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许智宏，校长。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诉被告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一案，原告刘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其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北京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大学于1995年1月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毕业证书，向其颁发了研究生结业证书。

原告刘燕文诉称，其原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研究生。

1996年初，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并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的审查，但不知何故没有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学校向其颁发了结业证。

同时，原告认为，其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的重要刊物Nucl.Instr.and Meth.(现已被SCI和EI同时收录)上发表一篇论文，并已得到国外学者重视。

在一级学报——《中国激光》（此文已被国际工程索引EI收录）、《北京大学学报》（此文已被国际电子工程文摘EEA 收录）、《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上发表三篇论文。

以上四篇论文全部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且各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决无重复。

北京大学现在的新规定里才刚刚注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或接受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包括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新闻背景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北大认为赞成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

3年多来，刘一直多方反映，未果。

1999年9月24日刘燕文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北大推上被告席。

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于最后一次开庭中当庭宣判北大败诉：撤销北大不授予刘博士学位的决定，责令北大重新审查并作决定，责令北大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

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

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

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

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

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湛中乐【学科分类】行政诉讼法【出处】《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法制学位制度教育救济【写作年份】2000年【正文】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99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北京大学的做法不符合规章规定1 学生在学校的权利是由法律保护的2 法院只有合法性审查的权利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被告在对学生作出有关性命攸关的决定时，如果拒绝给予学生一个正当的程序，将有损学生的利益。

本案争辩的问题不仅是学校作出的决定内容，更是决定的过程。

刘燕文向学校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其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向学校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

如果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通过庭审，其认为学校对刘燕文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本身明显地违法，应当撤销。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它声称了或者说在原告律师的代理词里试图影响法官，法官意识到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

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象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

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

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

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

谈刘燕文案一审判决杨支柱上传时间:2002-3-12立法应当被解释为合理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一案，海淀法院作出两个判决，一个判决责令被告发给刘燕文毕业证，另一个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不授予原告博士学位的决定。

这个撤销判决，是很有意义的。

它一方面表明学校应当受到司法监督，另一方面表明法院没有代替学校作出授予或不授予学位的决定的权力。

法院只是法律领域的专家，并不是科学、技术或其他领域的专家，它不是万能的。

这一判决还认定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学位申请人的申辩，在作出决定后应当及时向学位申请人送达或宣布，从而确立了学位委员会工作的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这一判决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一语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不是出席会议者的半数，而是学位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半数。

但是由于本案中被告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仅仅是依据21位委员中的7票反对、3票弃权、6票赞成作出的（5位委员缺席），法院据此即足以作撤销被告决定的判决，从而回避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校学位委员会有无对学位论文作出实质审查的权力？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来自不同的学科，虽然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专家，但是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甚至学科，他们跟粗通文墨的小学教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如果这些委员们是诚实的、负责任的，那么对于每一篇学位论文来说，很可能只有一位委员具有审查论文所需的专业知识，对于博士论文则可能连一位真正适格的委员都没有。

之所以有三位委员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投弃权票，原因正在于此。

搞不懂，就弃权；随着这种诚实、负责的投票行为普遍起来，由外行决定是否授予学位的制度即使是合法的，也必然逐渐自行废止。

我完全赞同不应当由外行来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但是适用法律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如何修改现行法律的问题，而是如何解释现行法律的问题。

依据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校学位委员会的权力是否包括实质审查权是不明确的。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不明确就应当解释为包括这项权力。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

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了司法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姓名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的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隘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在法律上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木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争议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本身明显地违法。

我方代理人何海波刚才已较为完整地发表了我们的共同观点，本代理人现作补充如下：一、被告行为的违法性首先，被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形成的决定，未达到法定的票数要求，其决定无效。

案例：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 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a pos;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XX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1]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2]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 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中必须履行的程序原则。

也需，北京大学会争辩说，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确实，如果把法律仅仅理解为立法机关制定并记载于纸上的条文，我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条文”专门就此作出明确规定。

是否给刘燕文申辩的机会、是否在作出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中说明理由、是否用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属于程序上的自由裁量。

尽管没有一条法律条文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法律的正当程序要求这样做！被告北京大学没有履行这些程序原则，其所作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不具有合法性！我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行政行为“滥用职权”即构成违法。

如果对54条作一整体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滥用职权是指滥用行政裁量的权力，包括滥用程序上的裁量权。

被告北京大学对正当程序原则的严重违背，已经构成滥用职权。

应当指出的是，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而已被司法实践所确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海淀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的判决。

在那个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因田永考试作弊对其作退学处理。

海淀法院判决认为该退学处理决定不合法。

在判决理由阐述中，海淀法院称：“……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而被告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同本案情形相似的是，在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是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海淀法院的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作为典型案例公布。

该案作为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决的先声，对今后地方各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在田永案件事隔不久，非常相似的案件――两者都涉及高等教育制度，都属于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不利处分――又提交到了法官们的面前；巧合的是，由相同的法院、甚至基本相同的合议庭成员来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