充任专职牧人进行放牧，并受到相应机构的严格监管，定期清 点畜群，做好记录汇报。
畜群种类上虽马、牛、羊、驴、驼均有记栽，但以牧羊业规模最盛。
民间畜 牧业按饲主身份可分为官员大族和普通民众两类，前者持有数量可观的畜群，后者只饲养一两头较大家畜以备耕作、交通等畜力。
无论哪一种模式，官府均采取簿藉制度和畜印制度相配合的管理方式来确认牲畜的归属，以防管理中发生混乱。
关键词：吐蕃敦煌畜牧业经济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HXH-6252 (2020 )04-0042-09公元786至848年，敦煌处于吐蕃统治时期。
落蕃之初，当地民众的反抗活动仍未 消弭，“屡犯王化”，甚至一度爆发了 “戕煞蕃官”的驿户起义。
®为了安定局面，吐蕃 统治者及时调整策略，对当地百姓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并在政治、经济领域实施了诸 如划分部落、重建户籍、计口授田等一系列新政，使得久罹战乱的敦煌社会渐趋稳定, 农、牧、手工诸业缓慢复苏。
其中，作为当地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之一的畜牧业，其恢复 发展尤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敦煌经济的发展与管理情况。
敦煌地区的放牧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由于降水稀少、气候干旱的自然条件适宜草类 植被生长，这里存在着大片草场区域；同时，雪山消融而成的甘泉水、都河、榆林河及 众多泉流交汇停聚，形成水草丰美的湖泊草泽地带。
@秦汉以降，众多游牧民族在此逐 水草聚居，开启了本地畜牧业的经营传统。
而人主的吐蕃作为游牧民族，畜牧业一向发收稿日期：2019-11-27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通史”（16JJD770024);甘肃省社科规划重点招 标课題“敦煌通史与敦煌艺术史研究”（20ZD011);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2020jbkyjd00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社会经济研究”（17LZUJBWZY012)作者简介：陈继宏（1984-)，女，甘肃通渭人。
吐蕃王朝军队给养方式探蠡朱悦梅原刊《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49-154页（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内容提要：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军队给养制度保留着部落制的特征，出兵不带军粮，依靠掳获的东西度用。
随着其军事行动中战线的拉长、战场的扩大，其给养方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本文应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汉、藏文文献，分析认为吐蕃的军队给养方式，针对不同战场的区域地理特点，补充新的补给方式，在西域地区出现了给养配给制；在山区农业物资相对贫乏的地区，放弃传统的给养模式，采用赎买方式维持对部队的供给；在关陇半农半牧的地理条件下，仍保留部落迁移的生活方式，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
关键词：吐蕃，军事，唐代，历史地理7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青藏高原的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吐蕃王朝具有奴隶制和封建制并存的特征，特别是原始公社制时期军事民主制特点的遗存，使吐蕃王朝时期的军队显得既强大又稳固，堪与势力强大的唐王朝相颉颃。
吐蕃军队的作战风格以剽悍骁勇著称，一方面，军事组织兵法森严，具有较强的荣辱意识，另一方面，与吐蕃部落制度下的所谓出兵不带军粮，依靠掳获的东西度用的激励措施不无关系。
这种军队出征时自带给养的方式，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的军事征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吐蕃向外发展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军事战线延长，军事部署趋于复杂，军队的给养方式就不得不根据军事地理的新要求和军事进程的新变化而有相应的调整。
吐蕃军队给养的方式、体系与变化过程，与吐蕃的社会生活方式、军队的组成、军队作战的特点、吐蕃的作战区域及其地理特征等有密切关系，随着军事进程的发展和进攻区域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一、吐蕃军队的组成吐蕃早期与唐军的作战，军队人数动辄达10多、20万甚至40万之多。
如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
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从侵掠之”。
[①] 又如，大非川一役，吐蕃投入乌海战区的兵力20万、大非川战区的兵力40万。
那么，吐蕃何以在一次战役中就能集结如此众多的军队以投入前线战场呢？这还得从吐蕃的军队组成说起。
从藏文文献可知，吐蕃军队中有专职的“奴”，但这种军士的配置体系并非吐蕃王朝创建之初就有。
它他的出现，与吐蕃“桂”、“庸”之分当不无关系。
《贤者喜宴》记载：所谓“桂”(rgod)者，即高等属民(vbangs-rab-tshan)，从事军务者之名称(dmag-gi-las-byed-pavi-ming)。
这些桂，据谓东本(sdong-dpon)有六十一。
……再者，所划分的“雍之人部”（gyu-gu-mu-sde），此即称之为“雍”或者“更”（gyung-ngam-geng），这些是做属民事务的人员名称。
此亦即所谓的“扬更”（yang-heng）、“扬阐”（yang-bran）及“宁悠”（nying-gyog）之名称是也。
[②]《贤者喜宴》的写作风格是把吐蕃王朝时期的军政制度、部落区划等内容全部注记在松赞干布时期，仿佛吐蕃的所有法律、制度等都是从松赞干布时期就全部完善，全没有演变成熟的过程。
其实非也，有许多方面都是在王朝时期逐渐完善的，只是后世史家在时间观念上随意了些，将一朝载记一骨脑地记录下来，言简意赅但脉络欠清晰。
如“下勇部”所包括的“同乔九政权部”（mthong-khyab-sreng-sde-dgu）及吐谷浑六东岱（va-zha-stong-drug）当在芒松芒赞（650～679年在位）时期完成编制的，却被一并记在了松赞干布身上。
桂、庸在《敦煌本吐蕃历史纪年》中直到743年才出现：招收大批充当“果”与“庸”之青壮丁。
[③]在《敦煌本吐蕃历史纪年》中，吐蕃在域外，如象雄、玛尔、吐谷浑等地招收青壮丁者多有反映，而在本土招收则至743年才开始。
其中的“庸”则当与汉文史籍所云之“奴”是一回事。
《敦煌本吐蕃历史纪年》中也有早期征收青壮丁的记载，如673年条：“议事会于董之虎园举行，征集暗军（后备军），招收青壮丁。
”这里招收之青壮丁，当与吐蕃赞普的禁卫警备有关，因为紧接着在第二年，就有红证（禁卫军之红牌证）的清点工作。
如此分析，直到743年才出现的吐蕃在本土招募桂、庸的情况，如果说吐蕃在域外占领区招募兵役等是一种对占领区的统治方式和自身军事开拓需要的话，则本土专职军队的招募称得上是一种制度的转型。
桂庸的正式出现，表明吐蕃军队准军事化的开始出现，纵观吐蕃王朝时期军事进程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出现在吐蕃部落军事制度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代表着军事制在部落制基础上向域外扩充军事基地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
在这之前，吐蕃军队的形式如何呢？从现有资料分析，有专职“奴”随征的“正规军”形式之前，吐蕃的军事行动当以部落整体出征的方式为主，这是因为，吐蕃政权的性质是奴隶制的军事部落联盟，军事制度沿袭了原始部落生活中的“军事民主制”，兵制为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全民皆兵制”，部落则军事、行政与生产三位一体。
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辎重疲弱”与参战士兵为一体，士兵在前方打仗的同时，部落老少及财产相随不会落下太远，故有前方军队败退之时，“辎重疲弱”常为唐军所缴而成为吐蕃部落的掣肘之痛。
这种情况在唐蕃围绕河湟地区的战事中多有反映。
而后来，唐朝史家所观察到的吐蕃军事制度是“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
[④] 这种相从之“奴”显然与先前的“辎重疲弱”之疲弱不同，奴们虽然在平时亦散处耕牧，但已然是军事后勤的专职人员，而不是早期疲弱的父老家眷了。
专门职的“奴”一般身强力状，便于随军远行，增加了部队移动的机动性，减少了妇孺亲眷冲散、自带给养被劫的危险。
这种吐蕃部落携带生活辎重开赴前线的情形在汉文史料中亦有体现，列举几条如下。
（A）咸亨元年（670年）年，薛仁贵从大非川进兵乌海，在积石河口与吐蕃相遇，“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
”[⑤]（B）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相坌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
杨矩惧而自杀。
唐玄宗“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等并力击[吐蕃]。
帝怒，下诏自将讨之。
会晙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
”[⑥]（C）开元十四年（726年）冬，吐蕃将领悉诺逻领兵入大斗拔谷，进攻甘州。
唐兵避其锐，不与之战。
“会大雪，吐蕃皲冻如积，乃逾积石军趋西道以归。
”唐军始发起攻击，烧野草皆尽，使吐蕃军在大非川因马匹缺乏牧草而死亡，致使吐蕃军大败。
[⑦]（D）开元十六年（728年），“俄而积石、莫门两军兵马总至，与忠亮合势追讨，破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获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器仗衣资甚众，又焚其骆驼桥而还。
”[⑧]（E）大历十一年（776年），“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缴获“牛羊及军资器械，不可胜纪”。
[⑨]（F）翌年（777年），唐将崔宁击破吐蕃，“虏故洪节度、氐、蛮、党项等兵，斩首万级，禽酋领千人，牛羊廪铠甚众，献之朝。
”[⑩]由从以上所示资料，可以看出，吐蕃军队在后勤补给方面有如下特征：1．吐蕃部队出行，往往携大批牛羊马等，如（A）万余头；（B）二十万；（D）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E）不可胜纪；（F）甚众。
如此众多的后勤辎重对于行程作战的军队来说，不但携带不便，更有牧伺（？？？）之烦，若要维持日常经营，尽然需要大批的协从人员，这正是吐蕃军队在设置“奴”的尽然性。
2．资料（C）所示开元十四年之役中，吐蕃军队行动迅速，进攻与撤退均揆战势而自如定夺，往往会与辎重相脱节，故有“留辎重疲弱滨海”，以致有辎重队伍被全部缴俘之结局。
所谓疲弱，当指吐蕃部落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下，除青壮为主力部队外，不能上战场之维持部落日常游牧生产的老弱妇孺。
所谓辎重，则为部落的全部家当。
故这时的吐蕃军队外出打仗，一般都是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出动。
这正是吐蕃“全民皆兵制”，部落军事、行政与生产三位一体的表现，即部落中青壮为士兵，老弱为后勤，所谓自带军粮，在短程作战时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干粮，而远程作战时，就是部落的全部家当。
3．资料（B）所示714年之役，吐蕃出动人数为十万。
此役唐方大获全胜，从缴获情况看，马羊总数为二十万。
这些马羊，或可视之为吐蕃随军的全部给养。
平均来看，相当于人均两匹（只）。
史书记载，吐蕃后期在关内战场上，士兵马匹配备情况为“每贼兼乘数四”[11]。
这些数字反映吐蕃士兵马匹配备的基本情况。
照此，则本条资料中十万的总兵力，至少当有半数为“疲弱”或“奴”之类不直接参战者，才能保证参战士兵至少一人两匹战马。
4．这些记载表明，吐蕃的各支部队都自带后勤，当前方战事失利时，紧随其后的辎重牛羊亦会随之一同丧失。
而这里“牛羊廪铠甚众”与“禽酋领千人”之数表明，吐蕃军队的给养与在其在青藏高原内部的部落生活状态没有什么两样。
除了打仗，饮食等依旧操持游牧习俗，只是将打仗融入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这就是吐蕃人在部落军事制度下军事生活的主要特点。
如是，则前文提到的吐蕃军队的数量动辄几万、几十万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其号称几十万的大军，实际上只是部落人口的总数而已。
敦煌写本S. 3287-2《子年擘三部落户口手实》中有“擘三部落”，王尧、陈践先生通过研究发现，所谓“擘三”，其实是phyugs-mtsams 部落的对音，“擘三部落”实为吐蕃本土六十一东岱中的王茹，即吐蕃的中央部落，并由此推知，“当时吐蕃军队的行动与部落的行动是密切相关的，开赴瓜、沙、甘、凉的吐蕃军人是全部落行动，军队打到那里，整个部落也随之而来。
”[12]从以上资料的分析可知，吐蕃出征，从早期的部落出征形式，到后来的桂庸体制的“正规军”，都保留着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吐蕃军队的给养方式，并使吐蕃军队的给养方式与中原王朝军队的给养制度有很大不同。
二、吐蕃军队的给养制度1．部落自身携带的家畜及粮食肉类食物及畜产品，当然可以由随行部落自己解决，但粮食和布匹等，在吐蕃军事扩张初期，尚无军事占领区供给赋税之时，则要由本土携带。
青藏高原可分为四大自然区域：藏布江流域区、羌塘区、拉达克区和康区。
其中，仅有藏布江流域区土地肥沃，适宜农耕。
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大部为藏布江横贯其间，生产大麦、小麦、玉蜀黍、豆类等物。
羌塘地区地高民苦，多以抢劫为业。
直到1949以前，念青唐古拉山北麓的诺楚克番（nag-chu-ka，又称羌诺楚克巴（chang-nag-cha-ka，意为“此高原之黑水部落”）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的丹木巴（dam-pa，又称丹木嘉劭部dam-ja-shok）常输送牦牛、羊、黄羊、乳酪、乳油至拉萨，由拉萨运回米麦布匹等物。
可见，主要的农作物供给，在高原内部，主要靠雅隆河谷地带的农业区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