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X郑卫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明清时期的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勃兴,稳居明清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位。
纵观明清两代,江南区域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及海外市场关系密切、互动频繁;江南区域系统内部层次多样、结构复杂;作为区域经济元素的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类型迥异。
历史的辉煌,加及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升温,这双重因素催生了近十年来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丰硕成果。
笔者将撷取有关研究成果,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略加评述。
关键词: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第25卷 第4期2003年8月湖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25 No.4Au g.,2003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3)04-0068-04近年来,区域史研究颇受关注。
在众多的研究区域中,江南以其市镇勃兴、商品经济发达聚焦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这里的区域/江南0,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既明清时期的苏、松、常、宁、杭、嘉、湖8府及后来从苏州划出的太仓直隶州。
这8府1州不但同属太湖水系,内部生态具有统一性,经济方面联系十分紧密[1]。
笔者将在此界定基础上,对近十年来有关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及动态,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作一概述,以抛砖引玉。
一宏观视角的研究状况。
宏观视角,即以江南区域为单位,考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或海外的经济联系。
对宏观研究江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是/施坚雅模式0。
/施坚雅模式0是一种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学说0[2]。
根据这一理论,江南地区是一个具有独特结构功能的实体,它对外与其他区域相联系,对内又担负着作为东南沿海区域中心地的角色。
这一双重功能通过经济物资的交流得以实现。
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输出、输入功能分别由丝织品和粮食的流动来体现[3]。
范金民、夏维中以江南丝绸贸易为媒介,系统考察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形式、商品总量后指出,明代江南丝绸贸易的兴盛是由江南丝绸的特有优势、当时社会的时尚和各地的依赖等因素促成的[4]。
赵金鹏肯定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指出了明代京师及北方政治集团的需求对江南粮布生产的积极影响。
但他认为,江南粮布倚靠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加速了自身粮食生产从单一粮食种植到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从粮食外销到内销的质的转变,同时也为明朝后的衰弱埋下了伏笔[5]。
张海英认为由这种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经济交流的繁荣具有虚假性,它带来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商品化只是/过重田赋的一种办纳手段0[6]。
此外,张海英考察了明清江南与江西[7]、两湖[8]、闽粤[9]等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市场互动,肯定了江南区域经济的全国中心地位[10](P 172)。
在区域比较研究上,张家炎比较了明清长江三角洲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11];蒋正华探讨了明清江南与河南集镇的异同[12];许檀分别考察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等六个不同的经济区[13]。
除了探讨江南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联系,一些学者的视野扩展到了海外。
范金民考察了江南丝绸出口日本的贸易情况[14]。
孙竟昊分析了明清经济结构与市场格局的变化,认为江南商品性生产受到了海外市场拓殖的刺激。
江南海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私人海外贸易,具有偶发性和武装性的两个明显特征[3]。
唐力行从徽州海商切入,揭示了徽商以江南区域为根据地对外从事/双向经营0,联络明代江南与日本、东南亚等国,促进了江南市镇与海外市场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形成[15](P 150)。
X 收稿日期:2003-06-06作者简介:郑卫荣(1979-),男,浙江湖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对于江南区域与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众多学者并未予以过高的评价。
范金民在详尽地分析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国际市场后,指出清代江南丝绸的消费主要在国内而非国外[16](P236)。
孙竟昊基于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以及中国农业立国的特点,认为海外市场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曲的、微小的[17]。
二中观视角的研究状况。
中观视角是以江南区域为系统,江南市镇为元素,分析区域经济的层次、结构。
中观的视角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
在中观研究中,众多学者从施坚雅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0概念获得研究框架。
即认为:/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系统都呈现出和大区域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0[18](P 3)。
小田依据中心地学说,从规模层次、分布密度、专业分工等方面探讨了江南市场网络的结构及其内外功能[19](P 28)。
单强认为江南乡村的基层市场是一个以市镇为中心,6村为内层,12村为外层,共约36平方公里的以道路交通为连接的系统[20](P24)。
赵世瑜也认为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以间距12~36公里为常见,这是因为市镇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其繁荣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的交换上[21](P 205)。
在市场层级结构的研究上,单强将近代江南市场分为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
乡镇市场是连接集市(基层市场)、城市(中心市场)的中级市场[20](P29)。
杨素华把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划分为三个等级,苏州作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本区域的集散汇聚中心,也是对外区域的输出中心[22]。
王卫平认为在中心城市苏州与市镇市场之间还存在着如无锡、盛泽、吴江等地方城市的市场。
据此,他构建了一个以城镇网络系统为背景的江南市场体系结构,苏州在杭州、南京之上是该系统中的超地域中心城市。
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
单强认为在18世纪中后期,以农村集市为基础,以城镇市场为主体,以区域性大都市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23]。
以上对市场网络的考察,既吸收了施坚雅理论的层次概念,又运用了符合江南实际的网络理论。
这些研究都强调了明清江南经济之所以蓬勃并不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突破,而是市场机制的作用[24]。
在市场层级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有的学者从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入手来进行中观研究。
在生产领域,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商品生产结构是以小农经济结构为特征,总体上处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25]。
江南市场机制主要由外地的商业资本控制,这些资本较少进行资本投资,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26]。
单强则通过考察明清江南家庭劳动的结构与功能,认为商品生产具有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一般特征[27]。
有关明清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需另述。
洪焕椿总结了明清江南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农村经济走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28]。
在商品流通领域,单强以商品种类为标准,把江南乡镇市场划分为:棉布与棉花、丝绸与蚕丝、其他(如粮食,运输,水产)等三类专业市场[20](P 68)。
刘秀生则按商品的流通形式将清代的江南市场结构划分为商品的收购市场,集散市场,零售市场等三级[29]。
陈学文利用/商书0记载,从明清水运史的角度考察了江南商品的运输系统[30]。
在商品分配和消费领域,孙竟昊从分析分配结构的内涵入手,讨论了分配结构及其变动与江南商品经济的相互影响,认为后者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经济因素与超经济因素的冲突和纠缠[31]。
从消费结构的内涵入手,他又认为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消费动因,江南商品经济与全国消费需求、结构的互动使江南具有了/超区域辐射功能0[17]。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江南区域经济的运转主要由丝、棉、粮为载体。
对丝、棉、粮的研究又涉及到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
黄宗智在对江南地区小农生产及家庭手工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过密型增长0的理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的增长是一种/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量而言)0[32](P43)。
黄以此来解释江南农民生产的多样化、商品化和家庭化等现象。
李伯重将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称为/斯密型成长0,即经济的成长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以贸易为条件,并取决于市场的变化[33]。
关于/明清江南经济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0的问题,黄宗智、李伯重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江南的特殊性[34],否定了英国模式[35](P536)。
这反映了近年来江南的研究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摆脱和对中国中心主义史观的回归。
此外,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中观研究中,如/增长极理论0等。
这类研究集中于对苏州、69第4期 郑卫荣: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70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上海的研究,主要强调/增长极0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与腹地的互动关系。
张海英认为明清江南商品市场从原来分散格局发展为网状市场体系,苏、杭是将区域市场导向全国市场的中心地[36]。
孙竟昊认为,苏、杭取得区域中心城市市场的地位,在于本身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健全的市场机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江南地区物资集散中心和资本金融中心的作用[3]。
张海林考察了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苏州作为江南市场网络中心的影响。
他通过分析苏州进出口项目、货值等数据,揭示了新崛起的上海对周边地区的极化影响:上海的开埠虽然打破了江南传统城市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实现了与外界的双向贸易交流,但由于资金数量、质量及流向的严重不平衡性,江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了制约[37]。
张海泉运用城镇发展的4个考察指标,探讨了上海开埠对江南,尤其是苏南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作用,认为这是增长极扩散效应的显证之一[38]。
三微观视角的研究状况。
微观视角,相当于个案研究的视角,即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个别市镇,以充分解析该市镇的历史变迁,正确评估其历史地位。
它具有/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0的特点[39]。
市镇个案研究较突出的是樊树志、陈学文等。
小田认为市镇或乡镇/是以中心结点(乡镇)为依托,从中心到辐射点(村庄)为半径所构成的网状面0[19](P32)。
樊树志集中对作为中心结点的市镇进行大量个案研究,涉及江南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等41个典型市镇[40](P287)。
松张浦通过研究浒塾关的物资流通,考察了清代苏州的水运和经济状况[41](278)。
陈学文着重研究杭嘉湖地区的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乌镇等经济市镇[42](149-266)。
在/明清江南典型县份个案研究0课题中,他选取了嘉定、乌程、崇德、安吉等4个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县份,得出了关于江南经济的一般性认识: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并导致新生产方式因素的萌芽,市场网络开始形成,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在封建社会经济环境中仍具有相当弹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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