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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的历史分期中国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古代汉语也是从不同语言分支发展而来的，能够追溯到商汤和周朝的时期。
古代汉语的演变涉及到音位改变及其它语言的影响，已经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为古汉语，秦汉语，中古汉语，以及现代汉语。
古汉语是从汉谚，唐诗和春秋战国时期歌谣开始的，它表达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思想。
古代汉语的结构完整，记载了古语的语法结构，以及有关名词、动词和其他词汇的形态转换，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语言。
古汉语的文学作品中包括《诗经》、《书经》、《春秋》，并有许多影响至今的句法结构，深入人心。
随着秦朝的统一，随着汉语的标准化和统一，汉语开始发生变化，秦汉语开始出现。
秦汉语结构更加完整，语法变化更大，已经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语言。
其基本特征是有许多对外语的影响，而且由于文书的发展，大量的贴近实际的词语也出现了，使用范围更加广泛，语义更加精确。
中古汉语是在秦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表现出更强烈的思想感情，更加细致入微地表现出古代汉人对社会、宗教和价值观的思考，以及他们对自然界和人文世界的观照。
中古汉语除了保留了原有古汉语几乎所有的语法结构外，还添加了一些新词语，例如折叠表达法、修辞、句法、语法等等。
中古汉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性的有《红楼梦》和《西游记》等。
现代汉语则是在中古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词汇，语法结构有所变化，句子构造也有所不同。
现代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口语化，表达更简洁了，节奏变得更加流畅，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叙事性的文体，以及现代应用的文体。
此外，现代汉语还接受了现代西方语言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拼音和拉丁文，可以说现代汉语是历史上语言演化的一个里程碑。
古代汉语的演变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是历史见证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宝库，每一次变化都传承了每一代汉语使用者的精神文化理念。
古汉语，秦汉语，中古汉语以及现代汉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成为历史上无价的财富。
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第一期：先秦——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表现是：诸子著作中有关语言问题的论述方面及训诂学的产生萌芽。
首先是诸子的语言观，表现在：(1)孔子，名丘，字仲尼，汉族，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认为,只有正名,国家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言论才能统一,政令才能顺利地下达,政事才能成功,礼乐才能复兴,刑罚才能准确,老百姓才能有所依从。
只有通过正“名”以正实,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其名实相符。
君主和各级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名份来行事,就能够实行"仁"政,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样社会便可以转危为安,转乱为治。
由于其政治主张在各国都无法采纳，于是开始修《春秋》，想通过编书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寓褒贬于一字，在语言运用上非常严肃。
《公羊传》、《谷梁传》里分析《春秋》的语言很注意孔子的正名思想。
我国训诂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孔子在谈论正名问题的时候，对语言的运用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反对过于浮华的辞藻。
主张言辞足以达意，这就是《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辞达而已”。
《论语》里还提到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是对立的两方面，君子要使这两方面配合得当，统一起来。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些看法，今天还有积极意义。
修辞学的著作谈到修辞的起源，还是认为孔子起了很大作用。
（2）老子著有《老子》，这本书在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郭锡良，北京大学中文系）摘要：文章在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系统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意见，认为王力先生设立过渡阶段的方案是正确的，另外应该增加远古、近古两个时期。
关键词：汉语史；过渡阶段；远古期；近古期一引言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发展规律的科学。
在历史科学中分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因为任何事物的长期发展都必然形成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分期就很难说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汉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有阶段性的，分期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汉语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如果不能科学地解决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弄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研究将只能停留在表面，哪谈得上发现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
但是在学术界对于汉语史分期的重要性并非已经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怎样分期，即根据什么标准分期和分成多少期等问题上，意见更是大有不同。
怎样分期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影响着语言的分化、统一。
研究汉语史的分期当然应该联系汉民族的发展历史，应该注意中国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但是社会发展只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语言发展的方向和变化形式却是由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汉语史的分期首先只能以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变化状态作为依据。
古人的语言主要靠书面语保存下来，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先秦就形成了“雅言”“通语”，也就是汉语的文学语言。
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种文学语言，我们要考察各个时代的文学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的发展变化，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
本文2013年7月23日于蓝旗营完成初稿，8月17日于蓝旗营修改定稿。
初稿承张猛、华学诚、孙玉文三教授提供意见，多有采纳；孙玉文还提供了去年出版的《简明德语史》。
在此深表谢意。
东汉以后汉语书面语分成文言、白话两个系统；我们重视白话资料，因为它更反映当时的口语。
关于汉语史分期的一点思考
汉语史的分期是对汉语发展、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总结，这也是汉
语史（言语）学研究的基础。
首先，汉语史可以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个时期。
上古汉语大致
是指从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一年就是秦朝统一六国的时候，这段时期汉语从野蛮语到文明语发展，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汉
语出现了笔画、正式条理结构等等。
中古汉语可以从公元前221年到
清朝灭亡。
中古时期汉语的主要发展是书面文字的制定，书面汉语的
制定也极大地推进了汉语词汇和文法的发展，比如“汉语方言统一”，“五音统一”等等。
此外还有汉语的近古时期，大致是指从元朝到清朝的时期。
这一时期
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古代成书的结构被精炼到完整，文言文逐渐被普及，口语也随之发展，汉语词汇更加完善，普通话也出现了。
最后，我们可以把汉语史分为现代汉语时期，从清朝灭亡到现在，汉
语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汉字也推出了大量的改革，
比较系统地刻画了汉字的拼写规范和汉语护颜，文言文也出现了改写
的版本，普通话的书写和口语也越来越丰富，这也是汉语史上比较重
要的一个时期。
总而言之，汉语史的分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汉语发展的变化，
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对汉语的理解和运用的。
《古代汉语》第一篇：《古代汉语》一、古代汉语的定义、分期及它的两大系统等1、古代汉语，就是指我们的祖先长期使用的汉民族的共同语，是相对于现代汉语而言的。
2、古代汉语的历史分期：古代汉语的书面形式从有文字记载到五四运动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般可以把古代汉语分为：远古汉语（殷商甲骨文时期）－上古汉语（先秦两汉时期）—中古汉语（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近古汉语（宋代以后至五四运动前期）－现代汉语（五四运动以来）（注：近古汉语，宋元至鸦片战争战争时期；早期现代汉语，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3、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
4、清废除科举制后设立小学，小学分为文字、音韵、训诂，隋唐以后分此三类。
二、汉字的构造（一）汉字的历史1、汉字的形体演变：甲骨文（卜辞）－金文（钟鼎文）－战国文字—大篆（籀文）—小篆（秦篆）—隶书—草书、楷书（真书、正书）行书（1）汉字起源于图画。
（2）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又叫卜辞、殷墟卜辞，是我们发现最早的文字，具有很强的图画性。
它是殷商王朝用来记载占卜吉凶之事的文字，已具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结构，也有一些借用表义的假借字，是最早的成系统的古文字。
（3）金石文字：较甲骨文，字形比较稳定，传达的文字信息更丰富，展示的社会面更开阔。
①金文，又叫钟鼎文，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本是奴隶主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具，后来主要用来祭祀、宴请上面以记载典祀、歌颂战功、订立盟约等。
②石文：可在石头上的文字。
（4）篆：①大篆，又叫籀文、篆籀，秦代建立以前秦地区使用的文字。
②小篆，被成为中国汉字的第一次革命，基本上脱离了图画抽象，较规范；笔画趋向简单，圆润。
（5）隶书：又叫八分书，有美感，很舒展，据说是秦朝狱隶陈邈发明，有古隶在（或叫秦隶）和今隶（或叫汉隶）之分，向方块字迈进了一大步，笔画简单，明了，是中国汉字的第二次革命。
汉语史的分期研究汉语史分期必须考察汉语各时代的文学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的发展变化。
由于语音、语法、词汇等因素发展演变的快慢有所差异，学者们所侧重的立场，偏重的研究材料不同，因此学术界目前对汉语史的分期出现许多不同的意见。
目前学术界对于汉语史的分期主要有三派观点。
其一，是主张汉语史不需要分期的史存直先生。
其二，是主张把汉语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阶段的吕叔湘先生。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是王力先生提出的把汉语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的观点。
史存直先生主张汉语史不分期的原因是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没有爆发突变的时候。
由于语言的差异是渐变而积累出来的成果，很难作为分期的标准，因为它是可以依据学者的主观任意划分的。
另外，史存直先生认为研究汉语史，学者们没有共同的标准，每位学者会侧重的差异与材料不同。
如果以政治经济来为汉语史进行分期，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从汉语史教材来看，他也提出目前汉语史分期没有办法清晰地整理出各时代的特点，强行分期将各项发展一再割断，又在重新起头，将会导致学习者难以看清汉语的整个发展过程，因此认为汉语史没有分期的必要。
吕叔湘先生是从各时代的文体上进行分期的。
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指出秦以前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距估计不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世所称的“文言”。
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言文中会出现少量的口语用词，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是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到上世纪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地位。
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阶段。
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认为吕叔湘先生的观点仍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来讨论问题的，不能认为是汉语史的严格分期。
汉语史研究学者大多采取王力先生的分期观点。
王力先生将汉语史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第六节汉语史的分期1.分期的目的：为了反映汉语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以便学习和研究。
2.分期的标准：汉语史的分期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而是取决于汉语自身的发展。
其标准有：文体和语法。
吕叔湘先生根据“文言”和“白话”两种书面语言，把汉语发展史分为古代和近代。
王力先生以语法为标准，分为四个时期。
3.具体所分阶段及其特点汉语史的分期1.公元三世纪（商、周、秦，汉）为上古时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2.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六朝、唐、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3.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4.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公元三世纪上古时期汉语特点1.语音上，没有轻唇音（f）；没有舌上音(zh,ch,sh)。
前期和中期没有庄组声母([tʃ])，阴、阳、入三类韵母配合整齐（之ə职ək蒸əŋ），声调分平、入两大类，又各按音高和音长分为两大类，没有去声。
2.词汇上，以单音词为主，有一定的数量的复音词。
3.语法上，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否定句和疑问句的代词宾语通常要放在动词前面；被动句通常用“于”等虚词表示，实词缺乏一定的词类标志。
其中前，中、后期又各有特点。
前期以甲骨文卜辞为代表，词汇上数量不大，复音词不多，语法比价单纯，语音系统还不是十分清楚。
中期《诗经》等韵文材料丰富，上古韵部系统得以建立，词汇数量大大增加，并有20％左右的复音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虚词系统。
后期齿头音精组声母逐渐分化为精、庄两组声母，复音词数量增加，系词“是”开始出现。
中古期（4世纪——12）汉语特点1.语音上，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语音系统形成：平、上、去、入四声开始形成，轻唇音、舌上音开始产生，庄组声母和章组声母合并，大量的古入声字（长入）变为阴声（去声）。
2.词汇上，四声别义现象普遍加强，复音词大量增加，有了一定的数量外语借词。
3.语法上，第三人称代词“他”产生，动词时体系统开始出现，系词“是”和判断句广泛运用，否定句，疑问句的代词宾语普遍移到动词后面，用“被”表示的被动句出现，用“将”和“把”表示的处置式产生。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郭锡良，北京大学中文系）摘要：文章在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系统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意见，认为王力先生设立过渡阶段的方案是正确的，另外应该增加远古、近古两个时期。
关键词：汉语史；过渡阶段；远古期；近古期一引言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发展规律的科学。
在历史科学中分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因为任何事物的长期发展都必然形成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分期就很难说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汉语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有阶段性的，分期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汉语发展过程的全貌及其规律。
如果不能科学地解决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弄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研究将只能停留在表面，哪谈得上发现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
但是在学术界对于汉语史分期的重要性并非已经取得一致的认识，在怎样分期，即根据什么标准分期和分成多少期等问题上，意见更是大有不同。
怎样分期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影响着语言的分化、统一。
研究汉语史的分期当然应该联系汉民族的发展历史，应该注意中国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但是社会发展只是语言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语言发展的方向和变化形式却是由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汉语史的分期首先只能以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变化状态作为依据。
古人的语言主要靠书面语保存下来，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先秦就形成了“雅言”“通语”，也就是汉语的文学语言。
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种文学语言，我们要考察各个时代的文学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方面的发展变化，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
本文2013年7月23日于蓝旗营完成初稿，8月17日于蓝旗营修改定稿。
初稿承张猛、华学诚、孙玉文三教授提供意见，多有采纳；孙玉文还提供了去年出版的《简明德语史》。
在此深表谢意。
东汉以后汉语书面语分成文言、白话两个系统；我们重视白话资料，因为它更反映当时的口语。
但是我们必须以这些书面语为主（包括文言），并结合现代汉语方言、中外借词对音、诗文押韵、汉字应用等其他材料，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发展，才能弄清汉语发展的全过程。
正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中所指出的：“我们并不重视俗文学里昙花一现的东西。
无论语音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如果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发展的情况的，就不能认为汉语上史的主要对象。
”二汉语史的两种分期意见王力先生是汉语史研究的开创者，1954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从未有的新课“汉语史”。
此后四年之中，王力先生全力以赴，不但综合了我国传统小学、当代汉学（包括中、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和个人二三十年的研究心得，还参考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苏联有关语言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俄语历史语法》和教学大纲、俄译本的英语史和法语史教学大纲等），完成了《汉语史稿》这部开山之作，并于1957年3月至1958年6月分成上、中、下三册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
《汉语史稿》上册第一章设有专节《汉语史的分期》，讨论了分期的重要性、分期的标准，提出了分期的“初步意见”，把汉语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一直以来，汉语史研究者大多采取王力先生的分期观点，但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也有研究者是持古代和近代两分的看法。
这其实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延续下来的。
黎锦熙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近代语研究法》（参见《黎锦熙语言学论文集》）中就把“宋元至清末约九百年间”算作近代汉语，并说：“此一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的国语之基础。
”4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论述还是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的一段话。
他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
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
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这仍是从五四时期文白之争来讨论问题的，不能认为是汉语史的严格历史分期。
王力先生明确指出，汉语史的分期不能“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文上-体的转变不等于全民语言的转变”。
我们觉得，“以晚唐五代为界”划分文言、白话两种书面语，不无道理；可是由于两种书面语的发展同口语的关系复杂，“以晚唐五代为界”来把汉语分成“古代”“近代”两个时期，实在是难以解释清楚汉语语言系统的历史发展过程。
应该指出，给语言史分期，总得把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联系起来考虑。
汉语语音史先秦有《诗经》音系，隋唐有《切韵》音系，元代有《中原音韵》音系，三个音系将其两分，怎么切分呢？至于汉语口语语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晚唐五代作为分期界限，也是缺乏根据的。
比如，现代汉语判断句需用系词“是”和处置式“把”字句的确立都是在六朝或隋唐时期，而不是晚唐五代。
又如，现代汉语表示情貌的形尾“了”“着”的确立是在宋代，而不是晚唐五代（参看王力《汉语语法史》）。
再说，汉语词汇系统在晚唐五代前后也变化不大，不足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总之，这个两分意见看来是不宜奉为圭臬的。
我们不妨再参看几种外语史：（一）英语史通常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阶段（参看李赋宁《英语史》和秦秀白《英语简史》）：（1）古英语时期：从公元450年至1150年；（2）中古英语时期：从公元1150年至1450年；（3）现代英语时期（分两个阶段）：［a］从公元1450年至1750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正好也是文艺复兴时期；［b］从公元1750年至今为现代英语时期。
（二）俄语史一般分为四个时期（参看车尔内赫《俄语历史语法》“导言”第6节和阿列克先柯《俄语语法史》“导言”）：（1）共同斯拉夫语时期，公元一世纪至六世纪。
公元一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的斯拉夫－安特人，还处在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不断发展，占据了东欧广阔的土地，有共同语言；六世纪后分为西斯拉夫部落、南斯拉夫部落、东斯拉夫部落，语言也逐渐分化。
（2）东斯拉夫语时期，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
公元七世纪作为东斯拉夫人共同体的罗斯人，九世纪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
基辅罗斯公国的发展在东斯拉夫人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族的文化摇篮，也是这三个语言的共同来源。
（3）古俄语时期，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
公元十一世纪基辅罗斯公国瓦解，大小封建公国林立，公元1147年莫斯科城建立，莫斯科公国日益强盛，完成了统一俄罗斯的事业，形成了统一的古俄罗斯语。
（4）现代俄语时期，公元十八世纪以后。
公元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彼得一世的改革推进了俄国的发展，十八世纪在俄语中也产生了许多新现象，奠定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三）德语史分为六个时期（阶段）（参看约阿希姆－席尔特《简明德语史》）：（1）早期中古德语（5世纪—11世纪中叶）；（2）中期中古德语（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3）晚期中古德语（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4）早期近代德语（15世纪末—18世纪末）；（5）近代德语（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6）现代德语（从20世纪中叶起）。
《简明德语史》在叙述分期之前还专列一章，讨论了德语的史前史，介绍了北欧日尔曼部落及其语言状况。
比照英语史、俄语史和德语史，它们都从公元以后讨论起，还分为四个时期（阶段）到六个时期（阶段）；汉语史从殷商时代讨论起，时间长了一倍以上，如果只分古代、近代两段，显然欠妥。
三先秦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王力先生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他的分期时，明确指出：由于研究还不充分，“现在只能提出一个初步上意见”。
因此，60年代初，我们在汉语史课程的教学中，就开始对分期问题有了一些想法。
首先，对比甲骨刻辞和周秦典籍的语言，我们深感二者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差别很大，所以当时在讲稿中作了一些陈述。
“文革”后又写了十多篇先秦语法史论文，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甲骨刻辞没有句尾语气词、疑问代词、状态形容词，没有表示判断的名词谓语句和特指问句（参看拙作《先秦语气词新探》《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载《汉语史论集》，下同）。
（二）甲骨刻辞指示代词只有“兹、之”两个不分远近的泛指代词，跟先秦典籍相比，不只是少了“其、此、斯、是、彼、夫、他(它)、莫、尔、若、然”等十几个指示代词，而且从体系上看，一个是单一的一类泛指代词体系，另一个是复杂的五类指示代词体系（包括：1、泛指和特指；2、近指和中指；3、远指；4、无定；5、谓词性指代）（参看《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
（三）甲骨刻辞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词类也不只是数量的变化，而是在结合关系和句法功能上也多有变化发展（参看《远古汉语词类系统》）。
（四）甲骨刻辞基本上只有单音节词，西周出现复音词，春秋、战国时代复音词占了词汇总量的百分之二十。
这对语法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
复音词的构词法、结合关系和句法功能都与单音词有差异，涉及语法系统的诸多方面（参看《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总之，甲骨刻辞与周秦典籍之间词汇、语法的变化之大，是之后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
后来杨逢彬（2003）发表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有更多可供对比、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和分析。
至于音系面貌，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小，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殷商时代音系初探》中有所分析、探讨。
因此，我们将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从上古汉语中切分出去，定为远古汉语。
1960年我与唐作藩先生第一次合讲汉语史课时，曾把这个意见写进讲稿，后被印成讲义散发；1996年讲义被人抄袭，由济南出版社以《汉语史》名义出版。
这一抄袭行为遭到了学术界应有的批评。
其次，王力先生提出“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我们也有疑虑，认为似可分为两期：（一）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南宋后半、元）为近古期，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音系和动词形尾“了”“着”的确立是近古时期的语言变化标志。
（二）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明、清前期）为近代期，徐孝的《等韵图经》音系和用“拿”“捉”表示处置式、用“吃”“教”表示被动式的出现是近代时期的语言变化标志。
我们看到，从南宋后期到鸦片战争七八百年间，元、明之间音系的变化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