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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很长的教案备注：资料与注释在第三页一、第一国际1.第一国际成立的历史条件2.第一国际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二、巴黎公社1.1871年3月18日革命2.巴黎公社的成立及其革命措施3.保卫公社的战斗4.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教学建议（有点长，建议略过）一、本课重点：第一国际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
巴黎公社的成立及其革命措施。
本课难点：巴黎公社的性质。
六、“巴黎公社”一目，是本课的重点，主要叙述巴黎无产阶级创建了自己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伟大的历史创举。
九、教师小结本课内容(可参阅课本前边的提示内容)。
如时间许可，可以让学生讨论巴黎公社的性质。
本课要点重要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词语第一国际巴黎公社附一:本课思考题答案提示题：为什么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答：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1)巴黎公社是用革命暴力(3月18日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
(2)巴黎公社是一个新型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政权(可通过当选的公社委员、公社的各项革命措施等来加以分析)。
附二:本课练习题答案一、选择：D二、填空：1864，国际工人协会三、列举：①3月18日革命；②公社的选举；③巴黎公社的成立；④“五月流血周”。
附三:本课参考书目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7卷，第1章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简明世界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近代部分，第9章资料和注释一、第一国际1857—1859年的经济危机1857年的危机主要带有工业危机的特征，而不是商业和金融危机。
在美国伴随危机而来的是银行、金融和工业公司的大批倒闭。
1857年，有4 900家企业破产。
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告终，俄国粮食再度出现于欧洲市场，危机复杂化了。
这就使得德意志粮食的输出困难起来。
在法国，危机导致了整批小企业的破产，工业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是小企业破产的原因。
危机也导致了英、美失业人数的激增。
①2003年11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N ov.2003第24卷 第6期I NNER M ONG O LI A S OCI A L SCIE NCES V ol.24 №.6从《哈姆雷特》看莎士比亚悲剧特点周砚芳(内蒙古大学 艺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仅仅用思想性来分析莎士比亚的剧作是不够的,甚至有可能陷入图解戏剧人物的误区。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以思想性来代替艺术性,导致对作品分析的简单化。
从《哈姆雷特》的戏剧情节及人物塑造我们可以看到莎翁悲剧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
第二,巧妙的多线索组织。
第三,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关键词]莎士比亚;悲剧;特点[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81(2003)0620081203一、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说,在西方古典文学史上,是莎士比亚全面地将人从神的光环中解放出来。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人物性格的缺陷不是一个缺点,而正是这种带有缺陷的性格使人物性格丰富起来,获得了完美的表现。
随着情节和人物性格的交织,这种性格缺陷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人物悲剧的发生。
《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的悲剧是由于她的单纯。
她不能了解哈姆雷特的行为,更不能帮助他,由于单纯反而成了父亲和国王的工具,帮助他们陷害哈姆雷特,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她愿意做的,甚至她做了他们的工具以后也不知道。
所以当哈姆雷特刺死了波洛涅斯,遭到国王放逐的时候,她心目中最美好的东西毁灭了,她发疯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哈姆雷特会刺死她的父亲,并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而死去。
她的死也和她自己一样无辜而单纯。
完整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并不意味着人物性格没有一点缺陷,相反,正像现实中没有完人一样,艺术典型的塑造也应该展示人物性格的缺陷,这样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正如著名学者刘再复所说:“性格的‘不可爱处’,是性格的‘缺陷’。
这种性格的缺陷,反映着人的局限性。
陈年强_陈年文艺总裁的另类刀锋励志人物故事不懂、不装，以商业+文艺的方式，打破旧有规则，号称要把时尚还给人民。
一个电子商务青年，一个文艺中年，表面温和，内心愤怒，他是陈年。
“大，大，大。
”问陈年自创立凡客三年来性格变化大吗？他一连说了三个“大”。
特别是在2010年，凡客诚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公司定位从“网上卖服装”，到“卖时尚”，最新的说法是“人民时尚”。
在“人民时尚”的大旗下，凡客凶猛异常，几款革命性产品接踵而来，此前是印花T、帆布鞋，当下是雪地靴、羽绒服，在通胀的大背景下，99元、199元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城市白领。
在男人一枝花的年纪，陈年成了电子商务界的一匹“神马”：2010年销售额直指20亿，凡客体广告“韩流”激荡。
陈年也不再藏着掖着，他甚至屡发狠话：2013年达到100亿；就是要挤占ZARA、H&M、优衣库，利用中国制造获取暴利的空间……当然，这一年也是让陈年感到“后怕”的一年，他写了创立凡客以来的第二封道歉信。
这是大多人面前的“神马”陈年，但是，陈年还有内敛的另一面。
他是一位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是一名商人；在成为商人之前，他是标准的文艺青年。
换句话说，陈年最没有变化的是他的“文艺腔”。
在他的内心深处，100亿是浮云，上市是浮云，商业大奖更是浮云，“不装”和内心的自由才是他的终极追求。
2010年12月5日，陈年获得2010年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商业新锐”奖。
在大佬云集的会场，他把员工留在会场“放哨”，交代说到颁奖的时间再通知他来，然后独自去了三联书店。
最后他买了本汪曾祺的书，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的调调是他喜欢的路子。
他是一位文艺CEO（首席执行官），他就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以商业+文艺的方式，打破旧有规则。
把时尚还给人民看起来风光无限的陈年，其实行走在商业的刀锋上。
但他的2010年轨迹，却被几位“凡客”彻底改写。
2010年6月份，陈年去浙江拜访供应商，在一个为凡客做鞋的工厂里，陈年发现流水线上的“小孩”（他喜欢管年轻人叫小孩，无论是流水线上的员工，还是凡客的代言人韩寒、王珞丹）都穿着凡客的鞋子和T恤。
姓名：程珂序号：109 班级：甲班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学号：2013011065一代大师的陨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书报告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996年由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在全国引起“陈寅恪热”，成为90年代的标志性读物之一。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理应对其生平做些了解，走入大师的世界，了解大师的人生。
我读的是三联书店于2013年发行的修订版本，作者陆键东是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作家、学者。
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南岭文化演进史等课题的研究。
著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如何认识陈寅恪》等书，据不完全统计，数年间引起海内外媒体对该书谈论的文章、书评与读物，已超过一千篇。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第一次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整本书仔细的读了一遍。
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基调阴沉，这本书历史环境和人物经历两方面的因素始终在结合中描述。
在这本新版的前言中作者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特定历史时期的著述，时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奋，具在书中历历可见。
”整本书弥漫着可惜、错过这样的气氛，读来不时感到阴郁。
整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写作顺序大致就是按照时间的推移，从1948年陈寅恪从北平出逃一直写到陈寅恪因病去世大概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重点描述他最后二十年中身边出现的人，由这些人带出陈寅恪晚年生活的一个个场景。
第二次读书进度比较快，花了5天的时间又温习了一遍，这一次发现了本书与其他传记类图书不同的地方，这本书的作者陆键东本身是广东人，而陈寅恪的晚年基本上是在广东是度过的，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一生中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怀念三联前辈王仿子作者：樊希安来源：《读书》2019年第06期二0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气晴好。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院子里的玉兰花开了，白玉兰、紫玉兰竞放，更增添了哀伤气氛。
三联书店老前辈王仿子先生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我在三联书店任职期间，仿子先生对我的工作予以支持和帮助，结下了比较深厚的情谊。
我必须赶来送王老一程，以尽一个三联后辈的一点心意。
王仿子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前辈，也是我国出版界的老前辈，他早年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以一百零三岁高龄谢世，盖棺定论地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出版事业奋斗的一生。
他很早投身进步出版事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義建设和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经历出版的多个工作岗位，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仿子先生去世，有关领导和出版界同仁，以多种方式表达哀悼之情。
送别仪式开始前看到先生的生平简介，我更进一步了解了先生的战斗历程和出版生涯。
先生曾用名王健行，上海青浦人，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生，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到衡阳、桂林的生活书店工作。
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孟夏书店工作。
一九四二年参加东江抗日人民游击队，在军需部工作。
一九四三年到桂林文学创作社工作。
一九四五年后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任出版科科长，后到香港生活书店和大连的光华书店工作。
一九四九年八月到出版委员会工作，任印刷科科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新华书店总经理处出版部工作，任秘书室主任。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任总经理室主任。
一九五二年七月到出版总署出版局工作，任综合计划科科长。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任出版处处长。
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历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中国印刷公司经理、国家出版局办公室主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之后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一九九五年八月离休前，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
小学语文课本，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在《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在报纸上发表时有删节，感谢整理者水流云在】傅国涌想不到，一个有关小学课本中母亲与母爱的话题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很有病。
我比较关心本国的历史，尤其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的历史，最近网上有篇批判我的文章《怀念民国是种病》，虽然观点不能苟同，但这个题目我很喜欢。
为什么怀念民国？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有病，所以才会去关心民国，关心民国的教育，关心民国的历史。
正因为自己病了，所以要寻找另一个时代，寻找另一个不病的时代。
归根到底，都是我们有病，我们的这个时代有病。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针对的就是当下最主要的三套语文教材的病。
上午我们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来自高校的教授，有关心教育的时评家，有教育媒体的编辑，更多的是中小学语文教师，我们谈到了小学语文教材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
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小学语文课本，当然不可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但是，它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的最底线。
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
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
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
我有幸与许多老先生有过交往，他们的大学教育或者中学教育基本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
我惊讶的发现，很多老先生在他们的回忆文章或交谈中告诉我，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大学教育，而是中学教育，甚至是小学教育。
浙江有一个作曲家周大风，是《采茶舞曲》的作者，他只有小学毕业，初中上了一年就失学了。
我读了他那些回忆小学时代的文章，非常震撼，他是1923年出生的，在浙江镇海县乡下的灵山小学，从1931年至1936年，他接受了健全的小学教育。
灵山小学所给予他的精神资源，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曲家，所以他一生回望，对那所学校充满感恩。
适合中学生的榜样人物传记1、《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是一部重要的邓小平传记，读之难忘。
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的转型，并促成了美中建交——这无论对于他的国家，还是我的国家，都是极其伟大的成就。
——吉米·卡特(美国前总统)2、《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韩国]朴槿惠译林出版社朴槿惠以最平实的笔触，娓娓道出她的过往人生，处处可见她对父母的追慕与怀念之情、对韩国人民怀抱的使命感，以及历经大起大落后的省思与坚韧。
3、《史蒂夫·乔布斯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中信出版社《史蒂夫乔布斯传》由著名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 son)在过去两年与乔布斯面对面交流40多次、对乔布斯100多位家庭成员、朋友、竞争对手和同事的采访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详尽描写了乔布斯的成长经历，创业生涯和打造苹果公司及其产品的全过程。
4、《马云正传》刘世英，彭征著南方出版社第一部详尽记录马云精彩人生的倾情力作。
国内首屈一指的武侠式财经人物传奇。
马掌门从默默无闻到"称霸武林"，你究竟是该欣赏还是该学习?即使马云的成功无法复制,但他的成功之道将彻底燃烧你的激情!他开创了世界互联网版图的“第四种模式”他几乎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和投资方式。
在这个后乔布斯时代，也许能不断带给世界惊喜和创新的，就只有马云了。
5、《亚历克斯·弗格森》[英]亚历克斯·弗格森保罗·海沃德北京出版社在自传中，弗格森娓娓而谈，善于把握讲故事的节奏和矛盾冲突，历数曼联的风风雨雨，并为明星球员如贝克汉姆、里奥·费迪南德、C·罗纳尔多、罗伊·基恩、路德·范尼斯特鲁伊专门开辟章节，讲述球员个人、球员之间、球员与教练之间的故事，还描写了对手教练何塞·穆里尼奥，几位曼联守门员的故事，另外还讲述了自己在足球之外的兴趣，家庭情况等，呈现了一个很立体的弗格森——收放自如，对待家庭专一负责、对球员慈父与暴君兼具、爱好赛马和阅读，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
三联书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三联书店成立于1948年10月26日，它是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书店合并而成，现今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内的墙报上有店史的介绍，有三家书店创办人的相片和事迹的介绍，在读书出版社(原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的介绍中，有艾思奇、黄洛峰，笔者认为店方遗漏或是忽略了读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创办人——郑易里先生，他对读书出版社有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郑易里就没有读书出版社。
话要从上个世纪30年代说起，当时中国革命处在低潮，苏区遭遇反动派的五次围剿，在国统区反动派的围剿更是疯狂，很多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被抓、被关、被杀。
蒋介石政府对文化界的围剿同样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我举几个历史事件：一个是1931年1月11日柔石、白莽等左联的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同年２月７日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大批左联作家被通缉，鲁迅先生也时刻面临被捕的危险境地；一个是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报业大亨史量才被杀，他乘防弹汽车外出，回来的路上被蒋介石所派军统特务枪杀，原因是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把《申报》办成了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而且他坚决回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利诱，坚持正义立场，所以招致杀身之祸；再一个就是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主席团成员史良提出：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蒋介石，同年11月23日蒋介石政府以“危害国民罪”逮捕了七位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因为这七个人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其中李公朴就是成立不久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社长。
种种文化界人士被迫害的历史事件不一而足，说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在政治上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乌云笼罩下的白色恐怖。
当时，上海有一百多家出版社，而能够顶风冒险出版进步书籍，成为中共地下党文化阵地的只有三家，这三家书店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
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斜桥弄71号正式开张，出版社的社长是李公朴，郑易里是编辑部的撰稿人之一。
那时，书店出版了一本相当有影响力、前后再版１４次的书，这就是郑易里和艾思奇合译的《新哲学大纲》，它是从苏联米丁编写的《辩证唯物论》翻译过来的，这是一本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
艾思奇在《译者序》中推介这本书时写道：“本书是一部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用了十几位新进哲学家的力量，准备了两年多的功夫，原著才算完成。
内容的精粹，由此也可以想见了。
”“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目前新哲学上的争论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正误的标准。
”因为《新哲学大纲》传播的是先进的科学思想，起到了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的作用，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而且畅销的情况在当时的其它书店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本书运到延安后，便成为延安各学校革命学员的必读书目。
自然，这样的书也绝对是国民党政府查禁的对象，读书生活出版社只能半公开地销售，即把书放在柜台下面，有人要买时才拿出来卖。
没想到，书店刚开张半年就发生了“七君子事件”，社长被捕，一下子群龙无首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原来就没有本钱，靠艾思奇等人向朋友、熟人筹借一、两千元做经费，好在纸行和印刷厂可以欠账，等印出书卖了，收回钱再还。
可这时，书发不出去，钱收不回来，资金突然周转不灵，外面债权人要债，内部人员的工资发不出来，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真是人心惶惶，内外交困，出版社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这时，中共地下党找到艾思奇，说明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个文化阵地不能丢，要想尽办法使它存活下去。
怎么办？艾思奇想到了郑易里，他们二人是云南老乡，同在日本留学时，因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而成为密友，郑易里和他二哥合伙在上海做生意，手里有钱，他是不是可以出钱来拯救读书生活出版社呢？这事儿一经提出，郑易里明白当时的形势和出版社对革命的重要性，二话不说，马上拿出3000元（法币），还清了书店的内外债务，解了燃眉之急，安定了人心。
郑易里救书店于危难之中，所以说“没有郑易里就没有读书生活出版社”并不为过。
读书出版社有了钱，脚跟算是站稳了，但是还缺人手，还需要一个能张罗事、善管理、敢担当的经理，郑易里和艾思奇不约而同地想到他们的同乡兼朋友黄洛峰。
黄洛峰的堂叔跟郑易里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彼此都认识，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后来虽然各奔东西，但互相都在打听着彼此的消息。
三年前，黄洛峰从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出来，就投奔了郑易里，当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患有严重胃病的黄洛峰站在郑易里面前时，郑易里马上拉他进家叙谈，了解到黄洛峰的困境后，郑易里便带黄洛峰去买衣服、洗澡、吃饭，然后二人去见艾思奇夫妇，恰好艾思奇的房东还有一间小房子空着，于是黄洛峰便租了下来，郑易里给他留下生活费，黄洛峰便和艾思奇夫妇一起搭伙起灶，并写文章投稿，赚取稿费维持生活。
在这期间，这三条云南汉子几乎天天晚上凑到一起聊天、议论时局。
一直到1936年４月，黄洛峰的夫人来到上海，他才另外租房，后来有了孩子，光靠稿费就不够维持生活了，黄洛峰便应他堂叔的邀请，去南京浦镇堂叔那里任职了。
现在黄洛峰刚走没多久，他会不会来出版社任职呢？郑易里和艾思奇给黄洛峰写了一封信，诉说了出版社遇到的空前危机，郑重邀请他来担任出版社总经理，三人共同努力把出版社支撑起来。
黄洛峰见信后，感到这不是一般的邀请，而是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便立即放弃南京收入不错的工作，于1937年２月到上海赴任了。
至此，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的领导班底为：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任总经理、艾思奇和柳湜同任总编辑。
董事长是出版社的老大，总经理是董事长邀请来的，艾思奇、黄洛峰都是地下党员，虽然郑易里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在白色恐怖中挽救了共产党的文化阵地，那么，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只提总经理黄洛峰，却没有董事长郑易里的一席之地，让人不可思议。
在读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出版史中，有三部社会影响大、影响时间长的书都与郑易里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郑易里就没有这三部书的诞生，这三部书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二是郑易里、曹成修合编的《英华大词典》，三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过程读书生活出版社有了新是领导班子，人员增加并重新组建，一切就绪，该出书了，出什么样的书呢？三人经研究，觉得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要宣传先进的、科学的新思想，使其普及大众，深入民心。
于是决定把出版社的方针确定为：1．翻译出版马、恩著作，首先出版《资本论》；2．编辑出版高级理论刊物；３．编辑出版社会科学通俗读物为什么首先出版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郑易里手里有一套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感到这部书对中国革命非常有价值，干革命光有不怕牺牲的决心还不够，还必须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而《资本论》正是这样一部给工人运动指明正确方向的书，是能够引领民众冲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一面鲜明的思想旗帜。
这么重要的一部书自1867年问世，70年过去了，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而中国革命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来指明方向。
三人经过酝酿，决定先出版《资本论》，把这面伟大的思想旗帜在中国举起来！一个刚刚建立的小出版社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问题，光靠社里这点股本是远远不够的，郑易里考虑到自己和二哥经营的云南土特产商店收益还可以，自己可以做经济后盾。
其次，要有高水平的译者，要懂德语、英语及较高水平经济学理论的人才能担此重任，巧的是艾思奇的夫人吴瑛了解到她的同学余信芬的丈夫正在翻译《资本论》，此人就是郭大力，而且他们一家的生活正在窘迫中，艾思奇马上带郭大力去见郑易里和黄洛峰，并且很快由出版社和郭大力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内容为：1.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的另一位译者）各40元预付版税。
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作为专门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
2.译者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向出版社交稿，以便审核、修改、定稿。
3.出版社帮助译者解决所遇工作上的其他困难。
这个合同大大增强了译者的信心，此事在文化界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为落实合同，郑易里拿出2000元存入银行，作为翻译《资本论》的资金。
有了钱，社里上上下下十分振奋，大家决心齐心协力地大干一场，保证马克思的经典巨著在中国的出版。
在郑易里的主持下，不管人员怎么变动，战局如何变化，出版《资本论》的计划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郭大力的译稿陆续交来。
想不到《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好，战火就烧到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寇挑起事端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郭大力家住火车站附近，不断受到日军炮火的轰炸，为了完成《资本论》译稿，郭大力只得回到老家相对平静的乡下继续工作，他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以后，便离开上海，回到江西赣州潜心工作，继续翻译《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每翻译完一个段落，郭大力便把译稿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誊写在很薄的航空信纸上，一封封寄往上海交给郑易里。
当时动荡的中国邮件快慢不一，有的邮件先发后到，有的后发先到，郑易里倍加珍惜几经辗转后收到的稿件，他一边整理译稿，一边用日文版《资本论》对译意进行认真核对。
自“八.一三”的战火烧到上海，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三位领导一致认为出版社必须坚持下去，不但如此，而且还应该在抗战中求生存，求更大的发展。
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刚出狱不久回到上海任出版社董事的李公朴与柳湜去华北前线慰劳军队，八月中艾思奇和周巍峙去延安，黄洛峰带出版社主力迁往当时的抗日后方武汉，不久又迁往抗日陪都重庆。
上海则由郑易里全面负责主持工作，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其中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罗稷南、郑效洵，刘麐负责财务，行政工作由张汉清负责，卜朝义、殷荣高协助，郑易里就带着这６个人在上海坚守着，一切工作围绕出版《资本论》进行。
在这段时间里，郑易里除自己负责用日文版《资本论》校阅译稿、负责版面设计外，还请了三名“女将”作校对，她们是罗稷南的夫人倪琳、郑效洵的夫人蔡淑英和郑易里自己的夫人熊约春，一般的校对是从头到尾一点一点校对，这样会由于习惯一扫而过，产生疏漏，郑易里便要求大家从后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来保证校对质量，她们就是这样认真、负责地校对着。
不久，工程眼看即将告成，郑易里高兴的同时心里又开始发愁，如何付印、能不能出版是悬在他心中久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