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活动吗？“5·12”汶川地震后，上市公司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为我们探析公司采取慈善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提供良好的自然实验环境。
本研究通过收集地震后上市公司慈善捐款以及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联促进公司慈善行为，表现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且捐款水平更高；而当公司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较低或者公司运行地区的外部法制环境更加完善时，政治关联促进公司参与慈善捐款和提高捐款水平的作用均减弱。
研究结果表明在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提高控制公司与政府间关系资源的能力驱动高管采用公司慈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且高管也会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捐赠公司资产。
本研究结论对于评价政治关联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关系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政治关联法制环境慈善捐款公司慈善性的灾难反应一、引言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所在公司是否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款活动，并且捐款水平更高？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动机是对政治关联这类关系资源的投资，还是高管追求私人收益的手段？本文旨在分析以上基本问题。
最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数次严重的自然灾难，如2004年12月发生在南亚地区的海啸，2005年8月发生在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2008年5月发生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的特大地震。
一般而言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NGOs ）和政府间组织（IGOs ）担负应对灾难的责任，然而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其中，通过捐款捐物的方式协助政府应对危机（Fritz,2005;Muller and Whiteman,2008）。
公司慈善行为（philanthropy ）的定义是“企业以自愿非互惠的方式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或者物资给政府或者相关机构”（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1993）。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影响公司的慈善行为的因素过于繁杂，而无法厘清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以及影响因素。
而地震作为突发事件，使得地震后公司采取的慈善行为均是针对这一自然灾难（外在刺激）的反应，从而可以有效屏蔽掉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为我们研究公司慈善行为创造良好的（pure ）自然实验环境。
从我们收集的数据来看，各公司在灾难发生后所采取的慈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如王老吉公司捐款1亿元，促使产品一度脱销；而万科集团却对地震捐款反应冷淡（黄敏学等，2008）。
山立威等（2008）的研究还发现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捐款积极性没有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高，捐赠水平也较低，但是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
那么，什么样的公司会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向政府提供慈善捐款？Ma 和Parish （2006）指出在中国慈善捐款是高管建立和维持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手段。
有关“公司—政府”关联的*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902066）；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项目（编号：20090201120038）；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启动项目（编号：R0276），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管理振兴项目以及“西安交通大学校内基金项目”（编号：08140005）资助。
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贾明张吉吉99--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对于公司而言也是有价值的无形资产（相关研究包括Fisman（2001）；Bertrand等（2004）；Faccio等（2006）；Faccio（2007））。
那么，维护与政府间关系的需要是否会推动公司采取慈善捐款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或者这种慈善行为仅仅是高管为了追求个人的政治影响，如建立政府联系，获取私人收益的手段？已有关于公司慈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行为与赋税、公司收入和市场特征间的关联性方面（Brown et al.,2006），而未能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研究以汶川地震为背景，基于以Pfeffer和Salancik（1978）为代表的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并结合代理成本理论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
Pfeffer和Salancik（1978）认为关系到公司持续发展的资源往往并不为公司所拥有，公司需要采取受到最小约束的措施来提高对外部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
由于政府能够为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提供如较低的税率和债务融资等好处（Faccio et al., 2006;Fan,Wong and Zhang,2007），故而政治关联对于公司而言是关键资源而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培养。
为了提升政府对公司的信任，维护公司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提高公司对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在面临自然灾害政府救灾遇到困难的时候，公司便会为政府提供帮助和支持，参与慈善捐款。
区别于“战略性慈善”的观点，代理成本理论认为高管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推动公司慈善捐款，这损害投资者利益。
从这一角度出发，慈善捐款不必然提高公司绩效，甚至由于慈善捐款成为高管享受在职消费的一种方式，而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虽然以上两种解释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第一种视角下，公司为了提高对政治关联这类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而参与慈善捐款，并预期慈善捐款给公司绩效带来正面的影响。
在第二种视角下，公司慈善捐款表现为代理成本而降低绩效。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本研究从政治关联、董事会规模、控制性股东与投资者间利益冲突以及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这几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的情况下，将资源依赖理论与代理成本理论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特征。
具体而言，如果高管具有政治关联，那么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可能性和捐款水平均较高；并且当政治关联价值损失风险较高时，例如上市公司被非政府机构控制、上市时间很长，或者公司运行地区的法制水平很低时，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动力也更强，捐款水平也更高。
研究结果还表明公司慈善行为与代理成本变量间也存在显著的关系，如当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金字塔股权结构下控制性股东持有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可能性和捐款水平均越高。
总之，本研究认为在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维护与政府间关系的需要推动公司采用慈善捐款的方式对自然灾难做出反应，并且高管也会为了获得私人收益而捐赠公司资产。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讨论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价值，并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一）公司慈善行为的动因1.降低获得和失去关键资源的风险是公司慈善行为的重要动机。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配置和使用关系到公司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常常并不受企业自身所控制，而是由一些利益相关者来决定，这使得企业在控制这些资源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Pfeffer and Salancik,1978；Frooman,1999）。
而当政府掌握着公司关键资源的配置权力的时候，公司为了降低获取资源过程中的风险而积极参与慈善活动（Haley,1991；Berman et al.,1999；Berman et al., 2005）。
例如，通过参与慈善活动，在政府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支持，从而使得政府（官员）对公司产生好感，这种正向的互惠行为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Neiheisel,1994；Ma and Parish,2006）。
正是由于慈善行为可以提高公司的公众形象，能够激励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其中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潜在的雇员、客户、供应商、股东等，与这样的公司保持关系，为公司提供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Frooman,1999；Dutton et al.,1994；Backhaus et al.,2002），驱动公司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款。
例如，有研究发现公司为了提高品牌认知度，而加大慈善投入，Boatsman和Gupta（1996）；Petrovits（2006）及Schwartz（1968）等人研究发现广告投入和慈善捐100 --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也会采取慈善行为，Navarro（1988）研究发现员工成本和销售成本的比值与公司捐款水平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为了降低失去所控制资源的风险也会采取慈善行为（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3；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4）。
例如，公司很难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Griffin,2004）。
公司的产品可能被报告含有某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成分，例如2008年9月曝光的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
当这些意外事件发生时，公司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然而，公司在慈善活动方面的投入能够帮助公司维持信誉以弥补或者改善意外事件对公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许多知名企业如蒙牛、伊利都卷入其中并遭受很严重的损失，而蒙牛则依靠其前期所树立的良好社会形象以及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缓慢恢复。
所以，慈善行为所产生的道德资本能够保护公司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从而降低企业失去关键资源的风险（Fombrun et al.,2000）。
因此，为了降低公司控制这些重要资源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公司就有积极的动力采取慈善行为。
2.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是公司慈善的另外一种动机。
一方面，Boatsman和Gupta（1996），Galask-iewicz（1997），Helland和Smith（2003）研究指出经理和董事会对企业慈善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一方面，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慈善捐款能够为管理者提供非货币化的私人收益。
高管可能为了满足董事会的某种特殊需要或者个人偏好，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捐赠公司资产（Bernard, 1997）。
捐赠行为使得经理和董事可以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个人需求，并且公司慈善行为能够提升高管的社会声誉并为他们提供其他形式的好处如参与慈善活动的机会（例如参加中央电视台在“5·12”地震后所举办的慈善募捐节目）。
代理人的这一动机使得公司参与慈善捐款的同时却给股东带来了机会损失（Brown et al.,2006）。
这种情况下，除非捐款成本能够被其所带来的好处所补偿，否则公司花费在慈善活动上的开支就表现为一种代理成本。
（二）政治关联相关研究考察了不同国家中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的作用，如Fisman（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Johnson和Mitton（2003）对马来西亚的研究，Fergu-son和Voth（2008）；Niessen和Ruenzi（2007）对德国的研究以及Agrawal和Knoeber（2001）对美国的研究，均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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