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属性与学科定位
《南开管理评论》今年第二期的主题文章是潘承烈教授的“以科学态度对待管理科学”，读后颇有收获。
潘教授撰写本文的核心立意，是呼吁加强对管理理论的研究，提高我国的管理水平并发展根植于我国实践的管理科学。
而之所以有此立意，是因为潘教授深感当前我国管理的落后，提出“以科学态度对待管理科学”。
在中国，以往是将管理更多地当成“一种职能”，因而对于从事管理的人，并不对其进行科学的专业训练，以致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
对此潘教授说：“我们的管理之所以落后，水平总也提不高、上不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管理在认识上存在的片面性，即只承认其职能作用，而不认识、不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
”
对潘教授的立意以及几层推论，笔者大致赞同，若能依此理由层层解决问题，定能引出比现实状况为好的结果来。
但是说到管理是一门科学，似乎不很科学。
在这个概念上多发几句议论绝不是打概念仗，而是设想到，要真是以科学来对待管理，则会引起各种非预想的后果来。
既然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管理科学，那么对待管理科学的研究则更应当先树立科学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笔者所论就不显多余了。
依学界多数人的意见（笔者也表赞同），“管理就是通过他人来做所要做的事情。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总策划，美国约瑟夫·M·普蒂等著《管理学精要》，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如果严格按数学的交换律来置换一下，其最终表达就多少显示出其非科学性了。
科学是展示客观世界规律的一门学问，与“支配他人”怎么也不应当搭上界。
科学的结论不因地点时间场合的不同而有所更改，但管理就没有这个特性。
在美国实施泰罗制（the Taylor System）就可以成功，放到撒哈拉以南就绝无成功可能。
原因是管理的对象是人，把人当成科学研究的对象时只能研究所有人的共性那部分，如心理、生理、体能等等，而当一个人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成为研究对象时，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了，出于对人（human）和民族的尊重，研究者只能是个观察者、描述者，对对象的历史、现状及其演变规律进行考察、分析和推断，而不能像对待元素和物体那样任意加个什么外界条件看其发生怎样的反应或形变。
说到这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如果把管理与科学混为一谈，也就是把管理对象（显然是若干个人）当成了无生命体。
显然，这里已经由一个可能是描述上的失误推导出某种非人道的判断来了。
“要把人当成目的来对待”（康德语），不要把人当成试验品。
为此，笔者想谈谈“管理”到底有怎样的属性，并进一步试着论述一下它的学科定位，以就教于潘教授与学界同仁。
想必这种想法与潘教授所提倡的“加强对管理的研究”的主张是并行不悖的。
一、管理中的管理原理属于科学范畴，我们应当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对待之
首先，应当把管理分解为“管理原理”和管理过程。
管理原理用英文应当表述为Principle of Management，而管理过程应当表述为Managing。
“管理原理”与Principle of Management含意比较贴切，但是“管理过程”与Managing的意义有些偏差，在中文中没有动名词之说，只能加上个“过程”，这样“管理过程”又像是一个偏正词组，像是“管理”在给“过程”做定语，如果把过程与管理换个位置，也有不妥，表述为管理（过程）或就用管理两个汉字也不十分恰当，好在用Managing给它当注解也就表达了笔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管理原理应当被视为科学。
科学做为一种特殊种类的文明的属性，应当被判断为“用理智和实用的知识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阿尔弗莱德·韦伯（1868～1958）《文化历史与文化社会学》），因此人们可以用其他各种手段将它“克隆”和复制，例如用技术工艺把科学技术的成果成批地生产，用模式化的方式用强制教育的方法予以普及和推广。
将管理做为这样一种科学门类进行复制、普及和推广就不很合适。
但是“管理”中的原理部分（即管理原理）就可以这样做。
因为管理原理揭示的是管理行为发生和存在的依据，怎样才会发生管理行为，怎样才使管理行为变得最有效率，这其中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研究的对象是管理行为，而不是管理者或者他面对的被管理者，也不涉及改变管理对象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而偏偏这个管理原理在目前管理科学研究中是最欠缺的。
而这一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其实早已进入另一类学者的视野，这
“另一类”学者就是控制论（或系统论）研究者。
他们对它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但他们始终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它与管理科学这一门社会科学的关系。
笔者猜想，其原因是当今社会极其复杂的知识体系，使人们不得不陷于专业分工的丛林之中，人们不愿或无法进入跨越更多学科分工的领域。
管理原理的许多现成的成果都已分布在控制论理论体系中，尤其是管理控制论和控制论的哲学基础之中。
管理的科学依据也决非像现在管理理论（被称为管理学）所罗列的是什么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激励、沟通……等等内容，而应当由以下主要三个部分来组成：①系统分析（系统分类、系统组织原则、系统变量和系统动力）或称系统的正当性、系统的客观性；②系统的反馈模型；③系统的决策方式。
一切自然的系统和人工的系统，都能被我们从中找出以上三种存在机理，也能从对它们的抽象化分析过程中研究出这个系统的成因、运作和消亡的依据。
面对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中国兴起于一时的乡镇企业，以及任意一种产业或组织，我们都能从中提炼出以上三种上升为哲学理念的存在机理，也都能从分析过程中研究出它们的缺陷，并能结合调查它们的外部环境研究出它们今后的命运。
这些是客观的属于规律性的东西，在它们被研究过程中抽掉了其现实的文化属
性，研究者也处身那个被研究的系统之外。
但是这些领域内大量应用着复杂的抽象哲学思维逻辑和数学模型，许多难题还有赖于现代电脑技术的辅助。
把这些原理性的东西用通俗语言演示清楚就不是我们这些从社会科学领域中出来的原来只打算学习管理（方法）的受训练者所能胜任的了，因为我们的知识严重不足。
这部分内容只有委托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门家去完成，由他们把控制论体系的有关内容进行整合，或者再补充进怎样的内容，只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了。
或许他们也要改变一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一点我们倒可以发表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管理如果成为一种科学，只有面对包括管理者在内的那个行为系统对它的客观性反复质疑，并见那个行为系统是客观的，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当成客观的系统来对待时，才能研究出管理行为的一定之规，才是一门科学。
如果那个系统的客观性经不住质疑，或者它存在的条件极苛刻，外部条件一变，它马上就消亡了，那么你把它当成一种科学来对待是不经济的。
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理论的创立和研究过程是受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绝对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启发和要求而产生的。
当投入产出表将矩阵模型适用其中时，全世界都惊呆了，那些极力攻击计划经济的“反动”的理论家们在这一事实面前处境十分狼狈，他们只好向后撤退，从原来由哈耶克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性分析与批判的前沿后撤到人道与非人道的道德判断，企图从伦理角度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理论可以成为科学的理论，它的对象是客观的，依照人们公认的原理，凡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的东西就是客观的。
但是这时无论争论的任何一方心里都没有了底数。
于是才有了联合国将两种核算方式
（MPS
——物质生产体系和SNA——国民账户体系）都予以承认的局面。
也就是说，大社会计划经济理论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它是客观的，可以建模的，可以进入数学王国。
但是它所要求于人们的条件极苛刻，在当时（也包括现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建立和控制（管理）它。
这门大学问我们现在还研究不起，只有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把这一伟大试验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客观存在的依据，那个依据的被揭示和被批判，就是对一个自然系统的科学研究。
而当人们要建立一个意义完整的新系统时（当然建立的系统都很小，很简单，如一个企业、一条流水线、一套软件系统等），都应当预先展示其客观性（即科学性），客观性存在，才有可能建立关于它的理论和现实中的这个系统工程。
没有这个科学研究的前期铺垫，或只凭不十分严谨的想象，系统就是建立，也会造成系统的被异化或迅速消亡。
我们管理不好计划经济这个硕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还远不具备建立和管理这个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和相应的物质基础。
虽然管理原理被人们认识和总结出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历史上，当人们并未有现今社会那么多“禁忌①”的时候，有序或无序的斗争，或者市场化非市场化的竞争，会使得不同的组织系统在碰撞中分出优劣，从而不断选择出来在当时条件下最贴近（或说符合）管理原理的那个系统来。
氏族组织之间的斗争，民族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战争，企业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检验和取舍人们的科学管理的理念，违反管理原理的人群组织在这些碰撞中失
败，不容你温情脉脉地永远沉溺于旧时的组织氛围里，传统如果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时时变革，推出新的管理模式，重组出新的组织系统，不管它多有文化性和有多大的艺术魅力，都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遗迹。
我认为，人们如果不去主动地探索管理原理，依现在人类已经上道的探索精神和选择方式，也能慢慢地从实践中摸索出来。
但是科学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当代人类以这样一种机遇：人们可以依据某种智慧，先由少数专门探讨“规律”的人摸索出主动出击的方案来，减少或者避免用残酷斗争和竞争的方式和较长时间的投入才能换来的经验性的系统知识。
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
我们进行管理科学的研究的意义也正在此。
二、管理过程（Managing）是一种职能，我们应当以对待技能或艺术的态度对待之
把管理过程当成科学是不可行的，更确切地讲是行不通的。
再过多少年我们也无法给“管理过程”列出严谨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讲它在客观上并没有体系，如果有人硬要为它建立体系，显然像是给上帝建立体格档案。
两卷本的鲁缅采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苏联在全盛时间的经济教材，它就是力图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过程建立体系，其结果，只是将苏联当时的国家经济管理的部门组成结构予以解说，并没有任何科学成分在其中。
苏联的经济管理体系既不是经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方式后形成的自然系统，也不是经过对大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科学研究以后，依据科学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人工系
统，因此，尽管人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系统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但这个
“成就”与管理过程的理论毫不相关，而是系统外部的某些决策的力量在推动在运作。
鲁缅采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科学理论，又不是以人工系统为对象的管理过程操作方法（即技能培训教材），因此，它既不具备任何科学性（它没有揭示出任何事物的客观性），也不具备操作性（它没有教给学习者任何管理技能）。
说Managing是职能，不如说它更是一种技能，一种艺术。
在人们接受Managing培训时，只能传授方法。
本质上它与驾驶（汽车、飞机）的技能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参与“驾驶”的人是相互配合的一群人，而且面对的不只是仪表和显示器，还有多种系统要素：人、信息和各种资源。
如果说管理好这个系统内只需要有资源配置和信息处理技能的，那么在某些时候这个管理还好像是一个类似自然系统的“人——机”对话的系统工程，但是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几乎都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进行选择决断来完成，因此，Managing更体现为“人——人”之间的反复信息反馈过程和充满经济考虑的抉择、决策以及核算等行为。
因此管理工作更体现为管理者是在支配（若干个）他人来完成自己的意图。
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门类的“系统”，Managing的“理论体系”无法成形，只能提供出各种类型的Managing的成功或失败的先例，起到示范的作用。
而且这
个示范并没有“标准答案”相伴随，学习者只参考其方法和思路，“见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习”）多了，由自己琢磨出道道来。
这就是方兴未艾的MBA教学方式。
这种案例学习，展示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某种规律，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在学科学，而是在领会和揣摩“一种悟性”。
这种教学法就与艺术领域的教学法相似了。
学习者只从教授者那里获得“笔法”和“感觉”；在学习后所面对的要对其进行管理的系统，只是自己进行再创造的一种环境或条件，模仿和照搬是没有价值的。
这是管理者最感困惑和最能体味出其无穷魅力的。
管理者实施管理时绝大部分时间已不用“复习”管理原理（即管理科学的那部分知识）了，而要对他所管理的人进行了解、选择、使用、激励、培养、任用、罢免……这构成所有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工作的大部分内容。
这些技能无法上升为理论，也就是它们显示不出是一种什么“管理科学”的本质。
相反，管理者做好这个内容的工作，更多地需掌握各种人文知识，需要培育自己的涵养，培养自己与别人的合作习惯，几乎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知识都会对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产生积极的作用。
面对文化背景不同的被管理者，管理者要实施不同的管理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对方的工作热情，这更体现为一种艺术才能。
而对全体被管理者进行共性分析，创造出一种氛围，激励和培养出一种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则更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高层次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创建企业文化的工作。
这种
“本事”则更不是可以以传授科学知识的方式来培养的。
因此，这部分“管理”——Managing，只能是一种职能或技能，根本不能以对待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而以对待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倒可以结出最佳的效果来。
打一个比方，学习艺术与学习物理就必须用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方法，而同是“管理”，对待管理原理（科学）和对待管理过程（Managing）也不应当用同一种态度来对待，哪怕那种态度叫科学的态度。
用科学态度对待客观存在的事物无疑是恰当的，这里所说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当然包括自然系统；但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一个人工系统，则要仔细分析一下了。
人工系统，尤其是人工社会系统，比如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乃至一个社会，其存在机理往往是文化在起内在作用。
一个管理者用对待自在物那样干涉那个系统的存在和变革方式，哪怕他出于良好的意愿，应用“科学”的手段，也会引出不好的效果来。
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向东方和美洲强力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即殖民化进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科学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被称为“科学主义”）都违反了某种人类最高等级的伦理原则，故都已被历史所否定。
现在提起中国的地质科学，人们马上就想起李四光，其实依笔者个人之见，丁文江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建设方面，贡献绝对大于李四光，但是依爱划线看人的中国传统，就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孙传芳豢养的政客”这顶帽子，就把他在地质科学上的贡献也一概抹杀了。
好像新中国接手的那么丰富的地质资料和组织良好的地质学研究队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样。
其实与那些成就最有关的一个人就是丁文江。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顾病魔缠身，不顾学生们劝阻，坚持亲身进行野外考察，最后死在考察第一线。
但是他所谓“投身”孙传芳，正是他以对待科学的
态度来对待社会管理，以至事业惨败又遭毁誉。
这样一位伟人都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淖（可见科学主义多么诱人、多么害人），我们这些长期在“改天换地”
战鼓声中熏陶的人就更难免陶醉于其中而丝毫未予觉察了。
我不同意把管理完全当成一门科学，似乎与不同意将管理对象当成自然物之间尚有段距离，实际上前者是可以合乎逻辑地引出后者的。
管理好一个系统，需要预先学习点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要对那个被管理的系统进行调研，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践论的观点。
“你要变革一个梨子么？那你就先要尝一尝梨子的味道。
”这句著名的警语在启示我们处理好管理者与他所要管理的那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告诫管理者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须臾不可忘记的工作方法，这与自然科学的实践已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此时的“管理”不允许你为了既定的目的而改变那个系统的外部环境。
相反，此时的“管理”却要求管理者自己先要“脱胎换骨”，才能在管理过程中与全体参与管理的人员以及那个系统融为一体。
这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无须经历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科学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可重复性或说可再现性。
只要给学生预备好实验条件，科学所推断的结果就会如约而至。
但是管理决无此特征。
不用说实验条件难以重新布置，就是花大价钱重演一次，其结果也绝然相异。
因为，那个管理者的角色，就像是科学实验里出了个韩复榘他爹，导演出来的东西戏单子里肯定没有。
用一句更广为人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跳进两条河里、一个人也不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里。
三、管理理论的现状为什么这么混乱
在已经成为专著体系的管理学的各种版本的著作中，都存在着将“管理”的科学属性与技能属性混为一谈的问题。
因此管理理论不但成了各种局部管理内容（计划、领导、激励……）的混合体，还夹杂起许多别的学科的看似相关的东西，如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等。
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把这一现象称为“管理理论的丛林”，这很形象。
如果人们不将管理的二重属性分开认识，那么管理学永远也无法从“丛林状态”变成一棵有根有干的参天大树。
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分析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由于早期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著述的，都是实际管理经验家，如美国的泰勒、法国的法约尔等。
他们面对的是已经组成系统的企业，因而半道中杀进来，进门所面临的就是计划、决策、激励等管理过程，他们想不到（也无须）要对组织的创立原则及组织的合理化进行根本上的研究和质疑。
他们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就是成功者，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了成功者的宣言，于是引来众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学院为了应付社会对这种人才的需求，也把这些著作当成教材，如此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和丛林中众多的“经验派”管理理论家。
既然这些管理理论主要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因此，理论中带有明显的经验印记。
这不但造成人们以经验来对待的习惯看法（在中国则更甚些，发至引发起潘承烈先生的如前议论），还造成了另一种现象：“经验”进行再挑选，某些外部的相邻“理论”进入下一层的理论体系。
这也形成了“丛林”的混乱局
面。
下面大略描述一下这种混乱的由来。
管理过程在现时的管理理论中的地位前已论述，用图示表示就是：
在现在的管理理论“丛林”中，那些对提高管理效率有用的本非属于管理理论体系的行为学、心理学、数学，也被搜罗进来，成为一篇或一章。
实际上，行为学、心理学等等只是管理者为提高管理效率而用于自身修养的科学，而并非在管理过程中，与“管理”主干理论直接发生作用的一个局部，顶多应命名为“与管理相关的相邻理论”。
它们应自成体系，其实它们也一直自在地存在着。
管理者在从事学习时，也把它们“顺便”学习了。
人们就把它也误当成了“管理理论”了。
于是它们统统被安置在“管理过程”的麾下。
由于管理者所应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这部分内容变得越来越多，“管理丛林”也就变得越来越杂乱。
打一个比方，教练员在教你游泳时，顺便教了你一手对付鲨鱼的技能，那些关于鲨鱼生活习性的知识应当与游泳无关，尽管作为一名合格的教练员，他必须进行这个“捆绑教学”。
而与管理相对应的控制论，则应比喻为游泳所对应的“水性”，水性乃是游泳教学中的第一课，而且游泳的全过程均与水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管理也是这
样，它的全过程都浸在控制论这个“水性”环境中。
四、小结
最后，我们再从科学哲学角度来分析一下现在通称为“管理”的理论所包括的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内容，“管理原理”和“管理过程”。
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分析，“管理原理”是客观存在的一套理性自在物，研究者或学习者处在与“管理原理”毫不搭界的外部，探究“原理”是如何发生的，“管理”所发生的那个系统是个怎样的系统，管理的方式与系统的生命周期的关系如何，系统内在的信息反馈与系统的运作方式，决策者的产生与更替方式对系统的各种反应……等等。
由于系统的存在是发生“管理”的先决条件，因此，系统论应当成为管理理论的母体理论。
它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原理是一门科学（或者是控制论这门科学的子系统）。
而“管理过程”则是研究者或学习者已经站在了管理者的位置上了，因此，就可以用“我”来代替所有研究者或学习者了。
“我”已经处在那个特定的系统中从事着管理了，“我”为了提高管理效率，需要掌握这样那样的知识，其中包括（个人）心理学——用以揣摩“我”管辖的人们的心理，行为科学——用以从整体上把握人群的行为方式和群体组织效应，当然还有数学、工程学等更为基础性的科学了。
“我”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管理所必须学习的那些知识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知识，不等于它们就成为“管理过程”理论的一部分，不管其中的知识与管理成功的关系之间有多密切，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没有这些外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