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李红雨摘要: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闲适文化之流，在时势的乱局中"魏晋士族文人呈现出的闲适状态和在闲适中表现出的精神怀抱和文化格调"建立了中国文人闲适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中国文人的闲适精神和闲适生活方式"开启了一片重要的天地。

关键词：魏晋风度，闲适文化，休闲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其对后世文人的精神追求、人格境界、文化品致和行为风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闲适文化之流。

在时势的乱局中，魏晋士族文人呈现出的闲适状态和在闲适中表现出的精神怀抱和文化格调，建立了中国文人闲适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中国文人的闲适精神和闲适生活方式，开启了一片重要的天地。

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和文化异彩纷呈的时期。

士族文人们遭受了离乱的痛苦、政局的迭变，身陷政治的毁败和险恶，深感前途莫测，世事难为。

于是在思想价值观上，“援道入儒”，将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学高高束起，转而投向清净无为的老庄之学。

他们崇尚玄学，风行清淡，不拘礼教，率性超然，以求避乱全身。

因而所谓的魏晋风度，在“非汤武而薄周孔”[1]，“越名教而任自然”[2]之一派烟云水气的背后，其实是一份历史的无奈。

但另一方面，魏晋风度之中个性的彰显、思想的恣纵、行为的风雅所达到的美学高度，在中国的闲适文化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魏晋士族官僚的闲适之风，首先表现在对务公执事的态度上。

在魏晋的官方制度中，汉代以来实行的“五日一休沐”的休假制并未更改，但由于政事的变幻和崇尚玄学，官员名流普遍以无所事事、“宅心事外”[3]为风尚，既然心志放在了政务公事之外，因而官员们的班有时便上得十分稀松，务公守职往往是聊以应景，更多的时间用以聚饮清谈，肆意洒脱。

东晋时官为尚书左仆射的周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4]，这样一位风德雅重的人物，喝酒却“常经三日不醒”，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5]。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任司徒之职时，有感于“晋室方乱”，便常常“委事僚采。

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而“见者不知其三公也”[6]。

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7]。

嵇康的好友山涛推荐嵇康出来做官，嵇康为此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称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断然拒绝官场。

他在书信中列出“七不堪、二不可”，表明自己的心性。

同时声明：“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废。

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8]这种对丑陋官场政治的疏离态度以及官员在官场中的松懈作风，在那一时期蔚为风尚。

这样的风尚，也影响到整个南北朝时期。

北齐文宣帝有一次要考察官员的工作，便令属下“各列勤惰”，将各自的执事的勤勉情况奏报上来，而身为高官的皇甫亮居然一连三日不露面。

文宣帝亲自质问他，他陈说的原因是：“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下雨、醉酒、酒劲没过去，都成为不上班的理由。

可见当时官场风纪，而文宣帝却以其率性恕实，“优容之，杖胫三十而已”[9]。

由于玄学的兴起，当时的为官者以“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10]为时尚，专心执事，或被讥笑，虚旷无为，则为风气所推重，“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1]。

虚玄的“望空”无疑是高标之举，勤勉而恪尽职守之人，则容易招致讥笑。

东晋曾任丹阳尹的名士刘惔，“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死后一代文宗孙绰为之作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12]这不只是对刘惔，也是对当时一批为官者的上佳写照。

官居宰辅、位极人臣的王导，任扬州刺史时，要访察地方官员的得失，属下顾和进言“宁使网漏吞舟”，何必“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规劝王导应法网宽疏，使能够吞舟的大鱼也可漏于网外，不必听风就是雨，搞什么“察察之政”。

王导则大为欣赏，“咨嗟称佳”[13]，深以为然。

王衍、乐广均身居高位，却“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14]，因而“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称首焉”[15]。

谢安官至宰辅而仍然性爱林泉，亦被称为“江左风流宰相”[16]。

而“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16]，更是直接拂官而去，归隐田园。

当时诸多官员不以政绩扬名，而以“风流”称世，实为魏晋所独有。

当然还有些名士始终坚持不仕，放达自任，在更多的闲适中，编织着这种时代的韵致。

二清谈，是魏晋士族文人休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清谈者以《老子》、《庄子》、《易经》为宗，析辩玄儒之学，既要机锋犀利，义理深邃，又要辞藻简丽，风度翩翩。

郭象谈玄“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18]、殷浩出言!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19]。

乐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20]，议论无不“辞约而旨达”[21]。

一批名流谈玄谈得出神入化，驰魂夺魄。

才气过人的王羲之，起初并不在意僧人支道林，及至后者与他谈论起《逍遥游》，“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王羲之惊喜得“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22]。

魏晋的知识分子将清谈变为一门艺术，往往沉湎其中而废寝忘食。

名僧支道林与许询等人聚会谈玄，两人一来一往辩析精妙，使得众人为其风范所折服，乃“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23]，全然不及深究他们所辩析的义理，直接被他们言辞气度之美妙所倾倒了。

孙盛到殷浩那里清谈，专注而忘饥，“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

两人为了助谈而挥舞的尘尾，“悉脱落，满餐饭中”[24]。

风神秀异的美男子卫玠，“好言玄理”，因身体羸弱，他母亲常禁止他谈玄。

但他遇见谢鲲后，一发而不可收，与其“遂达旦微言”，彻夜长谈，旁边的大将军王敦一整夜也插不上嘴。

结果“于此病笃”[25]，因过于劳累而一病不起。

魏晋士子对清谈的钟情程度十分深挚，而他们在谈玄中所表现出的博识、智慧、文学修养、语言能力以及气质风度都是极为深湛而精彩的。

三清谈而外，追求闲适自任的魏晋士族知识分子还纵情于山水和聚饮、对于自然美的欣赏，是企望超然世外的魏晋士人思想情感的一种寄托。

他们或啸咏山林，或悠游水畔，对自然景物的感怀和品评十分精致。

阮籍“登临山水，经日忘归”[26]，嵇康“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27]。

画家顾恺之游历会稽后，人问其山川之美，他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28]描述得极为精妙。

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29]这都是对自然景致的绝佳体悟。

谢灵运的居所“左湖右江，往渚还汀。

面山背阜，东阻西倾。

抱含吸吐，款跨纡萦”。

其性喜自然，“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

为登山他还发明一种“谢公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

他还曾率数百人寻幽探险，一路上“伐木开径，直至临海”[30]。

临海太守还以为是山贼来了。

而纵情与饮酒，往往难分。

竹林七贤在竹林下“肆意酣畅”的雅聚，石崇等人的金谷园之会，王羲之等人的兰亭盛会，“曲水流觞”，无不名噪一时，风雅无伦。

张翰“纵任不拘”，有人对他说你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他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31]李白因而作诗云：“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32]毕世茂亦宣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33]而竹林七贤中的刘伶、阮籍，更是大有酒名。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34]。

他还写有《酒德颂》，大加赞颂“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纵逸。

阮籍以“酣饮为常”，晋文帝司马昭想为他儿子司马炎做说客与阮籍联姻，结果他大醉六十日，使司马昭“不得言而止”。

阮籍闻听步兵营的厨子善于酿酒，营中“有贮酒三百斛”[35]，便请求去当步兵校尉，高才低就，为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醉翁之意亦在酒。

周顗酒量颇高，“能饮酒一石”，东渡过江后每称无酒中对手。

有一次故旧酒友前来，“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饮，各大醉。

及顗醒，使视客，已腐胁而死”[36]。

纵兴狂饮到如此地步，可称为奇事。

四操琴弄曲，钻研音律，也是当时士族文人寄托心志的一种方式。

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37]，他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合称为“嵇氏四弄”，“嵇氏四弄”与东汉末的蔡邕创作“蔡氏五弄”并称“九弄”，都是当时著名的乐曲，共同的特点是“声含清侧，文质殊流”[38]，皆为高洁出尘之调。

隋炀帝还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

嵇康还著有关于音乐的《琴赋》，《琴赞》，《声无哀乐论》，认为琴“体具德真，清和自然”[39]，而“能尽雅琴，唯至人兮”[40]，此中追求的是精神道德的完美高逸。

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41]，尤善于弹奏《广陵散》，他因傲世不群、痛恨官场被司马昭杀害，临行刑前索琴弹奏此曲，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42]！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叔侄，都是音乐家，阮籍“善弹琴”，作有琴曲《酒狂》，其“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43]。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44]，作有琴曲《三峡流泉》，他制造出一种琵琶，就称为“阮咸”，简称“阮”，一直流传至今。

此外如左思、刘琨、桓伊、戴逵以及戴逵的儿子戴勃、戴颙等都精于音律。

左思作有琴曲《招隐》，寄寓心志。

桓伊文韬武略，并“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45]，曾吹笛为梅花三弄之调。

杜牧诗称：“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46]苏东坡亦有词：“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春梦。

”[47]，都言桓伊笛声之幽然之美。

戴逵终身不仕，武陵王司马晞听说他善鼓琴，请他演奏，他破琴而称：“不为王门伶人！”[48]疏狂任情如此。

五魏晋风度中的特立独行，不拘常节，这种行为放浪任诞的背后，是人生态度的纯真率意、旷达至性，这是魏晋风度的一大特色。

王徽之有一次雪夜睡起，赏景吟哦左思《招隐》诗之际，忽然想念住在剡县的戴逵，于是乘兴访戴，船行了一夜，到了戴逵门口他又折返而归，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49]其行以心寄，心止而行收，透露的是不违本心，不逆本性的人生准则。

孙承公被视为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50]。

游玩没有尽兴，归家的半路上还要返回去再玩。

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其兴之所由，“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51]。

有人指责仆射周顗与亲友嬉戏，“秽杂无检节”，言行不持重，他却说：“吾若万里长江，何不能千里一曲。

”[52]完全不屑于为小节所拘囿。

这种超然和洒脱!其中交织着人生的意趣和性情的率真!所折射出的则是高标不群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质!这正是魏晋人物所追慕的核心!魏晋风度由之也促成了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六魏晋风度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是闲适文化，但魏晋士族文人们的闲在行为，整体却笼罩在历史性的被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