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一、贬官者的心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
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
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
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
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
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
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
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
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
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
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