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

翻译的三标准——林语堂先生的“忠实、通顺、美”发表时间：2017-11-13T15:10:01.920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17年11月总第246期作者：杨曼[导读] 林语堂先生将翻译作为一种艺术看待。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林语堂先生提出“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三条标准，既是对译作的要求，也是对译者的要求。

其标准较严复先生对译作的要求而言，更具现实性，更为丰富，更具全面性。

关键词：翻译标准林语堂严复译者要求一、林语堂先生的“忠实、通顺、美”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笔名语堂。

他曾参加“语丝社”，并在1930年代曾创办、主编《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

林语堂先生一生中写过的涉及翻译理论的文章不少，但他最系统、最有名的论述，是长篇论文《论翻译》（作于1932年初）。

这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1933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所作的论序（后又收入林语堂的《语言学论丛》一书中）。

林语堂先生将翻译作为一种艺术看待。

他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上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林语堂先生在《论翻译》中提出了对译者的这三条要求，既要求对原文的透彻理解，还要求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以及对一定的翻译技巧、标准的掌握。

林语堂先生的这篇论文，从翻译的实际出发，毫不玄虚，说理朴质。

他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

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需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

他认为：“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到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

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

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中国的翻译活动据史料记载可追溯至周代，象胥之称的出现使翻译活动已进入专职的领域。

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晚清的科技翻译到民国时期盛行的文学、诗歌翻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忠实”这一原则贯穿始终，从文言体的“信”到现代的“忠实”，都是忠于文本的意思。

忠实这一理论能历时如此之久而依然存在，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但是在翻译中忠实真的是最高真理吗？笔者认为，在考虑读者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翻译才更具魅力。

标签：翻译忠实创造性一、中国翻译忠实理论的发展中国翻译中的“忠实”开始于东汉时进行佛经翻译的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随严复“信、达、雅”这一理论的提出，便将翻译忠实推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

后又有“信达顺”“忠实、通顺、美”以及近来的“信达切”“忠优美”“正确、通顺、得体”，但似乎还是无法跳出“信达雅”的圈子。

“忠实”向来被认为是翻译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衡量译本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很多的翻译研究者认为，在这些古往今来的重要翻译理论中，是应该包含忠实的。

二、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与理想化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很大程度上和“忠”字有很大关系，自古便有“精忠报国”“誓死效忠”这样的说法，因此忠的理念在翻译界便被升级了。

直译派与意译派也因为形式与内容间的是否忠实原文对峙。

笔者认为，这样的争执是无意义的，在文本、风格、意义乃至包括读者在内的众多因素，怎么能够全部满足忠实。

如果一味去追求这样的忠实，便是将翻译的忠实标准绝对化了，未免有些太盲目，在这样的“忠”里面不免能够品到一些“愚”的意味。

由于翻译是人的活动，必然无法避免译者的主观感受。

译者个人必会对“忠实”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绝对的“忠实”，这样的提法本身就具有理想化的倾向。

其实早在支谦时候，便提出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也说明了翻译在文本与风格上面的矛盾性。

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认识到了翻译的局限性。

翻译原则：翻译的忠实性原则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在古今中外的翻译活动中，“忠实性”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法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爱德蒙·加里说过，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像一条主线贯穿了数千年的翻译历史，有关翻译的种种争论都是因“忠实性”而起的。

当今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就曾经说过，翻译的实质在于用最贴切最自然的语言等效地传达原语的信息;首先是内容，其次是形式。

在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译著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翻译理论家或者翻译家，无论中西，都遵循着“忠实性”的原则。

因此，忠实性原则在翻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原则进行进一步分析:一、直译与意译直译和意译是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忠实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

所谓直译就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字。

所谓意译，就是只保持原文内容，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字。

如果译文的语言与原文的语言常常拥有相同的形式来体现同样的内容，并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样的情况下采用直译好些。

例如:例1:“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译文:The moon is bright，the star is scattered./The crows fly south…(直译)The stars are dimmed by the brightness of the moon，/southward fly a flock ravens. (意译)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样的文体采用意译会好得多。

但是不难看出，直译的译文不仅与原文的格式相同，还能让读者感受到那种月光皎洁的星空，能让人身临其境。

而意译的译文表面上看起来文字是比较优美，但是却很难让人感受到那种氛围，效果不如直译来得好。

例2:He'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文:他穷得像教堂的老鼠。

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的忠实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负责将一种语言中的信息转化成另一种语言中的信息。

在翻译过程中，忠实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意味着翻译应当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忠实性不仅仅涉及语言层面的转化，还涉及文化层面的转化。

文化角度下的翻译的忠实性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忠实性需要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习俗和思维方式，因此翻译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差异。

一个好的翻译应当能够将原文所传达的文化背景和含义准确地传递给目标语言读者，使其能够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

忠实性需要考虑到不同语言中的文化特点。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语言中的文化特点不同。

翻译时需要注意到这些特点，并在译文中恰当地表达出来。

在中文中，有很多成语和俗语，它们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表达方式。

当翻译这些成语和俗语时，需要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以保持翻译的忠实性。

忠实性需要考虑到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

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对翻译的忠实性有不同的要求。

科技文献的翻译需要更加严谨和准确，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传递科学知识，读者往往是专业人士。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需要更多地考虑到文化因素和艺术效果，以使目标语言读者能够体会到原文的情感和表达方式。

忠实性也需要考虑到翻译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偏见。

翻译是一个主观的过程，翻译者会根据自身的理解和认知来进行翻译。

翻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偏见会对翻译的忠实性产生影响。

一个好的翻译应当尽量避免自己的认知偏见对翻译结果产生过大的影响，尊重原文的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

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的忠实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了语言层面的转化和文化层面的转化。

一个好的翻译应当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读《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后的感想《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是中国译学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译学史的一个重要参考书。

读完本书，我有不少感想，下面就说说我的感受。

首先，本书把中国译学发展史繁复多样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它从中国古代译学的兴起到今日的发展，从形式译学到实践译学，从西方译学理论家视角到中国译学家视角，重点研究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轨迹，全面展示了中国译学的精华与特色，从而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译学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其次，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史，研究了中国古代译学家的理论思想和译学实践，梳理了中国近现代译学家的理论思想和译学实践，展示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渊源，把握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新思路。

这些内容，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认识，引导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大局，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实质。

再者，本书还从实践译学的角度，重点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翻译、现代文化翻译以及当代译学实践等内容，深刻揭示了传统文化翻译的历史渊源，全面展示了现代文化翻译的特点，总结了当代译学实践的经验，从而更加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译学理论发展与实践结合的发展过程。

这些内容，直接影响着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实质，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译学实践的实质，从而更加清楚地领会中国译学理论发展与实践结合的发展思路。

最后，本书还深入探讨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中国译学发展的战略思路，提出了中国译学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译学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未来方向，更加明确地把握中国译学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译学的发展机遇。

总之，通过对《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译学理论发展史的复杂性和发展趋势，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实质和未来走向，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中国译学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译学的发展机遇。

翻译的忠实性和创造性研究摘要: 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方法与变易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也必然不同。

本文分析了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存在差异的原因,指出在注重翻译忠实性传统的同时,翻译的创造性也应该得到重视,这样译者才能摆脱复制原文的桎梏,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关键词: 翻译标准忠实性创造性“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将此话运用于翻译领域,可以说“一千个译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译即易,翻译以语言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和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

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为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和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即使读者产生隔膜和发生误会。

一、翻译的标准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著名学者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

在这三个标准中,“达”和“雅”都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在实际的翻译中无法很好地实现,而“信”或者叫做“忠实”是最主要的方面。

它是指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 rce Language,SL)时保持对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

忠实性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忠实(formal equivalence),它是指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reproduce d message)的TL与表达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之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

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

它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

传统的观念认为翻译的首要即为“信”,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

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很虔诚,所以“信”字当头。

论翻译的忠实性【摘要】忠实性原则是，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SL）时，保持与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

在忠实的内涵上又包括形式上及意义上的忠实。

但翻译是错综复杂的特定的语言创造活动，绝对的忠实只是译界一直追求的重要标准之一。

本文从传统的翻译理论入手，将不同学者对忠实的标准比较分析，进一步引出对此标准具有冲击的理论，并最终以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用相对性与动态看待翻译中忠实性的标准。

【关键词】忠实性原则相对性动态发展文化差异本文通过东西方翻译理论的对照，力图阐明翻译中忠实性标准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分析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力图说明译者无法忠于原文的原因，最终引出应用动态发展与相对忠实的角度看待翻译。

1.传统忠实标准及局限忠实性标准一直是翻译中最重要的标准，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译者无不遵循这一原则，然而，忠实到底指什么，实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翻译者在把原语言转化为另一语时尽量保证对原语言的意义，形式等不改变。

以下就是东西方学者对忠实性的表述。

1.1 传统忠实标准（东西方不同的表述）1.1.1 传统忠实标准之论述。

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斯论一出，直如石破天惊，使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此现象成了'西方学人或学界难以明白的学术奇观'。

而且自提出之日起，一百多年来，它在国内翻译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经典翻译标准把'信'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忠实'的推崇。

严复的翻译观虽被奉为译学圭臬，但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上个世纪30年代，由鲁迅、梁实秋、瞿秋白和叶公超参与的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论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此次论战其实可以说是一场'直译'和 '意译'之争。

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的忠实翻译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的一种语言交流方式。

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的忠实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

文化背景是翻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些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

一个成功的翻译作品需要准确地传达源语言文本的文化背景，并使得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与儒家思想和道教信仰有关的词汇和意象，如果在翻译过程中不能正确传达原文的文化背景，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

忠实地反映源语言文本的文化背景是一个合格翻译的基本要求之一。

文化价值观也是翻译中一个关键因素。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差异会影响翻译的选择和表达方式。

在翻译中，翻译者需要根据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对原文进行调整和转换。

对于一个描述夏天的诗句，如果翻译成英文，翻译者可能会使用“sun”来表达中国人眼中夏天的特点，但是在日本文化中，夏天的形象是和“海”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翻译成日文时可能会使用“sea”来代替。

这种调整和转换基于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后的不同价值观，也可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情感和内涵。

翻译的忠实度不仅仅是指对原文的忠实，也包括对目标语言和文化的适应。

翻译不是机械地将一个语言转换为另一个语言，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翻译者需要根据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差异，以及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编。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可能会对原文进行删减、调整词序、修改语法结构等，以使得翻译作品更符合目标语言和文化的习惯和要求。

翻译的忠实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方方面面。

一个忠实的翻译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要在目标语言和文化中具有可理解和可接受性。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以确保翻译的忠实度和质量。

译国译民翻译实践自我鉴定
我在译国译民翻译实践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对自己的翻译能力有一定的认知和评估。

首先，我对翻译译国译民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

译国译民是指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导向的翻译实践。

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全面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以及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从而进行准确、合理地翻译。

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注重理解原文的含义和表达方式。

我会进行仔细的阅读和研究，尽力理解原文的意图，以便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同时，我也会注意原文的风格和语言特点，在翻译中保持一致，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魅力和风采。

我也重视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我会进行反复的校对和修改，确保翻译结果和原文相符，并且通顺易读。

我也会注意语言的得体性，避免使用过于生僻或不常用的词汇，以免给读者带来困惑。

除了翻译技巧的运用，我也会关注文化的转换和适应。

在翻译时，我会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读者的特点，进行合适的调整和转换，以确保翻译结果能够顺利传达给读者，并且符合他们的文化认知和习惯。

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也会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

我会关注翻译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参加相关的讲座、培训和研讨会，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

同时，我也
会积极反思和总结自己的翻译实践，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翻译技巧和方法。

总之，通过译国译民翻译实践的经验和自我评估，我相信我具备良好的翻译能力和素养，并且能够胜任相关的翻译工作。

我将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为促进国际交流和理解做出更多的贡献。

论翻译中的忠实、科学与艺术“忠实”的目标对于翻译本来是不待证明的、天然的要求，是千百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旋转的中心。

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准备了论翻译中的忠实、科学与艺术,欢迎大家参考与借鉴。

论翻译中的忠实、科学与艺术然而近来似乎颇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外国语》 1998 年第3 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

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

”①文章作者据此及其他一些类似论点得出结论：“忠于原文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标准，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标准。

”②作者在同文另一处对“忠实”的标准发出了—连串有趣的疑问：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准，都把“忠实”放在第一位，却很少有人问过一句“为什么” ? 翻译为什么一定要追求 ( 最大限度的 ) 忠实? ……译者另有目的、另有所好又怎样 ? 社会现实不容许、不利于追求最大限度的忠实又怎样? 不完全忠实的译文一定有害吗? 要是不忠实的译文达到了目的，甚至达到了“好”的目的又怎样? ……可是，又为什么要强迫人家在两个极端之中选择一个——一端是百分之一百的忠实，另一端是零的忠实呢? 译者为什么不能选择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忠实呢? ③这无疑是对翻译理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此本文无意正面做出回答，但却希望稍作探讨，从而达到认识翻译内部所蕴含深刻矛盾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退到起点，退到翻译活动的初衷，问题将显得非常简单。

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

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

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目的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

中西翻译理论中“忠实”对比中西译论,特别是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打个比喻,好似一个硬币的两面,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于盯着硬币的一面看,而今天我们把这枚硬币翻了过来,让人们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我们译界一直信奉的金科玉律,在西方新兴的翻译学派来看是否也是如此?如果用西方译论来分析我国译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拟用西方的解构学派和阐释学派来分析一直贯彻于中国译论的忠实原则,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但是文章首先得对中西译论进行简要的概述。

一、中国翻译理论概述中国翻译史包括传统翻译史和现代翻译史,分水岭就是新中国的成立,发展迅速,为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翻译理论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1.东汉至清末民初,以马严为标志的中国翻译学的开创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

佛经翻译比较著名的有:东晋的道安,主张直译原则,重质朴轻文采;唐朝的玄奘,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力求忠实与易懂并重。

中华民族借助翻译,第一次大规模地、比较系统地接触、认识和引介佛教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觉醒了的有识之士,借助翻译引介西方的科学技术,走翻译—会通—超胜之路,以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

鸦片战争以后翻译的范围、规模、影响、参与性都是以往两次高潮所无法比拟的。

这一时期的翻译主力是大批的近代分子,相较而言,风格更加多样,复杂性也远较前两次为高,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并存。

具体表现为:一是以林则徐、魏源和冯桂芬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将翻译提高到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冯桂芬语) 的高度,借助它引介西方列强的兵工技艺、声光化电,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 的目的;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译书实本原之本原”(梁启超语) 的态度,借助翻译广泛引介西方政治法律和各种学术之书,以达到维新变法、救国保种的目的;三是以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借助翻译引介西方小说,使小说进入平民百姓生活。

浅析翻译中如何做到“忠实”原意忠实，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之一，对翻译实践具有规范作用，对翻译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忠实”不等同于“绝对忠实”。

借用解构主义理论解掏“忠实”，只能证明解构主义自身的无逻辑性和虚无性。

标签：忠实模糊伦理预设模糊语言学认为，模糊性是非人工语言的本质特征。

电脑和人脑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便是：人脑能够执行模糊语言，而电脑则不能。

信奉解构主义理论的人之所以要解构“忠实”，是因为他们认为“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具有模糊性。

如辜正坤先生就认为，“忠实”这个概念对许多提倡“忠实”标准的人来说是个模糊概念：译作究竟忠实于原作的哪些方面？然而，笔者认为正因为“忠实”具有模糊性，才使其具有了审美意义。

康德曾经说过，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

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

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

我们并不能总是能够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

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忠实”传达的确实是一个不可言传的模糊概念，但从听话者的角度来看，“忠实”的含义又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这一点在中外翻译史和现代翻译教学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

说者的不可言传，听者的只能意会，验证了康德关于“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的观点。

说者眼中的“美”与“听者”眼中的美不是绝对同一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说者和听者对美的共同追求。

“美”的这种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特性也是“忠实”的特性。

“美”具有模糊性，但它却能被意会，这是因为“美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固定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的，相对的，往往因时间、地点、情况、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同理，说者和听者之所以能对“忠实”的理解达成默契，也是因为“忠实”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的，相对的。

有学者曾指出，“忠实，作为一个翻译学的术语，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伦理判断，然而伦理的忠实却只承认绝对忠实，而不承认相对忠实，而绝对忠实是不符合翻译实际的。

”显然，这里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因为“忠实”不等于“绝对忠实”，把“绝对忠实”等同于“忠实”是不符合逻辑的。

论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翻译是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桥梁，而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是翻译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则，它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不偏不倚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和信息。

忠实原则在翻译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操作中也面临着多种挑战和难题。

本文将通过对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旨在为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我们需要了解“忠实”原则在翻译中的内涵和要求。

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之一，忠实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意义、语气、风格和特色，使译文与原文在意义和风格上尽可能保持一致。

这并不意味着译文必须与原文一字不差地相同，而是要求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合理地进行文化、语言和习惯的转换，以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语境和习惯。

忠实原则既要求译者对原文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又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表达和转换能力。

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忠实原则常常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

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给忠实原则的实现带来了困难。

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习惯，而这些差异往往需要译者在翻译中进行磨合和平衡。

英语中的礼貌用语在中文中可能需要进行转换；某些文化背景下的特定表达方式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文意义的前提下，灵活运用语言及文化知识，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习惯和语境，这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原文的多义性和含混性也给忠实原则的实现带来了难题。

有些原文本身就存在多种解释和理解，而译者需要在不失忠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选择和取舍。

一些含混的表达和语气也给译者带来了困扰，因为这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理解和分析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原文的意义和背景，以及目标读者的需求和语言特点，随后才能做出合理的选择和转换。

忠实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译者具备更加细致入微的语言分析和把握能力。

译者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会给忠实原则的实现带来一定的挑战。

论译出与译入间的翻译忠实性摘要：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话语权不断提高，为满足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需要，翻译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译者在译出与译入过程中，应遵照翻译忠实原则。

翻译忠实度在译出与译入之间的定义标准也在不断完善。

本文旨在解释翻译忠实性在“译出”与“译入”之间的不同标准，从而帮助译者更好的理解翻译忠实原则，从而呈现出更好的翻译作品。

关键字：翻译，忠实，文本1.翻译忠实观的发展翻译忠实观起源较早，在早期佛经翻译中便有所论及，如佛经翻译的“名”与“实”问题。

僧祐之后，僧睿从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出发，提出翻译“名”与“实”概念，并形成自己的“名实”观。

僧睿这一思想在其译文中可以看出，他为完成一条译文，前后必须经过若干工序，各参与者之间彼此参校，相互补正，既琢磨用词由揣度经义，其后才正式命名。

“名实观”是佛经翻译伦理问题，同时也反应出翻译忠实性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译者对于翻译忠实观进一步解读。

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等，也都标举忠实（基本等同于信），使翻译忠实观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不管是翻译标准的一元观还是多元观，基本上都离不开最为根本的忠实（如严复所谓的“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西方翻译流派对于翻译忠实性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罗曼·雅各布森、约翰·凯特福德、尤金·奈达、彼得·纽马克等翻译家，在翻译时主要关注语言对等问题。

翻译的前提是固定的原文意义，忠实是将原文准确的译出标准。

进而来看，他们将忠实的标准视为评判译文好坏的标准。

目前，中国翻译学者们对于翻译忠实度有着不同的理解。

有学者对于翻译忠实观有了新的理解。

有些学者并不赞同翻译忠实性原则。

谢天振的译介学在国内颇有影响，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为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具体包括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

胡东平、魏娟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一种深度忠实”，忠实于翻译主体、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

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的忠实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的忠实涉及到对原文的理解和传达。

翻译的本质是通过一种语言将另一种语言的信息传达出来，这就要求翻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必须十分准确。

只有准确理解了原文的内容，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恰当地表达出来。

而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往往深远而复杂，需要有深入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准确理解和传达。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成语、典故和文化符号，这些对外国人来说往往是陌生的，因此在翻译时就需要额外解释或注释。

如果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就会导致翻译的不够忠实，甚至产生误导。

翻译的忠实也涉及到对目标语言文化的适应和传达。

翻译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文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

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往往会对同一件事情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因此在翻译时就需要根据目标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换。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而东方文化则更注重集体和家庭，因此在翻译时就需要考虑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

如果在翻译过程中忽视了目标语言文化的特点，就会导致翻译的失真和不忠实。

翻译的忠实还涉及到文化意识和价值观的尊重。

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和传统习俗，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就需要尊重原文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这就要求翻译者具有较高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避免出现对原文文化的歪曲和曲解。

对于一些宗教文本和传统经典，翻译者就需要谨慎处理，尊重原文所代表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避免产生冒犯或触犯文化禁忌的情况。

只有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前提下，翻译才能真正做到忠实和合适。

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的忠实不仅仅是对语言层面的忠实，更重要的是对文化层面的忠实。

翻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准确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同时根据目标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行合理的转换和调整，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价值观，才能做到真正的忠实翻译。

只有通过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才能做到翻译的忠实和有效。

论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摘要】：从附属学科到自成一派，千百年来，各种翻译标准层出不穷，各类名家思想百家争鸣。

中有流传最广的“信、达、雅”;外有影响至深的“功能”理论，但仔细想来，所有翻译标准的阐述几乎都没有脱离这两个字——“忠实”。

翻译作为一种牵扯到原作者、译者及读者的跨文化、跨语言活动，其过程必然是复杂的。

单就“忠实”这一条而言，作为译者应该“忠实”于谁？如何“忠实”？这也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直以来，提到“忠实”，人们常联想到严复先生的“信、达、雅”。

但此类传统理论对“忠实”的阐述更多的停留在“忠实原文”的层面上。

他们要求译者忠实原文，忠实其内容及形式，风格及特点。

可翻译从来都不是原文和译文一一对应的二维活动，它是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的。

所以本文将从多维度分析翻译标准中的“忠诚”原则，探讨除去原文之外，译者还应忠实的对象。

【关键词】：翻译标准忠实原则多维度分析一.“忠实”于作者“忠实原文”和“忠实”作者是有区别的。

传统的“忠实”原则更偏向于对原作内容及形式上的忠实，但缺少了对作者思想和意图的精准传递。

并且由于源语和目标语背景文化上及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仅仅忠实于原文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译文晦涩难懂，无法完整传播作者的背后思想及文章意义;相反，对作者的“忠实”更偏向于在翻译的基础上表达出原作者意图、思想及意向;它强调了译者作为原作者“合伙人”而存在，肩负着更深层次的思想传播的重任。

德国教授克里斯蒂安·诺德曾在其著作《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中将译者对原作者的此类“忠实”描述为“忠诚”。

他在此书的相关访谈中提到：“忠诚和忠实是一对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忠诚讲的是译者与人之间的关系···忠实关注文本之间的关系···有时为了忠诚于原作者，译者可能需要不忠实于原文”。

（克里斯蒂安·诺德，2018）。

基于中国翻译艺术关于“忠实”标准的历史探究作者：骆仲冕来源：《课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19期【摘要】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翻译的三字标准：“信、达、雅”，其中的“信”即“忠实”，那么到底“忠实”什么呢？文中“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一句表明严氏的“忠实”在于原文意义而非语言形式。

因为“译文取明深义”与“而意义则不倍本文”的意思就是译文与原文意义上一致；而“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则是说翻译不要拘泥于原文形式，而要根据目的语的习惯与用法对其作相应的调整。

言外之意，译文与原文形式上不必完全一致，只要能准确反映出原文的意义即可。

其实在严复之前，中国的许多翻译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的“忠实”标准，但他们的主张中却蕴涵着“忠实”的思想观念。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就“忠实”这一翻译标准作一个粗浅的历史探究。

【关键词】中国翻译艺术历史探究【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9-0056-02一、严复之前“忠实”涵义的衍化历程三国时代的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而东晋时期的道安在《鞞婆沙序》中阐述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观点，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其中，“因循本旨”与“案本而传”都有“忠实”原文之义。

不过，“不加文饰”与“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等翻译技巧与策略表明他们的“忠实”多流于形式。

因为这些技巧与策略忽视了中文与外文在词语含义、词语搭配、词语顺序、句子结构、表达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忽视了中国人与外国人思想方式上的不同，忽视了中国与外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上的区别。

因此，运用这些技巧与策略所作的翻译多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直译、死译或误译，其译文或文法不通、或生硬难懂，有的甚至违反了原意，引起了误解。

作者： 马倩
出版物刊名： 泰山学院学报
页码： 213-217页
主题词： 翻译的标准;西方文化;原作风格;鲁迅先生;再创作;内容完整;译者的风格;《红楼梦》;语言风格;翻译家
摘要： 翻译在我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

古往今来,不少名家曾阐述过翻译的标准。

唐朝玄奘曾提出翻译即“须求实,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

清代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
了“信、达、雅”的标准。

鲁迅先生也提出:“凡译须兼顾两面。

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其原作的风姿”。

综上所述,翻译须做到“忠实、通顺”。

而忠实则是译作的基础。

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

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有纂改、遗漏和任意增删等现象。

清林纾(琴南)与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过160多部作品,其数目之多,内容之广,为当时了解西方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他本人不懂外文,译作中删减或遗漏之处很多,因此林纾“不能算个翻译家”(杨岂深语),只能算是一种再创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