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

《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王青鸟夷，最早见于《禹贡》“九州篇”，其“冀州”条下载：“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1〕千百年来，对鸟夷地望的考证有很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有：《集解》云：“郑玄曰鸟夷，东方之民”，泛指东方边远地带的居族；清代大学者胡渭则以今日本、朝鲜等地当之〔2〕；郭沫若先生认为鸟夷在今渤海湾西岸一带〔3〕。

其中尤以郭老的意见影响最大。

看各家对鸟夷的考证，都是主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进行的，随着近年来考古学在我国的深入开展，对文献考证、特别是对古地望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要运用考古学来验证已是必由之路。

我们认为，以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文献记载的鸟夷进行考古学探索，是能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的。

一统观《禹贡》“九州篇”的编撰体例，结合其它文献资料，我们对鸟夷的记载可有如下两点基本认识：1、鸟夷与碣石有密切关系，碣石是鸟夷入贡的海上标帜。

宋代以前，各家对“冀州”条下的这段鸟夷与碣石的记载做了不确切的解释，至宋代学者周希圣始云：“九州之末皆载其达于帝都之道，盖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至，使夫诸侯之朝贡，商贾之贸易，虽其地甚远，而其输甚易”〔4〕，道出九州之末“达于河”、“入于河”的句子，实际上是各地以黄河为主干道入贡天子的贡道，这一观点遂为后世学者所遵承。

刘起ｈàｎ＠①先生则更精辟地指出：“《禹贡》以贡名篇，在记了各州地理情况之后，要各州以特产入贡天子，必以贡道作结，就是其全篇用意所在”〔5〕，这一观点已成为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

明确了这一点，碣石为鸟夷贡道上的标识已昭然。

“九州篇”在叙述了各州的“厥土”、“厥田”、“厥赋”、“厥贡”之后，对各州的“厥贡”者也作了明确规定，除兖州、荆州因脱简不详外，其余冀州有鸟夷，青州有ｙú＠②夷、莱夷，徐州有淮夷，扬州有岛夷，梁州有和夷，雍州有西戎，极其分明，各有贡物。

可以说，记下各州的“厥贡”者以明身份，也是编撰《禹贡》的重要用意。

至此，鸟夷要入贡“皮服”等物已明。

但同时，《禹贡》在叙九州贡道时对各州到达黄河的描述却做了不同的文字处理。

除冀州外的其余八州，都是“浮于”各河流而“达于河”，没载明“达于河”的也可通过邻州贡道“最后还是达于河”〔6〕，显然，沿各河流“达于河”是通过陆上的水路实现的。

唯独冀州为“夹右碣石入于河”，用的是“入”，而非“达”，显然鸟夷是进入黄河入海口，而又无它州所“浮”的河流，显然是从海路进入黄河入海口的。

而要在浩淼的海上航行，没有显明的航行标记是不能顺利“入于河”的。

《说文》说：“碣，特立之石，东海有碣石山”，伪《孔传》也云：“碣石，海畔之山也”，可见，位于海边的“特立之石”碣石，正可起到航标的作用，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碣石，山名。

……因为这山石如圆柱，又实立在河口，可作为航行标帜”〔7〕。

唯顾先生谓碣石立于黄河入海口是笔者不敢苟同的。

2、碣石必在黄河入海口以北，但鸟夷并不一定就在碣石附近。

关于“夹右碣石入于河”一句，自汉至唐宋的注疏家有不同解释，并因此产生了碣石所在的多种说法。

我们认为，“夹右”非地名，“右”即指碣石的方位，北宋大诗人苏轼对此句曾说：“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河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8〕，指明鸟夷在“入于河”的途中碣石在其右，这是极有道理的。

碣石既在贡道右边，那么鸟夷一定是循海岸向南行；若是向北航行，则碣石势必在其左，这显然与“夹右碣石”不符。

而向南航行是为了“入于河”，所以，碣石必在黄河入海口以北。

关于古黄河下游河道，在《禹贡》“导水篇”中同样有记载，“（河水）至于大ｐī＠③，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韩嘉谷先生据此并引大量地质、考古资料证明夏商乃至更早的尧舜时期，黄河入海口在今天津附近〔9〕。

而今天津一带为海积平原，很少出露基岩，绝无可当作航标的山石。

而在天津以北的冀东一带却有山地存在，《禹贡》“导山篇”也载明：“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正是燕山山脉向东延伸至渤海之滨的余脉。

谭其骧、高洪章等先生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多年实地踏察结果，已证明碣石即是今河北省昌黎县境的碣石山〔10〕（图一），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下详）。

（附图）图一龙山时代环渤海沿岸的东夷（以鸟夷为主）分布图但证明了碣石在今黄河入海口以北的碣石山，并不能说明鸟夷就在碣石附近。

“冀州”条下的这段记载仅仅说明碣石是鸟夷贡道上的标识，并没指明鸟夷就在碣石附近，相反，鸟夷既是循海岸航行而来，已暗示鸟夷可能是从很远的海上来的。

我们也注意到郭老将鸟夷考定在今渤海湾西岸正当黄河入海口一带的观点，实际上，鸟夷若真在这里，那自然会就近进入黄河，大可不必要远到河口以北寻找航标然后再向南航行“入于河”，碣石作为航行标识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鸟夷必不在黄河口一带。

至于鸟夷的确切位置在何处，它是否一定就在碣石以北，这还要从分析《禹贡》“九州篇”的写作时代入手。

二关于“九州篇”的写作年代，以顾颉刚先生的“战国说”（公元前3世纪前期）〔11〕影响最大，近来又有蒋冀国先生论定成书于公元前254年左右〔12〕。

看各家论证《禹贡》成于战国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九州篇”所载的地域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的疆域均不合，而与东周疆域相当。

邵望平先生近来对《禹贡》“九州”进行的考古学研究〔13〕可能更有实际意义，邵先生根据现在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诸如陕西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四川盆地的“早期巴蜀文化”和河北境内的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地理环境和文化面貌的分析，认为这些特征分别与“九州篇”所载的雍、冀、豫、青、徐、扬、荆、梁及兖州等九州的地域范围、风土人情、土壤特产等相一致，在分析了考古发现的夏商文化的所及范围后又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文化的影响所及已大大超出了《禹贡》“九州”范围，《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还仅限于西周早期以前，即公元前2000年间的“中国”，远没达到战国时期所能达到的地理知识水平，她据此得出结论：《禹贡》“九州”为龙山时代已自然形成、经三代变迁仍继续存在的人文地理区系——“笔者不敢贸然否定九州概念源出夏代之可能，……‘九州’篇的蓝本很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是商人对夏代的追记，当然也可能是西周初年对夏商的追记”。

邵先生所做的考证工作具有划时代意义，掀开了对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新篇章。

邵先生认为“九州篇”蓝本很可能出自商代的依据主要有：“考古学已证明商王朝的势力、影响所及已达于‘九州’；商代除了甲骨刻辞外，必定还有其它方式的书写文字”。

现在，我们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对邵先生的结论作两点重要补充：1、据报道〔14〕，在山东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中发现了公元前2300年的文字，这些文字共11个，刻于一陶盆底部残片上，“笔画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

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有的可能是会意字。

”从而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从商代上推了800年，表明龙山时代已有了成熟的文字。

用这样的成熟文字是可以记录语言和事物的。

山东龙山文化迄今已发现了3 座城址，即章丘城子崖〔15〕、寿光边线王〔16〕和邹平丁公〔17〕，而这三座城址俱集中于鲁北地区，现在又有了文字的发现，证明鲁北地区是山东龙山文化重要的发达文化中心。

在“九州篇”中，鲁北地区属青州，值得注意的是“青州”条下载有两支居族：ｙú＠②夷和莱夷，与它州只有一支的记录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九州篇”中对青州及与之毗邻的豫、兖、徐三州“记录最准最详”〔18〕。

所有这些表明，“九州篇”蓝本的出现当与龙山时代已有文字有着必然联系。

2、“九州篇”、“导水篇”对一些湖泊做了详细记载，如冀州有大陆泽，兖州有雷夏泽，徐州有大野泽、菏泽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湖泽地域内迄今没有发现古文化遗址，如在“古文献记载的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地域内，亦未发现ｇù＠④堆”〔19〕遗址；另外，地质部门在今河北省巨鹿至束鹿、清县间发现有一个古湖泽遗迹〔20〕，此即大陆泽〔21〕。

另，在“九州篇”记载的济水、漯水下游今小清河两岸也未发现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22〕。

据此可以肯定，这些河湖远在龙山时代即已形成，“九州篇”所描述的很可能就是这些龙山时代的河湖。

这为“九州篇”蓝本的出现年代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既然龙山时代诸文化的分布地域与“九州”的分野范围相吻合，而且龙山时代已有了成熟的文字，龙山时代的河湖正载于“九州篇”中，我们有理由认为：《禹贡》“九州篇”的蓝本当出现于龙山时代——“九州篇”记载的实际上是中华两河流域龙山时代的人文地理区系。

“九州篇”既是对龙山时代诸文化的记载，鸟夷当属龙山文化居民。

而鸟夷属于东夷集团，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是其早期文化遗存，已为石兴邦、刘敦愿等先生引用考古、文献资料予以充分证明〔23〕，则鸟夷当属山东龙山文化居民已无疑问。

在今冀东的唐山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址，如唐山大城山〔24〕、丰润韩家街〔25〕、滦南东店庄〔26〕等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存，但若说这些分布于碣石附近的遗址即是鸟夷的遗存，不仅遗存数量少、缺乏构成一个居族共同体的必要条件，而且这些遗址都位于碣石以南，在碣石以北的今长城沿线一带没有分布，正如上文所言，与“夹右碣石入于河”的记载不相符。

显然，唐山地区的这些遗址不是鸟夷的遗存。

有鉴于此，而且“冀州”条下的这段记载已暗示鸟夷是从海上而来的，我们只有另寻他处了。

三在今渤海海峡一带的庙岛群岛和辽东半岛上，发现了许多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庙岛群岛上主要有南长山岛后沟、北长山岛店子、砣矶岛大口、大钦岛北村等遗址〔27〕；在辽东半岛（包括长山列岛）上主要有广鹿岛小珠山、蛎＠⑤岗、南窑、洪子东、朱家村；大长山岛上马石、高丽城山；獐子岛的李墙屯；新金县乔屯、单砣子；大连郭家村、老铁山、将军山、四平山、于家村；金县望海埚及长兴岛三堂村等遗址〔28〕。

对庙岛群岛龙山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大家一致认为属山东龙山文化已无疑义。

而对辽东半岛龙山期遗存则存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属于山东龙山文化范畴〔29〕，一种认为是一支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但更多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土著文化〔30〕。

但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是从大的时空角度作的一般性结论，目前还未见到对相关遗存进行系统分析的专门论述。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辽东半岛龙山期遗存的文化性质，笔者将其主要陶器根据器物形态和文化渊源的差异分成三组。

甲组：从器物总特征看山东龙山文化与半岛龙山期文化常见、或前者多见、后者少见而同时期半岛其它文化基本不见的陶器，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乙组：从器物总特征看与山东龙山文化同类器相似但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不见或少见，而更多地具有自身演化特征的陶器，属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发展而来的陶器；丙组：从器物总特征看与山东龙山文化陶器形制明显不同，系由半岛更早期文化同类器发展而来，属具有半岛土著文化因素的陶器（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