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军事占领区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包括暴力统治、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经济掠夺几个方面。
一、暴力统治
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下，沦陷区人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日军在东北，通过伪满政权以“屯牌制度”即省、县以下，为村——屯——牌的行政系统，强化其殖民统治。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取并村、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实施保甲连坐制度等办法，企图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在华中，日伪政权发动“清乡运动”，对抗日爱国人士实行恐怖政策。
1、用刺刀维护殖民统治，实行法西斯专政
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通过“扫荡”行动，大肆屠杀中国人民，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强行压迫民众。他们建立起宪兵、警察、法院、监狱等镇压机构。日伪宪警特务到处为非作歹、横行无忌，屠杀迫害中国人民，以禁绝一切抗日活动。
2、建立各级伪政权，制造无人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采取欺骗与恐怖政策双管齐下的办法，进行严密的控制。他们利用汉奸，建立了各级伪政权，宣扬“王道乐土”，号召沦陷区百姓作归顺的“良民”，同时强化保甲制度，推行连坐法，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为恐吓中国人民，在沦陷区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为了断绝人民同抗日队伍的联系，日军还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
3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1936年，日军建立了731细菌部队（主要对人进行细菌战）和100部队（主要对牲畜进行细菌战）。据统计，731部队为进行试验杀害了3000余名战俘和平民。731部队还多次进行细菌战演习，多次用飞机传播各种病菌，给百姓带来极大灾难。100部队用细菌传染的方法致使大兴安岭地区150万头牲畜死亡。
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在1938年7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对文化教育的规定：“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扫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要“振兴儒教”。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国的方针。
沦陷区的教育完全适应日本的奴化政策的需要。高等教育是为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服务的。中等教育，主要是所谓“实务”教育，即以培养为其效劳的下层技术人员和推行奴化教育的师资为目的。初级教育，日寇最为重视。向儿童灌输奴化思想，这是日寇妄图从根本上灭亡中国的最毒辣的手段。在师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上日寇严加控制。社会教育及宣传完全为日寇所控制。日伪在沦陷区办了新民会、民众教育馆等团体和机关，出版大量报纸刊物，放映电影，演出戏剧，进行欺骗宣传。
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其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在教育和宣传上常常变换手法。初期，对中国原有的文化教育机关肆意破坏和摧残。当日寇转为巩固占领区时，就侧重在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为了达到征服中国民心的目的，妄图利用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进行欺骗。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寇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就是日本策略改变的一个明显表现。他们从反共卖国的反动立场出发，对三民主义横加曲解，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日寇的所谓“大亚洲主义”、中日“同文同种”等谬论混为一谈，胡说“和平、反共、建国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指南针”。
三、经济掠夺
大肆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1938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定有：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中国要“提供特殊便利”，在其它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国也要“提供必要的便利”；对于中国财政经济政策的确定，“日本予以必要的援助”；在贸易方面，“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本的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交通通讯等方面与日本“合作”；在农业方面，中国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这些规定是日寇既定侵华方针之一“经济提携”的具体化。
在东北，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垄断钢铁、轻金属、汽车、飞机、煤炭等的经营，疯狂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在农业方面，大量掠夺粮食，实行百万户农业移民计划，圈占大量土地。
在关内，日本在沦陷区对金融、工矿业、农业等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掠夺：
在金融方面，日伪先后在华北华中设立银行20余家。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后在各处设立分支行30余处，这是华北“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次年在上海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它是“维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汪伪政权成立后，1941年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取华兴而代之。这些银行除经营一般业务以外，都有发行伪钞、代理“国库”等特权。它们控制着各该地区的普通银行和地方银行。日伪利用这些银行发行的大量伪钞，掠夺物资。日寇还通过发行强制性军用票掠夺中国的物资。
在工矿业方面。1937年至1938年，敌人在华北采用“军管理”，在华中采用“委托经营”（即由被委托的“公司”经营）的方式。但是由于工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资本缺乏，这种办法归于失败。“以战养战”政策提出后，敌人改用“中日合作”方式。1938年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个“国策公司”，并下设许多分公司，经营华北、华中的煤铁等矿产以及盐、电力、交通、通讯等。企业经营权全归日本，大部分利润也归日本所有。到1940年3月，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日寇采取了更具欺骗性的办法，声称“将以若干财产交还给合法的原主”。但所“交还”的工厂企业，只限于“军管理”下面的单位，而这些企业的大部分早已并入“国策公司”，余下的已很有限。就是这些余下的企业也不是直接交还原主，而是交给伪政权。总之，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完全为敌人所直接掌握和控制。
在农业和农村方面。第一是强占土地。中日实业公司及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均没收了大量土地。第二是由地方伪政权征收捐税。第三是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第四是日伪军直接掠夺粮食、耕畜和各种财物。敌人将粮食规定为军用物资，实行“粮食统制”，强行“征购”，实施所谓“配给”，造成普遍的饥馑和死亡。
除上述几方面，青壮年也是敌人掠夺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本侵略者仅在华北就劫走青壮年六百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苦役劳动。到1944年，还有二十二万六千人被抓到日本去当苦工。
此外，日军还在许多城市进行逼良为娼的行动，以供其官兵泄欲。为了稳定其“军心”，日军在中国还大量强征从军“慰安妇”，总人数约在10万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以各种形式的斗争，反对殖民统治。开滦煤矿工人，上海邮电、自来水厂工人和电车司机相继罢工。江南十多万农民举行暴动，消灭了日伪军的征粮队。这些反抗斗争对打击和动摇日伪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郭士杰：《日寇侵华暴行录》，北京联合书店195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