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入史列女的初始标准的多元化
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入传女子的标准有七，除贞顺和节义之外，尚有母仪、贤明、仁智、变通和孽嬖；南朝范晔所作《后汉书》没有言明他选取列女的标准，但是他所选取的妇女的特点也表现在很多方面，和刘向的取向是一致的。
列女传的初期标准是多元化的，贞顺和节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德性和才华也是非常被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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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评定，尤其在唐宋之后，多集中于贞节和孝义，入选正史的女子多是在此二者上有着突出表现，“列女”逐渐演变为“烈女”。
然而若是对列女的选取标准作纵向的历史考察，还有很多商榷之处。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漫长进程中，列女选取的标准也发生着变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贞节和孝义为主要部分。
考察刘向所作《列女传》和范晔所作《后汉书》中《列女传》部分，有关于女性在文采、政治眼光、母仪等方面的作为都有翔实记载。
一、儒家经典中对妇女的规范
《周礼》中《天官冢宰第一》对女性的行为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规定：“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
”郑玄将这四者解释为：“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1]192。
从东汉郑玄的注解来看，一个理想化的妇女是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作为，而不简简单单的是“贞顺”和“节义”。
东汉相对郑玄较早的班昭对此的解释与郑玄呼应：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盥洗尘秽，服饰鲜挈，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挈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2]2789
从此可见，儒家经典中对女性的规定和约束是基本的，在德行上要贞节，至于“言”、“容”、“功”三方面的更是最普通的，不说恶语，干净得体，专心纺绩，待客以礼就大致符合彼时的规范了。
《仪礼》和《礼记》两部儒家经典对女性的要求也多是行为方面基本的规定。
“妇事舅姑，如事父母”[3]396。
此言为妇者如何对待舅姑；言及妇女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礼记》记载：“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
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3]867《周礼》等儒家经典对女性的道德和行为规定可以被看做是我国对女性道德和行为规定的萌芽时期，只是在个别方面作出笼统的规定，在其他的很多方面还有着较大的空白，例如，“言”作为后来表现女子是否有“才”的一个标准，在此只是被提及，而未深入。
二、刘向《列女传》和范晔《后汉书·列女传》体现的多元标准
西汉刘向所作《列女传》是历史上第一部正式记录女性史实的著作。
考察作者作《列女传》的背景：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
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
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4]1957-1958。
此段文字基本上揭示了《列女传》写作的背景：“奢淫”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所选取的入传人物“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目的是“以戒天子”。
刘向《列女传》中所载女性从上古时期到秦汉，分为七个门类，即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和孽嬖。
四个每个门类十五人，和一百零五人。
对母仪、贤明、仁智、辩通刘向的解释是：
惟若母仪，贤圣有智。
行为以表，言则中义。
胎教子孙，以渐教化。
既成以德，致其功业。
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惟若贤明，廉政以方。
动作有节，言成文章。
咸晓事理，知世纪纲。
循法兴居，终日无缺。
妃后贤焉，名号必扬。
惟若仁智，豫识难易。
原度天道，祸福所移。
归义从安，危险必避。
专专小心，永惧匪懈。
夫人省兹，荣名必归。
惟若辩通，文辞可从。
连类引譬，以投祸凶。
推摧一切，后不重复。
终能一心，开意甚公。
妻妾则焉，为世所诵。
[5]2
母仪和贤明属于德性。
仁智和辩通属于才华，在七个门类之中，所以刘向并不是唯“贞顺”和“节义”是论。
孽嬖传在后世正史的《列女传》消失，对于《孽嬖传》，刘向解释为：“惟若孽嬖，亦甚易。
淫妒荧惑，背节弃义。
指是为非，终被祸败”[5]。
这一点和后世撰写《列女传》以记述有才行或者可以兴教化为主的目的不一致①，故而逐渐消亡。
在其余的六类中，贞顺和节义只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在刘向的时代或者之前，史家在列女标准上并不是把贞顺和节义放在核心地位的。
而且和儒家经典规定稍有出入的是，《列女传》一书中所载女子的价值并未体现在儒家经典的规定上。
《列女传》中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辨通传》，其中人物不论背景和容貌以及“贞顺”都没有多少体现，而是充分体现在“辩”上，即和《周礼》中对应的“妇言”。
例如，“齐孤逐女”的状况是“无父母，状甚丑，三逐于乡，五逐于里，过时无所容。
”然而却心怀国政，向齐王论述丞相的重要性：“柱，国相是也。
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堕。
”还对当时齐国的丞相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且对选用丞相的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
如有过之者，何为不可也？今则未有。
妾闻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孙叔敖，燕用郭隗而得乐毅。
大王诚能厉之，此则可用矣”[5]241。
一个普通女子和齐王谈论国家大政，显示了在刘向选取列女的时候注重女子的才华，这种才华不仅仅是知书，而且是在政治上的过人之处。
如此，
刘向为可以入史的女性树立了标准，而且这种标准是对儒家经典的突破，除了贞节之外，更加注重女性的才华。
刘向重视女性才华这一点在后来的范晔《后汉书》中得到了继承。
《后汉书·列女传》首段记述：“《诗》《书》之言女尚德矣。
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6]2781《后汉书·列女传》中认同《诗》《书》中所称的有德之女，即贤妃、哲妇、高士和贞女。
但从前三者可以看出，女性入传的标准之一就是有着突出的才华，这种才华可以体现在文才、政治才华、深明大义等方面。
这一特征与刘向《列女传》是一致的。
对此，范晔释为：“馀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6]2781《后汉书·列女传》和刘向《列女传》类似的是贞节作为一项标准一直存在，但在总体上不是最主要的。
范晔强调自己的标准是“才行尤高秀者”，只要是在“才”或者“行”上有可称道之处即可，不必“一操”，即使“操”所含内容宽泛，但包括“贞节”是肯定的。
陈留董祀妻，也就是蔡琰，是能较好体现范晔选人标准的人物之一。
《后汉书·列女传》称其“博学有辩才，又妙于音律。
”但在贞节上蔡琰却“适河东卫仲道。
亡夫无子，归宁于家。
”接着“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最后曹操“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如果按照贞节的观念来衡量，蔡琰绝不可入传，一生三嫁，其中一次还是胡人，但是范晔选取蔡琰显然是为了突现她在才华上的价值。
在交代了蔡琰的背景之后，范晔在篇幅上重墨记录了蔡琰因“感伤离乱，追怀悲愤”而作的“诗两章”[6]2800。
另一位就是扶风曹世叔妻，也就是班昭，《后汉书·列女传》称其“博学高才”[6]2784。
班昭年轻守寡，不曾改嫁，符合贞节，但是《后汉书·列女传》中对此事未曾涉及。
范晔重墨记述了班昭续修《汉书》，上疏太后，尤其是班昭所作《女诫》，范晔全文收录。
此三件事，皆应大才所为。
《女诫》虽为古代讲求女性贞顺鼓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文也显示了班昭作文上的过人之处。
蔡琰失节，而范晔收录，重点是她的文才；班昭守节，范晔对此淡化，重点也是她的博学，故而从此不难看出范晔的标准：“馀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除了此二人外，和才学或者胆识有关者还有王霸妻、袁隗妻、袁隗妻妹芝、渤海妻鲍宣妻、河南乐羊子之妻、皇甫规妻、犍为盛道妻、南阳阴瑜妻等。
这些女性在文才、大义、或胆识上的表现是范晔将其列入《后汉书·列女传》的原因。
考察《周礼》、《列女传》和《后汉书·列女传》，“列女”不等于“烈女”，列当作罗列讲。
入史列女的最初标准体现在德行和才华两个方面，且德行所含内容也是广泛的，甚至会出现和儒家传统的规范不一致的例子，这都充分说明，列女的初期标准是多元化的，不可简化为“贞顺”和“节义”。
参考文献：
[1]郑玄.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2.
[2]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89.
[3]吕友仁，吕咏梅.礼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4]班固.汉书:卷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