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院科学及其规范性问题

第 36 卷 第 4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36, No.4, 2014

2014 年 8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Sum No.212

· 后学院科学的规范性问题 ·

编者按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政府、企业、

公众越来越主动地、深度地介入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那种以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的内在价值观、

笛卡尔提出的方法论准则、洪堡倡导的自主性理念、默顿总结的精神气质为标志的经典科学似

乎正在消失，科学应有的价值、方法、规范、准则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义和模糊。有论家认为，

这一现象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边缘性的，而是意味着科学研究形态的整体性的、根

本性的转变。对于科学研究的这种新形态，齐曼称之为“后学院科学”、拉维兹称之为“后常 规科学”，吉本斯称之为模式 2，大卫 · 格里芬称之为“后现代科学”。这一转变有许多现实的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例如冷战时期不同阵营间的军事竞争、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带来的研究经 费的紧缺、九十年代发达国家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但也是许多领域的思潮共同推动的结果。例

如政府管理领域中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思潮、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参与式民主思 想、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建构主义。这一转变是巨大堕落的开始，抑或是历史性进步

的先兆？这一转变是违反科学规范造成的失误，抑或是对新的科学规范的呼唤？围绕这些问题，

本刊在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支持下，组织了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讨论。盛晓明在

《后学院科学及其规范性问题》中承认这一转变趋势的必然性，提出了需要重新树立规范的主 张。

吴彤在《都是“后学院科学”惹的祸吗？》中，分析了地方生物资源和知识被科学家专利 化的两个事件，强调必须坚持学院科学的规范主张之一——科学知识的公有性。马来平在《齐 曼的“后学院

科学”论》中，分析了齐曼提出后学院科学论及其后学院科学规范的方法论基础。 李平和杨淳的文章《向“后学院科学”转型中的海洋科研机构》则以美国一家海洋科研机构为例， 描述了向后学院科学

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特征。

后学院科学及其规范性问题 *

盛 晓 明

（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杭州 310028） 摘 要：在学院科学中，规范性不是问题，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为经典的知识观念及其信念量身定

做的。然而，20 世纪的科学涌现出诸如“大科学”和“产业科学”的研究形式，突破了既有的制度框架，

同时又呈现出一种新的活力，因此称之为“后学院科学”是恰当的，成问题的是它们如何处置自己的规

范性。本文认为，规范的重塑实际上是一个实现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产业界、社会公众互动的过程，确 切说，是一个“治理”的过程。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的重塑和构建研究”（编 号 12JZD045）。 [ 收稿日期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作者简介 ] 盛晓明（1956-）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e-mail: sxm@

zju.edu.cn 关键词：后学院科学 规范性 强自治与弱自治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4)04-0001-06

一、何为“后学院科学”？

“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是齐曼在《真科学》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按他的理解，在当 今的科学研究现场，后学院科学已经不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是成了常规。那么，什么是学院科学呢？ 我们通常所谓的学院科学是在拿破仑时代成型的学术制度，19 世纪被移植到德国并得到完善。制度其实

是规范（norm）的集合，是集体信念的外在表达。经典的科学哲学家（如维也纳学派）和科学社会学家（如 默顿学派）都把学院科学理解为“原型科学”（proto-science）。从“原型”出发，哲学家们设计了一套认 知规范（方法论规范），社会学家则推导出一组社会规范（伦理规范）。在他们看来，任何科学活动如果

偏离“原型”，就不能叫做“科学的”活动。问题是，恰恰有一些偏离“原型”的科学活动形式如今被当 作常态来接受，甚至作为发展的趋势予以认定，因此就有理由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学院科学的时代。

到了 20 世纪，科学研究涌现出了三种新的活动模式：一是“大科学”。从一战开始，尤其是在二战之 后，政府（或军方）动用巨额经费来组建大平台，强势地介入了科学活动，并主导了研究议程（“难题”）

的设置，同时也就挤压了“自治”原则在科学共同体中的适用空间。二是“产业科学”。在《必要的张力》 中，库恩有过“培根的科学”的提法，只是没做深入的考察。J.R. 拉维兹在他的成名作《科学知识及其社

会问题》（1971）中明确界定了“产业科学”的概念。随着产业实验室、政府政策咨询机构、企业研发中 心的涌现，以及产、学、研的一体化，打破了科学与产业之间，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制度边界，甚

至要求按市场的法则来重构科学体制（制度创新）。三是跨学科研究。各种形式的多学科协同研究、交叉

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突破了以学科为母体的制度设计，既有的方法论规范对跨界成员来说丧失了规范力量，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甚至处于“失范”状态。

“后学院科学”与“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的概念多有重合。拉维兹在“后常规科学的兴起” （1995）一文中申明，“我们采用‘后常规’术语来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那个时代，有效的科学实践 规

范可以是一个无视由科学活动及其后果带来的广泛的方法论的社会和道德争端的解题过程。”[1] 与库恩 意

义上的“常规科学”相比，“后常规科学”的确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如事实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争议 性、

利益的攸关性、决策的紧迫性。“后常规科学”与“后学院科学”两个概念都带有批判性的哲学诉求， 如果

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与后者相比，前者还包含着一种科学民主化的实质性主张，更加侧重于解 决气

候暖化等环境问题的研究类型，对风险管理和质量管制，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协同创新与政策形成机 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吉本斯等人还提出了知识生产的“模式2”概念。如果说“模式1”表征了学院科学的研究结构，

那么，“模式 2”想要表达的就是“后学院科学”的研究结构，即研究问题由学术兴趣主导转向了社会问 题与利益主导，从共同体自治转向了开放与社会问责，由学科语境转向了动态的跨学科语境，组织构成 由同

质性转向了异质性，知识的质量控制也由同行评议转向了更加综合的多维度的评议体系，等等。吉 本斯认

为，由于“模式 1”很接近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因此称“模式 2”为“后常规科学”也并无不妥。[2] 那么，“后常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常规”肯定不是指“非常规”。在库恩那里，“非常规”是

指一种混乱、无序的，未经制度化的“前科学”。事实是，制度化的科学一经建立，就意味着一切研究活 动都要受规范制约。其次，“后常规”同样也不指向一种规范虚无主义。因为，要想抵制一套规范并设法

让人理解，就得给出理由，这就意味着你已经预设了一套新的规范。规范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不自洽 的立场。最后，“后常规”更像是由“反常”导致的一场革命。范式转换所引发的革命会给人带来震撼， 可

是“后常规”的变革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倒更像齐曼描述的那样，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实际的 情

况是，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不仅可以并存，研究者甚至可以自如地穿越两者，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有

研究者告诉我们，他白天做纵向项目，晚上做横向项目，甚至性质与目的全然不同的成果可以出自知 识生

产的同一个流水作业。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后学院”、“后常规”等概念是无意义的呢？当然不是。

“后学院科学”首先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不仅表明既有的规范体系无法有效地规约现场的研究行为， 2 甚至还告诉我们，原先的科学观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时宜的了。我们知道，实证主义以来的认知规范由于

受理智主义的限制，通常只适合于“表象的”科学，但是现实中的研发活动则是“介入”的，属于“技

性科学”（techno-science）范畴。同样，在默顿的规范结构中，像普遍主义、公有主义和无私利等原则同

样也是为学院科学量身定做的。所谓规范，说白了就是对行为者提出的一种要求，与别的要求不同，规

范性要求需要得到行为者的响应。倘若行为者不作响应，其行为又能被人们认定为是正当的，这只能说 明既有的规范体系或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其次，“后学院科学”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重塑规范的态度，试图探索一套能赋予大科学与产业科学以 正当性，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兼容并蓄“常规科学”的制度。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在康

德时代，作为人类理性的代言人，哲学家可以通过先验原则对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颁布“道德律令”，要求

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通过“自律”来兑现实践理性的普遍性要求。在默顿那里规范性似乎也不成问题，科学

家共同体被赋予了生产可靠知识的专业性使命，作为共同体的代言人，社会学家推演出完成这项使命所应

具备的精神气质。当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你可能会做出违规行为，这丝毫不表明规范是成问题的，只 能说你在同行眼里成了蹩脚的研究者。但是，如今的科学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生产什么样

的知识，以及如何生产，如何评价已不再是专家共同体自身的事了，需要政府、产业，乃至社会公众的在 场、参与。就评价而言，在关注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要关注成果的应用；在注重现在的同时还要注重未来；

在倾听专家建议的同时还需留意公众的意见，等等。因为技性科学在介入世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可逆 的后果，有可能把我们的家园摧残得面目全非。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以及如何规约研究者的行为，仅凭共

同体内部的“自治”与“自律”是不足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规范的重塑必定是一项社会治理的工作。

二、“强自治”与“弱自治”

随着二战后大科学与产业科学的兴起，发达经济体的知识精英们显得有点尴尬。在经济政策上他们

崇尚自由主义，然而在科技政策上却又是贝尔纳主义者。贝尔纳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计

划性科技体制在 30 年代的成功。贝尔纳的名言是，如果没有政府（军方）介入与财政资助，我们的科研 将被打回到中世纪的水平上去。在冷战时期，西方的科技与政治精英之所以讳言贝尔纳，是为了与苏联

计划式的科技体制保持距离。

根据启蒙以来的正统观点，作为理智的探险，科学研究是一项纯粹的、自主的活动，它独立于社会之外，

亦馈赠于技术与产业。从康德到胡塞尔和弗莱格，哲学家把认知规范的确立看成是独立于历史进程的事情。

科学理论不受任何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事实所限制，或者说，理论规范本身就是反事实的。这种观点至 今

依然在英美哲学界占据主流，它无视，乃至拒绝接受任何被冠以“后常规”的现象。

相对温和一点的观点是，科学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这种说法部分地保留了前一类观点， 即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纯粹、自主的理智活动，同时又可以容忍各种“后常规”的现象，只不过拒绝承认

这些现象的正当性地位。其论证策略通常有两种。

一种可称之为“反常论”，认为“大科学”只是特定时期的“反常”现象，不可能成为常规。曾任哈

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就是这种策略的代表。在回顾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经历后，他指出，“整个新的科学领 域的成果需要花费很大一笔纳税人的钱；在 20 世纪 40 年代，你只消说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全球性战斗中需要

拥有一种毁灭性的武器，那么这笔开支就能被证明为正当的。”[3] 但是像大多数科学家那样，他希望政府

与产业对科学共同体的介入，对“自治”原则的侵害只是短暂的，非常态的战时举措，就如同罗斯福的“新政” 一样。战争一经结束，科学活动很快又会回到我们一贯熟知的“常规”轨道。然而，60 年代以后的事实是，

经合组织国家都乐此不疲地推行大科学计划。既然大科学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件法宝，谁还会拒绝呢。

另一种策略叫“例外论”，要求把科学的理论探索与它实际的应用分离开来。科学家只受好奇心与追

求真理的动机驱使，研究成果本身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至于该成果是否被政客和军方所利用，以及 是善用还是恶用，都与它无关。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中，V. 布什的忠告是，政治家与社会公

众只须更多地了解科学，更好地利用科学，而不是试图去控制科学。正如波兰尼所强调的那样，科学领 域享有“治外法权”。该策略的理论基础就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普特南已经对此做过清算，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