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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囚徒困境：我国“伊斯特林悖论”的金融视角作者：王巧来源：《理论与创新》2018年第12期摘要：“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是指尽管国家经济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的现象。
文章认为我国“伊斯特林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转型使人们对收入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收入竞争过程的不公平，降低了国民幸福感。
针对以上原因，文章提出，我国需要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关键词：伊斯特林悖论；囚徒困境；归因认知1 绪论尽管经济不断发展、固定资产不断积累、金融资产日益膨胀，但人们对生活满足感却似乎没有因为经济繁荣的到来而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伊斯特林在1974年最先发现了幸福和生活满意度指标与收入没有显著关联，将经济学理论研究重新拉回到一个微观的层面——效用。
“伊斯特林悖论”对主流的财富观给予了否定，同时它也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财富认知。
伊斯特林关于幸福和收入之谜的提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讨论这一悖论。
讨论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制定更加全面综合的民生发展指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避免当前唯GDP论的肆虐。
我国经济虽然有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感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伊斯特林悖论”目前也开始适用于中国。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深入剖析我国“伊斯特林悖论”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策略，以期为制定提高国民整体幸福度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
2 我国“伊斯特林悖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人们比以往更强调对社会地位及财富的追求和竞争。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状态，而是充分发挥自主性，努力追求较高的相对收入，为此有时宁愿舍弃拥有更高的绝对收入的机会。
假设有金钱购买力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A和B，在A中，甲的年收入是5万元，其他人的年收入是2.5万元；在B中，甲的年收入是10万元，其他人的年收入是20万元，那么甲可能更愿意选择A社会。
54 第296期个奇妙的能量转换，也就是我们说的正能量。
所以施比受更加有福，背后是有科学密码的。
第二，用慈善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慈善”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代表对人类的关爱。
所谓的利他，就是对他人的幸福给予理解和支持的价值观，而慈善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上面的资源再分配，从而解决因为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机会和消费的不平等。
慈善的意义已经超出简单的施舍，如果将慈善和家族企业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家族传承的工具，帮助家族企业基业常青。
所以传承不只是财富上的传承，更是家族价值观的传承，而且通过慈善的平台，可以凝聚家族成员，培养家族最重要的资产。
第三，做财富的管家，而不是奴隶。
一个家族的荣耀，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每个家族成员对这一代财富的态度。
你的财富是从社会借来的，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中去。
以前追求财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幸福了吗？可能我们感觉更不幸福了。
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矛盾，为什么有这么多冲突？家族企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家庭教育和财富、幸福有哪些关联？第一，与家庭成员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
首先，幸福有两类因素，内因和外因。
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家庭的幸福和快乐相关。
如果没有把握好，我们其实是创造财富，却丢了幸福。
很多人无意识间就走到了这个境地，没有爱和伊斯特林悖论一个人的领导力、认知力和情商并不能在社会中学到，而是要在小时候就开始打下扎实的基础。
所以，家族企业传承要回归到家庭教育，重视价值观的培养。
家文化、家庭和睦关系会影响二代接班的态度和意愿，家庭的归属感会带来强烈的责任感。
■ 文 / 芮萌*世界上有一群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幸福指数，称之为幸福经济学，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叫理查德·伊斯特林。
他在1974年时曾经发表了一篇轰动世界的文章，他发现了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现象：富人通常比穷人幸福些（代表性事实）。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国家的收入提高时人们并不会随之感到更加幸福（时间序列事实）。
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基于幸福悖论的探讨摘要：幸福悖论又称伊斯特林逆论，认为财富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的增加便无法继续提高幸福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会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
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概括为个人的特征和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
针对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提出合理收入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措施。
关键字：幸福悖论幸福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一、引言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国民收入的新研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财富增长不成比例。
研究人员指出，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大幅提高。
总而言之，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
对于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有对幸福感的单一认识，认为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高，富国国民幸福感强于穷国国民观念，产生了幸福悖论的理念。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阐述衡量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并对此简要提出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
二、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说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存在。
下面我们将会对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做出分析说明。
（1）经济的增长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社会中所有人幸福的加总即为社会的总体幸福，道德、立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就是尽量增进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的总体幸福。
作者： 王岩
作者机构：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北京100048
出版物刊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6-145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6期
主题词： 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积极心理学;幸福;GDP;GWB
摘要：幸福悖论在发达国家是经济足够发达之后的产物。
中国目前出现的“幸福悖论”现象虽然表现为不随经济发展而幸福感增高的所谓“悖论”，但深入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够发达仍是重要影响因素。
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客观经济因素而忽视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们的攀比心理有关。
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可持续模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改善环境因素，如继续发展经济、提升社会保障、调整分配机制等；二是改善主观意识活动，如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变国民生产总值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个体自身的意向性努力（如运用积极的思想、投入地做事、提升身体健康、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等），多方位多手段让我们更加幸福。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学的重新解读'幸福学视角下经济学的重新解读一、前言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罗宾斯开始便深陷理性人假设中，致使之后的经济学家对于幸福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从而出现了“价值无涉”的错误判断。
自从“伊斯特林悖论”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启蒙运动之后的对道德的丢弃，专注于功利，使自身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
对此，伊斯特林直接将其研究方向定位于幸福，同时其他国家实行的将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并重的理念，都为经济学在幸福方面的研究做好基础，也开创出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即幸福经济学。
二、重新解读财富自古希腊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财富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被丰富，经过了单一到多元、具体到抽象、物质化到非物质化的不断演变。
幸福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对财富的生产，还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人口、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定性标准。
因此，幸福经济学主张的是广义的财富论，在物质上，不单包括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劳动力以及商品，还包含愈发稀少却依然是无偿的自然资源，如空气、阳光等。
在精神上，不但含有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还要包含人类灵魂所能感受的每个部分，诸如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等诸多主观价值。
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财富思想，就是幸福经济学对财富的最好阐述。
[1]三、重新解读成本幸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成本进行了一定的扩展。
古典经济学通常讨论的是生产成本，而新制度的经济学则对交易成本进行主要的探讨。
行为经济学通常是对心智成本的探讨，而人本经济学则主要对生命的成本进行探讨。
这些成本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对经济学中关于稀缺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的问题进行讨论，为幸福经济学的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物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人间的成本进行考察。
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行为内部的人的行为和的考察，人本经济学主要是对人对经济终极目标的考察，表现的是人类行为所具有的终极性。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026经济智库于工作态度端正，工作能力优秀的工作人员，要拓宽其晋升空间，适当的提升薪酬，并进行表彰，对于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能力存在不足的工作人员，要及时地进行批评鼓励，以免其能力缺陷对整个组织系统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其次，要坚持原则，明确工作人员的权限范围，避免越权行为的发生，运行要根据相关规范进行，同时，要对整个组织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管，避免新问题的出现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最后，要优化分配机制，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最大程度的激励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加强政策优惠的力度。
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难以规制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当下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还未成体系，很多地方存在空白，当问题产生时，无法在法律上寻求依据对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在农村集体在18世纪上半叶以前，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经济学中有“幸福”的重要地位，有了幸福，经济学就能找准方向，从而能够更好的发展。
然而在亚当斯密以后，在欧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中已经没有“幸福”的位置 ，在1970年代，经济学中又逐渐有了“幸福”的地位，越来越多的群众和学者、政治家们开始重视经济学中的“幸福”，并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幸福。
从幸福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对成本、政策、财富等进行重新解读，使得经济学的内涵更广阔，帮助经济政策更加合理的制定。
经济学的重新解读: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孙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让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知道经济学中会有幸福一词，直到出现“伊斯特林悖论”以后，人们开始理性人的假设过于专注功利，丢弃了社会道德。
由此，伊斯特林对经济学的研究定位于幸福，很多国家中都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并重，从而开创了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财富的新解读当前所谓的财富在古希腊和古典经济学中都是非常具体的物质化的，然而到了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将财富的内涵进行扩展，使得财富开始具备了多元化的内涵，目前已经演变到非物质的理念层面。
在现代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幸福经济学理论就对财富进行了解读，财富除了包括生产，还有其它更为丰富的概念，有财富分配、满足人的欲望程度、环境、人口等，财富也有其他的定性标准。
伊斯特林悖论与幸福感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摘要]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不协调的现象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经济学难以摆脱用经济手段来破解“伊斯特林悖论”的模式。
社会学对幸福感的研究在“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特别是社会幸福感概念的提出，对幸福感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幸福感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的幸福感随着时间推移、条件改观、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
社会学将幸福感视为一个社会的产物，侧重于从社会层面研究幸福感的生产机制。
社会学视角使幸福感研究从“以经济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向，为化解“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关键词]伊斯特林悖论；社会幸福感；经济学；社会学中图分类号：C9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 （2016）03008005幸福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追求之一，也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典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经济学关注经济收入、消费水平、价格指数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倡导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但是，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常常被付之阙如，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相悖离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近年来，随着幸福感研究的多学科融合，社会学为破解此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推动了幸福感研究的人本主义转向。
一、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学幸福感研究的困境自从19世纪末《国富论》出版以来，关于国家经济增长必然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攫升人们幸福感的论点，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心中颠扑不破的常识性“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民个人收入显著增加，按照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假设，个人收入的增加必将大幅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假设没有在现实中出现。
与此同时，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人们经常在温饱线上生活，但是国民的幸福感一点也不比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低。
这种强烈反差不断地刺激经济学者们质疑经济增长对于人类幸福的决定意义。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利用1946年～1970年间30次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探讨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以《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为题的研究成果。
社科论坛幸福生活指南198幸福生活指南关于幸福研究的发展王炳舒 徐 虹 通讯作者:韩灵梅河南科技大学 471000摘 要：现代经济学研究学者，更多的关注与最基本的财富增长，把对于幸福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边缘化。
然而1974年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以后，对现有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并催生了关于幸福与经济学的研究。
目前相关文献已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本文在于讲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使其便捷化、系统化。
关键词：幸福；幸福经济学；经济学引言今天随着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幸福、福利等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与频繁。
在研究幸福与经济的过程中，通过阅读文献发现，自1900年开始，大量的经济学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所发表的著作都对于幸福、福利等有他们独到的见解，本文将对幸福这一概念，试图对自1900年开始的各类文献资料中有关幸福的解释、测量、影响因素等相关信息进行总结归纳，以方便对于福利幸福研究的其他研究人员有一个良好的参照。
纵观现在的一些幸福经济学研究论文，也可以发现很多的理论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在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都可以寻找到一些踪迹或者证据。
幸福的解释及产生阿玛蒂亚森《生活水准》中指出边沁倡导幸福计算法，当然采纳了这种非常宽广的观点。
唯有一种非常宽广的意义上，快乐才有可能视为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
马歇尔和庇古对“满意”这个词的用法具有同样宽广的含义。
阿玛蒂亚森已经把“幸福”定义为了一个宽广的概念，所以在各类研究论文评价中，我们把所有快乐、满意度、福利等词都归集到“幸福”这一概念中。
在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有这么一段话：经济福利被广义的定义为与货币量度相关的群组满意感与不满意感。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先驱者将福利定义为一种满意感，即人们的满意情况。
在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中，米塞斯从行为学角度出发，认为人的任何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得快乐，“幸福”是伴随某些行为的心理状态。
这种对于“幸福”是快乐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782年变轻的手稿中，他将爱尔维修把“幸福”视作分解为多个快乐的观念（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从伦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人类活动的诱因来自于不安，人们总在尽可能的消除这种不安，所以“幸福”也就成为了人的一种才能和性格特点的发挥。
伊斯特林悖论与幸福感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摘要]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不协调的现象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经济学难以摆脱用经济手段来破解“伊斯特林悖论”的模式。
社会学对幸福感的研究在“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特别是社会幸福感概念的提出，对幸福感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幸福感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的幸福感随着时间推移、条件改观、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
社会学将幸福感视为一个社会的产物，侧重于从社会层面研究幸福感的生产机制。
社会学视角使幸福感研究从“以经济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向，为化解“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关键词]伊斯特林悖论；社会幸福感；经济学；社会学中图分类号：C9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 （2016）03008005幸福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追求之一，也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典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经济学关注经济收入、消费水平、价格指数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倡导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但是，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常常被付之阙如，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相悖离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近年来，随着幸福感研究的多学科融合，社会学为破解此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推动了幸福感研究的人本主义转向。
一、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学幸福感研究的困境自从19世纪末《国富论》出版以来，关于国家经济增长必然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攫升人们幸福感的论点，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心中颠扑不破的常识性“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民个人收入显著增加，按照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假设，个人收入的增加必将大幅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假设没有在现实中出现。
与此同时，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人们经常在温饱线上生活，但是国民的幸福感一点也不比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低。
这种强烈反差不断地刺激经济学者们质疑经济增长对于人类幸福的决定意义。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利用1946年～1970年间30次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探讨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以《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为题的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发现：第一，个人收入水平和幸福感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平均来说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加幸福。
第二，在国别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在任意特定时点上，收入和幸福感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变为不确定的。
第三，就一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比较，也没有显示出幸福感会系统性地随着经济增长或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
后人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不协调的现象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对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个人幸福感提升的经济学经典命题直接提出了质疑：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此后几十年内，虽然，不断有研究者通过独立的研究对经济增长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追问”，但是研究结论几乎都是给“伊斯特林悖论”进行背书[1] 。
个别研究结论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指出，虽然国民收入增加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但就一个给定收入增长期而言，其短期影响要远大于长期影响[2]。
与此同时，“伊斯特林悖论”在实践层面得到“验证”。
比如，从1957年到2005年，英国国民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两番，但是同期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国民比例从53%下降到了36%[3]（P4）。
最近几年，伊斯特林及其团队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4]。
对于“伊斯特林悖论”产生的根源，经济学最常见的理论解释是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认为，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当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而且人们所获得的幸福感可能会减少。
相对于“伊斯特林悖论”产生原因的探究，经济学对如何破解“伊斯特林悖论”的研究进展较为有限。
一些经济学者通过颠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进而扩展传统的效用和福利概念来重构人们的幸福感，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尝试提出“幸福经济学”或“快乐经济学”的命题来化解“伊斯特林悖论”。
不过，总的来说经济学难以摆脱用经济手段来破解“伊斯特林悖论”的模式。
如有相当多的经济学者提出，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包括大幅增加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与防止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投入，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5]。
也有人指出经济学幸福感研究遭遇的困境源于经济学自身的局限性，即经济学幸福感研究过多关心收入、财富和消费等变量，对于非经济因素（健康、自由、政治参与等）则相对忽视。
如果要破解“伊斯特林悖论”，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局限，转向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寻求灵感。
二、社会学幸福感研究的历程社会学作为一门关注社会民生的经验性社会科学，主旨就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在其研究领域内必然要涉及幸福感问题，客观上，社会学对幸福感的研究在“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侧重点来看，社会学幸福感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
社会学对幸福感的“主观生活品质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主要得益于生活质量研究运动的推动。
1958年，美国学者提出生活质量概念，开始关注主观的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随后，通过探讨和构建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和测评方法来测量人们的幸福体验，并逐步衍生出主观生活品质研究。
主观生活品质研究主要是根据个体自行评估的需求满足程度来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侧重于对人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即幸福感研究。
1975年，有人在全美国进行了有关生活质量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重点放在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及对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个人健康等13个生活具体方面满意度的问卷调查上[6]（P17）。
受到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观生活品质研究侧重社会学问卷的调查和数据的累积，这一时期对生活质量的测量开始摆脱哲学和心理学形而上学框架。
这虽然是一个明显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调查问卷中关于主观生活品质（幸福感）的问题，调查者事先并没有给出确切定义，而是将这个权利让渡给了调查对象，由调查对象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标准和感受。
第二阶段。
社会学幸福感研究的“社会指标”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衰败。
不过，国内外也有很多研究者仍然坚持这个研究方向。
这一阶段社会学幸福感研究与西方社会指标运动相结合，社会学对幸福感问题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
1966年，《社会指标》在美国公开出版之后，社会指标与社会报告等观念不仅在学术界开始深入人心，而且逐步在政策界被广泛引用。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二十多个发达国家相继通过建构一系列综合性社会指标体系，发表了以公民幸福感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社会、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报告。
美国联邦政府还在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持续公布有关人们幸福感的序列数据，涉及人口与家庭、健康与营养、住宅与环境、社会安全与福利等12个领域。
1974年，随着《社会指标研究》的出版，很多组织和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也开始发布社会指标报告。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幸福感社会指标建构活动相对沉寂。
与此同时，欧洲幸福感社会指标研究的进展也鲜有亮色。
尽管如此，欧洲各国还是定期发表国家层面的社会指标报告，如荷兰每两年出版的《社会与文化报告》，英国每年出版的《社会趋势》等。
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指标体系有“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
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通过对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不仅为幸福感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领域――社会指标研究，也为幸福感研究引入数理统计等先进的实证主义方法。
通过这些努力，社会学把抽象的幸福感的概念操作具体化了。
幸福感研究从原来只注重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指标向同时关注经济发展指标、人文社会发展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转变，从原来较多关注客观指标向主客观指标并重转变。
由于不同研究机构或研究者对社会指标的理解不同，幸福感的社会指标体系构建的维度和测量手段并不统一。
面对很可能大相径庭，甚至相反的社会指标测量结果，提出增加幸福感的政策建议变得尤为艰难。
第三阶段。
社会学幸福感研究的“社会幸福感”时期。
这大致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仍是社会学幸福感研究的热点。
这个阶段出现了幸福感研究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性倾向。
不仅各个学科在幸福感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多有交叉之处，而且在幸福感研究中出现了把经济增长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并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做法。
如有人讨论了社会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提出幸福感是一种大众的幸福，诸如社会不公平、不和谐等“社会失范”状态会降低幸福感。
也有人将幸福感描述为一种对生活期望值和社会处境的关系，当期望值与社会处境相符合，主观幸福感自然提高，反之，则失落感增加，主观幸福感下降[7]。
还有研究者直接提出了社会幸福感的概念，认为社会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8]。
并由此提出了影响幸福感的五个维度：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和谐[9]。
在美国进行的成年人幸福感调查中，此概念更是被赋予了具体的操作性定义，即个体对社会的整合感、对他人的认同感、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感、对社会的贡献感以及对社会实现潜力与发展的信任感。
幸福感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特别是社会幸福感概念的提出，对幸福感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这不仅将幸福感的研究从个人主观心理层面推向社会客观层面、从抽象的理论阐释推进到精细的实证调查，而且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从收入、婚姻家庭、气质等个体因素拓展到了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等社会因素，从而赋予幸福感研究深刻的社会内涵。
稍显遗憾的是，这样的社会学研究由于涉及的变量过多，因此很难界定何种因素起最关键的作用，而且难以量化。
三、社会学对幸福感影响因素和生产机制的研究幸福感的社会学研究历程表明，社会学对幸福感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盲区和缺陷，需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加深对幸福感问题的认识。
幸福感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人们的幸福感也随着时间推移、条件改观、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
所以，穷尽各种社会影响因素是可望不可即的。
概括而言，主要的社会影响因素有四种。
一是社会环境。
人生活在社会中，幸福感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保障的完善、社会诉求渠道的通畅、社会公平的落实等都直接影响到幸福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