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经济发展通常是指一国经济形态由低级转向高级的过程。经济发展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一定时期实际产出持续增加、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中利益合理分配。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但是，如果透过各种经济发展的现象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转型无非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一、路径依赖应从以资源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导向

一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着由低级经济形态向高级经济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了若干相互关联的经济形态转变过程，通常表现在生产潜力扩张和创新能力提高上。［1］在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表现为生产潜力的扩张。按照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国经济发展可能经历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2］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展所需的条件有所不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潜力扩张，经济发展依赖的路径因素各有侧重。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这些生产要素，都有可能成为带动一国生产潜力扩张的因素。然而，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从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成效也是不同的。在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基本生产要素，本国经济发展依赖价格条件进行竞争。本国产业技术主要来自模仿，产业本身尚无创造技术能力。而在投资导向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基本生产要素及本国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意愿，本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价格竞争比较敏感的产业环节之中。本国产业具有吸收和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但不足以发展独特的产品和应用独特的流程。其原因在于，此时仍缺乏能够积累的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在创新导向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产业各个环节精致化和专业化程度，本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将从生产成本转向生产率。本国产业强调先进与高级的技术表现，产业发展的焦点放在技术和产品的差异上。因而，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这三个阶段，通常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繁荣。然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生产潜力扩张所依据的动力因素差别较大，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和投资导向阶段更多依据的是自然资源、劳动成本这些价格条件因素，而创新阶段更多依据高级的和专业性的生产要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和成本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生产潜力的扩张。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潜力得到了快速提高。1978年至2021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7%，2021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保持了5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1%，明显高于世界同期5.4%的经济增长水平①，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增长了11.4%②。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张。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在经济规模总量上位居世界第四，与位列前三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差距不断缩小，2021年经济总量规模几乎与德国不相上下。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20%、60.6%和91.3%，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相应地提高到5.5%。然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生产潜力的扩张，既可以依靠生产要素投入，也可以依靠创新能力的提高。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我国经济生产潜力扩张中缺乏独树一帜的产品和独特优势的生产技术。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需要各种生产要素，但是不同阶段对它们依赖程度不同。中国经济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发展阶段，经济规模的扩张过度依赖资源型初级产品推动。2021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中重化工业带动作用的增强，以原煤、原油和生铁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产品的产量呈现同向上升趋势。虽然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但这些大多属于依靠资源和劳动要素的初级产品。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大幅增长，产量在世界各国中位居领先地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呈现相同的趋势，产量在世界上位次均基本保持在前列。2021年，我国的钢、煤、水泥、化肥和棉布产量连续四年居世界第1位；发电量也连续四年保持在世界前2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6位。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作为初级产品的工农业产品是以资源和成本的优势为基础的。目前资源部门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会转移至初级产品部门，然而短期的资源收入会削弱长期增长的动力，专业于初级产品部门生产会损害国民经济效率。如若一国经济发展中长期依赖初级和一般性的生产要素的使用，这些要素的数量和素质缺乏持久推进生产潜力扩张的能力。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依靠资源条件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经济发展会因本国资源的耗尽、外国替代资源的出现、技术变迁减少资源需求而出现停滞。因此，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往往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而人工短缺和资源不足等不利因素反而形成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也证明了这点，即越是资源丰富的区域，其经济发展越是缓慢。而在资源缺乏的浙江、广东这些东部地区，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相比之下，资源丰裕的辽宁、山西等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我国经济发展不能主动走出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那么，本国经济潜力的扩张几乎无法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持续。目前各国经济发展在该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是与该国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的状况有关的。以2021年为例，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的能耗、30%钢材消耗、54%的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国内生产总值。然而，我国这些名列世界第一的工农业产品皆为初级产品，在全球经济的国际产业分工链中处于下端。各国的经济活动的往来，都是以本国的生产要素为基础。本国丰富的要素生产的产品，通常成为经济发展的依赖。然而，当今压低初级要素生产成本的国际分工活动，正好说明以初级生产要素为基础的生产潜力扩张的脆弱。

当经济发展阶段由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转向创新导向阶段时，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生产潜力的扩张，而且来自创新能力的提高。劳动和投资的简单的结合只能推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的经济发展，而人力和技术的持续的投资才能推动创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以天然资源为基础的一般性生产要素优势在下降，而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专业性生产要素优势在上升，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每万人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为17.5人（2021年），而日本为135人（2021年），德国为114人（2021年），韩国为91人（2021年），在高级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明显落后于进入创新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不仅需要天然形成的初级生产要素，而且需要后天开发的高级生产要素。在RD中，2021年我国基础研究占了5.2%，应用研究占了16.9%，试验发展占了77.8%；而到了2021年这种RD结构仍然没有改变。在2000—2021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仍在模仿创新。从我国高技术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足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中创新能力的不足。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为14∶1，而到了2021年两者之比为7∶1，虽然在经济发展中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有所加强，但是经济发展中高技术产业发展还是严重依赖技术引进，其中高技术产业中航空航天制造业比例为10.7∶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9.8∶1，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为1.6∶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2.4∶1。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资金主要投向引进技术方面，而用于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资金比例偏低。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表现为，高度依赖天然资源的消耗和资金投入的力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示，产出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较小。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依赖投资推动，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比例失调。2021年到2021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6%，而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长12.2%，全社会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2021年全社会投资同比增长了24.8%，而全社会消费同比增长了16.8%，消费的增速虽在加快，但投资的规模仍处高位。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经济发展中消费的拉动作用，而且使经济发展过度消耗了资源和环境。

二、结构转变应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主导

一国经济由低级经济形态向高级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不仅发生了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也发生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常常被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刘易斯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生产和经济的行为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在各种的理论形式中，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概念为经济发展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的分析提供了基础。［3］因而，结构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换。库兹涅茨将这一转变过程总结为，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出现的实物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生产、需求、就业、贸易结构的转变。增加生产能力和改变资源使用构成了转变的过程，这包括了经济发展中所有的经济函数的变化。增加生产能力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的概念，而改变资源使用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的概念。这些经济现象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因而有利于进行国家之间的经济转变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转变迅速，结构变化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和改进增长利益分配的保证。

经济发展程度通常是以人均收入水平为衡量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形态通常是用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状况之间的关系来表述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状况之间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经济结构状态则较低级；而当人均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经济结构状态则较高级。否则，经济结构状态处于失衡状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经济发展水平逐年稳步提高。继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 000美元后，2021年突破了2

000美元，我国在世界经济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因而，我国从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的赤贫水平，进入当代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行列（1 900美元左右）。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

000美元时，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3.7∶44.8∶41.5，其中，工业的比重为39.4%。经过2003—2021年连续四年10%以上的国民经济增长，2021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了2 000美元。2021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1.7∶48.9∶39.4，其中，工业的比重为43.3%。我国从人均国民收入1 000美元跃入2 000美元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的4%升幅，是由第一和第三产业各自2%的降幅形成的。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工业比重4%升幅上。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观察，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当经济发展进入人均收入1 000美元阶段后，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化处于快速变动期。这既是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阶段，也是处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重要阶段。工业化和服务化目前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发展仅靠制造业的拉动会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2021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1.7∶49.2∶39.1，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