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
绪论
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一、解读辞赋的风尚。
二、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两汉拔人才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
三、诸侯王招致文士；皇帝爱好词赋，进献辞赋之风；外戚招纳文学家做幕僚。
四、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如乐府（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东汉洛阳东观（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
五、游宦风气。西汉早期游宦活动主要在诸侯王间进行；武帝朝至东汉初，游宦风稍衰；东汉中后期又成为时尚。
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汉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作品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和巨丽之美。
二、汉代文人普遍具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建功立业的愿望，追求人生的不朽，贵于名行，为实现人生理想，不惜牺牲生命，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三、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四、士人命运还和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西汉昌盛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西汉后期始，文人慨叹更多集中在命运方面，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东汉衰落期，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如《古诗十九首》。
五、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批判秦朝暴政，对历史进行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如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司马迁的《史记》；武帝始，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文学也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如大赋；东汉始再度批判，如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讳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黑暗，及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六、汉文人地位也经历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汉初枚乘、邹阳等人具独立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品性；武帝始，对文人倡畜之，东汉时外戚招幕僚也不自由，多数是文人兼学者型；西汉末年起，人格独立的精神又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创作；东汉后期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汉代人经历了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层次。
七、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幻想和神灵世界沟通；东汉后浪漫色彩减弱，理性精神增强。
八、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兴旺，相互促进。五言歌谣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碑文人有意模仿，出现文人五言诗，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影响下走向成熟；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如《史记》、《吴越春秋》。
第三节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一、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西汉学校教育是经公孙弘倡导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目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
二、浪漫的文风和经学的虚幻性。
三、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四、汉代文学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东汉初经学界删繁就简之风兴起。
五、经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以此为尺度，对文学现象作判断；对屈原及其作品和汉赋的评价，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
六、司马迁继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方式。
第四节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文体。
（一）赋。
1、最具有代表性，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2、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且往往将诗歌融入，有四言、五言和七言。
3、文体来源多，是综合型的文学样式。枚乘《七发》标志着赋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赋的力作，张衡《归田赋》开创抒情小赋的先河。
（二）楚辞体作品没有新发展。许多楚辞类作品依傍屈原，和新体赋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多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之后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三）叙事散文文体有较大发展。《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汉书》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下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封禅仪记》是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游记。
（四）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五言诗已经成熟。
（五）七言句子西汉时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
二、分期。
（一）初创期：高祖至景帝。
1、多种文体基本沿袭战国文学余绪，同时又有新因素萌生，出现《七发》等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
2、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辞赋和政论成就较高。
（二）全盛期：武帝至宣帝。新体赋定型，出现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辞赋作家；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史记》撰写完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创作乐府诗。
（三）中兴期：元帝到东汉和帝。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出现扬雄、班固等辞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