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历史回顾当下需求与后续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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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古典文学试论2011年以来版本学研究新成就贾君琪 聊城大学文学院摘 要:2011年以来,古籍版本学及其研究有了新的成就,本文主要从版本学专著、版本学家与版本学著作研究、版本鉴定研究、版本学工具书及图录等四部分进行总结,并展望了未来版本学发展的新态势。
关键词:2011年以来;版本学;新成就作者简介:贾君琪(1994-),女,山西临汾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7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76-01对于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初的版本学研究成就学界已有论文进行总结探讨,2011年来又接连产生了许多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即对此做出评述总结。
一、版本学专著李明杰的《中国古籍版本文化拾微》以三编的篇幅,对中国古籍版本文化的三层次结构、古籍版本文化源流及古籍版本文化保护进行了勾勒,重点探讨了数字化背景下古籍版本的再生性保护和古籍数字化问题。
[1]叶守法《书的版本命名》填补了历史上书的版本命名系统研究的空白,首次提出了书的版本命名的概念与命名的产生、意义、分类、方法,认为书的版本命名,是一门学问,是版本学的核心。
[2]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提出东亚汉籍是指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以汉语撰写、刊印的书籍。
作者陈正宏先生首倡“东亚汉籍版本学”这一概念,意图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中国古籍版本与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汉籍版本在整体上的历史关联,揭示中国古籍版本在其间的源头和中心地位。
[3]二、版本学家与版本学著作研究范伟《黄丕烈与版本目录学》认为黄丕烈对于版本目录体例的确立和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4]王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版本目录学成就》,充分肯定了王国维编制传统戏曲目录《曲录》、中国第一部金文目录与《书堂(密韵楼)藏书志》的成就。
[5]任莉莉《试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指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在目录版本校勘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6期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王家范[摘要]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
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趺宕的一面镜子。
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
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驅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历史回顾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
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
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
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
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人类文明史图鉴全24卷彩图中文版资源类型:ISO发行时间:2004年地区:美国语言:普通话简介:[通过安全测试]杀毒软件:Symantec版本: 8.1.0.821病毒库:2005-10-5共享条件:百灵带宽,上载理论不限共享时间:12小时开机在线,除非线路故障或者机器故障。
[通过安装测试]WindowsXP SP2软件版权归原作者及原软件公司所有,如果你喜欢,请购买正版软件原图:/posts/0511/post-387293-1133061048.jpg | 800x249《人类文明史图鉴(全24卷彩图中文版)》开本:大16开封面形式:精装本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定价:8800 元现卖价:1680[特色及评论]《人类文明史图鉴》(全24卷彩图版)该书是美国着名的时代华纳(Time-Warner)公司(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的品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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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 01卷》是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著作集。
该文集涵盖了王国维先生在诗词、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的精华内容,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术文献之一。
本文将对《王国维全集 01卷》的内容做一概述,以帮助读者更了解这部重要著作。
一、内容涵盖范围《王国维全集 01卷》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王国维先生在文学、艺术、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和论文。
其中,除去一些散文、杂记以外,主要包括《人间词话》、《西铭》、《管子评论》、《宋元学案》、《海德格尔》等经典著作。
这些著作既有王国维先生对我国古典诗词的阐释和鉴赏,也包括了对我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独特见解,是我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二、学术价值和影响《王国维全集 01卷》所涵盖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王国维先生作为我国文化领域的泰斗,他的研究成果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典诗词、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深入探讨,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理论,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国维全集 01卷》所包含的内容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也对我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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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重视这部经典之作,从中获得启发和收获。
COVER STORY整理国故中国学术的转变与新生文I 刘大胜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直接产物,是新文化同仁倡导、诸多学人参与的一场学整术运动,延续数载,对中国学术发展和思想建设贡献卓著。
新文化运动同 仁接受西方思想,部分人还接受西方 严格的学术训练,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提倡口号之后,自然要有 学理的证明,自然会有后续的整理国 故思潮。
另一方面,各种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寻找理论根源,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主张,这也使得对立的双/ 20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景。
新文化运动展开后,国人运用科学、理性和批判的态度,开展了以强调明了古代文化,还其本来面目和价值的整理国故运动。
其中,用现代学术视野重新审视敦煌文物等历史资料,也成为整理国故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方有了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 域。
虽然研究方向、问题导向和价值诉求背道而驰,并且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共同促进了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和 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
新文化运动的催生“国故”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原义是国家遭受的重大变故,后来演变为典章制度等。
国故学是新造的一个 概念,最早来源于毛子水《国故与科学的精神》。
胡适在《论国故学——答毛 子水》一函中加以引用。
后来还在《国 学季刊》发刊词中重新做了一番解释,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是国故,研究这些文化历史的学问是国故学,简称国学。
作为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幵激烈的批判,打破了长久以来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偶像崇拜,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激发国人运用科学、理性、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自身文化。
因此可以说,整理国故的思想来源于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催生了整理国故运动。
在研究态度上,主张用批判的态 度整理国故,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理性精神的延续。
胡适认为,批评的态度简单说来,就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研究学术不是要去卫道,也不是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的道理来安身立 命。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殷鹏飞内容提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
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
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
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关键词 理论转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料系统 当代性〔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3-0043-09一、“史料系统”与近代史学转型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如此论述西潮冲击下史学研究的旨趣:“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
”①承接清代乾嘉汉学的余续,王国维将其从日本接受的“兰克史学”中“如直所书”的德国史学传统与清代学术中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学传统相接,形成了其奉行的“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治学理念。
同时,他对于“存在之由,变迁之故”事物源流的搜求不仅是治学方法的更新,同时也是历史学科在过渡时代中应对中华文明整体危机的理论自觉。
面对西方史学的冲击,对中国文明历史源流的重新阐释成为清末民初学界的当务之急,20世纪30年代曾有学人如此评价当时的重建古史、再造文明的学风:“苟欲彻底的明了整个之中国文化,无论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各方面,非溯源于古代,追其根蒂,穷其流别不可也。
”②因此,方法、体式更新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时代转型之际的理论危机意识。
早在1899年,王国维在为其老师藤田丰八作的《东洋史要·序》中就以近代历史学作为模板,来检讨中国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缺漏: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周氏兄弟早期阅读史研究(1898—1918年)”(22YJC75100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鲁迅早期阅读书目整理与研究(1898—1918)”(2022CWX042)①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辑佚与存史: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目录一、内容综述 (2)二、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3)三、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的回顾 (4)3.1 研究历程概述 (5)3.2 主要研究成果 (7)3.3 研究中的关键人物与机构 (8)四、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的辑佚方法与技术 (9)4.1 口述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10)4.2 口述史资料的分析与解读 (12)4.3 数字技术在辑佚中的应用 (13)五、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的存史价值与挑战 (14)5.1 存史价值 (16)5.2 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16)5.3 提升存史价值的方法与策略 (17)六、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的展望 (19)6.1 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20)6.2 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21)6.3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22)七、结论 (24)7.1 研究总结 (25)7.2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26)一、内容综述在中国建筑学界,建筑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本文旨在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的历程进行回顾,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从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口述史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具有显著的特点与优势。
这一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历史上或现今的重要人物亲历的建遗存之事及一些已被遗忘或被误解的、但对理解建筑历史至关重要的信息。
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建筑历史的真实面貌,挖掘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和细节。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传统建筑技艺和建筑文化逐渐消失,口述史作为一种记录和保存这些宝贵信息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辑佚与存史成为建筑口述史研究的核心内容,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建筑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更加便捷高效,也使得信息的保存和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成为研究建筑口述史的热门方向之一。
通过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分析口述史料的价值和意义。
《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历史回顾当下需求与后续寻访彭玉平2013-04-10 09:04:27 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10期内容提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20卷,2010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袂出版。
新版《王国维全集》在文献上大幅超出此前各种版本的王国维全集,并注重文字校订、版本考辨,融入了编辑者大量的学术创造。
“全集”为全面推进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赵本大通本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当代研究王国维的重镇,初有王国维弟子戴家祥执其牛耳,后有吴泽主持的《王国维全集》项目的启动,至198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后而停顿,虽然材料收罗基本齐全,但因为限于人力财力等因素而中辍。
1997年方在浙江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再度启动,并联合广东教育出版社及上海、北京的有关专家细心审订,经过十多年的收集整理,于2009年完成所有文稿的编纂。
2010年9月,由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或“谢房本”),皇皇20卷,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项目,在经历了数十春秋的收集整理之后,终于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对于“王学”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喜讯。
“全集”不仅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全”的意义,凡目前所发现的所有王国维的著作、译作、书信日记、诗文题跋和古籍校注等悉数收入,而且在文字校勘、版本考订和抉择上更为严谨,因此是目前当之无愧的兼具“全”和“精”的权威全集。
“全集”在数量上大幅超越了此前以全著称的台湾大通本,在20卷中,前19卷收录王国维的各类著述56种,较大通本增加14种;译作21种,较大通本增加19种;更补充了单篇文章、跋文40多篇,短跋(含批注)80余则。
第20卷收录王国维弟子记录的王国维讲课笔记、师友门生的追忆及新编定的《王国维著译年表》等,合计字数844万,比大通本增加了500多万字,是此前大通本的近3倍。
“全集”之“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一、王国维全集编纂的历史回顾与当下的学术需求关于王国维全集的编订,实际上从王国维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
先是1927-1928年罗振玉编辑刊刻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4集(简称“罗本”),继而是30年代中后期赵万里、王国华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6册(简称“赵本”),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罗本因为编纂年代早,而且罗振玉的主观意图比较明显,譬如为保持王国维学术之“纯”,《静安文集》等被整体排除在外,这使得王国维的早期学术被冷置了。
赵万里是王国维任职清华时的学术助手,对王国维的著述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赵本在收罗范围上要明显超出罗本,①也因此赵本在出版后,一直是王国维全集最通行的本子,并在1983、1996年两次影印出版,出版单位先署“上海古籍书店”,后易名“上海书店出版社”,集名也改为《王国维遗书》,凡10册,影响甚巨。
赵本含著述共43种,总目如下:《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庚辛之间读书记》1卷,《苕华词》1卷,《静安文集》1卷《续编》1卷,《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1卷,《两周金石文韵读》1卷,《观堂古金文考释》5卷,《史籀篇疏证》1卷,《重辑苍颉篇》2卷,《校松江本急就篇》1卷,《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2卷又《佚文》1卷,《殷礼征文》1卷,《联绵字谱》3卷,《补高邮王氏谐声谱》1卷,《释币》2卷,《简牍检署考》1卷,《魏正始石经残石考》1卷又《附录》1卷,《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国朝金文著录考》36卷,《汉魏博士题名考》2卷,《清真先生遗事》1卷,《耶律文正公年谱》1卷《余记》1卷,《五代两宋监本考》3卷,《两浙古刊本考》2卷,《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古行记四种校录》1卷,《蒙挞备录笺证》1卷,《黑挞事略笺证》1卷,《圣武亲征录校注》1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2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4卷,《观堂译稿》2卷,《人间词话》2卷,《宋元戏曲考》1卷,《唐宋大曲考》1卷,《戏曲考源》1卷,《古剧脚色考》1卷,《优语录》1卷,《录鬼簿校注》2卷,《录曲余谈》1卷,《曲录》6卷。
大陆有关王国维全集的出版仅此二种。
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曾经先后有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出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简称“文华本”)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出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简称“大通本”)。
文华本乃是以覆赵本为主,对王国维著述增补不多,同时,辑录若干纪念文字入内。
因其基本文献变动较小,所以影响也不大。
大通本凡25册,含初编12册、续编12册、附录1册。
初编乃全部收录赵本43种著述,续编则增加了《宋代之金石学》、《大唐六典》、《世界图书馆小史》2卷、《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8卷附《补遗》、《隶释所录魏石经碑图》、《戬寿堂所藏殷虚书契文字》、《戬寿堂所藏殷虚书契考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9种,其中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更是首次收录于全集。
《附录》则收王氏弟子记其讲学之笔记4种。
在谢房本全集出版之前,大通本是收罗王国维著述最为丰富的一种。
但王国维的著述并非限于大通本的范围,实际上王国维此前曾经发表、出版的若干著述及译著也颇多遗漏在全集之外者,若干王国维的手稿也陆续问世。
如果再加上此前收入全集中的若干误收著述,如罗本和大通本都有这类现象,则王国维全集的编订确实就显得颇为紧迫了。
从晚清以迄今,单独刊刻出版印行的由王国维著、编、译、校的著作起码有上海教育世界社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印行的《心理学》,民国二年上虞罗氏刊行的《齐鲁封泥集存》,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年出版的《法学通论》,来嚣阉书店民国二十六年影印的《古史新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由袁英光、刘寅生整理的《水经注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佛雏校辑的《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赵利梁辑录的《王国维学术随笔》3种,学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由徐德明标点整理的《词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仿真复制的《〈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由佛雏辑评的《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中部分署名或未署名的王国维的文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虞坤林编的《王国维在一九一六》中所收集的《丙辰日记》,等等。
如果再加上王国维批注并作有跋文的若干著述,则可以补充的王国维著述数量就更为可观,如日本学者榎一雄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就同样是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
这些早期出版或后来陆续发现出版的王国维著述,一直散落在全集之外,对于新的全集的编订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实不仅王国维早年著述颇多散佚在全集之外,其中晚年著述,也遗珠甚多。
譬如其任教清华时所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手稿,这次也合并其他著述,收录于第11卷。
“索引”的基本内容虽然此前已大体见于《蒙古史料校注四种》之中,但独立的索引仍不失其价值。
《两汉魏晋乡亭考》大约起笔于1913年,同年11月,王国维在致缪荃孙信中说:“近为韫公编《封泥集成》,因考两汉地理,始知《汉志》之疏。
成《秦郡考》、《汉郡考》二文,自谓自裴骃以后至国朝全、钱、姚诸家之争讼,至是一决。
而班孟坚所云高帝置之二十六郡国,其三分之二乃置于景帝时,自来地理学家未有见及此者,殊可怪也。
因此发兴拟作《两汉六朝乡亭考》,而头绪既繁,体例亦难遽定。
”[1]王国维虽然说体例难定,其实在信中已经将想法和思路大体说明了的。
这部被王国维自称“系自己参考需用之书,不必为人而作”[2]的著述,虽然没有最后完稿,但也并非如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中所称的“仅具条目”,而是具有相当的规模了。
“全集”根据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的王国维手稿整理收录,分为两汉魏晋、后汉三国、《水经注》乡亭三个部分。
仅具条目的只有1/10,有引证而复加考辨者约1/10,有引证而无考辨者8/10。
②这部未完成的著述实际上为王国维后来的地理——特别是西北地理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全集”对此前诸本的重要突破及求全存真的编纂意识此次收录于谢房本全集中的王国维著述,有数种尤其值得注意。
王国维为沪上藏书家蒋汝藻编写的《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名《密韵楼藏书志》,撰述于1919年至1923年间,前后费时4年多。
此书志长期没有公开出版,故两本遗书都没有收录。
蒋汝藻之子蒋穀孙携往台湾的是出自众人的清抄本,台湾艺文印书局1974年即据此影印,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出版《王国维先生全集》也即据此收录。
此本虽版式齐整,但因出自众手,错误汗漫,甚者有因不识原字而妄造者。
“全集”从国图发现了王国维的手稿本,两本对勘,正可互补。
“全集”以第九、第十两卷之篇幅收存其中。
王国维编纂此藏书志,不仅是厘定书目,而且一一说明版式、版本情况,对于一些重要的序跋特别是手跋迻录于下,文献资料颇为丰富。
传书堂除了藏有众多善本之外,还有不少稿本、抄本,价值很高,因此王国维此志的价值也就不可小觑了。
“全集”为此所作的校勘之功也是值得称道的。
谢房本以两卷之篇幅收录王国维《水经注校》40卷,王国维曾数度校勘此书,先后从傅增湘、蒋汝藻等人处得见宋刊本、《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孙校本等10种版本,各本互勘,并7次手跋其上,自称眼福不浅,但仍觉致力甚浅,看来王国维是把《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的。
其最后一篇跋文撰于1927年仲春,前后进行了十多年的时间,其用力之专之勤,可见一斑。
“全集”将其全部收录,亦在在可见王国维当年的这一番心血,王国维对于《水经注》文本的数度校勘,更为后续的校勘及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而“全集”编纂者,将王国维诸种校本或较合同异,或择善而从,实际上是对王国维校注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再如王国维的书信,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不足400通,而新版《王国维全集》第15卷书信日记卷收录的书信达744通,数目比原来所收多出近一倍。
如中华版书信卷收录王国维致沈曾植信仅一通,新版“全集”则收录了10通之多。
收录途径除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个人公私收藏之外,从拍卖行所示图录中也采录不少。
王国维早年在东文学社学习过日语和英语,因为要协助罗振玉编辑《农学报》、《教育世界》等报刊,因此翻译了不少日本和西方学人的著述,而且涉及领域颇为广泛。
赵万里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录了《观堂译稿》2卷,但只是很少的几种。
谢房本第16、17、18、19共4卷,在《观堂译稿》之外,收录了王国维21种译著,规模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