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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
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
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
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
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
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
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
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
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北京大学的做法不符合规章规定1 学生在学校的权利是由法律保护的2 法院只有合法性审查的权利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被告在对学生作出有关性命攸关的决定时，如果拒绝给予学生一个正当的程序，将有损学生的利益。
本案争辩的问题不仅是学校作出的决定内容，更是决定的过程。
刘燕文向学校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其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向学校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
如果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通过庭审，其认为学校对刘燕文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本身明显地违法，应当撤销。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它声称了或者说在原告律师的代理词里试图影响法官，法官意识到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
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象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
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
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
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刘燕文得知后，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北京大学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
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了司法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姓名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的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隘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在法律上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木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争议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本身明显地违法。
我方代理人何海波刚才已较为完整地发表了我们的共同观点，本代理人现作补充如下：一、被告行为的违法性首先，被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形成的决定，未达到法定的票数要求，其决定无效。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XX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1]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2]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 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高等学校纠纷案例法院：说理的最后地方——刘燕文状告北京大学引发的思考“学位之争”走上法庭1996年初，北京大学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学校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博士学位。
刘得知后，曾经向学校多次询问，学校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刘向校长反映，得到的答复是“研究一下”，但此后再无下文。
刘曾经于1997年向法院起诉，未被受理。
无奈之下，刘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法院审理后认为，北大作出不批准授予刘博士学位的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是否批准授予刘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并责令北大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昆明一大大学生状告母校不发毕业证学校败诉云南省昆明一大大学生因毕业时学校不颁发毕业证而将学校告上法庭。
3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二审后，当庭判令学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向该大学生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
2001年，昆明某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彭某，因代本学院一大学生参加物理课程补考时被发现，学校对其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
经彭某申请，学校书面同意他“作为进修生继续学习，学业结束后，学校出具成绩证明”。
之后，彭某便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按规定每年注册，交纳学杂费并参加考试。
在2003年毕业前，彭某修完了所有课程，各科成绩均合格，并参加了实习和毕业设计。
然而，毕业时，彭某领到的却是离校通知书。
在辩护中，彭某认为，学校虽然对他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但学校并未真正办理退学手续；学校同意他继续留校学习，应该被视为是给处分大学生的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自己每学期按规定报到注册，说明自己的学籍仍然保留；自己完成了4年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格，学校应当发给毕业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彭某是明知学校处分后果的，为表示真心悔改，书面写下了申请书，主动要求学校将其作为旁听生对待。
第1页（共9页）何兵老师对“刘燕文诉北大学位案”的精彩辩护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司法正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性命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的见到的，而且也是原告以及每一个爱护被告声誉的人们所不愿的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第2页（共9页）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是一个个法律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就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明显地违法。
案例刘燕文系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综合考试；导师认为其博士毕业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并予以推荐；同行专家评议认为其论文也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可以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经过答辩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也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没有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决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决定，而发给结业证书。
由此引发讼案。
本案有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但在诉讼中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院校，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机构，而这些专家中只有一人属刘燕文所读学科，即只有这一人能够读懂刘燕文所写论文。
换言之，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决定是由一批“门外汉”作出的。
198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确定的学位授予体制是，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无疑，北京大学的做法是符合《学位条例》的规定的。
而刘燕文及其代理人认为，《学位条例》所规定的这一学位授予体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
那么，判断《学位条例》的规定是否合理的依据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于它的宪法。
因我国的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即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故虽然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法院最终不予以认定。
分析什么叫法治？有权利必须有救济，这才是法治。
如果只有权利而没有救济，那权利还是是权利吗？所谓的法治还是法治吗？没有权利就没有法，连法都没有，何谈法治呢？同样，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救济。
如果没有相应的宪法救济，那宪法权利还是宪法权利吗？连宪法权利都不存在，何谈宪法的存在呢？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第1篇一、案件背景南京彭宇案，又称“彭宇扶老案”，是一起发生在2006年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
该案因涉及道德、法律、舆论等多方面的争议，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典型案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在街头看到一位老人摔倒在地，出于善良的本能，他扶起了老人。
然而，老人却指责彭宇是导致其摔倒的肇事者，并要求彭宇赔偿医疗费用。
彭宇认为自己是好心帮忙，拒绝赔偿。
双方争执不下，老人遂将彭宇告上法庭。
二、案件争议南京彭宇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彭宇扶老的行为本身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但面对老人的指责，彭宇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引发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2. 责任认定：老人摔倒是否与彭宇有关，责任应该如何划分，成为案件的关键。
3. 举证责任：在侵权案件中，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老人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彭宇是肇事者，成为案件的关键。
4. 舆论压力：本案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舆论对彭宇的行为和判决结果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法院判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彭宇在事发时对老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判决彭宇赔偿老人医疗费用等共计45800元。
彭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彭宇的行为虽不属于侵权行为，但考虑到其过错，判决彭宇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老人医疗费用等共计13200元。
四、案件影响南京彭宇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引发了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思考：本案中，彭宇扶老的行为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但面对法律责任，法院仍然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这引发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思考，如何在维护道德的同时，确保法律的公正。
2. 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本案中，彭宇因扶老而面临诉讼，使公民更加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增强了法律意识。
3. 推动了侵权责任法的发展：本案的判决结果对侵权责任法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使我国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制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刘燕文案篇一：刘燕文案原告刘燕文系北京大学92级无线电电子系电子、离子与真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5年12月22日，刘燕文将其博士学位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研究》提交给学校，经过由学校组织对论文进行评阅和同行评议，认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1996年1月10日，刘燕文所在系论文答辩委员会召开论文答辩会，刘燕文以全票通过了答辩。
1996年1月19日，刘燕文所在系学位评定委员会12票赞成，1票反对，决定建议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
1996年1月24日，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召开第41次会议，应到委员21人，实到16人，同意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者6人，不同意者7人，3人弃权，结果未通过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
随后，由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规定“通过校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博士学位“是获得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条件之一，学校对刘燕文颁发了研究生结业证书。
由于评审过程保密，原告此后多次向北京大学询问，答复是无可奉告；向校长反映，答复是“研究一下”；向教委学位办反映，学位办称已责成北京大学答复，但一直杳无音讯。
1997年原告曾向法院起诉，但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未予受理。
1999年10月，刘燕文再次起诉，分别以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为被告，要求北京大学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和撤销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双方争议的焦点：一、诉讼时效问题：被告认为拒绝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是1996年1月24日做出的，到1999年10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受理。
而原告认为这期间一直在主张权利，所以时效不应起算。
二、行政主体资格：被告认为北京大学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
而学位委员会是北京大学的下属机构，更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三、受案范围:被告认为《行政诉讼法》第11条并未规定不颁发学位证书和学历的行为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也未规定当事人不服不予颁发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法院不应受理。
刘燕文答辩状（毕业证书）答辩人：刘燕文，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对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要求颁发博士毕业证书案件，海淀法院作出（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北京大学不服提出上诉。
现针对北京大学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一、一审法院受理答辩人的起诉于法有据。
上诉人提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以及其它法律没有规定不服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可以向法院起诉。
答辩人认为，这是对行政诉讼法的误解。
北京大学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属于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公法人，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的授权，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颁发学业证书的权力。
学业证书是国家规定的受教育经历和程度的法定凭证，是社会评价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依据，具有公共性。
北京大学进行学籍管理、颁发学业证书，不是平等主体间发生的私法上的法律行为，而是一种基于职权单方面作出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行为。
所以，北京大学颁发或者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依照《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答辩人作为受教育者享有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利。
这种权利涉及答辩人的身份和待遇等重大利益，属于人身权、财产权的一部分。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答辩人对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的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
此外，《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也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有权依法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受教育者不服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的案件，在我国已经有先例可循，并获得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住所地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陈佳洱，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不服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学位委员会）案，原告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校学位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1995年1月24日召开第41次会议，对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提交的建议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以6票赞成、10票反对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
在公开开庭审理中，本院根据有效的证据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刘燕文系北京大学92级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离子与真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年4月27日，刘燕文通过北京大学安排的笔试考试，并于当年5月10日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成绩为良。
之后，刘燕文进入博士论文答辩准备阶段。
1995年12月22日，刘燕文提出答辩申请，将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提交学校，由学校有关部门安排、聘请本学科专家对该论文进行评阅和同行评议。
其中,同行评议人认为论文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同意答辩；评阅人意见为“同意安排博士论文答辩”。
1996年北京大学论文学术评阅、同行评议汇总意见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许智宏，校长。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诉被告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一案，原告刘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其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北京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大学于1995年1月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毕业证书，向其颁发了研究生结业证书。
原告刘燕文诉称，其原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研究生。
1996年初，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并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的审查，但不知何故没有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学校向其颁发了结业证。
同时，原告认为，其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的重要刊物Nucl.Instr.and Meth.(现已被SCI和EI同时收录)上发表一篇论文，并已得到国外学者重视。
在一级学报——《中国激光》（此文已被国际工程索引EI收录）、《北京大学学报》（此文已被国际电子工程文摘EEA 收录）、《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上发表三篇论文。
以上四篇论文全部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且各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决无重复。
北京大学现在的新规定里才刚刚注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或接受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包括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案例：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 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a pos;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首先，第二次庭审之始，原告将诉讼请求由：1请求法院责令北大撤消其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责令北大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变更为：1请求法院责令撤消北大拒绝颁发其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判令北大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责令北大对刘燕文博士学位的授予予以重新审查。
这一问题略经辩论，被法庭认可。
综合两次开庭，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调查与辩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96年1月24日作出的，现在已经是99年11月，因此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辩称：自96年知道该行政行为后，多次找校方、法院寻求救济，直到99年10月校方才给予了一个"研究结果"，因此，适用民事诉讼法之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在诉讼时效之内。
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博士论文的审查应为程序性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经过了国务院教育部的授权，并且委员的组成、表决程序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合法的行政行为。
又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各院系分会的提议，有权否决，有权通过，也有权要求其重新审查，因此这种审查属于实质性审查。
原告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其人员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审查不可能是实质性审查，而应当是程序性审查。
由此，在答辩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通过对刘燕文博士论文的评定并且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要通过对其的程序性审查，就应当颁发刘燕文的博士学位。
3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包括其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和决定是否有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无记名投票等过程中都遵守了有关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
原告认为被告在拒绝给原告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之后，又拒绝给予原告申辩、申诉的机会，也未充分地告知原告拒绝给其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理由，该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对于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学位条例》的有关规定，学位的授予必须经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过半数同意，而原告刘燕文的博士论文未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半数通过：在16位投票委员中，只有6票赞成，未达到半数，因此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是于法有据的。
原告认为，批准的决定与不批准的决定都应当以过半数的票数通过才属有效。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对刘燕文论文的反对票只有7票，远未达到全体成员（21位委员）的半数，甚至没有达到出席人员（16位）的半数，因此不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
故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法无据。
4颁发毕业证书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是否关联？被告辩称根据北大的有关规定，只有在博士论文获得通过的情况下，始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也即"二者是同时的"。
原告的博士论文未获通过，所以不予颁发毕业证书。
原告认为，北京大学的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对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的具体规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其违反了法律和规章，法院不应适用。
最后，第二次开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听审和简短的休庭评议，法院当庭做出最终结论：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北大一直未书面通知原告最终决议，对于原告的申诉，也一直未将结果通知原告，"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反映其要求，并等待被告的回音，故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对于博士毕业证问题，按照国家教委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刘燕文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已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北大应发给其毕业证书。
对于博士学位问题，北大学位评定会委员当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赞成票与反对票均未过半数，故学位委员会未形成有效决议。
"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
"法院判决：1、责令北大在两个月内颁发给原告博士毕业证书；2、责令北大在三个月内对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予以重新审查；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相关分析评述：姜明安老师对本案的评述：这个案子我没有去听审，也没有看过案卷材料，但原告和被告律师都打电话给我介绍过情况。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很多，我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谈点看法：一、学生能不能到法院告学校？如果能告，对学校的哪些行为能告，能在哪种诉讼形式下告？法院应否受理刘燕文的起诉？学生能不能告学校，关键在于学生和学校的争议是否具有能为人民法院裁判和受人民法院主管的性质。
学生和学校之间可能发生的争议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民事争议，学生和学校同为平等的法律主体，争议通常因财产利益或其他民事侵权行为而发生。
对此种争议，学生和学校均可以以对方为被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学生和学校之间可能发生的第二种争议是行政争议，学校和学生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学校是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权，学生是行政相对人，受校方行政行为的拘束。
行政争议因学生对学校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不服而发生。
对此种争议，学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学校不可对学生提起行政诉讼）。
学校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第三种争议是有关学术性或内部管理性的争议，这类争议是因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或学生对校方教学安排或校纪处分等有异议而发生。
对这类争议，一般只能通过学校内部程序解决，而不能诉诸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具体到刘燕文这个案子，究竟属于上述争议中哪一类争议，人民法院应否受理？我认为，刘燕文与北大关于毕业证、学位证颁发的争议为行政争议，属于司法主管的范围。
当然，属于司法主管的范围并不意味着法院必须受理。
一个具体行政案件，法院要予受理尚须符合下述条件：第一，该案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二，起诉人具有原告资格；第三，被告适格；第四，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条件，行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有八种，分别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涉及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涉及许可证照的行为、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为、发放抚恤金的行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涉及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
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与其人身权、财产权有一定关系，因为涉及其身份和待遇，因此可以认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此外，《教育法》第42条也规定学生有对学校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条件，刘燕文有没有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主要有两个要件，一是起诉人必须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是行政主体。
比如，在本案中，北京大学在行政诉讼中就不能做原告，二是起诉人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比如，我和在坐的各位在该案中就不具有原告资格。
此外，原告资格还可依法转移，比如，在直接利害关系人死亡后，其原告资格可以转移给近亲属。
就该案而言，刘燕文的原告资格没有问题。
关于第三个条件，北大是不是适格的被告。
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首先必须是行政主体，那么，北大是不是行政主体呢？所谓行政主体，是指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由其本身承担行为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北大肯定不是行政机关，但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授予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九项权利，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这里的权利有些具有权力（行政权）的性质，例如，第三项的招生权，第四项的学籍管理和处分权（主要指其中的开除学籍权），第五项的授予学业证书（包括毕业证和学位证）权等即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
因此，北大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可以认为是法律授权的组织，可视为行政主体。
关于第四个条件，起诉时效问题，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时效有四种，第一种是一般时效，为3个月；第二种是经过行政复议的时效，为15天；第三种是救济性时效，为15个月，即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告知相对人诉权，使之耽误了起诉的，相对人可以在逾期1年内起诉（1年加上一般时效3个月即为15个月）；第四种是特殊时效，法律没有明确期限规定，指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可请求法院延长期限，是否允许和允许延长多久，由法院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