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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三项制度改革总结(通用4篇)一、国企董事会改革总结国企董事会改革是改革国有企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过改革，国企董事会的运作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经营绩效。
以下是国企董事会改革的总结：首先，国企董事会改革强调独立性和决策权的分离。
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和增加他们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有效地减少了国企董事会的行政干预，确保了决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其次，国企董事会改革注重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董事会改革使董事会具备了更大的决策权和责任，提高了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企业的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再次，国企董事会改革鼓励职业经理人的参与。
引入职业经理人可以带来更专业的管理和领导力，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和竞争力。
此外，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和激励机制也得到了改进，进一步激励他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国企董事会改革加强了董事会的监督职能。
通过完善董事会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引入外部独立机构的监管，有效地避免了国企董事会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提高了企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总之，国企董事会改革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增加独立董事、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鼓励职业经理人参与和加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国企董事会的运作机制得到了改进，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二、国企员工激励制度改革总结国企员工激励制度改革是为了调动国企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的绩效和竞争力。
以下是国企员工激励制度改革的总结：首先，国企员工激励制度改革注重股权激励。
通过向员工发放股票、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等，让员工成为企业的股东，实现利益共享。
这不仅可以激励员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努力工作，还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其次，国企员工激励制度改革注重绩效激励。
通过设立绩效考核制度，将员工的薪酬与绩效直接挂钩，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
同时，设置明确的绩效目标和奖励制度，根据员工的表现给予相应的奖励，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
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随着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如今，国有企业在跨越不断拓展的领域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从而打破了“国企”这一既定印象。
他们在市场化进程的 Treacher 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市场化进程的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和突破，而这正意味着国家企业应该加强治理，并在发展中处理好企业持续发展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篇文章旨在研究市场化进程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并探讨他们对企业绩效的内生作用。
在此背景下，市场化推进国企改革策略的转型将被视为市场和管理变革的双重主导力量，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为了满足企业治理的内在需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梳理企业治理的内在机制，并为国有企业提供适用的治理框架。
一、市场化进程引领国有企业改革市场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竞争场所，也是国有企业不断扩张的核心地带。
而市场化进程是推进国有企业转型的外部力量，带动国有企业更快、更稳地发展壮大。
市场化的实施被认为是有效推进国企改革的手段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之一。
由于市场是企业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阶段，进行市场化改革可以推进企业改革的进程，形成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也推行更加透明和合理的企业治理。
市场化助推国企改革的实施，而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不受限制。
目前，大多数国企改革策略主要由下列几种类型组成：“进行内部重组或外部扩张；加强运营和业务清晰度；无须政府补贴；增强企业治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
可见，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将市场化的实施作为优化构造和实践转型的重要途径。
因此，国有企业需要在市场化进程中进一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同时也需要加强自身治理和企业转型来保证企业长期发展的态势。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迁。
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制度变革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中国在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制度与经济的发展、绩效和变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将从制度、制度绩效和经济变迁这三方面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制度在中国经济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一、制度制度是社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实现对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力量的管理和调控的一套规则和制度。
好的制度可以使社会有序地运行，保障人民的共同利益。
制度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依照不同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在制度建设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符合中国国情3、与世界接轨，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特点4、面对未来，能够承担未来的风险和挑战二、制度绩效制度绩效是指制度所产生的效果和贡献，是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民福利所做的贡献和价值。
制度绩效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高公民满意度和社会效率。
反之，过于僵化的制度、落后的制度或者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导致社会效益低下。
因此，评估制度绩效对于制度建设和社会治理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经济变迁经济变迁是指经济动态的多种形式，它是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变化和转变。
经济变迁涉及人口、资源、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真正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四、制度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旨在改善制度的政策措施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制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推广股份制改革和发优惠政策引导增值税制改革等方面，政府号召选调研发影响力。
在18大之后，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分配资源中的作用，致力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日益开放，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有企业是以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其资本实力和经验积累更为充足。
然而，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效率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适应市场变化、增强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这导致了企业管理机制单一、决策权过度集中、效率低下等问题。
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可以通过转变所有制、股份制改革和员工持股等方式，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
首先，转变所有制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将国有资产股份化，以股权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和核心，使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的衔接方式更加顺畅。
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的方式，吸引社会投资，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提高企业治理效率。
其次，股份制改革是产权改革的另一种形式，它是将国有企业公司化以后，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与社会资本形成股份合作关系的改革形式。
通过股份制改革，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
最后，员工持股也是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一种方式。
员工持股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参与度和安全感，减少员工流动，稳定企业的运营和发展。
同时，员工持股还可以增加企业的人情味，建立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二、市场化运作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是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市场占有率。
首先，国有企业可以改善自身运作机制，实施市场化管理方式，强化利润意识。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定价、市场化销售、市场化采购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真正实现把握商机、提高效率的目的。
其次，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优化国有企业运作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前言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这一话题的关注度越来越大。
本文将通过阐述制度的概念、制度绩效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读者提供参考。
制度的概念制度是一种规范行为方式的体系，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制度的主要作用是规范各方行为、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制度可以分为形式制度和非形式制度，前者是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等有明确条文规定的制度，后者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惯例等非法律形式的制度。
无论是形式制度还是非形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制度绩效的重要性制度绩效是对制度执行效果的评价，也是制度是否实现其客观目标和期望目标的衡量标准。
制度绩效反映了制度的实效性和有效性，是评价制度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
制度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
有良好的制度绩效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绩效可以减少市场失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提高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制度绩效也可以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仰和信心，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制度绩效是经济变迁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个健全、高效、有生命力的制度体系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的薄弱、滞后或负面效应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还会导致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制度的不断改革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例如，建立健全的土地制度和市场化农业生产模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城镇化进程等。
这些改革都是为了提高制度绩效、促进经济变革和发展。
当然，制度绩效好坏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经济变迁也会对制度绩效产生影响。
例如，一些新出现的领域、新兴经济模式会对旧有的制度体系产生挑战，使其出现失灵和漏洞，需要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经济变革催生了制度变革，而制度变革则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变革。
浅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后的绩效管理方式探析论文关键词:事业单位企业化组织绩效管理论文摘要:事业单位是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载体，是政府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型市场经济下，部分具有市场配置能力的事业单位开始实行企业化管理。
面对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本文运用现代管理理论，结合时代背景，对提高事业单位组织绩效的管理方式进行了探讨。
0引言国务院发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对事业单位做出了以下界定:即“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承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承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细致说来，事业单位又可大概分为两种:纯公益性和混合公益性。
纯公益性事业单位特点是，其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其运作资源和发展资源无法得到市场配置，具有排他性。
其产品是政府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平等、无差别的共同服务。
此类事业单位生产活动主要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支持，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
典型机构例如涉及国防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义务教育、社会经济秩序、国家长远利益等领域。
混合公益性事业单位也是面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但其提供的公共产品既能满足公共需要，又能满足个人需要。
从资源配置上看，具有部分市场配置的能力，即通过市场服务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成本补偿或者赢利。
这类事业单位多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公共交通、公共水、电、气、邮政服务中的普遍服务业务为主。
前一种类型的事业单位资金来源和经营性质比较单一，可以视同于国家财政统一管理，相比较而言，第二种类型的事业单位则相对复杂，目前已逐步实行企业化转轨，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1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可行性首先，“职能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政府部门会逐渐放宽事业单位市场配置能力的限制。
鼓励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事业单位在满足公共服务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差别化的服务产品进行成本补偿。
使得事业单位从单纯由“国家拨付经费收支”向“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向补贴、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模式转变，以此缓解国家财政负担。
国企市场化聘用政策一、引言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聘用政策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员工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需要建立更加市场化的聘用政策，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员工的满意度。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国企市场化聘用政策。
二、聘用制度改革1.建立市场化的聘用体系：国有企业应逐步取消传统的行政化人事管理方式，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聘用体系，包括招聘、选拔、晋升等环节。
2.优化岗位设置：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需要，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和要求，提高岗位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强化聘用合同管理：制定规范的聘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科学的解聘与辞聘制度，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薪酬体系调整1.建立市场化薪酬体系：参照市场水平和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2.优化薪酬结构：合理设置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等薪酬构成，突出绩效导向，使薪酬与员工的业绩和贡献相匹配。
3.完善福利制度：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的福利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四、绩效考核机制1.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和方法，明确考核周期和程序，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
2.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员工晋升、薪酬调整、培训等的重要依据，激发员工的进取心和创造力。
3.建立反馈与改进机制：及时向员工反馈考核结果，帮助员工认识自己的不足并制定改进计划，促进员工的职业成长。
五、人才引进与培养1.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提高企业的人才竞争力。
2.重视人才培养与发展：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内部培训、外部进修等方式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
深化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一、基本原则（一）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二）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落实顶层设计相结合，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三）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决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坚持全省一盘棋，更好发挥各级各方面积极性，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二、省级改革创新实验区包括推动深圳市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推动东莞市建设广东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实验区，推动广州市高新区（黄埔区）建设广东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推动佛山市顺德区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推动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等。
三、十四五时期广东省重大改革事项（一）经济领域重大改革1、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推动重点领域价格改革、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完善数据基础性制度和标准规范。
2、现代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深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深化地方税收制度改革。
3、科技体制改革包括构建充分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机制，推行科研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制、项目经费包干制、项目评审主审制等科研组织新模式。
我国市场化变革的方式与制度绩效陈孝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摘要:一种合理的新制度的产生,既取决于旧制度不均衡所产生的选择契机,也取决于人们对新制度的预期与旧制度的比较。
本文结合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制度背景,主要分析了这一创新过程的路径与历史经验,这对于正确评价我国经济制度创新的整体绩效,确保经济制度的每一个重要环节的变革与完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制度创新;路径依赖;成本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3)08-0003-07 一、制度创新及其成本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一方面,制度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它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本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本生产函数的创新。
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
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本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为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必须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
很显然,一种制度得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必然是交易各方共同选择的结果,这种共同选择根植于各方在这种制度选择中实现了各自成本投入———利益收益之间的均衡。
我们知道,制度的价值在于它能为经济活动提供一种稳定的长期服务,凭借它,人们可以对经济活动产生长期的预期。
因此,人们选择一种制度并使其收稿日期:2003-05-22作者简介:陈孝兵(1964-),男,湖北天门人,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府行为。
—3— 《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在历史过程中延续下去,必然意味着人们不断地对其做长期的利益投入并对其抱以长期的收益预期。
对于制度的接受者而言,由于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它在选择行为中的收益预期并非总是明确的和稳定的,其行为也并非总是理性的,有时甚至是盲从的。
于是,当人们选择了一种制度安排而放弃了其他制度安排时,其所丧失的收益也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由于这种放弃实际上是意味着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机会的丧失,因而这些机会的丧失也构成了人们对其所选择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成本投入,也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投入。
我们知道,制度作为过滤器不仅存在于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而且存在于资本存量与经济实绩之间。
任何一种制度的选择过程或者说是创新过程,都是由彼此间具有特殊联系的一套复杂的制度构成的。
按照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来理解,制度选择可以分为诱致性和强制性。
诱致性选择是人们在利益或效用的驱动下的自觉行动,它往往表现为从非正式的制度选择走向正式的制度选择过程,如我国改革初期安徽凤阳农村的承包制,经过政府认同形成了全国农村的承包制。
强制性制度选择是在强迫性的压力下进行的选择过程,包括通过暴力进行制度创新,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就是通过战争、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建立公有制及其经济运行制度;强制性制度选择也包括在政府强制和法律引导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如我们改革中实行的大部分改革措施。
与此相适应,制度选择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制度创新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选择主体的利益追求,不可能是免费的,总要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成本),即诱致性制度创新的成本和强制性制度创新的成本。
一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成本。
诱致性制度的选择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获利机会的刺激下自发地实施制度创新的过程,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中,制度创新的成本包括搜寻方案、机会成本以及新制度安排的一切交易费用;在正式的制度创新的安排中,其成本除了搜寻、制订方案之外,最主要的成本是一致同意的谈判成本和“搭便车”。
就谈判成本而言,团体越大、涉及的人数越多,谈判费用就越高。
“搭便车”对于选择者来说等于为社会提供了无偿的绩效,使创新的报酬少于作为整体的报酬,例如,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制,一旦承包这项制度安排取得成功,享受这种制度绩效的绝不仅仅是安徽凤阳的农民。
二是强制性制度创新的成本。
强制性的制度创新无疑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相当于社会与该制度覆盖的个体重新签订契约。
从横的方面看,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实践成本和摩擦成本。
其中实践成本包括改革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制度决定的“信息不全”、“知识”不完全以及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而摩擦成本则是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触和反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从纵的方面看,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主要包含:(1)创新准备阶段的成本,包括接受、传递有关制度非均衡和创新潜在收益信息的费用、创新集团的组织费用、创新方案设计、比较和选择的费用。
(2)制度过渡阶段的成本,包括新的制度摩擦引起的费用、利益受损者对创新不合作与抵制而引起的费用。
(3)新制度完善阶段成本,包括确立保障新制度合法性的法律制度的费用、规范新制度组织及其运行方式的费用。
制度变革的成本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呢?政治风险甚至个人安危是否影响决策者、改革推动者和理论设计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在经济生活较为稳定并且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支付过高的个人成本来推动或者支持制度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变革)是否违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模式?这些问题我们是很难回避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选择“搭便车”的行为模式较为安全和理性,并且从成本角度(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机会成本、自由成本等)考虑更具有经济上的预期理性。
于是,寄希望于最高决策层有朝一日发动自上而下的“自发式变革”(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的无期限、无目标的等待,类似于“等待戈多”的虚幻意识)。
如果我们把制度选择与创新的成本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不是“帕累托”式的利益变迁,而是包含着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的渐进式变革,这种渐进式的变革可以通过利益补偿和合理的成本分布来缓解利益冲突。
事实上,各种利益补偿的举措都是对原有利益分配法则的纠正与修改,合理地分布成本也是对制度接受者在预期收益上的调整。
这种利益调整的—4— 《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引擎就是我们在制度选择过程中所招致的各种损失,诸如决策失误的损失、新旧制度之间异体排斥、摩擦所造成的损失及利益冲突所造成的损失。
从制度跃迁的角度来看,这些损失也是维系新制度的创建生死攸关的成本,正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可能选择的改革形式。
对决策失误的损失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的决策失误。
例如:决策者信息不完全,包括信息失真和残缺不全;意识形态的刚性,即在已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设计已有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容纳的改革决策,致使这样的决策因缺乏意识形态基础而步履维艰;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掣肘;决策者的个人偏好。
这些决策失误可以引起制度创新的反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
对新旧制度之间异体排斥、摩擦所造成的损失而言,制度创新是以一种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制度,这一替代过程即使采取激进方式也不能根除过渡的过程,而涉及的只是这个过程的长短问题。
对利益冲突所造成的损失而言,强制性制度创新并非是一种帕累托式的利益调整,而是一个伴随着制度创新的利益非均衡调整过程,即使是通过制度创新“馅饼做得再大”,也仍然存在着如何分割的问题。
当新制度因素逐步脱离对旧制度的依赖而不断壮大时,确实还存在由其改造或吞并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可能性。
由于这种改造或吞并是对与旧制度相联系的既得利益的否定,因而在既定政治秩序下一般难以公开、合法地进行,但它可以通过非法手段悄悄地进行。
如有的论者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比作是一场“悄悄的私有化革命”,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非法吞噬,是一种反效率的行为,也必然会加大制度选择的社会成本。
二、中国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轨迹与制度诱因 国内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对中国市场化变革模式进行新一轮研究的基本问题有三:一是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战略是由什么决定的;二是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条件是如何形成的;三是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
在资源配置的实践中,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把制度创新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这就是市场经济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
前者系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后者则是让行政力量支配资源配置。
正是这两种制度的效率优劣比较,我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改革,后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的制度创新由于它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业绩而成为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从过渡或转轨这一当代视角来看,我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制度向自发的回归。
主要表现在于:(1)中国改革是以农村为发源地的,具体来说,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基层干部“自发”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这是一个自发演进的典型。
中国初始阶段农村改革不仅获得巨大成功,同时也为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2)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特征,至今仍有这种特征。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所谓“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及其改革强度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而随机确定的。
“无论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一时期的改革的基本指导方针,也是向自由秩序演进的表现,结果是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改革的基本线索十分清晰,改革的目标也愈益明确,这就是从改进微观经营机制上的放权让利入手,加强对企业和劳动者的激励,促进新增资源创造;借助于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使这部分资源配置在传统制度下受压抑的部门,达到加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初步目标。
(3)土地承包制这种自发经济秩序的结构与扩展已把其巨大的生产潜能发挥出来了,近几年中国农业(狭义农业)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生产水平上,高速增长的新动力源显然不是亏损面逐步扩大的国有企业。
统计资料表明,除了巨额的外资流入和三资企业外,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主要来自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乡镇工业和各种各样的非国有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