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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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朝贡制度研究引言明清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对明朝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围绕明清朝贡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其背景、关键词、内容、贡使制度、勘合制度、通关文牒制度和免税制度等方面,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明清朝贡制度中的关键词包括贡使、勘合、通关文牒和免税等。
贡使是指由外国派遣到中国进行朝贡的使节,代表其国王或政府表达友好关系和进献珍宝特产等;勘合是指对朝贡物品的验收和核实,以确保朝贡物品的价值和品质;通关文牒是指外国使节在进入和离开中国时必须提交的文件,用于核实身份和货物信息;免税则是指对外国使节携带的货物免除关税和税收。
内容概述明清朝贡制度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发展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并在嘉靖年间达到鼎盛。
朝贡国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占城、爪哇等国家。
朝贡物品包括珍宝、特产等,而明朝则回赠礼品或赐予爵位、封号等,以示友好关系。
贡使在进京朝贡期间,享有较高的礼遇和待遇,但同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贡使制度贡使制度的设立是明朝为了规范对外关系和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措施。
明朝通过赐予国王或地方官员爵位、封号等手段,将朝贡关系与国内政治体制相结合。
同时,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贡使的管理和接待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会典》等,规范了贡使的礼仪、待遇、限制等方面。
勘合制度勘合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核实朝贡物品的价值和品质。
明朝规定,朝贡物品必须由勘合部门进行验收和核实,以确保其价值符合规定。
勘合制度的执行过程包括多个环节,如申请勘合、审核勘合、监督运输等。
然而,随着朝贡国家的增多和朝贡物品种类的增加,勘合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勘合标准不统一、管理混乱等。
为了改进勘合制度,明朝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强管理、统一标准等,使其逐渐完善。
通关文牒制度通关文牒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和核实外国使节的身份和货物信息。
在明朝时期,外国使节在进入和离开中国时必须提交通关文牒,以证明其身份和所携带的货物已经通过审核。
明朝前期的朝贡体系与海禁政策朝贡制度是把中国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了周边国家,把国内的政治统治照搬到了外交领域,强调礼的秩序大于经济利益。
海禁政策是配合国内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限制工商业发展,维系国内平衡稳定,只准外人来,不许国人出。
朝贡体系:礼的秩序大于经济利益朝贡,是朝觐和进贡的统称,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对外政策,明朝延续了这一制度。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一政权都以“中央之国”的姿态俯视周边国家,把他们看作甘心臣服的藩属国,维系的纽带就是藩属国国王派遣使节定期朝贡,接受皇帝的册封。
从本质上说,朝贡制度是把中国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了周边国家,把国内的政治统治照搬到了外交领域。
朝贡强调的是政治礼仪,不在乎经济利益,因此,与贡物相比,明朝皇帝的回赐数量是巨大的,往往是贡物的数倍,并且对朝贡国的附带品实施免税的恩惠。
明朝通过朝贡关系,确立了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结构的“礼的秩序”。
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进贡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
明朝政府认为,只有这样,周围国家才能不生事端,不成为乱源,不影响大明帝国的稳定。
朝贡体系下,明朝在北京和南京设置接待使节的宾馆——会同馆,安排使节朝见皇帝,献上贡品,领取赏赐。
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立了3个市舶司和宾馆招待外国使节。
宁波的宾馆叫安远,泉州的叫来远,广州的叫怀远,全都是安抚和怀柔的意思,一概带有居高临下的口吻。
礼节完成后,随外国使节一同到来的外国商人可以在会同馆和宾馆附近与当地中国商人进行进行三至五天、有限制的小额贸易,贸易品和贸易对象都受限制。
只有朝鲜和琉球两个关系密切的国家不受三五天时间约束。
那么外国进贡给中国的都是什么呢?基本都是虎豹禽鸟等中国少有或没有的动物,金银、器皿、珍宝、缎匹等与中国质地风格不同的玩赏品,总而言之,都是给中国皇室和上层社会锦上添花的奢侈品。
所以呢,明朝皇帝和政府官员虽然喜欢这些贡品,但是认为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意义不大,因此不重视,也不鼓励扩大。
明朝朝贡体制的内容与特点朝贡体制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式表现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
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周秦时代。
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
其后这种制度被推广到处理中央政权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上,再后这种制度被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的交往上。
历来的中国政府用这种制度维护其“天朝至尊”的地位,而把朝贡国视为藩属。
“这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用以羁糜外国、怀柔远人的外交手段”。
一、朝贡体制——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是以夷夏传统关系为基础建立的。
古代的中国人是直观的看待世界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地球的认识。
天下既然是方的,在地理概念上就有中央与边角的区别。
古代中国人毫不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天朝”天然地居于天下的中央,因此是“中国”而蛮夷戎狄只配住在四周四角,因此是“四夷”。
这种古朴的中国中心理念,为构筑一个宗蕃模式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地理的、文化的依据。
西周的制度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周代通过分封,形成天子为宗主,诸侯、蕃邦为番属的格局。
《国语周语》有“五服”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尚书禹贡》则有“九服”之说。
不管是五服还是九服,其核心内容是一致的。
这就是以天子居住的王畿为中心,各服依次像一个同心圆似的向外辐射、扩展,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把世界划分层次。
据此,中原是文明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
所谓华夏和夷狄,并不仅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划分,而且是文化的高下之分。
宗主与藩属之间的关系通过“宾礼”来维系,其原始内容就是朝聘之仪,既中原天子接受诸侯、蕃邦的朝觐和遣使聘问的仪式,唐以后还增加了天子对蕃邦遣使册封的仪式。
这套理制与其说是标志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倒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的依附。
只要朝聘者尊天朝为“上国”,遵从天朝的礼仪制度,表现自己“输诚向化”,就都可以得到天子的“温谕厚赐”。
朝贡体制再认识本文共计4882字,建议阅读时间20分钟。
中央王朝对藩属国“册封赏赐”,藩属国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
这种制度被称为朝贡制度。
我们中国人对朝贡制度很熟悉。
这得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了。
朝贡制度起源于周朝。
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朝贡制度的起源。
这套制度时断时续,历经演变,到明清两朝发展得最为完善和成熟。
我们这里所说的朝贡制度,指的就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制度。
朝鲜使臣记录的进贡景象说到朝贡制度,一般有两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朝贡制度就是一套虚礼,是天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当冤大头。
外国来朝贡,虽然有贡品,但天朝给他们的赏赐往往更多,因此给中国政府的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一言以蔽之,天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另一种是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观点,可称之为功能主义观点。
费正清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工具。
表面上朝贡制度是政治性的,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做买卖。
外国使臣带来的贡品,从中国带走的赏赐,再加上他们顺便进行的买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
第一种说法很难解释朝贡制度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
很难想象中国政府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仅仅是为了虚礼就把一套制度坚持那么长时间。
要知道,国家的登基大典、总统宣誓仪式,学校毕业典礼、公司开业仪式,民间的婚丧嫁娶等等,绝不仅仅是虚礼,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费正清的观点揭示了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但会让人们忽略朝贡制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
固然,朝贡制度能够同时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但这套制度的本意并不在此。
朝贡制度首先是一种国家间的外交制度,或者说,朝贡制度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1648年,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参战各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构成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国家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
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以这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朝贡体系是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为国际关系体系。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外邦交】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陈尚胜[摘要]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援救朝鲜;保藩固疆;朝贡制度[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中图分类号]l<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o1—6198(2~8)01—0116—08 一,问题的提出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的战争,在朝鲜史上通常称之为"壬辰倭乱".由于明朝曾派援军入朝抗倭,中韩日三国学术界对于"壬辰倭乱"的课题都极为关注.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围绕着"壬辰倭乱"所产生的明鲜关系,鲜日关系和明日关系.其中,明朝在壬辰倭乱中所持的立场及其行为研究,在中韩学术界中间则是一个颇有认识分歧的问题.①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意识到丰臣秀吉的侵略目标是中国,救朝鲜就是将倭朝鲜的行为视为上国对藩邦的字小表现,甚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王尔敏先生也认为:"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及二十五年日本大举进攻朝鲜,中国两度遣兵援救……盖出兵救援朝鲜,纯为救其危亡,乃存祀主义有以使之."②其实,封贡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即藩国应服侍上国,动,是否纯然为"字小"的行为?还是实施援救朝鲜从而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战略?尚需检索原始史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关乎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研究,而且关系到对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明鲜之间封贡关系的性质之认识.因此,本文拟就明朝对于朝鲜壬辰倭乱的反应过程做一详细考察.二,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前后的相关反应16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削平战国群雄后,即开始向朝鲜和明朝做扩张战争的准备. 1587年7月5日,丰臣秀吉在给其妻的复信中写道:"高丽(按:即朝鲜)方面也遣快船前往,使之服(按:指明朝)也使之成为我之一."③经过多年准备,丰臣秀吉于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1]当鲜军兵败尚州后,朝鲜王朝即决定迁都平壤,宣祖王甚至主张"渡辽内附"[2].由于遭到朝臣的反对,内附之议未决.同时,朝鲜内部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向明朝请求援兵."时或有请兵天朝,大臣以为辽,广之人,性甚顽暴,若天兵渡江,蹂躏我国,则沉江以西未陷诸郡,尽为赤地."[3]就在朝鲜内部①朝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九成:《壬乱时明兵来援考——以朝鲜受害为中心》,载于高丽大学史学会主办《史达》1976年第2O辑;崔韶子:《壬乱时明派兵论考》,载于朝国东洋史学会主办《东洋史学研究}1977年;崔韶子:《壬辰倭乱与明朝》,载于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主办《亚洲文化}1992年第8辑;柳承宙:《倭乱后明军留军案撤兵案》,载于《千宽宇回甲论丛》,正音文化社1985年;崔孝轼:《明的壬辰倭乱参与动机和实际》,载于《白山}1998年第51辑.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江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胡碟芬《十六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与明朝的参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孙文良:《明代"援明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3期.②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中国文化研究所》第l1期,转引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99页.③《丰公遗文》,转引自汪向荣,汪浩:《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n))一o_I1))一J,..对于是否向明朝请援问题争议不决的情况下,明朝么,明朝为何在朝鲜尚未请援的情况下而派遣崔世臣等人前往朝鲜了解情况呢?实际上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夕,明朝就曾通过在日本的华人以及琉球,朝鲜两国使节的渠道,得到日本即将入侵中国的情报,由此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壬辰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在日本萨摩藩行医的中国人许仪俊获知丰臣秀吉即将入侵明朝的消息后,即把有关情况告知在日经商的江西临川1人朱均仅列出了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明朝的具体计划,而且还涉及到丰臣秀吉招诱琉球和朝鲜两国协助入侵明朝的内幕."琉球遣僧入贡(日本),(丰臣秀吉)赐金四百两,嘱之日:吾欲远征大唐(按:即明朝),以汝琉球为导.……(万历十九年)五月,高丽国(按:即朝鲜)贡,驱入京,亦以嘱琉球之言嘱之,赐金四百两."①明朝在得到许仪俊的倭寇情报后曾将信将疑,所以在万历十九年八月通过辽东都司向朝鲜发送咨文以了解相关情况.《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宣祖二十四年(即万历十九年)八月,"辽东都司移咨我国,具报倭情,盖因许仪后(俊)诬奏也"[4].琉球国也曾派遣使节于万历十九年八月以前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为此专门上奏并奏请加强了福建的海防.相对来说,朝鲜对于日本的威胁利诱并让该国一起入侵明朝的阴谋却讳莫如深,一直遮遮掩掩.朝鲜政府内部曾围绕着要不要向明朝通报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发生激烈争论,大提学柳成龙主张应及时将日本侵略意图通告给明朝,而左相李山海则担心明朝指责朝鲜私通日本而主张隐瞒此事.在"汉人许仪俊在日本密报倭情,琉球国也遣使特奏"的情况下,朝鲜方面即感到压力,于是在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五月决定,"于贺节使金应南之行, 略具倭情,称以传闻为咨文于礼部".朝鲜"备边司更密戒(金)应南,行到辽东地界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5].但金应南在进入辽东后,却听到朝鲜人为倭寇入侵当向导的传闻,所以他只好宣称是专为奏报倭情而来. 明朝在接到朝鲜的倭寇情报后,"礼部题朝鲜供报倭奴声息,与琉球所报相同,宜奖赏激劝,(明神宗) s0cIALscIENcEJ0uRNAL从之"[6].朝鲜在收到明朝辽东都司向其了解倭寇情报的咨文后,感到自己与日本有通信使往来的情况再也不能隐瞒,于是专门派遣韩应寅作为"陈奏使暴白其曲折"[7].据明朝方面记载,韩应寅通报的倭寇情报为:"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杂,称关白平秀吉吞六十余州,琉球南蛮皆服,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必许和方解."[8]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明朝对于韩应寅通报倭情之举极其重视."应寅等人北京,帝出御皇极殿,引使慰谕勤恳,赏赐加厚,降敕奖谕.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9]韩应寅除了在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得到明神宗的亲自接见外,并在万历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又得到明神宗赐宴,并在宴后回国,前后居北京的时间达四个月之久.[10]明神宗对于朝鲜使节韩应寅通报的倭情也专门下旨:"着兵部申饬沿海提防.该国侦报,其见忠顺,加赏以示激励."[11]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釜山不久,明朝兵部于五月就做出了加强山东,辽东防务的决定.六月,明神宗又根据兵部的奏请敕令,"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12].明朝所发的援朝先遣部队将领,为戴朝弁,史儒.七月,明朝又派遣辽东副总兵官祖承训率兵3000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对于派遣军队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之事,明朝内部给事中许弘纲为代表.他认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溃逃,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131而主张派兵援救朝鲜的意见则以兵部官员(当时的兵部尚书为石星)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蓠,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14]尤其重要的是,明神宗也坚决主张援救朝鲜,"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15].因此,一些反对援救朝鲜的意见也因明神宗的明确意见而未果.不过,朝鲜宣祖王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却缺乏抗日意志,准备逃居明朝境内安顿,并派人"以内附①《中外经纬传》卷4,转引自郑棵生:《明日关系史研究》,东京:雄山阁,1995年,第480页.神宗还专门用"圣旨"安慰宣祖王,希望他坚定抗日既遣,还差人宣谕彼国大臣,着他尽心护国,督集各处兵马,固守城池,扼控险隘,力图恢复,岂得坐视丧亡!"[17]由此可见,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后,不仅及时派遣援兵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的安全,而且援朝抗日的立场也十分坚定.三,明朝在壬辰战争期间的相关反应《明史》记载:"祖承训赴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18]明神宗还专门叮嘱宋应昌,对于入侵朝鲜的倭寇,要"相机剿除,以绝后患"(19].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明朝军队在平壤重创日本军队,取得平壤大捷.但提督李如松却由此产生轻敌思想,役失利后,朝鲜经略宋应昌遂有与日本议和以促成日本撤军的思想.本来,在明朝派遣军队援救朝鲜之初,兵部尚书石星曾招募浙江平民沈惟敬前往朝鲜的日本军军受挫后,即开始任用沈惟敬作为使节与日军前线将领小西行长进行和谈.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沈惟敬被宋应昌派遣前往日军营中议和.临行前,宋应昌在派遣沈惟敬前往日本军营时向其交待:"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你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奏,请旨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20]由此可见,宋应昌在军事上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主观上却把日军撤离朝鲜的目标寄希望于和谈,甚至要求沈惟敬通过和谈使丰臣秀吉向明朝送来投降书.作为明朝回报的条件,则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同时准许日本向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嘉靖年间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被断绝).宋应昌的这种借封贡劝退日军的主意,也被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所认同,甚至还影响到内阁要员赵志皋(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二年为内阁次辅, 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九年为内阁首辅).《明冀无事,相与应和"[21].同时,明朝内部原来反对出兵援助朝鲜的声音,随着碧蹄馆之战的失利,又有了新的言论环境,首辅王锡爵就在一份题奏中称,在朝鲜的明朝士兵若是猛追穷打日本南撤军队,"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22].即感到明朝能否取得胜利没有把握,言一,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也在题奏中提出了弃战议和的主张:"我师出境,无敢谓百全必克者.……诚不忍属国之剪覆,特为勤数道之师,拿两都而手授之. 朝鲜存亡兴灭,义声赫于海表,我之为朝鲜者亦足矣.而复为之,若战以横挑已讲和之倭,恐非完策也.朝鲜谊不与倭共戴天,则五合六聚而挠之,以贸首为快,不惜其他势也.倭欲归费得计,大创追朝鲜以闻假,朝鲜推大国以为锋,而我又欲先用朝鲜之众,以为尝两军争便.倭得张疑,以持我而并战,致毒必深,何可不虑害也?王者之师,不趋小利,不徼小胜.我以德植,朝鲜以信闻,倭奴全归而数千百级,不足以称武;而厮舆有一不备,适足以损重而贻羞,乌容不审权也.伏念倭不能殄之,而除本则莫若以比值之以成信.朝鲜不可轻动,亦不可谕东征文武诸臣,毋狃敌,毋信降,毋妄希奇捷,毋不虑隐患,朝廷以完师为功,不以深入多杀为右,要以早休士马,速纡东顾而已."[23]明神宗对于侯庆远的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敕令"朝鲜王还都王京, 整兵自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24].不十一年十二月,明朝撤回朝鲜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并任用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军务.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所上的《慎留撤酌经权疏》中指出:日本丰臣秀吉派兵攻破朝鲜,"已知朝鲜形胜接近中国……欲据之以睥睨内地耳".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实为准备侵略中国."盖朝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蓠也.故臣尝谓朝鲜为蓟辽保东吃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吃紧门户……守全庆则朝鲜可保无事,失全庆则朝鲜危矣;守朝鲜则四镇可保无事,失朝鲜则四镇危矣.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而一旦从朝鲜撤兵,"是谓半途而废,尽弃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后矣".因此,他认为应至少保留16000士兵驻防朝鲜,与朝鲜军队协守,"复借封贡羁縻日本".对于朝内不少人指责他与日本议和时开出封贡条件均属失策的意见,他在疏中辩解:自议和以来,请封倭众已南撤甚至过海回国.而封贡之事,只是羁縻之术."彼止欲请封即与之封,封后二三年无事,可与贡."在他看来,"留守(按:指不从朝鲜撤军)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25]. 就是说,他认为只有明朝在朝鲜保持军队给日本以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方面才有可能接受和谈与受封.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明神宗基本接受了宋应昌的部分建议,在朝鲜继续保留驻军.顾养谦从宋应昌手中接管经略朝鲜事务后,也坚持对日本采取议和与封贡政策,并具体提出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本进贡贡道为宁波反对,如御史杨绍程,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元,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人交章反对封贡.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赵参鲁还着有《东封三议》,以自己对日本情况的熟悉而辩驳对日本封贡的失策.[26]对此,顾养谦上奏特别强调,有些官员主张对日议和只许册封丰臣秀吉而不许日本通贡,并不可能,"今惟有许则并许,绝则并绝而已", "如用臣议而并许之,则择才辩武臣为正使,惟敬赍诏册随至大丘,令惟敬先谕诸酋,率兵渡海,然后使封贡,而欲保朝鲜,臣必不能任也."[27]为了在自己任上实现与日本议和目标,顾养谦还曾运动朝鲜国王遣使人明为日本请贡,由此影响到明神宗对于日本封贡问题的态度变化.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朝等殊扬扬,过阙不下.既集多官面译,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东;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从,以闻".在日本使节小西飞接受明朝提S0ClALSClENCEJ0URNAL出的条件后,明朝即决定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 "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O"[28]不料,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却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三日从釜山微服潜逃,①迫使明朝改任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八月,明朝册封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九月二日,丰臣秀吉接见明朝使团,杨方亨,沈惟敬即把明神宗的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冕服转授给秀吉.次日,秀吉宴待明使,并令人译读明朝的诰命和谕书.当译读至"特封尔为日本王"时, 秀吉即面红耳赤,极其愤怒:"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岂有此理!我自然是日本王,何由明之来许."②于是,丰臣秀吉下令驱逐明朝,朝鲜两国使节,并且命令各将领率兵再伐朝鲜,由此丁酉倭乱又起,明日议和完全失败.面对日军的转土重来和朝鲜使节的再次求援,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间专门召集廷臣会议倭情.在会议上,大小九卿科道官员多数认为,"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29].兵部尚书石星因此不得不为明朝与日本议和的失败而承担责任,明神宗改任邢玢为兵部尚书,并令邢蚧总督援朝御倭全局军务,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统率在御倭战争的胜利大局,明神宗专门向邢玢承诺:"朕外各该衙门都要协心共济,以图成功."[30]在明朝大多数官员一心主张援朝御倭的政治舆论氛围下,此时个别反对援救朝鲜的官员,也被科道官员论罪.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吏科左给事中杨廷兰,兵科给事中自谕,刑科右给事中罗栋就上奏神宗,要求处罚倡议弃救朝鲜的侍郎周思敬.[31]而原来认同石星观点坚持和议的内阁首辅①关于李宗城从釜山逃跑的原因,明朝和朝鲜文献自来有多种说法.如《明神宗实录》卷296"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壬戌,乙丑"等条记载,李宗城因听信谣言,担心被日本扣留.同书卷297"7Y~-"十四年五月壬申"条记载,李宗城回国后揭告:"关白执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为封."《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记载,李宗城潜逃则是缘于与谢隆的矛盾,担心谢隆雇日本人对其行刺.《明史》卷320(朝鲜传》中则记载,"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朝鲜《宣祖实录》卷74"二十九年四月乙巳"条记载,据正使管家李恕云,"前月二十二日倭通事浙江人自日本出来,言倭情不好,又军门及察院皆以为封事若未易成,趁速出来,故正使以此动心,决意出来."而据同月"丙午"条记载,是由于"册使到营而四件(指纳质,通商,割地,通婚)之事不成"之故.据同月"戊申"条记载,"正使向庆州云,其间事情难测".同月"辛亥"条记载,"正使之心固已疑危,细作之言入耳,心骇志动,乘夜挺出".据同月"癸丑"条记载,副使杨方亨的谕帖也称,"正府因惑讹言,妄有举动."据同月"丙辰"条记载,朝鲜宣祖会见李宗城,李宗城告诉他,"关白绑缚责以七件事,奴才(指惟敬也)弄其油嘴,无所不至,俺闻来惊惧,俺之一死有不足惜,恐辱国命,决意跳出,罪合万死."上述诸书,我以为尤应重视《明实录》和《朝鲜王朝实录》.我认为,造成李宗城出逃的主要原因,应是他到釜山后得悉丰臣秀吉还有讲和的七个条件,使他感到难以完成册封的使命,于是采取出逃的下策.②堀可巷:《朝鲜征伐记》,转引自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另外,关于明朝与日本议和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有丰臣秀吉怒朝鲜不派王子之说,有加藤清正揭露小西行长欺骗之说.此处从张庆洲的考证结论,即明朝册封他为"日本王"而不是他原先.1月所上的一份奏疏中提出:"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惟隋朝鲜全,庆二道为我卫耳.全,庆亡,朝鲜必亡.朝鲜一亡,则倭不能从陆犯辽,必从东汉,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兵四出,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此目今一大患也.故全,庆必当屯兵,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32]不过,赵志皋也认为本朝已经"兵疲饷竭,结局无期",不能期望速战速决,而要"坚守要害,互为声援"[33].此前,朝鲜方面也建议:"若于庆尚要害设险屯积兵饷,时以轻兵相机攻剿,从陆路以蹙其势,而又以利舰锐卒出没海上,邀截其后,庶几有济."[34]从后来明朝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看,总督邢玢,朝鲜从解除朝鲜王京之危开始用兵,明朝军队于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取得稷山大捷.接着,明朝援军兵分四路:麻贵统率骑兵东攻庆尚道所属的蔚山等城,刘铤统率四川步兵主攻西路的全罗道,董一元领兵中路主攻庆尚道的泗川,陈磷则统率广东水军专从海路截击日军,从而形成四路相互犄角的攻守平衡之势,日军被明军钳制在朝鲜南端的沿海狭窄地带.四,明朝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对明鲜,鲜日关系的反应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亡,日军开始撤离朝鲜半岛.至此,首尾七载的在战争期间的明日议和过程中,朝鲜君臣就一直担救朝鲜时,朝鲜对于明朝方面在平壤,开城两地屯田以就地解决军饷的建议也十分担忧,害怕明朝就此吞并朝鲜.对此,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五年就设朝鲜经略一事,曾明确告知朝鲜国王:"设官经理朝土."[35]就在明朝与朝鲜上下庆祝倭寇荡平之时, 明朝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即上奏:"乞敕兵部亟咨督抚二臣,速议班师及留兵善后长策,永杜后艰,庶不负抚危字小之仁矣0"[36]于是,明神宗将奏章交兵五月,御倭经略邢蚧向明神宗条陈朝鲜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戌兵.议留步兵一万五千,水兵一万,马兵五千;而抚臣标下选兵三千,杂员四千一百人,分一东,天津,山东向朝鲜运米豆十三万石.四,留司府.裁东西二监军,独留中路海防道.五,裁饷司. 六,重将领.七,添巡抚.八,分汛地.九,议操练.戍,乞天语叮咛彼国君臣,亟图绸缪,一二年后殚力自完,使东征士卒早慰室家之思."[37]应该说,邢玢关于朝鲜倭患平定后的善后策是一份比较全面的维护藩邦安全和自主权力的方案. 明朝在朝鲜留兵戍守,目的是为了避免倭寇卷土重来;而第二至第六,第八,第九诸条,也是为了朝鲜国防.第七条添巡抚,则是为了维护朝鲜在倭患战后的社会秩序;第十条不仅是向朝鲜君臣表明明朝而,要在朝鲜驻扎34000余人的守军防备倭军卷土重来,军饷供应却成了明朝在战后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户科给事中李应策在疏中论驳:"据拟留兵三万余,岁费饷银几百万,米豆十三万石,马三千,此在全盛之时尚不能尽给,而况今日匮乏之际乎?"[38]户部官员则提出:"查得朝鲜当壬辰倭患之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而亦苦我之扰.……也,我宾也,故宜量彼饷之赢绌而后可酌我兵之去留."[39]显然,户部官员完全是从财政角度来考虑明朝在朝鲜留兵问题,他们甚至希望留朝守备士兵的军饷由朝鲜方面提供.不过,明神宗却考虑到朝鲜的困难局面,先后向户部官员指出:"东氛既靖, 本宜振旅悉还.念该国凋残,留兵协守,宜简实精确."[4o]''留兵非难,处饷为难.该国若能供给,多留亦所不惜,必资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请定夺."[41]由此可见,明神宗对于在朝鲜留兵问题首先考虑到要听取朝鲜王朝的意见,指示由兵部与朝鲜协商定夺.十月,朝鲜通知明朝,"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乞驻扎辽阳,有警听。
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发展概述与展望与其他的文明相比,中国一直被高耸连绵的山脉和辽阔凶险的海洋所包围,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要少得多。
这片安定的广阔区域拥有大片适合耕种的土地,以及每年如约而至的季风带来的充沛降水,种种优越的条件使得这片区域孕育出了庞大的人口以及独特而稳定的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乱世,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在国内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将原本松散的国家改造成真正统一的帝国。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极为高效的官僚机构、贯通四方的军用驰道网和横亘北方的坚固长城。
但是,让秦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在短暂的统治之后,帝国便被国内众多的起义军所瓦解。
取代秦朝的汉朝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除了进行某些制度上的改良外,大体上还是沿用了秦朝制度。
立国不久的汉朝对北方匈奴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汉朝统治者通过这次“白登之耻”认清了自己与对手的实力差距,被迫用和亲政策与匈奴保持着脆弱的和平状态,从而为自己休养生息、提升国力争取时间。
此时的东亚区域内,大体形成了南方汉朝北方匈奴的“两极格局”,北方游牧帝国的骑兵机动灵活,不时袭扰汉境,掠夺人口财货;南方的农耕帝国在年复一年的丰收中不断充实府库,皇帝隐忍心中愤怒,送出一个又一个可怜的公主……至汉武帝时,通过文景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此前叛乱的封国已经被控制,国内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更多的耕地被开垦出来,此时的汉帝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被转化为优良的战马、坚固的铠甲、锋利的战刀、充沛的粮草……此刻,汉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经轰轰作响,留给匈奴的时日不多了。
此时,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帝国将星登上了这个非凡的历史舞台。
汉帝国在数次对匈奴的军事战争中连战连捷,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汉帝国驱逐了那个带给自己痛苦与耻辱的北方劲敌,版图延伸至西域一带。
介于当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人们探索到的世界大致西起亚洲中部,东至西太平洋,北抵西伯利亚,南至东印度群岛。
明朝的外交与朝贡体系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独特特色的时期,其外交政策和朝贡体系也是世人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明朝时期的外交政策与朝贡体系,并分析其对国家的影响。
一、明朝的外交政策明朝的外交政策秉持着“和为贵”的思想,追求睦邻友好和和平共处。
在国家利益和边界安全问题上,明朝采取了中立和维持和平的立场。
明朝通过外交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加强与邻国的交往,推动前方边疆地区的稳定。
明朝积极发展海上贸易,建立并维护了一支强大的船队。
这使得明朝能够与东南亚国家以及远在西亚和非洲的国家进行经济往来。
外国商人被允许进入广州、福建等地的海港进行贸易,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
二、明朝的朝贡体系明朝的朝贡体系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制度。
朝贡是指其他国家通过进贡礼物和派遣使臣来向中国表示臣服和尊敬。
明朝通过朝贡体系,巩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权威。
朝贡国与明朝之间的外交往来遵循一定的规则和仪式。
首先,朝贡国需要向明朝朝贡使臣出示书信和贡品。
贡品多为特产和名优产品,体现了朝贡国的文化、经济实力和对明朝的敬意。
其次,明朝会派遣使臣返回朝贡国,以示回赠和回应。
这种交流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了经济联系,而且对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起到了巩固的作用。
朝贡体系的实施对明朝的国内外政治有着重要影响。
它有助于明朝与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并稳定边疆地区。
朝贡使臣的到访也为明朝带来新的文化和科技知识,促进了国内文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三、明朝朝贡体系的意义明朝的朝贡体系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加强了明朝在东亚地区的统治与影响力。
通过与朝贡国的往来,明朝巩固了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
其次,朝贡体系使得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得到了传播和影响,推动了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合。
朝贡体系对朝贡国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朝贡使臣可以通过与明朝的交流学习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明代朝贡管理制度一、朝贡制度的起源朝贡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朝贡制度,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周围的许多小国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安全,不得不向中国称臣朝贡。
到了明代,朝贡制度得到了更加完善和细致的规定,这主要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初,中央政府建立了由礼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外交的专门机构,在这个机构之下,设立了朝贡司和宣政使司等机构,负责对外域国家的管理和统治工作。
而朝贡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也得益于明朝初期的对外扩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早期,明朝对外域国家的统治方式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的。
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明朝逐渐认识到了与外域国家和平相处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实行了对外贸易的“闭关锁国”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于维护明朝的统一和稳定,也有利于保护中央政府对外贸易的垄断权。
二、朝贡制度的内涵和特点明代朝贡制度在实施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 对外域国家的统治方式是以文交为主。
在明代,对外域国家的统治方式主要是以文交为主,也就是通过对外贸易和朝贡馈赠等手段来维护中央政府的统治权。
2. 对外域国家的朝贡联系是一种政治上的认主。
对外域国家的朝贡联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认主行为,也就是向中央政府表示效忠和归顺,以换取中央政府对其保护和支持。
3. 朝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域国家的发展。
在朝贡制度下,外域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向中国朝贡馈赠等手段来换取中国的商品和技术,这无疑有利于外域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4. 朝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和稳定。
在明代,朝贡制度实施的同时也是一种对外联姻、娶亲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将外域国家的王子公主嫁给明朝皇帝和皇子,以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和稳定。
三、朝贡制度的执行和管理明代朝贡制度的执行和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1. 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指导。
朝贡制度的执行和管理都由中央政府进行决策和指导,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对朝贡制度的管理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朝贡体制是指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一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与东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朝贡体制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利共赢。
通过朝贡,中国可以获取周边国家的物资资源和文化知识,同时也通过赐予朝贡诸国,向他们展示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性。
这种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联系,推动了互利共赢的发展。
朝贡体制加深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通过朝贡,中国向周边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科技和文明成果,同时也从他们处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
日本在倭寇时期,曾由于朝贡关系而向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形成了倭学与倭漢文化的融合。
朝贡体制的存在为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推动了东亚文化的多元发展。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军事领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通过朝贡能够获取周边国家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并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
中国也通过朝贡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使周边国家保持对中国的尊重和依赖。
这种军事上的合作与依赖关系有助于维护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安全。
朝贡体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一方面,朝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和压迫,使其成为中国的附庸或从属国。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周边国家的疏远和反抗情绪,并最终导致了一些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朝贡体制也限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军事创新能力。
中国长期依赖周边国家的朝贡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而缺乏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存在较大的脆弱性。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互利共赢的发展。
朝贡体制也存在不平等和压迫的问题,限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今天的中国应该积极寻求与东亚周边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多边的合作关系,推动东亚地区的共同繁荣和稳定发展。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作者:栾凡朝鲜,是明朝的主要朝贡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明朝与李朝之间的朝贡十分频繁,明朝给李朝规定的贡期是三年一贡,而朝鲜则要求一年三贡甚至四贡,但这只是规定的次数,实际的往来次数要大大超过明朝的规定。
明廷对中朝朝贡事务的管理制度是比较完善的,无论是接待朝鲜国王、使臣,还是派往朝鲜的使臣,都有严格的规定。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明朝也时有改进,但由于明朝与朝鲜的密切关系,给予朝鲜很多的优惠政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病。
一、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明朝的朝贡事务由礼部负责,礼部设于洪武元年(1368),礼部下设主客司“分掌诸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
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等,赏赉之差。
凡贡必省阅之,然后登内府,有附载物货,则给值。
若蕃国请嗣封,则遣颁册于其国。
使还,上其风土、方物之宜,赠遗礼文之节。
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
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人。
土官朝贡,亦验勘籍。
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
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
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
明朝沿袭唐宋旧制,主客司不仅执掌外国的朝贡事务,也负责地方政府、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事务。
仅就外国的朝贡而言,主客司的具体职责是:其一,“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
分清来宾的主从地位,给予不同的招待,使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体现朝廷恩泽。
其二,“分豁正从人数,札复膳部,五日一次,照例支送酒肉茶面饮食之物”。
仍按来宾的主从地位报告饮食部门,按照规定支送食物及饮品。
其三,“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物桌数,札复膳部照办。
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
朝贡体系名词解释
朝贡体系是指古代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政治和经济交往
制度。
该制度始于汉朝,盛行于唐宋时期,直至明清时期。
在这种体系中,中国作为中心国家,对周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
化上的影响。
周边国家则向中国进贡珍奇物品,并承认中国的统治地位。
这种交往方式不仅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周边地区,也促进了经济
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在朝贡体系中,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则被称为“藩王”。
藩王需要定期向中国朝廷进献珍品,并派遣使臣前往京城
朝见天子。
这些使臣通常是由藩王亲自挑选出来的精英人才。
除了物质上的贡品外,朝贡体系还包括文化方面的交流。
藩王派遣使
臣前来学习中国文化、艺术和科技,并将其传播到自己的国家。
同时,中国也会向周边国家传播儒家思想、书法、绘画等文化。
朝贡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几百年,对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发展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促进了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也奠定
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明代朝贡制度《明代朝贡制度》嘿,今天咱来聊聊明代那挺有意思的朝贡制度。
这就像是一场超级大的国际“送礼”与“回礼”游戏,只不过背后有着复杂的规矩和目的。
我曾去博物馆参观,看到了一些关于明代朝贡的文物展览,这才对那时候的朝贡制度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明代啊,周边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来朝贡。
就说那朝鲜,经常带着各种特产前来。
有一次,他们送来了精美的丝绸织物、特色的人参还有制作精良的工艺品。
这就像是带着自家的宝贝来走亲戚,而且还是超隆重的那种。
明朝皇帝呢,对于这些朝贡那可是相当重视,会以丰厚的赏赐作为回礼。
这赏赐往往价值远超朝贡物品。
为啥呢?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和大度,就好像在说:“看,我大明就是这么阔气,你们跟着我混,好处多多。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外交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让他们乖乖听话,别捣乱。
朝贡的次数和规模都有严格规定。
不是你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想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
就像一场有严格入场规则的派对。
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几年才能来一次朝贡,来的人数也有限制,多了可不行。
而且来朝贡的路线也得按照明朝规定的走,不能乱跑。
这就好比你去别人家做客,得按照主人家安排的路线进门,不能自己瞎闯。
我看到展览里有一艘复原的朝贡船模型,那船不大,但装得满满当当。
可以想象当时的使者们带着各种物品,漂洋过海,历经艰辛来到大明。
他们到了港口后,会有专门的官员接待,然后一路护送到京城。
在京城,还有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们。
那场面,肯定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就像现在迎接重要贵宾一样。
从这个朝贡制度里,能看出明代在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但这制度也有弊端,有时候赏赐太多,给明朝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
就像一个人打肿脸充胖子,为了面子可花了不少钱。
不过不管怎么说,明代朝贡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明代和周边国家,有交流、有合作,当然也有一些小摩擦和矛盾。
每次看到那些文物,我就仿佛穿越回那个时代,看到各国使者带着不同的文化和物品汇聚在大明,那是一幅多么有趣又复杂的画面啊!。
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摘要:朝贡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王朝(中原王朝)同边疆民族、中华帝国同周边各国(藩属)之间互动的方式之一,在密切中央与边疆、中国与藩属邻国的关系方面作用显著。
明朝前期①是整个明清时期朝贡体系建立并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对整个明王朝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073-02朝贡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关系的一种常见制度,也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媒介,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朝贡最早始于周朝的分封制。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采用郡县制,诸侯国遂变成作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单位的郡县,故郡县也就失去了朝贡中央的理论逻辑。
汉朝继承并拓展了秦朝的疆域,尤其是对西域、朝鲜和越南的经略成为汉朝开疆拓土之典范。
汉朝与边疆民族和属国之间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以战争、和亲、朝贡等为主要形式的互动上。
作为中央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的朝贡制度历唐、宋、元之后,到了明朝,随着封建制度发展趋于顶峰,朝贡体系进一步完善,尤其在洪武和永乐两朝,朝贡制度日臻成熟。
不仅成为帝国内中央和周边互动的形式之一,而且还成为明王朝官方对外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
深刻影响着明朝中央与边疆地方、明朝与周围邻国的关系,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际体系。
本文研究的时点放在明朝前期,即洪武元年至永乐末年,这一时期是明王朝统治的上升期,也是明朝朝贡体系建立、发展并趋于稳定的重要时期,以下将从该体系发展的原因、历史作用两方面来对明朝前期朝贡体系进行研究。
一、明朝前期朝贡体系发展的原因分析自秦以降,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要求中国本部的地方行政机构要完全隶属于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之外,对于地处“荒服”、“要服”及其之外的地域,只要求他们以朝贡的形式表明政治上的臣属,甚至对于某些藩属之国只要求贡而不朝,如此,达到名义上的统一,而不是真正的既统又治,以此实现封建最高统治者“天下共主”的理想目标。
简说明代的朝贡体系的兴衰1、在明季之前的元代,不存在朝贡的问题(1)。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所建立的帝国(包括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东起太平洋西岸西到地中海东岸第聂河流域的横跨欧亚极其庞大的领土。
元亡明兴,《明史/太祖二》记,洪武二年(1369)“是年,占城、安南、高丽入贡”。
这一朝贡大致继承了北宋的朝贡。
与领土相对窄小和国力相对较弱的两宋不同的是,由朱元璋、朱棣两父子建立起来明代朝贡体系,成为了大明强盛的标识。
明季朝贡体系,经16位皇帝、历明代始终276年。
最兴盛时当数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1403—1424),《明史/成祖三》记:“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
衰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年间(1522—1566)。
嘉靖一朝共45年,其间,每年入贡者大约1-2国,最多者5个国家。
在距明亡清代的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暹罗、琉球、哈密入贡”后,明代建立的完善的朝贡体系,消无声息地坍塌了。
2、在这一朝贡体系中,朝贡国和地区主要依托于东南亚和东亚,以及今天的新疆、中亚的一些国家等。
因“元太祖荡平西域”,明代从元的手里大致接盘了这一区域,西域诸蕃成为朝贡体系里的重要成员,如撒里、畏兀儿、哈密、撒马尔汗(今乌兹别克斯坦)等。
朝贡体系始终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安南(今越南北方)、琉球(今日本冲绳)、暹罗(今泰国一部分)等。
高丽/朝鲜在这一朝贡体系里,本是最先者。
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的朝贡国家与地区只有三个,即占城(今越南南方)、安南和高丽三国。
高丽在整个洪武期间都保持了与明代的朝贡关系。
即从“高丽”到“朝鲜”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但进入永乐年间,高丽/朝鲜便在这一朝贡体系中消失。
在距永乐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景泰元年(1450),才有“朝鲜贡马者三”的记录。
日本在洪武年间正式进入这一朝朝贡体系直到明后期。
而琉球则与明代保持始终。
3、按照《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的说法,明代建立的朝贡体系实质为:“防御性、以礼仪性的皇帝至高无上地位为中心、单方便的官样文章式的规章,及对与外国交往的限制。
Harmony and Mutually Benefit:a Discourse on Tributary System of China and Korea in Ming
Dynasty
作者: 于力群[1]
作者机构: [1]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所,美国纽约11366
出版物刊名: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2-79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3期
主题词: 明朝;朝鲜;朝贡制度
摘要:明朝以华夏礼乐文明和"统而不治"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彼此以诚相待、以礼相交,通过册封和朝贡逐步构建起以华夏为核心的政治秩序。
其中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尤为典型而亲密,朝鲜也由此成为明王朝极其重要的朝贡国和"不征之国"。
这是双向互动的架构,一方面,明朝作为宗主国,看重朝鲜作为藩属国的地位和遵从礼制规仪,进而保障边境安全稳定;另一方面,朝鲜国从宗主国明朝不仅得到册封国号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稳定,而且还得到了经济、文化、科技全方位的支持、引领与提升。
双方以彼此尊重为前提、以权力与义务为原则和纽带,共同追求和谐共赢的目标。
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及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及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一种形式,朝贡体系曾经存在了近千年之久,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模式。
朝贡体系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其存在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明与权威,同时也代表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层层叠叠,不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旨在对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及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今后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参考和经验。
二、研究问题1. 朝贡体系的起源、发展和消失的历史背景是什么?2. 朝贡体系是什么?其特点及内涵是什么?3. 朝贡体系的影响力有哪些方面?其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有什么意义?4. 中国的现代外交政策如何与朝贡体系进行结合,从而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三、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收集相关历史文献、研究资料、同行学者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等。
2.实地调查法:对于现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查和研究,可以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式。
3.统计分析法:综合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
四、拟定论述框架1. 朝贡体系的历史背景及其起源与发展2. 朝贡体系的内涵和特点3. 朝贡体系的影响力及其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意义4. 中国现代外交政策与朝贡体系的结合五、论文预期结果通过对朝贡体系历史遗产及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本文预期可以:1.系统地梳理朝贡体系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特点,弄清楚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
2.深入分析朝贡体系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
3.总结出中国现代外交政策与朝贡体系的结合,从而制定更为有效的外交政策。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朝贡体系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明代中朝亲密宗藩关系下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在“怀柔远人”及“厚往薄来”的幌子下,灵活使用朝贡来追求帝国安全性,而建立朝贡体系的重点在于加强军事防御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朝鲜王朝“慕华”和“以小事大”的忠诚朝贡背后是为确保政权正统性和保证国家安全而对朝贡体系加以利用的政治需要。
标签:明代朝贡体系朝鲜王朝利益分析一、引言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明代(1368—1644年)与朝鲜王朝(1392—1644年)间的朝贡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无论在政治、文化交流中,还是使行往来的频率和次数上都具有历史上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新特征。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在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派往明朝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明朝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
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我们也容易想当然的认为明王朝是为了吸引“万国来朝”,从而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而朝鲜王朝是被中华王朝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所感召以及为了寻求经济利益而自愿朝贡,事实果真如此吗?朝贡体系固然有权威、礼仪、秩序、贸易和军事防御等诸多功能,然而诸功能在朝贡体系肇建、维系中的地位并非等同,各王朝在建立和维系朝贡体系的重点和本质利益需求也存在差异。
潮去岸显,水落石出,只有透过表面看本质才能更深入理解朝贡体系内部和复杂运作和朝贡关系下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演变。
二、明王朝与朝鲜建立朝贡关系的安全性动机分析在明王朝的朝贡体系中,明太祖最先开始关注的是中国东北边疆的朝鲜,并在《皇明祖训》中把它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
这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常常被认为是明王朝欲与朝鲜建立睦邻友好朝贡关系的最佳例证,也被认为是此后朝鲜王朝对明王朝“事大以诚”的渊源,朝鲜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典型模范朝贡国。
但是,殊不知中国与朝鲜所谓的典型朝贡关系也是经历了一个彼此相互认知和互动的复杂建构过程。
明初建国时,朝鲜还处于高丽王朝统治时期(918—1392年),而在元朝统治时期,由于高丽不仅是元朝的属国,而且曾与元朝皇族通婚。
虽然明王朝与高丽王朝的朝贡关系已经初步建立,但此时的高丽王朝似乎并没有想成为明王朝模范朝贡国的愿望。
相反,在其国内亲元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采用的是骑墙观望的两边外交政策。
洪武十年(1377年)高丽开始使用北元的“宣光”年号,同时停止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
在亲元的辛禑王统治时期,高丽与北元的联系却十分频繁,明王朝与高丽关系迅速恶化,以至于从洪武七年九月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九月,高丽与明王朝之间都没有任何使臣往来,朝贡关系几乎断绝。
可以说其实高丽与元朝的利益关系早就给明王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埋下了阴影。
不仅如此,高丽王朝对明王朝的安全威胁还体现在它对明王朝东北地区领土的态度上。
在元朝末年,中国国势衰微,无暇东顾,高丽恭愍王趁机曾以武力占据铁岭北部的一些领土,所以此时的高丽王朝仍想割据这些领土。
于是,高丽辛禑王派遣使臣乞求明朝把铁岭以北地区划归高丽,当这一请求遭到拒绝后,高丽禑王及其大臣便厉兵秣马,准备出兵同明朝对抗,并派李成桂前往辽东与明军作战。
可见,高丽王朝对明王朝的安全威胁已经是历史事实,只是因为当时担任高丽右都统使的李成桂认为此举不妥,担心这会招致明王朝的大举进攻。
于是,他在领兵出击明王朝的途中,断然班师回朝,突袭京师,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自立为王,改国号朝鲜。
这样,高丽对明王朝在的政治威胁虽然最终没有得以爆发,但是史实证明这个威胁毕竟曾经笼罩在明王朝的东北边疆。
此外通过对明初建国背景的分析,可以得出,明王朝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把北元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作为明帝国的主要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
虽然,高丽与北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围绕岭北边境问题与明王朝有领土主权之争,但是经过元朝末年到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国内社会亟待稳定。
最重要的是,此时明王朝还面临着北元势力在全国各地的军事威胁,肃清北元政权和统一全国的战争迫使朱元璋根本无力再向周边国家发动新的征伐战争。
因此,明王朝竭力把高丽—朝鲜纳入到明王朝的朝贡体系显然是符合明王朝的政权安全的,这种羁縻怀柔的政策相比于武力征伐政策更符合明王朝的国家利益,所谓“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无疑应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和诠释。
故综上分析,明王朝通过与高丽—朝鲜建立朝贡关系是充分考虑了如何利用朝贡关系中的言辞诏谕以及册封手段来拉拢、控制高丽—朝鲜,从而在面临北元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下,最大限度的减少来自高丽—朝鲜的威胁,最终达到追求王朝国家安全性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明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国家安全和政治目的、王朝利益。
对于此时的高丽—朝鲜而言,这些政治因素也远远大于“慕中国之风”的文化因素。
三、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利用和政治需要据滨下武志治近代亚洲经济史的思路来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重心在于经济,封贡体系实质上基本就是朝贡贸易体系的代名词,朝贡贸易是朝贡关系得以维系的很重要的基础和基本特征之一。
而费正清同样强调贸易在朝贡中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和蛮夷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业性的关系与朝贡密切相关”,在中国与外邦交往过程中,相比于中国统治者的行为动机而言,蛮夷国家更加看重这种经济利益。
从日本的立场来看,也许可以说朝贡体制不过是贸易体制。
可是与中国接壤生存下来的韩国的立场则完全不同,显然需要进行更加慎重的分析。
韩国和中国学界也有许多学者将朝贡体制视为经济贸易。
尽管伴随朝贡而来的私商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国内货物的流通,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和货币的通用,但是如果仅仅从朝贡体制本身来看,却显然是一种收支不均衡的不平等关系,再加上私贸易的各种后市,造成了银两和人参等土特产的大量流出,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当金银朝贡品不足时甚至要融化佛像;接待中国敕使一行的支出巨大,导致财政负担沉重;最悲惨的事例是处女和阉人的朝贡。
那么朝鲜王朝甘愿作明王朝的小弟,继续维持经济实利甚微有时甚至屈辱性的朝贡关系的理由是什么呢?本文主张朝鲜维持朝贡体系的核心理由在于其政治需要。
首先是国内政治层面,从高丽到朝鲜王朝的更替,作为新王朝,需要调整与中国、日本、女真、南方的关系,其中的核心当然是与中国(明朝)的关系。
朝鲜王朝的创建者认为明王朝不仅是政治军事强国,同时也是文明先进的国家,坚持亲明的态度,利用朝贡体系可以确保政权的正统性。
以及作为与地域霸权国家之中国的政治联合,通过对朝贡体制的利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和自主空间。
而这种态度与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有很深的关系,朝鲜王朝的创建者们有这样一种意志,即在朝鲜建设所谓的“东周”,从而建立一个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小中华”,在当时被认为文明基准之中华文明秩序的关系中试图表现作为文明国家的自尊心,也就是说,朝鲜想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而凸显其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从而提高朝鲜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
朝鲜的为政者们认为作为事大表现的朝贡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小国侍奉大国应当保持朝聘和贡献的礼仪”“ 朝贡是臣下应当做的事”,甚至他们认为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所谓文明的国家才能对中国例行朝贡。
壬辰倭乱时,明朝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却遭到朝鲜君臣的激烈反对,理由是日本是悖倫国。
德川幕府初期,日本希望通过朝鲜或者琉球与中国重新建立朝贡关系,最终遭到中国拒绝,朝鲜愈加认为朝贡是文明国家间的交往方式。
此外将朝贡关系作为保全政权的手段加以利用的代表事例,就是壬辰倭乱以后的“再造之恩”的意识形态。
本文由于篇幅原因就不展开描述。
在中朝朝贡关系缔结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朝鲜不是因为明王朝的强制被迫参与到朝贡体系之中,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主动而积极地运用了朝贡关系。
而且,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即朝鲜要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形成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提高自身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希望通过与“强大国”明朝政治联合,确保国家安全;借着“天子”的权威,获得政权的正统性,提高支配效率。
四、结语至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界从前以“字小”、“事大”、“怀柔远人”、“最亲密的朝贡国家”等来概括中朝的宗藩关系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那只代表了明王朝统治者的一种理想和愿望。
揆诸先秦时期的历史,属国对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 尚且难以真正实现并长期维系,更不用说单纯依靠威望、信义和道德来维系的字小事大了。
广而言之,历代中原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亦皆与其维护国家利益、加强国土安全防御的初衷唇齿相关、两面一体。
我们应该看到,明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不仅是历史的表象和外衣,更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在朝贡体系这面镜子之下,所映照出来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灵活使用朝贡来逐渐追求王朝国家的帝国安全性,而朝贡体系建立的根本行为动机就是王朝国家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
另外,文化、贸易离不开政治,而政治也是一种游戏。
这种游戏有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所以只有把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还原到各个王朝国家追求其具体王朝利益的现实中去,才能真正的洞察传统中国建立朝贡体系的根本行为动机,只有解构了朝贡体系下各王朝的的动机,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内部的复杂运作与演变,更清晰地描绘出华夷关系分合聚散的历史经纬,并从根本上分析和把握朝贡体系在古代东亚世界秩序长期性和稳定性运转的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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